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博：我的父亲周一良 （二）独立人格知易行难
（摘自爱思想网）
（二）独立人格知易行难
八十年代以后，我得以读到前所未见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史实。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这一批学人，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监督批评，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比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学人并不逊色。一九四九年以后，同是这批人，多数留在大陆，少数去了台湾。去台湾的一般保持了独立的人格。留在大陆的多数人，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集体失语”，几十年中再没有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因此大陆以外的华人文化界讥评四起，甚至有了指名道性的“四大无耻”之类说法。我一开始也因此困惑：留在大陆的这些学人是怎么了？我了解了更多事实之后，相信主要原因是两岸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当局，因此为保持独立人格需付出的代价有天壤之别。
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信仰集权专制。但国民党上层对来自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表现了相当的宽容。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权风雨飘摇，正是需要“乱世用重典”的时候。抨击国民党最力的刊物“观察”却被允许发行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在上海发动学潮，学生要求与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对话。吴如约到场，学生飨以拳脚竹棒砖头。吴受伤倒地，仍高声制止警卫掏枪，被在场记者誉为“民主市长”。
被父亲尊为师长的人文学者胡适，服膺英美式国家制度，及与之相连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当国民党当局施政抵触这些理念时，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评。他以讲学、撰文和办刊物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一九五四年蒋介石推荐胡为总统候选人，胡当即拒绝，据台湾中央日报报导，胡声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一九五八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就职典礼讲话，称赞胡“个人之高尚品德”。据房向东先生转录胡适秘书的笔记，胡随即当众当面反驳蒋介石，说“总统刚才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只能管学术，管不到品德，“我们学术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应作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蒋介石虽面有愠色，并未发火。胡适在台湾和雷震合办“自由中国”杂志，推广自己的理念。蒋介石于一九六零年将雷逮捕下狱。胡直接向蒋为雷申辩，蒋没有接受。蒋迫害雷震是实，但对胡还是网开一面。
父亲在中研院史语所的上级傅斯年，是兼有行政能力的人文学者。曾任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等职。四十年代，蒋介石姻亲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劣迹昭著，傅撰文猛烈抨击，迫孔去职。蒋请傅吃饭，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员，傅断然拒绝。蒋任命另一姻亲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宋开始腐败后，傅又为文疾呼“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也终于下台。傅斯年保护学生不遗余力，一九四五年他调解昆明学潮，制止国民党地方当局开枪，避免流血。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在台大校长任内，保护学生免遭警察逮捕，受到学生称赞。傅斯年作为在国民党体制内作官的知识分子，接连扳倒蒋介石的连襟和妻舅，当面顶撞蒋介石，又和蒋介石的地方当局及警察作对以保护学生，蒋介石却没有加害于他。我在钦佩傅的人格和气节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蒋的克制。
法学教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被蒋介石打断，张愤然退场。国民党当局将下次开会车马费送上门，张说“无政可参”，原费退回。上述当局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远非大陆的人文学者所能想象。大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绝不敢象胡适、傅斯年对蒋那样冒犯领袖毛泽东。人文学者梁漱溟，在国务会议发言触犯中共后，要求领袖有让他讲完的雅量，被领袖破口骂下台来。北大校长、人文学者马寅初，提出与领袖意向相左的人口理论，遂被迫去职，连遭批斗。当大陆当局刀锋指向学生时，大学校长们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因批评国民党政府而死的，如闻一多、李公仆之被暗杀，雷震被监禁后病故。但领袖登基之后大陆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闻、李、雷等的人数。领袖本人也以自己超过“焚书坑儒”而自得。根据日本学者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闻一多在内战后期与中共地下党来往密切，热切要求中共接受他前往延安。由于闻的一个侄子在此前投奔延安被中共整肃致死，中共顾虑闻到延安将使真相暴露，才劝闻留在蒋管区以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所以闻被杀之前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民主自由主义者的超然身份，而投身于以武力颠覆国民党政府的一方了。
