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龍應台：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原載於1984年11月20日《中國時報》。
背景說明：
1.1984年的《中國時報》和現在的《中國時報》不是同一個老闆，現在的《中國時報》，老闆和中共很親。
2.1984年，台灣還在戒嚴時期。
3.我是發在人文政史，不是時事，這是1984年的文章。)
***********************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報告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教這些生意人怎麼吃飯？」
我覺得很嘔心，但我生氣的對象倒不是這位人士，而是台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
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的跟朋有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隨時可見的生活常態。
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厚的油垢，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裡，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寧。
你為什麼不生氣？你為什麼不跟他說「滾蛋」？ 哎呀！不敢呀！這些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麼為什麼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國家裡，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扠腰，很憤怒的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為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為止。可是你什麼都不做；畏縮的把門窗關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的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裡倒；廁所的排洩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漲，污穢氣直逼到呼吸裡來。
愛河的人，你又為什麼不生氣？ 你為什麼沒有勇氣對那丟汽水瓶的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經佈滿癌細胞的魚），想著今晚的魚湯，假裝沒看見那幾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為什麼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
西方人來台灣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台灣本地出產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 這是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國人的命這麼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團體。現在卻又有「佔著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為不知道什麼人做說客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有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麼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裡做「沉默的大多數」？你以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為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團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為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者！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僕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大聲說。
背景說明：
1.1984年的《中國時報》和現在的《中國時報》不是同一個老闆，現在的《中國時報》，老闆和中共很親。
2.1984年，台灣還在戒嚴時期。
3.我是發在人文政史，不是時事，這是1984年的文章。)
***********************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報告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教這些生意人怎麼吃飯？」
我覺得很嘔心，但我生氣的對象倒不是這位人士，而是台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
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的跟朋有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隨時可見的生活常態。
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厚的油垢，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裡，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寧。
你為什麼不生氣？你為什麼不跟他說「滾蛋」？ 哎呀！不敢呀！這些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麼為什麼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國家裡，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扠腰，很憤怒的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為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為止。可是你什麼都不做；畏縮的把門窗關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的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裡倒；廁所的排洩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漲，污穢氣直逼到呼吸裡來。
愛河的人，你又為什麼不生氣？ 你為什麼沒有勇氣對那丟汽水瓶的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經佈滿癌細胞的魚），想著今晚的魚湯，假裝沒看見那幾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為什麼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
西方人來台灣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台灣本地出產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 這是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國人的命這麼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團體。現在卻又有「佔著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為不知道什麼人做說客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有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麼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裡做「沉默的大多數」？你以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為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團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為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者！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僕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大聲說。
