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余英时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　(一九八八年九月)

“激进与保守”就是英文的所谓radicalism versus conservatism。我想说明一点，我所说的思想史上的conservatism跟radicalism，不是政治态度上的保守派、激进派、革命派。我主要是讲，在思想上某些有意识发展出来的看法，而不只是从现在的行为来讲。所以我不会涉及现在北京有谁是保守派、谁是激进派，当然现实上的激进派和保守派，跟思想上的conservatism和radicalism是有关系的。
我所说的激进、保守并不是说哪一套思想，也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学派。我指的是一种态度，英文叫disposition，一种倾向，或者是一种orientation。这种态度是常常发生的，特别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两种态度我们常常看得见。
我们说某某人保守，某某人激进，都要有一个定点。如果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座标，我们很难说某人是保守的、某人是激进的。因为保守跟激进一定是相对于什么东西来说。相对于什么呢?一般说是相对于现状。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用的时候，保守和激进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态度：可以是极端的保守，什么都不变；也可以是极端的激进，一切都打倒。但是保守主义并不是说一个人什么都保守，而指一个人是激进主义也不是说他必然激烈到要摧毁一切。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态度是相对于某一种现存的秩序来说的。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必须先了解一种现状。从这方面看，中国近代思想上的保守与激进，跟西方的甚至跟中国过去的都不同。
在美国讲保守主义，通常是用于一个政治意义的，就是说政治上的保守。Conservatism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不过，我在这里却要把文化的也放在里面。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到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现状在不断的改变，没有一个秩序是稳定的，没有一个基础可以作为衡量保守或激进的根据。我想说明的是：在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史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色。我想把这个变化简单的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那时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是学习西方人技术上的长处，用船坚炮利来对付外国人。这是技术上的改变，接下来就是政治改革，这要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才正式提出。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康氏认为枝枝节节的改变是没有用的，于是提出了“全变”、“速变”的主张。康氏首先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他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应付“列强瓜分便在眼前”的危急情势，因此必须采取君主立宪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鲜事物，这种思想激进得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引起的反响也极其巨大。换句话说，既然传统的政治伦理秩序不能成为我们的根据，那么我们就需要彻底的改换。这个改换当然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宗教的改变，譬如他要立孔教。他创孔教当然是仿照西方，要把中国的儒家变成有组织、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他对西方看得很对，但是要把儒教改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宗教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政治的激进主义，虽然已经接触到文化的层面，但还没有完全直接而全面的碰到文化的问题。
到了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是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提倡白话文开始。这个运动将保守跟激进的对峙从政治推进到文化层面，是属于第二个阶段。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在没有现状值得维持的情况下，就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激进的力量，拼命的发展。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并不像西方，有一个基本系统在那里，有些人要保守它多少，有些人要改变它多少。
到了五四运动，碰到的问题已不是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进步变成最高价值，任何人敢对“进步”稍表迟疑都是反动、退后、落伍、保守。在这种情况之下，保守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就不能保持平衡。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他们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
五四文化运动时，不少人是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作为推翻和取代传统制度的根据。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民主与科学了。科学所代表的精神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求知是一个很高的价值，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为求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在中国比较重实用的传统中，或以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中，这是比较受压制的一种态度。
刚才我说在近代中国，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思想的激进化也停不下来。思想与现实完全分了家，便只有在激进的轨道上向前飞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的不同，没有一个严格的保守主义在中国出现。第一流的中国学人、思想家中也有人曾对保守的问题提出很深的看法，但他们也还是要变，不过强调不要变得太过，在变的时候要保留中国某些好的地方。但这些主张渐变或变得少一点，主张保留一点中国文化基础的人，往往就被人看为保守主义者。
在中国五四前后的几年，个性解放一度提出，个人主义也一度出现。譬如胡适所提倡的“易卜生主义”(Ibsenism)，可以说就是一种个人主义，妇女解放。可是这种东西都挡不过民族的危机。其实，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他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西方人也承认这一点，他们本来认为民族主义是最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可是今天在非西方的世界，民族主义始终是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所以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其背后的力量就是民族主义。
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我们不惜牺牲个人的自由，来完成民族的自由。孙中山先生也这样说过：必须牺牲小我的自由，然后才能获得大我的自由。这是个普遍的要求，在这个普遍的要求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式的自由，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民主，在中国既然没有中产阶级，也没有自由的传统，民主是很难发展的。科学则不同，它可以凭本身的成就来取信于人，而民主则不能。
到了抗战，就是我说的第三个阶段。这时文化的问题大家似乎已经不谈了。以主流的思想界而言，他们大致都认定中国文化是阻碍现代化的。在这个思想基调上，有些人就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是历史的法则的说法。中国当然还处在封建时期，还没有到资本主义时期。到后来共产党讲了半天也只能讲资本主义萌芽。但是马上又有帝国主义来了，所以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这都是套西方的模式，都认为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而中国所缺乏的就是一个的最新的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激进的思想就要把中国推到历史的最新阶段，马上就要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还不够，下一步就是共产主义，愈快愈好!　因此就不顾现实的条件。而民主自由这一西方的传统，在五四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精华，到了二十年代中叶反而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中国思想激进化的过程中，很快就被看做落后的东西。