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领袖和当局垄断一切资源。身为知识分子，你本来已有“原罪”，可以随时被当局敲打。若再胆敢批评领袖和“组织”，就罪上加罪，当局可以剥夺你职业、工资、住房、子女受教育权利……你全家即陷绝境。若仍不服，还有监狱死刑伺候。这个社会对反对意见不给任何生存空间，要人在如此既诛心又杀身的压力下坚持独立人格，无异逼人去死。所以就连因帮闲而名列第一大无耻的郭沫若，我对他也寄予同情。因为他的爱子是坚持独立思考而在领袖的体制下入狱、劳改和坠楼惨死的。他自己对青年作者也私下表示过对领袖专制的不满和无奈。
与领袖相比，国民党当局对反对意见的处置要宽容得多。而且，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总有武装对立面和它打仗，军阀，中共，日寇，再中共，所以它从来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反对派如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还可托庇于地方派系，或避入租界和逃到中共控制区。国民党控制下也保留了相当的民间经济，反对派人士丢了政府的饭碗，还可到民营经济中谋生。所以尚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对于大陆以外臧否父亲和他的师长这两代知识分子的人，我以为他们应先携眷在领袖治下的环境中生活几年，再发议论。
领袖对几亿国人，尤其是其中知识分子洗脑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为了生存而承认强加的罪名，努力修正自己以跟随领袖翻来覆去的指示。领袖归天，高压不再，生命危险解除，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依然毫无松动。继续表示尊崇领袖和认同领袖对自己的戕害。清华水利系留美归国的陈梁生教授到了八十年代还坚持自己被批判整肃是应该的，坚持自己确有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名作家丁玲在五十、六十年代被诬陷为反党、右派，受到严重迫害。劫余生，却继续对领袖和当局忠贞不二，“党不爱她她爱党”。直到一九八九年，仍然与对市民学生开枪的当局保持一致。是否这些知识分子心理上出了毛病？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一部份的中国心理学者，没有起码的学术环境研究这一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劫持了三女一男四名职员为人质。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二十八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人质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决定，人质为求生而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政府总理帕尔梅呼吁撤走警察和满足劫匪要求，这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行为。人质获救以后，生命威胁解除，却继续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质竟和劫匪之一订婚。瑞典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通过媒体看到了事件全过程。这个暴力威胁下洗脑生效并且在暴力消失后不可逆转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学界注意。瑞典心理学家Nils Bejorot 把它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症状”，近几十年来劫持人质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尔摩症状”频频发生，例如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的孙女Patty Hearst被左派恐怖组织辛比由尼斯解放军（SLA）绑架后自愿入伙，并参加持枪抢劫银行，所以世界心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至今不衰。其实，这类现象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经在中国发生，而且时空范围和卷入人数都大了千万倍。手握绝对镇压权力的领袖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就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症状”中双方�墓叵�。挟一人者劫匪，挟一国者领袖。“斯德哥尔摩症状”为研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四九年以后的心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每当看到西方心理学界的有关讨论，我常发奇想，心理学家周先庚伯伯身为人质一方的一员，如果能有科研条件，可以很方便地研究这一现象。世界心理学界不必等到１９７３年才能从 Nils Bejorot 那里得到这个概念。只不过表达这个概念的术语将不是“斯德哥尔摩症状”，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群症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大陆心理学者在那个年代来从来没有作研究的条件。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优秀知识青年，有相当一批出于救国救民的崇高动机投身领袖的事业。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亲这一代学人经历的一部份。《思痛录》作者韦君宜先生是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丛书编辑慧眼独具，把父亲和韦先生的回忆一同收入这批知识分子的丛书，方便后人比较“干革命”和“作学问”的两类知识人。韦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与父亲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时期学业优异，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选择献身领袖的事业，与父亲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韦先生入党，在清华作地下活动；父亲正往返燕京、清华，优游于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韦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亲正在美留学。一九四六年韦先生夫妇从领袖的“抢救运动”中死里逃生，继续为领袖打天下出力；父亲自美学成回国。一九五零年韦先生夫妇以战胜者身份进京接管文教界，组建青年团，父亲开始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比之下，父亲很快接受了当局的价值标准：韦先生这批人走的是光荣的路，自己走的是可耻的路，往者已矣，来事可追，于是才头戴“原罪”紧箍咒。身背追随领袖太晚的包袱，在历次整人运动的荆棘血腥中连滚带爬过来，可到头来还是不被当局接受。父亲并不知道，韦先生这批人当中坚持独立人格者，在领袖的组织中多不愉快，他们在“光荣”的背后也看到许多丑陋和邪恶。韦先生的《思痛录》告诉父亲，就算他当年不去留学去延安，不跟陈寅恪跟毛泽东，只要他不肯放弃良知，最终还是要象韦先生等一样被领袖和当局当成异类。追随领袖的知识分子中，只有象康生那类人，为领袖充当“龙爪”，主办“抢救运动”残害无辜才能在那一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如鱼得水，施展报负。一九九九年，“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韦先生女儿杨团先生，她对《思痛录》作了重要补充。
