近代早期的乌克兰

你们夸耀说，曾经我们扳倒了波兰。
但当波兰陨落时，你们也被打败了。
父亲们的血亲分散到莫斯科和华沙，
给子孙遗留下他们的枷锁和名望！
——塔拉斯·舍甫琴科
《致死者、生者和未出生的人……》
（Viunyshcha，1845）


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通过将东斯拉夫的土地从立陶宛转到波兰，定义了什么是近代早期的乌克兰。14世纪立陶宛取得了大部分基辅罗斯的土地，基辅城在1363年归入立陶宛的统治。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大帝）于1349年占领加利西亚和利沃夫。大约200年来，包括现在我们称作乌克兰的土地在内的基辅罗斯的大部分遗产，都被立陶宛和波兰一分为二。[1] 

1569年之前，立陶宛拥有旧基辅公国最大的一部分，但是波兰的加利西亚（罗斯的领地）是这些领土中最发达和繁华的地区。因此，1569年卢布林联合是对旧罗斯的再次瓜分，波兰从中获益更多。立陶宛取得了更北面的斯拉夫领土，也就是今天的白俄罗斯。立陶宛向波兰割让了更南面的领土，即布拉茨拉夫（Bratslav）、基辅和沃伦（Volyn）地区，其中大部分属于今天的乌克兰。经过两个世纪，罗斯信仰东正教的贵族认为他们是立陶宛人，现在却被划到了波兰王国境内。布拉茨拉夫、基辅和沃伦被并入波兰王国的加利西亚领土，这里的主要宗教是东正教，本地方言是鲁塞尼亚语，礼拜语言是教会斯拉夫语，书写字母是西里尔字母。古罗斯的首都基辅城突然成了波兰的一部分。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联合是渐进的、经过协商的，但乌克兰并入波兰却是由一纸公文突然决定的。立陶宛境内罗马天主教的传播起源于1386年当时的统治者接受洗礼，在1569年立陶宛与波兰联合前罗马天主教已经缓慢传播了近两个世纪。另一方面，乌克兰这片东正教土地在宗教改革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突然陷入与西方基督教的全面接触中。宗教改革标志着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之间力量平衡的改变。在中世纪，罗斯的东正教教士向维尔纽斯和立陶宛输出东斯拉夫的语言与文化。当波兰高雅文化逐渐主导维尔纽斯，立陶宛将乌克兰授予波兰，同时西方基督教成为宗教改革的对象时，局面发生了翻转。作为中世纪立陶宛的高雅文化发源地，乌克兰成了近代早期波兰播撒文明引导开化的目标。乌克兰给中世纪的立陶宛带来了基督教和文字；乌克兰从近代早期波兰那里收获了改革后的基督教和印刷书本。通过这些方式，1569年的改变随着立陶宛的发展继续下去，标志着中世纪罗斯的终结以及近代早期乌克兰的开始——后者作为东斯拉夫领土的一部分被并入波兰。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称维尔纽斯是“最辉煌的城市”，其笔下的乌克兰开始受到华沙的影响。

正如中世纪的罗斯历史起始于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 Duke Volo-dymyr）于988年接受东正教洗礼，近代早期乌克兰的历史起始于乌克兰贵族于1569年皈依西方基督教。在16世纪的波兰，先是清教徒，之后是天主教徒，逐渐接受了文艺复兴中涌现的印刷文字、方言和论辩术。1569年后，这些知识的火花传入乌克兰，而主要的引导者就是耶稣会教士。在黑暗的天空下，这些火花尤其壮观。正当宗教改革将波兰的宗教论争推向高潮时，乌克兰的东正教经历了长期的知识衰退。它的局限在于语言本身，而这种语言是为在斯拉夫人中传播基督教东方教派而生的。传教士西里尔/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卓越创造——古教会斯拉夫语，使得基督教福音得以在东部和南部的斯拉夫土地上流传。古教会斯拉夫语尽管很好地执行了中世纪的目的，即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却无法应对近代早期的宗教改革挑战。它无法与古典模式建立关联。几个世纪过去了，它甚至无法为东正教教士之间的交流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或者是教士与教众之间的交流，在这样的想法产生之后。形形色色的斯拉夫语言出现了（或者说产生不同分支），教会斯拉夫语既丧失了它与方言天然的相似性，又失去了一种普世吸引力。到近代早期为止，教会斯拉夫语衰退为一种地方宗教语言，然而它既不能被用作当地人的谈话语言，也不能成为东正教教士之间的交流语言。[2]
16世纪，在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语言面前，东正教教会的粗陋语言相形见绌。[3] 

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最初试图在乌克兰的学校和出版物中使用教会斯拉夫语，之后他们意识到自己只能用波兰语表达想说的话。和其他语言不同，波兰语曾是一门发展中的语言，也是一门文化语言，适合宣传与劝服他人改变信仰。教士们在乌克兰使用波兰语不是由于民族偏见，而是为了在争夺灵魂的战争中选择适合的“武器”。教会斯拉夫语的支持者对此表示责难。沃里尼亚最伟大的君主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赞助出版了第一部教会斯拉夫语版本的完整圣经。帕姆翁·别伦达（Pamvo Berynda）出版了一部教会斯拉夫语词典。[4] 

