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投日：汉奸行为还是“曲线救国”？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许多对历史有着极大影响且极富争议的人物，汪精卫无疑是其中之一。他早年参加推翻清廷的革命运动几乎有死无生，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担任领导人折冲内外，日本侵华后投日并建立汪伪政权成为汉奸，一生可谓曲折起伏。
    如今的国人及思想界主流，一般多赞誉他早年的革命活动，而贬斥其后期投靠日本、并建立与运作汪伪政权的汉奸行径，把他视为一个争议人物。但是其实这也就是说，人们对他投日和建立汪伪政权的行为基本是完全否定的、唾弃的，并将其视为秦桧那样的人物。
    可是，事实真是这样吗？汪精卫真的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吗？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评价一个人的作为是好是坏，乃至评价此人本身是好是坏，要从其作为的动机和影响这两方面评判。对汪精卫投日乃至其本人功过是非的评价，同样应基于这两个方面。
    先说动机。汪精卫投日的动机是什么？这就要从他投日之前（1938年底之前）中国的处境尤其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说起了。
    众所周知，1937年日本通过发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全面入侵中国。同年，北平、上海、南京相继陷落。而在1937年12月，则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约30万中国军民被杀害，至少数万中国妇女被强暴。而且，屠杀和强暴的方式是极端酷虐变态的，如存在许多残杀婴儿、强迫亲人乱伦的兽行，可谓残毁文明颠倒人伦。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至1938年底，中国已有半壁江山（且正是中国最为繁华地区）陷入日寇手中。
  而从此时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未来预期来看，是极为不利于中国的。抗战两年来，国军虽然英勇作战，但是也导致精锐力量折损殆尽。例如国军最为精锐的中央军中的德械部队，在淞沪会战中丧失殆尽。而中国海军、空军则更是几近全灭。而日军虽然有所损失，但是主力仍在，且本土还可以源源不断动员兵力。双方在武器装备、单兵战力等方面对比，日本对中国的优势都十分明显。
  而国际形势方面，虽然似乎有利于中国，但是并不足以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在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相对同情中国，并且对中国有一定支持。例如苏联派出援华航空队、美国对中国增加经济和物资援助、纳粹德国有军事顾问帮助国军。但是这种帮助是有限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日之间的军力、国力的巨大差距。不久后，德日意三国同盟建立（也意味着德国全面倒向日本、放弃了对中国的支持），形成“轴心国”并四处扩张，而英法绥靖、美苏中立，轴心国所向披靡。
  所以，可以说，在国际形势不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几乎必败无疑。而日军在占领区的残虐，也令人发指、中国民众承受着极大苦难。我们都知道南京大屠杀非常残忍，其实那只是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中最集中、最突出的经历罢了。自淞沪会战至南京陷落，日军可谓一路屠杀而来。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日军都有屠杀、强奸和种种破坏。虽然在占领武汉和广州的过程中，日军暴行有所收敛，但也仅仅是收敛一些而已，并不是没有暴行。在北方的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残酷的“扫荡”和“清乡”，后发展为“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方称为‘烬灭政策’）”，系统性杀戮军民，焚毁房舍田园，国人死伤枕籍、号哭连天。