一九四零年代“抢救运动”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当作敌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伤之后，领袖考虑到抗日结束后与蒋介石决战在即，这批人力可资利用。于是在中央党校大会上举手及帽行礼，算是道了歉，说大家从此就应该捐弃前嫌，团结给他打天下了。韦先生夫妇已耳闻目睹和身受数次这种专制暴力，不再轻信领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窑洞里商定，这是最后一次原谅领袖。下次领袖如果故态复萌，二人就决不容忍。激动之中，二人吟白话诗一首以明志。这一段故事令人动容。可惜，几年后领袖君临中国大陆，旧戏重演。左、中、右知识分子群体，无一幸免，其规模和祸害远超过延安小城的“抢救运动”。韦先生当年与家庭决裂时义无反顾，这时年事渐高，又有了子女，热血青年的锐气不再，不但未能践当年窑洞之约，还不得不违心说话。
韦先生一再看到领袖为建立自己的专制王朝不择手段，有忤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党性，使她受了几十年内心煎熬，终于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韦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知识分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后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却殊途同归，恶梦醒来，各自写下了对盲目追随领袖的反思。我在美国用心聆听了韦先生女儿的讲话，在回家时转述给父亲。既然连父亲尊崇的“老革命”知识分子对领袖的专制都无能为力，父亲这种书呆子就不必为自己跟着领袖趟了混水而过份自责。韦先生的自白使父亲临终前得以减轻精神包袱，但改变不了历史和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的残酷的玩笑：为救国救民而投身“革命”的，为服务祖国而学成归来的，都被领袖敲打玩弄半生，许多人在领袖发动的历次整肃中含冤以殁，象韦先生和父亲这种劫后余生者，晚年只能抚摸着身心的累累伤痕叹息蹉跎的岁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学有成，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难怪有人说早回国（革命）不如晚回国（革命），晚回国（革命）不如不回国（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号，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送走了父亲。百日之后，杨团先生也同在第一告别室送走了韦先生。对照考查韦先生和父亲的心路历程，能有利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应该指出，对父亲这些知识分子未能坚守独立人格，舍“玉碎“而求“瓦全”的指摘，除了发议论者不够理性和负责之外，中国文化也是部份原因。西方文化对个人生命，个人权利这些人权内容着意保护，不轻易要求个人为抽象的主义、礼教或道德规范牺牲人权。在中国文化中抽象的价值高于具体的个人人权，于是衍生出把抽象价值推崇到极端的各种“古训”，例如针对为人臣，为人子者的“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和针对妇女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国民党共产党各自继承了这些文化遗产。国民党倡导“不成功则成仁”，共产党宣扬“砍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可惜这常是领袖元首要求追随者牺牲奉献的说教，自己并不身体力行。在今天彰显人权的时代潮流中，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处理抽象教义和具体人权的关系。抗日战争中，中国大半领土沦陷，中国当局只控制西北的延安和西南的重庆这样空间有限的后方。广大沦陷区人口只有少数有条件有能力撤退到后方。多数人即使能去，也绝非后方的土地和资源所能容纳。沦陷区人口的多数因此不得不接受在日军占领下生活的现实，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日军合作以换取生存、就业和上学的可能。以民族大义为理由指责这样的合作是不现实的。例如我祖父留在沦陷区，为表示抵制占领，不送家中子女上学费便宜的公立学校，而送他们上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此事在表彰祖父爱国时列为一例。我对父亲说过这种表彰欠妥，因为按此例无经济能力的父母送孩子上占领当局办的公立学校就不爱国了。如果只有让子女当文盲，终生难于谋生立足才算爱国，那我宁肯戴“不爱国”的帽子，就像我庆幸父母一九四九年以后没有坚持独立人格，我才能受教育而获得今天谋生技能一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大学，把沦陷时继续任教者当作“伪教授”不予续聘，把在校学生当作“伪学生”，要先办“学习班”一年才能复学毕业。由于波及学生众多，有日后贵为中共要人的也在其中，学生理所当然地向国民党当局反弹，中共地下党从中组织，酿成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抗议。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受中国文化极端意识影响而罔顾人权的一例，父亲的上级傅斯年参与主持此事，也难辞其咎。就在那个年代，纳粹军队横扫欧洲时许多国家完全无力抵抗，也面临类似中国被日军占领时的问题。他们的政府和民众采取了更明智和有弹性的应付方式，战后对于与占领当局妥协或合作行为的处理也更有理性，显示了西方文化的人性和人权观念，值得国人借鉴。
（二）独立人格知易行难