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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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搞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一点起色没有？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446040
所有国家的海外民运都不怎么样。
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冷战期间都有大批海外民运力量，也是天天搞媒体，在美国国会演讲，宣传共产主义极权的危害，要求美国赶快出兵灭了他们祖国的独裁者。
最后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只是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当苏联崩溃的时候，他们祖国的人民自己站起来推翻了共产党。
中国也一样，中国早晚有一天也会崩溃解体，到时候人民自然会起来搞民主宪政或者资本主义独裁（帝制和共产党都试过了，肯定不会倒退回去的）。
而这些海外民运若是想发挥能力，只能等到时候回国，再看看有没有机会。
不过若是民主制度，他们更没有机会，因为他们长期旅居海外，对当地了解较差，加上有跑路捡便宜的嫌疑，使得几乎不太可能获得民众信任，而在选举中获胜。
反过来，倒是资本主义军事独裁，也就是张献忠化，海外民运人士反而有可能走上人生巅峰。因为他们还有可能因为海外多年，知识和眼界比本地人更强而被独裁者相中，当一个幕僚。
当然这种人大部分会因为无法和独裁者友好相处而被杀，很难获得善终就是了。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这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人一直在生气，而这股怒火永远是向着
比他们弱小的人和比他们文明的人。
当美日”辱华“的时候，你会看到如战狼般愤怒的中国人，
当面对比自己更弱势的群体，如女性，儿童，农民工时，
他们比一般的西方社会更加频繁的展示其怒火。
而唯独遇到不讲理的强权时，
这些人比谁都顺从而乖巧，就如同犯了错的孩子一样，
低着头不敢说话，观望着”家长“的脸色，所有的感情只剩下了恐惧。
这时候你才要反问，
中国人你们平时的火气那里去了，
这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人一直在生气，而这股怒火永远是向着
比他们弱小的人和比他们文明的人。
当美日”辱华“的时候，你会看到如战狼般愤怒的中国人，
当面对比自己更弱势的群体，如女性，儿童，农民工时，
他们比一般的西方社会更加频繁的展示其怒火。
而唯独遇到不讲理的强权时，
这些人比谁都顺从而乖巧，就如同犯了错的孩子一样，
低着头不敢说话，观望着”家长“的脸色，所有的感情只剩下了恐惧。
这时候你才要反问，
中国人你们平时的火气那里去了，
回應與挑戰
中國人 當然不生氣
羅肇錦
(1949.7.1~ 語言學家，客家人)
一個人的人格成長，受家庭影響最大，而家庭的觀念又被社會上的風習和制度所支配。這裡僅從家庭與個人這個關係面來看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
中國人常說「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也認為中國是一個以「家」為中心的家族社會，所以家族的觀念左右着個人的行為，家族長輩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個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標。
如此一代傳一代。反覆實施，才造就今天這種「不會生氣」的性格。這種性格相襲傳衍太久遠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無自覺，只知接受而沒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卻說不出「為何做」的道理。當然對他所做所為更無所謂生氣或不生氣了。所以中國人是「不會生氣」的民族。
譬如：家裡希望我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光耀門楣，是為我好，我為什麼要生氣？家裡告訴我出外壞人多，不可輕易相信別人的話，是擔心我上當；我為什麼要生氣！
家裡叮吟我不可隨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禍上身，是怕我吃虧，我為什麼要生氣？家裡教導我不可亂說話，「小孩子有耳無嘴」才不會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設想，我更不會因此生氣。
於是，我現在努力讀書，將來努力賺錢，大家都會說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歡打抱不平，整天社會國家的人，雖然急公好義，到頭來不是被排擠就是被看成異端，不得善終。
日常生活里，每一個聰明人都是快快樂樂出門，不亂聽言論，不亂說意見，不亂幫助陌生人，然後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鳥才會去救人之難，去談論批評，去惹是非，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大家如此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記得幼年時上街，許多長輩們鼓勵孩子插隊買票，上車搶座位（有人說這是逃難心理），結果孩子身手矯捷不落人後，贏來不少讚賞，儼然自己就是國家未來主人翁一般。這種可以驕其父母的行為，身為一個中國人看來怎麼會生氣呢？
長大後占人便宜說是為了家計，插隊上車是為了早點趕回家照顧子女，虧空公款是為了彌補家庭拮据，遇到困難，找有力人士關說，也是為了這個家。這個想法早年管仲對鮑叔就曾說過，我只能借大家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我努力打拼賺錢，勞累委屈，為的還不是這個家。」聽來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誰曰不宜，誰會生氣。
「為了家」是個很管用的口實、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會令人生氣，因為顧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見死不救，如何為了賺錢而貪贓枉法，瞞上欺下。而顧家的媽媽必定是好媽媽，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歡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濟私、挑撥離間，只要她的行為是以「為了家」做出發，那麼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諒了。
研究中國人性格的社會學者，大都認為人口過剩，災害頻仍及社會貧窮是養成中國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灣老一輩人的生活背景來看，這種說法的確有其道理。大陸來台的長輩，在幼青年時大多在戰亂、飢餓、流離、逃難中長大，在台的老一輩也是戰亂、飢餓中掙扎出來的，所以他們常以自己的經驗向子女諄諄告誡，希望子女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讀書賺錢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只緊握那一份自己謀生的資源，死也不肯放鬆。
他們從戰亂饑荒中取得的經驗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越大。」因為在戰亂或荒年裡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糧食去幫助別一家，這慷慨的一家就要減少他們自己生存的價會，要是太慷慨，生存機會便相對減少，甚而不免餓死。所謂物競天擇，在戰亂荒年裡，有慷慨性格肯於幫助別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專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選擇，這種畸形的自我選擇與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
經過割據、抗日等飢餓災荒而死裡逃生的人。對生命當然特別的珍惜、所以他們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資源——知識和錢財（他們認為知識可以取得高社會地位，代表一份優異的生存機會；錢財可以買通一切急難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
所以由小到大都為這個生存資源鑽營不休，至於社會的公義，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對待它。
如此一來，整個社會風氣都從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貪贓任法的心理去面對公眾，三方面以守舊苟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
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無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