  而1938年初日军在南京等占领地，也只是结束了特别残暴和大规模的杀戮，并不是和当地居民真的相安无事，杀戮、强奸、抢掠时有发生。日占区的人民都处于极度孤苦无依、随时会被强暴和杀害的状态。而且随着局势的风云变幻尤其战事的进行，信仰高度狂热（天皇崇拜和为天皇而战的热情）、心理极度变态（既与天皇信仰有关，也与日军残酷的训练方式、恶劣作战环境有关）的日军随时可能、也完全有能力（例如其持有大量生化武器，随时可能也可以播散（而且也曾经小规模实际播散过））再次对占领区民众实行屠杀甚至种族灭绝。如果他们实行种族灭绝，那屠杀人数将何止几十万至数百万，而可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中华民族尤其汉族将亡国灭种或者彻底沉沦。即便没有这么严重，那中国大片地区也都将成为日本殖民地，国人沦为完全的亡国奴。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需要有颇具影响力的中国人去折冲、妥协的，这样才能一定程度上保护占领区人民，以免国人在异族的屠戮下生灵涂炭、亡国灭种。
    而汪精卫，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非私利，决定投日、建立南京伪政权的。这也可以从汪精卫本人的经历、思想看出。汪精卫想当年为反满反清，以必死之心刺杀摄政王载沣，可谓壮烈。后来在国民政府任职中，虽然与蒋介石等人进行权力斗争，但也并没有贪恋财色、满足私欲，反而是国民政府乃至当时中国政治人物中较有清名的。而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也撤到重庆。以他的身份，即便最后重庆陷落，他也有能力远赴海外求生，随便哪个大国都会给他一席之地。他投日后，也没有什么大肆贪图财色等满足私欲的丑闻曝出。所以，无论客观目的，还是主观动机，汪精卫都不是为了什么私欲，而是希望保全国家和民族。
    那么从实际影响方面看，汪精卫投日的利弊又是如何呢？     
    首先，汪精卫投日之后，除双方胶着的战区、游击区外，在汪伪政权控制地区尤其南京市，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强奸、抢掠（只有1942年轰炸日本的美军飞行员迫降于浙江地区后，日军对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中国民众所在区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屠杀）。而发生在华北的日军对国共控制区及胶着地带的各种“扫荡”、“清乡”中的杀戮和破坏，则是核心控制区只有江南的汪精卫政权鞭长莫及的。这说明汪伪政权的存在，一定程度阻止或者说大幅减少了日军在日占区的烧杀抢掠。
    第二，汪精卫建立伪政权后，并没有大规模策反国军及地方抗日武装，只是就地编练了此前已投降和新招募的伪军（即所谓“和平建国军”）。也就是说，汪精卫政权并没有系统性瓦解和破坏正在抗日的国军主力。即便汪精卫的投日行为促成了更多国军及国人投降日本，但起码汪精卫没有利用自身影响力和地位拉拢国人投日的主观意图。
  第三，汪精卫政权及军队并没有实行苛刻残虐的政策，也没有大规模的与抗日武装作战。汪精卫政权在建立后，主要是维持日占区经济社会的运转，以及不得不为日军征集粮食等资源，还一定程度修复了被日军严酷破坏的南京等城市。在南京大屠杀中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各种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机构也得以恢复。20世纪末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也是世界知名政治家的江泽民，即是在汪伪统治区域扬州（扬州中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相对顺利的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如果没有汪政权的折冲，那些学子会有多么惨烈的结果，对比南京大屠杀、新加坡肃清大屠杀（日军杀害5-10万华裔，多为青年学生，占总人口约10%，李光耀也差点遇害，后来被迫为日军工作）中的中国/华人青年男女学生的遭遇就可知晓。
  此外，在抗日战争中，汪伪政权的军队并未制造过大量惨案，各种惨案几乎都是日军制造，汪伪军队军纪似乎还是不错的（除了“76号”等特务机关外，其他汪伪军警特宪鲜有系统性大规模杀戮国人）。汪伪军队也很少参与与国共军队的大规模会战，与中国抗日主力部队作战的几乎全是日军。无论原因是何（战斗力差或者日方不信任），起码汪伪政权的军队并未对抗日部队造成多大杀伤，也就没有对抗战起到特别大的负面军事作用。
    第四，汪精卫政权在抗战胜利前后，有效配合了国共军队对日军的受降，极大降低的国人潜在的伤亡。抗战期间的日军残忍暴虐已不需再提，这样的残暴力量如果在接到停战召令后拒绝投降，反而大肆杀戮驻地所在的中国民众，那将是一场惨烈的灾难。在苏联进攻中国东北期间，就发生了一些日军屠杀中国劳工、村民的案例，只不过苏军攻势太快，他们没有来得及大规模杀戮。
    而发生在日本战败前的菲律宾马尼拉大屠杀（超过10万平民死亡）、冲绳悲剧（同样有约10万平民死亡，全岛10%-33%平民被日军杀害（少数被美军杀害）或被日军逼迫自杀），都是投降前夕绝望的日军做出的疯狂之举。通过其他如瓜岛之战、塞班岛之战、硫磺岛之战等战役中日军的种种疯狂行径，也可以推断出日军在濒临战败绝境中会做多少突破人类底线的、纳粹远远不及的兽行。