八十年代以后，我得以读到前所未见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史实。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这一批学人，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监督批评，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比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学人并不逊色。一九四九年以后，同是这批人，多数留在大陆，少数去了台湾。去台湾的一般保持了独立的人格。留在大陆的多数人，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集体失语”，几十年中再没有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因此大陆以外的华人文化界讥评四起，甚至有了指名道性的“四大无耻”之类说法。我一开始也因此困惑：留在大陆的这些学人是怎么了？我了解了更多事实之后，相信主要原因是两岸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当局，因此为保持独立人格需付出的代价有天壤之别。
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信仰集权专制。但国民党上层对来自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表现了相当的宽容。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权风雨飘摇，正是需要“乱世用重典”的时候。抨击国民党最力的刊物“观察”却被允许发行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在上海发动学潮，学生要求与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对话。吴如约到场，学生飨以拳脚竹棒砖头。吴受伤倒地，仍高声制止警卫掏枪，被在场记者誉为“民主市长”。
被父亲尊为师长的人文学者胡适，服膺英美式国家制度，及与之相连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当国民党当局施政抵触这些理念时，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评。他以讲学、撰文和办刊物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一九五四年蒋介石推荐胡为总统候选人，胡当即拒绝，据台湾中央日报报导，胡声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一九五八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就职典礼讲话，称赞胡“个人之高尚品德”。据房向东先生转录胡适秘书的笔记，胡随即当众当面反驳蒋介石，说“总统刚才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只能管学术，管不到品德，“我们学术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应作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蒋介石虽面有愠色，并未发火。胡适在台湾和雷震合办“自由中国”杂志，推广自己的理念。蒋介石于一九六零年将雷逮捕下狱。胡直接向蒋为雷申辩，蒋没有接受。蒋迫害雷震是实，但对胡还是网开一面。
父亲在中研院史语所的上级傅斯年，是兼有行政能力的人文学者。曾任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等职。四十年代，蒋介石姻亲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劣迹昭著，傅撰文猛烈抨击，迫孔去职。蒋请傅吃饭，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员，傅断然拒绝。蒋任命另一姻亲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宋开始腐败后，傅又为文疾呼“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也终于下台。傅斯年保护学生不遗余力，一九四五年他调解昆明学潮，制止国民党地方当局开枪，避免流血。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在台大校长任内，保护学生免遭警察逮捕，受到学生称赞。傅斯年作为在国民党体制内作官的知识分子，接连扳倒蒋介石的连襟和妻舅，当面顶撞蒋介石，又和蒋介石的地方当局及警察作对以保护学生，蒋介石却没有加害于他。我在钦佩傅的人格和气节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蒋的克制。
法学教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被蒋介石打断，张愤然退场。国民党当局将下次开会车马费送上门，张说“无政可参”，原费退回。上述当局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远非大陆的人文学者所能想象。大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绝不敢象胡适、傅斯年对蒋那样冒犯领袖毛泽东。人文学者梁漱溟，在国务会议发言触犯中共后，要求领袖有让他讲完的雅量，被领袖破口骂下台来。北大校长、人文学者马寅初，提出与领袖意向相左的人口理论，遂被迫去职，连遭批斗。当大陆当局刀锋指向学生时，大学校长们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因批评国民党政府而死的，如闻一多、李公仆之被暗杀，雷震被监禁后病故。但领袖登基之后大陆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闻、李、雷等的人数。领袖本人也以自己超过“焚书坑儒”而自得。根据日本学者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闻一多在内战后期与中共地下党来往密切，热切要求中共接受他前往延安。由于闻的一个侄子在此前投奔延安被中共整肃致死，中共顾虑闻到延安将使真相暴露，才劝闻留在蒋管区以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所以闻被杀之前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民主自由主义者的超然身份，而投身于以武力颠覆国民党政府的一方了。
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领袖和当局垄断一切资源。身为知识分子，你本来已有“原罪”，可以随时被当局敲打。若再胆敢批评领袖和“组织”，就罪上加罪，当局可以剥夺你职业、工资、住房、子女受教育权利……你全家即陷绝境。若仍不服，还有监狱死刑伺候。这个社会对反对意见不给任何生存空间，要人在如此既诛心又杀身的压力下坚持独立人格，无异逼人去死。所以就连因帮闲而名列第一大无耻的郭沫若，我对他也寄予同情。因为他的爱子是坚持独立思考而在领袖的体制下入狱、劳改和坠楼惨死的。他自己对青年作者也私下表示过对领袖专制的不满和无奈。