彼得罗·莫希拉（Petro Mohyla）建立了一所东正教学院，这所学院是基辅学院（Kyiv Academy）的前身。这所学院的教学语言是教会斯拉夫语，尽管所有的课本都是拉丁语的，而学生在写作时用的是波兰语。由于乌克兰教士被强制学习其他语种以及古典修辞学和论辩术，他们成了出色的教会斯拉夫语文本的翻译者，这使得他们在莫斯科更有用武之地。尽管如此，他们也发现波兰语最适合他们传教的需求。1605年后，东正教教士写作的大部分论辩小册子都是波兰语的（虽然小册子的标题、笔名和辱骂的词语常常来自拜占庭）；1620年后，东正教教士经常用波兰语签名；到了1640年后，乌克兰的大多数官方文件都是用波兰语写的。莫希拉于1647年去世，他的遗嘱也是用波兰语写的。[5]

当地东正教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回应是计划与罗马教会联合起来。1054年后，对罗马教会来说，终结东方分裂教派是最重要的任务；天主教会没有完整的解决办法，因此他们与其他教派在当地结成联盟。1569年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政治状况允许这类地方联盟的出现。莫斯科和基辅的基督教大主教教区在1458年分道扬镳，后者完全处于波兰-立陶宛王国境内。1569年新的领土边界确认后，大多数东正教的土地被归到波兰，而不是立陶宛。波兰耶稣会教士，比如彼得·斯卡加，他们支持与东正教的联盟；安东尼奥·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等罗马教皇特使向罗马教廷解释区域性联盟的可能性；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基于安全和宗教理由对此大为倡导。但是，教派联盟不是罗马或华沙的本愿。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盟（Brest Union）起自东正教中心区域，当地主教们希望能保留他们的教堂。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普世牧首区（The Orthodox Patriarchy of Constantinople）[6] 

因明显依赖奥斯曼帝国的力量而名声败坏，而新的莫斯科牧首是以可疑的形式任命的。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和东正教会最高权威杰里迈亚二世（Jeremiah II）被奥斯曼人和莫斯科人监禁。由于被迫将莫斯科大主教升为牧首，杰里迈亚不得不在1588—1589年滞留在波兰的乌克兰土地上。杰里迈亚在布列斯特召集一年一度的宗教会议，这为1596年波兰-立陶宛王国境内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发布联合声明做了准备。[7]

反对者把布列斯特联盟看作消灭王国境内的东正教会的企图，事实上正是如此。毕竟，提出建立联盟的东正教主教相信他们能够加入天主教会，在保持东方教派的同时还能与更庞大的天主教派取得同等地位。梵蒂冈把联盟视作通过区域协调以终结分裂教派这一行动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声称他一定要保护的“希腊信仰”是东仪天主教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东仪天主教会是东正教会在王国境内完整合法的继承者。联盟的政治运作迫使新教徒（新教和人数更多的天主教会相比是更小的教派）和东正教徒（他们的教堂不被允许在王国内继续存在）合作。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的危机中，新教徒出于教义和仪式的原因以及政治存亡的诉求，开始赞同东正教徒。布列斯特联盟最大的反对者是沃里尼亚君主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他赞助出版了斯拉夫语的圣经。借鉴来自新教徒的理论依据（比如说教皇是反基督者），奥斯特罗日斯基利用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制度反对联盟。[8]

奥斯特罗日斯基动员了一些来自基辅和沃伦的贵族在当地议会中反对布列斯特。宗教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一部分乌克兰贵族带进了政治领域。对信仰东正教的市民来说，布列斯特联盟意味着波兰移民对他们社会地位的威胁。在这里宗教象征着保守主义。在教区内，东仪天主教会没能联合起东正教神职人员，也没能提升东方教派的地位，如此本可以使乌克兰大部分上层人士满足。[10] 

联盟引起的争议促使某种政治语汇诞生。几个世纪来，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的命名“罗斯”一直存在政治含义；如今，原本不明确的军事用语“乌克兰”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意涵，意味着波兰境内东正教徒的家园。[11]

 1569年卢布林联合分隔了乌克兰的东斯拉夫人与他们在立陶宛大公国北部的同胞；1596年布列斯特联盟则为这一新的领土划分提供了重新思考其政治含义的语境。布列斯特联盟没有在王国境内创造出一个可以同化东方教派的单一教会，反而带来了一个令人疑惑的处境，即乌克兰的所有天主教会因此面临政治难题。最意味深长的是改革者和农民之间存在的鸿沟，对农民来说，宗教改革和联盟的动机是完全令人费解的。

-《民族的重建
——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第六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