倒是要他們拋棄狹隘的、自利的、「為了家」的自私心態去過合理的現代社會生活，他們會很生氣。或者要他們改正以前那種逃難的、饑荒的、自顧不暇的窮人自私心態去過現代生活，他們會很生氣。
中國人，已經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經地義，那麼見到別人自私自利，怎麼還會生氣；身為中國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麼還會生氣。
這下你應當知道，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了吧？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 人間》)
中國人 當然不生氣
羅肇錦
(1949.7.1~ 語言學家，客家人)
一個人的人格成長，受家庭影響最大，而家庭的觀念又被社會上的風習和制度所支配。這裡僅從家庭與個人這個關係面來看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
中國人常說「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也認為中國是一個以「家」為中心的家族社會，所以家族的觀念左右着個人的行為，家族長輩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個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標。
如此一代傳一代。反覆實施，才造就今天這種「不會生氣」的性格。這種性格相襲傳衍太久遠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無自覺，只知接受而沒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卻說不出「為何做」的道理。當然對他所做所為更無所謂生氣或不生氣了。所以中國人是「不會生氣」的民族。
譬如：家裡希望我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光耀門楣，是為我好，我為什麼要生氣？家裡告訴我出外壞人多，不可輕易相信別人的話，是擔心我上當；我為什麼要生氣！
家裡叮吟我不可隨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禍上身，是怕我吃虧，我為什麼要生氣？家裡教導我不可亂說話，「小孩子有耳無嘴」才不會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設想，我更不會因此生氣。
於是，我現在努力讀書，將來努力賺錢，大家都會說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歡打抱不平，整天社會國家的人，雖然急公好義，到頭來不是被排擠就是被看成異端，不得善終。
日常生活里，每一個聰明人都是快快樂樂出門，不亂聽言論，不亂說意見，不亂幫助陌生人，然後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鳥才會去救人之難，去談論批評，去惹是非，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大家如此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記得幼年時上街，許多長輩們鼓勵孩子插隊買票，上車搶座位（有人說這是逃難心理），結果孩子身手矯捷不落人後，贏來不少讚賞，儼然自己就是國家未來主人翁一般。這種可以驕其父母的行為，身為一個中國人看來怎麼會生氣呢？
長大後占人便宜說是為了家計，插隊上車是為了早點趕回家照顧子女，虧空公款是為了彌補家庭拮据，遇到困難，找有力人士關說，也是為了這個家。這個想法早年管仲對鮑叔就曾說過，我只能借大家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我努力打拼賺錢，勞累委屈，為的還不是這個家。」聽來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誰曰不宜，誰會生氣。
「為了家」是個很管用的口實、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會令人生氣，因為顧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見死不救，如何為了賺錢而貪贓枉法，瞞上欺下。而顧家的媽媽必定是好媽媽，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歡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濟私、挑撥離間，只要她的行為是以「為了家」做出發，那麼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諒了。
研究中國人性格的社會學者，大都認為人口過剩，災害頻仍及社會貧窮是養成中國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灣老一輩人的生活背景來看，這種說法的確有其道理。大陸來台的長輩，在幼青年時大多在戰亂、飢餓、流離、逃難中長大，在台的老一輩也是戰亂、飢餓中掙扎出來的，所以他們常以自己的經驗向子女諄諄告誡，希望子女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讀書賺錢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只緊握那一份自己謀生的資源，死也不肯放鬆。
他們從戰亂饑荒中取得的經驗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越大。」因為在戰亂或荒年裡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糧食去幫助別一家，這慷慨的一家就要減少他們自己生存的價會，要是太慷慨，生存機會便相對減少，甚而不免餓死。所謂物競天擇，在戰亂荒年裡，有慷慨性格肯於幫助別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專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選擇，這種畸形的自我選擇與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
經過割據、抗日等飢餓災荒而死裡逃生的人。對生命當然特別的珍惜、所以他們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資源——知識和錢財（他們認為知識可以取得高社會地位，代表一份優異的生存機會；錢財可以買通一切急難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
所以由小到大都為這個生存資源鑽營不休，至於社會的公義，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對待它。
如此一來，整個社會風氣都從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貪贓任法的心理去面對公眾，三方面以守舊苟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
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無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
倒是要他們拋棄狹隘的、自利的、「為了家」的自私心態去過合理的現代社會生活，他們會很生氣。或者要他們改正以前那種逃難的、饑荒的、自顧不暇的窮人自私心態去過現代生活，他們會很生氣。
中國人，已經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經地義，那麼見到別人自私自利，怎麼還會生氣；身為中國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麼還會生氣。
這下你應當知道，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了吧？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 人間》)
龍應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按：龍應台應北京中國青年報之邀請，寫了一篇觀連宋訪大陸的感想。除下面斜體字部份被刪，全文還是發表了。而完整版本在兩岸網站被廣泛流傳，引起熱烈討論。
1.「紅燈記」在臺北
2001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裏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2月8日在國父紀念館舞臺點燃紅燈。這出稱爲「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臺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囯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們都已經練好了新臺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臺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癒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純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臺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臺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臺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