简单的说，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造成现状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西化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但五四运动不到两三年，共产党就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一、两年之内中国的思想很快就进入更激烈的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抗战的最初几年，举国为民族主义的思潮所激动，大家暂时不谈如何改变中国现状的问题。但抗战后期，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以后，民族危机基本上渡过了，中国在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便立刻再度成为思想界争论的主题。激进化的过程也以更大的速度在中国思想史上重新开始。这个思想的激进化仍是同一历史趋势的继续发展，不过因为民族危机而一度停顿而已。危机一过，它自然又抬头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知识分子对于愈来愈坏的现状不可能认同。因此彻底打破现状，建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还是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当时虽然也有少数文化上倾向保守的学人大声疾呼，要人们正视革新与传统的关系，但是这种呼声只能招来讥笑，而不能激起深思。这是因为受五四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已认定现状的造成必须由传统来负责。西方式的民主理念虽然在少数高级知识分子那里还有销路，但市场也越来越小，不但激进的青年对它不感浓厚的兴趣，而且传统派的学人对它也拒多迎少。这种情形并不难理解；在一个中间阶层并没有力量而教育又不普及的社会，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确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的。
一九五０年以后，中共依照史达林在苏联所建立的一套社会模式彻底改造了中国。在短短数年之内，废除了几千年来自然演进而成的一切制度和组织。在消灭了私有财产之后，所有传统的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groups)如宗族、行会、私立学校、宗教组织、同乡会等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或者是名存而实亡。中国社会只有一个党的组织系统，从中央一直伸展到每一个家庭，以至个人。这确是一个全“新”的结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正是近代中国思想激进化的结果。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理不理解或接不接受这上“新”的秩序，大概都不得不承认这个秩序确是“新”的，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动乱之后，似乎出现了一个现状，可以为保守或激进的思想提供一个社会座标。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上所出现的新现状很快的又成为被否定的对象。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仍然在持续之中。我们可以用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作一说明。毛泽东虽然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性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确是受过五四激进思潮洗礼的人。因此他不能认同于任何现状，一生都在激进化的历程之中。抗战时期他提出过“新民主义义”的主张，但是等到实现这一主张的时机出现时，他已抛弃了它。一九五五年他便认定“社会主义”的阶段已经来临，从此废除了私有制，在城市中消灭了工商阶层，在农村则收回了土改所分给农民的土地，实行农业合作化。再过三年，他又不甘心停留在“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办“人民公社”，要立刻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了空前的三年灾害，不得不暂时退却。然而在经济刚刚恢复之后，他又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当然不能天真的把这些一次比一次激进的政治行动都归因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激化，其中当然涉及无数内在和外在的、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因素。我们只是要指出，象文革这样的巨变也可以从思想史的背景方面获得一种解释。百年以来，中国的旧秩序已崩溃，而一个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秩序迟迟无法出现，因此思想的激进化也没有止境。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恶化的现状滋生激进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激化又加深现状的动荡。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的以越来越激烈的口号煽动群众则正是凭借了思想史上这一股激进化的冲力。
那么文革以后，中国思想史的激进化过程是不是已结束了呢?　在最近这十年间，由于“改革”和“开放”的需要，我们重新听到了大陆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十年来的大陆知识分子确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象，他们的声音很多，不再是单调的直线发展。但是就其中表现的主要倾向而言，我们觉得激进化的历程仍未终止，不过倒转了方向而已。如果我们以“五四”为起点，我们不妨说，经过七十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观念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
从思想的实质说，第一个循环是从“五四”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个体主义，迅速的向社会主义的一端转化。五四时代强烈的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是对于传统“名教”的反抗。但此后的民族危机日深却使“大我”淹没了“小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本无必然的联系，不过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以群体为本位。在这一点上，二者终于合流了。以中国的特殊经验而言，其结果就是一个更具压制性的“新名教”秩序的建立。正由于第一循环始于摧毁旧名教而终于建立新名教，所以今天第二个循环又不得不回到五四的起点，再度从个体本位出发。但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而言，第二循环的激进较之第一循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由于五四一代的传统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国传统的薰陶下成长的，因此对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亲切的体验。传统的道统规范和情操对他们的立身处世多少还有一些约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批判者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传统文化。他们往往把集权体制看成中国文化的现代翻版，在这样的心态下，反现状和反中国文化竟合为一体了。
从文化的观点说，“保守”和“激进”这两种似相反而实相成的态度在长程的发展中必须取得平衡。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改变，这是百余年来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态度。但是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较，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中国的思想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的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做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这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但却始终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缘。中国人文传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衰落到惊人的地步。对传统进行猛烈批判的人也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类的话，可惜只是门面话，不过为批判找借口而已。
矫枉不能过正，我绝不是提倡用“保守化”来代替“激进化”。中国百余年来走了一段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为了这一历程也已付出极大的代价。今后这一代价是不是可以变成历史的教训?　知识分子是不是能够超越“党同伐异”的政治意识?　对于一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说法，无论是保守的或激进的，都加以容忍?尤其重要的是：在激进思潮仍然高涨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开始养成一种文化上的雅量，对于保守的或近乎保守的言论不动辄以轻薄或敌视的态度对待?　我愿意把这一系列问题作为这次演讲的暂时性的结论。
You ji feng chui shui shang lin
          Sanmin Shuju, Taibei, 1991, pp. 199-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