    1945年的中国南方如果没有汪伪政权存在而是日本直辖，那后果不堪设想。而汪伪政权及汪伪军队的存在，让日军不敢发狂式的在战败时疯狂屠戮中国民众、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而是顺从的放下武器、等待接收。汪伪政权不仅起到了类似于“中间人”的角色，汪伪军队也在客观上威慑住了对手无寸铁民众充满屠杀之心的日军（如果日军出现大规模无差别杀人，汪伪军人不至于都坐以待毙）。这是汪伪一件被忽略乃至隐匿的功绩。虽然日本投降时汪精卫已去世，但是汪仍然是汪伪政权的缔造者和最主要的维持者。
    第五，假如轴心国获胜，汪精卫就为中国争得了战后的一席之地。如前所述，汪精卫投日时轴心国风头正盛，英法不敌纳粹，而美国和苏联都一度选择中立（苏联还与德日相继签订条约），中日国力军力又相差悬殊，那时的中国的确看不到多少胜利希望。如果中国方面没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投靠轴心国、建立亲轴心国的政权，那战后的中国国际地位将极大降低乃至彻底沦为殖民地或四分五裂，国民也会成为国际弃儿任人蹂躏。汪精卫政权建立后，中国也算在轴心国方面有了足够份量的代表，即便轴心国获胜，中国残存的力量也可以以汪精卫政权为国家代表，继续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
    有人一定会说，这样的辩护是在为汉奸洗地；这种思想是奴隶思想，只会导致民族成为亡国奴；日军的屠杀、强奸、破坏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害怕、屈服，你怕了、屈服了，他们就得逞了；重要领导人投靠日本，那就会人心动摇，更多人随之屈膝。确实，投降是件可耻的事，当亡国奴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汪精卫的投日也对中国抗战士气造成沉重一击。但是是非对错、成败得失，往往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简简单单。
    正如我以上所说的，哪一句不是史实或有理有据的推断呢？在1939-1940年的中国，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中国能够战胜呢？不要说国共及地方武装零敲碎打的敌后游击战早晚会被日军彻底敉平，即便国军数百万主力正面顽强作战、全员投入，如果没有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吸走日军最精锐力量、最先进武器和大部分战争资源，以及后来对日本本土的猛烈轰炸乃至原子弹的投掷，以及苏联对日本关东军的突然一击（以及作势从北方攻击日本本土），中国也几乎不可能取得抗战胜利。与绝望的汪精卫一样，当时国人、世人，很少有人预料到美苏将在不到两年后，就加入同盟国并作为盟军最重要的两支力量参战。况且，即便到了日军已在太平洋战场全面溃败的1944年，国军还在“豫湘桂战役”中惨败给日军。而在1942-1943年，如果没有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对日军的打击，日军那时已按照计划（“5号作战”）进攻西安和重庆，而当时国军恐怕更是无力抵挡。
    而中日战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在那时看更几乎是中方败局已定的事。而日军制造的一系列残酷屠城和在农村的“三光”政策时，中国军民在这种非正面作战的冲突中并未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哪怕50换1都做不到），也让国人必须想其他办法去止损、疗伤，选择更加能够保全实力的方式斗争。这样说并不是抹杀国共及其他抗日力量游击战、运动战的功绩，只是感叹代价太大作用太小。
    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精卫的选择，几乎是一种悲壮的必然了。据说汪精卫投日前给蒋介石留下信件，告诉蒋介石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无论此事真假，客观上汪精卫的确去选择那个饱尝骂名但是有必要去做的事了。这也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投降，正如汪精卫也没有趁机大肆招降国军。一边有人去折冲，另一边继续抗战，等待国际局势变迁再走下一步棋救中国，或许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
    很多人拿秦桧比较汪精卫，这其实大缪不然。秦桧是因为贪生怕死、图谋私利（且有人认为他本身就是金国的奸细，当然站在金国一边）的动机排陷忠良、破坏北伐、甘当汉奸。更重要的是，秦桧是在宋廷有能力北伐中原、恢复河山的情况下，和金人、赵构等合谋故意破坏北伐大计，还构陷岳飞致其于死地，致使连战连捷的北伐中止，最终无法恢复河山，将抗金的大好局势葬送。而如前所述，汪精卫是在中国军队连战连败、抗日几乎无望、沦陷区人民饱受灾祸无人照管的情况下不得已赴敌投日，也没有为此谋取私利、捞取财色，反而最终落魄而死、死后还被开棺戮尸备受骂名。二者从动机到影响都有着天壤之别。同样，从动机和影响上看，石敬瑭、洪承畴、范文程那些也是秦桧一类，汪精卫与他们截然不同。