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臺上，李玉和唱『爲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2.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臺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臺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臺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型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遊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3.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 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4.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以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
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餘。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臺。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
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
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5.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況愈下，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臺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
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相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
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482美金成長到5829美金，成長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5分之盒最低的5分之1一直當中的差距維持在4-5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
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龍應台 2005/5/24 香港
按：龍應台應北京中國青年報之邀請，寫了一篇觀連宋訪大陸的感想。除下面斜體字部份被刪，全文還是發表了。而完整版本在兩岸網站被廣泛流傳，引起熱烈討論。
1.「紅燈記」在臺北
2001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裏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2月8日在國父紀念館舞臺點燃紅燈。這出稱爲「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臺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囯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們都已經練好了新臺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臺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癒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純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臺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臺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臺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
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臺上，李玉和唱『爲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2.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臺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臺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臺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型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遊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3.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 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4.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以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
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餘。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臺。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
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
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5.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況愈下，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臺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
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相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
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482美金成長到5829美金，成長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5分之盒最低的5分之1一直當中的差距維持在4-5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
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龍應台 2005/5/24 香港
叫台湾人是中国人也没用（虽然时空背景放在那里），包括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因为这个是批中国人民族性的“反省类”文章，
在“知乎”一类地方，这种“自省”性文章属于“古墓派公知文”“跪久了站不起来了”，早就被批倒批臭了。
在那种地方你能得到的回复大致如下：你要自信啊！别再做狗不做人了，站起来别跪西方人了！
要么就是：这文章批的中国人仅限于台湾人而已，他们保留了相当多的糟粕。
所以说那帮粉蛆的脸皮之厚之狂妄自大，是墙外人难以想象的。只要他们自己敢一律否认；就能都当作问题统统不存在。
因为这个是批中国人民族性的“反省类”文章，
在“知乎”一类地方，这种“自省”性文章属于“古墓派公知文”“跪久了站不起来了”，早就被批倒批臭了。
在那种地方你能得到的回复大致如下：你要自信啊！别再做狗不做人了，站起来别跪西方人了！
要么就是：这文章批的中国人仅限于台湾人而已，他们保留了相当多的糟粕。
所以说那帮粉蛆的脸皮之厚之狂妄自大，是墙外人难以想象的。只要他们自己敢一律否认；就能都当作问题统统不存在。
中国人就是欺善怕恶啊，看过阿Q正传就知道。几千年的皇权帝制，早已杀光了敢跟强权对抗的人，留下最听话的顺民，这群人跪舔比自己强的，欺压比自己弱的，人情味都是对平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