    还有人将汪精卫和溥仪比较。这二人情况也大不相同。溥仪长期（起码1945年被苏军俘虏之前）并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汉人，而是以满人自居，以爱新觉罗氏家族为荣，心心念念的是复辟满清，以及为爱新觉罗家族、满清遗老遗少谋取利益乃至特权，并为此不惜牺牲中国人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汪精卫恰恰是反满兴汉的汉族革命者出身，一直是希望将中国建设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以“三民主义”为纲的繁荣强大的国家。无论当年刺杀摄政王，还是后来在国民政府担任领导人，以及后来投日建立汪伪政权，其动机始终是为中国、为中国人民的，与溥仪这种其心必异者有根本不同。
    汪精卫不同于秦桧和溥仪，但倒与邓小平这位在某些方面堪称伟大的政治家颇有共同点。1978年邓小平当权后，面对的是一个极度贫困落后、政治动荡破坏严重、处于国际孤立的破败不堪的国家。面对这样的局面，在1980-1990年代，邓小平推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对美国表忠（如发动对越战争、国际政治上追随美国）、向日本示好（如继承毛泽东的立场放弃追究历史责任，请求日本经济援助）、缓和对苏关系（如“葬礼外交”、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改善中俄关系（如正式放弃俄占领土索取），在中国几个宿敌面前都谦卑露笑，还在联合国声称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为表示诚意，大规模裁减军备、对外开放且不设障碍。除了对外国，邓小平政权还对港台人士、海外华侨、国民党人士等实行“统战”，曾经的敌人都获得了远超中共大多数党员干部的待遇和荣宠。邓小平政权为发展中国经济和科技，对来大陆投资和经商的外国人和港商台商以“超国民待遇”，常常享有特权、有罪不罚。而各种招商引资、开放市场的政策，也都以外商利益为优先，资源、人力、市场，除部分领域外尽行付与外商和外国管理控制。
    这些言行如果是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所做，那一定会被骂成“汉奸”、“软骨头”。但邓小平这些所作所为，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壮大的。当21世纪中国巨龙腾飞、美俄日乃至全球各国都不得不尊重乃至有求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毛时代而言得到极大提高时，又有几个人指责邓小平当年的低三下四（反而都赞叹邓的政治智慧了）？当然，如果当年苏联在中越战争后入侵中国、摧毁邓小平政权，那邓的评价的确是另一回事了。
    汪精卫和邓小平的评价不同，只不过因为一个失败一个成功而已。但汪的失败与邓的成功其实决定因素都不是自己，而是外部的时势变迁。我们不应该总是以结果论，过誉胜利者而过贬失败者，而应该更多以其自身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力所能及范围内的影响，评价其功过是非。
    当然，相对于那些视死如归乃至壮烈殉国的抗日英烈，汪精卫看起来令人不齿、鄙夷，没有民族气节。可是，有时候历史是复杂的，救国救民是有分工的。“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或者意思相近的话语）”是历史上多位英雄志士与同仁诀别时的留言。那么何者较易，何者更难？不同的个人品性、勇气，以及不同的时代背景、历史气候，都在影响着所作所为的难易。但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在苦难悲怆的年代，哪种选择都需要赴汤蹈火的勇气、身死难安的悲剧。只要他们主观上出于对国家的亲爱，客观上让人民少受苦难，共同促成了光明与胜利的到来，都值得尊敬与理解，而不是泼污与责难。
    但是话说回来，汪精卫也的确是汉奸。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的行为都是汉奸。他自知会被唾骂而投日，那也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和代价。人人都“曲线救国”，那也就是亡国了，是非和道德也就沦丧了。如果汪精卫反而和那些抗日英烈同享光荣，那倒是令人恶心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理解汪精卫的行为，但是也不要过于拔高、尊奉其行为，最需要纪念的还是那些抗日英烈。看待历史人物，既不应被众口一词和政治宣传洗脑，也不能为标新立异颠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