与领袖相比，国民党当局对反对意见的处置要宽容得多。而且，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总有武装对立面和它打仗，军阀，中共，日寇，再中共，所以它从来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反对派如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还可托庇于地方派系，或避入租界和逃到中共控制区。国民党控制下也保留了相当的民间经济，反对派人士丢了政府的饭碗，还可到民营经济中谋生。所以尚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对于大陆以外臧否父亲和他的师长这两代知识分子的人，我以为他们应先携眷在领袖治下的环境中生活几年，再发议论。
领袖对几亿国人，尤其是其中知识分子洗脑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为了生存而承认强加的罪名，努力修正自己以跟随领袖翻来覆去的指示。领袖归天，高压不再，生命危险解除，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依然毫无松动。继续表示尊崇领袖和认同领袖对自己的戕害。清华水利系留美归国的陈梁生教授到了八十年代还坚持自己被批判整肃是应该的，坚持自己确有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名作家丁玲在五十、六十年代被诬陷为反党、右派，受到严重迫害。劫余生，却继续对领袖和当局忠贞不二，“党不爱她她爱党”。直到一九八九年，仍然与对市民学生开枪的当局保持一致。是否这些知识分子心理上出了毛病？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一部份的中国心理学者，没有起码的学术环境研究这一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劫持了三女一男四名职员为人质。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二十八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人质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决定，人质为求生而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政府总理帕尔梅呼吁撤走警察和满足劫匪要求，这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行为。人质获救以后，生命威胁解除，却继续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质竟和劫匪之一订婚。瑞典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通过媒体看到了事件全过程。这个暴力威胁下洗脑生效并且在暴力消失后不可逆转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学界注意。瑞典心理学家Nils Bejorot 把它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症状”，近几十年来劫持人质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尔摩症状”频频发生，例如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的孙女Patty Hearst被左派恐怖组织辛比由尼斯解放军（SLA）绑架后自愿入伙，并参加持枪抢劫银行，所以世界心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至今不衰。其实，这类现象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经在中国发生，而且时空范围和卷入人数都大了千万倍。手握绝对镇压权力的领袖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就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症状”中双方�墓叵�。挟一人者劫匪，挟一国者领袖。“斯德哥尔摩症状”为研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四九年以后的心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每当看到西方心理学界的有关讨论，我常发奇想，心理学家周先庚伯伯身为人质一方的一员，如果能有科研条件，可以很方便地研究这一现象。世界心理学界不必等到１９７３年才能从 Nils Bejorot 那里得到这个概念。只不过表达这个概念的术语将不是“斯德哥尔摩症状”，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群症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大陆心理学者在那个年代来从来没有作研究的条件。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优秀知识青年，有相当一批出于救国救民的崇高动机投身领袖的事业。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亲这一代学人经历的一部份。《思痛录》作者韦君宜先生是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丛书编辑慧眼独具，把父亲和韦先生的回忆一同收入这批知识分子的丛书，方便后人比较“干革命”和“作学问”的两类知识人。韦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与父亲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时期学业优异，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选择献身领袖的事业，与父亲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韦先生入党，在清华作地下活动；父亲正往返燕京、清华，优游于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韦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亲正在美留学。一九四六年韦先生夫妇从领袖的“抢救运动”中死里逃生，继续为领袖打天下出力；父亲自美学成回国。一九五零年韦先生夫妇以战胜者身份进京接管文教界，组建青年团，父亲开始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比之下，父亲很快接受了当局的价值标准：韦先生这批人走的是光荣的路，自己走的是可耻的路，往者已矣，来事可追，于是才头戴“原罪”紧箍咒。身背追随领袖太晚的包袱，在历次整人运动的荆棘血腥中连滚带爬过来，可到头来还是不被当局接受。父亲并不知道，韦先生这批人当中坚持独立人格者，在领袖的组织中多不愉快，他们在“光荣”的背后也看到许多丑陋和邪恶。韦先生的《思痛录》告诉父亲，就算他当年不去留学去延安，不跟陈寅恪跟毛泽东，只要他不肯放弃良知，最终还是要象韦先生等一样被领袖和当局当成异类。追随领袖的知识分子中，只有象康生那类人，为领袖充当“龙爪”，主办“抢救运动”残害无辜才能在那一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如鱼得水，施展报负。一九九九年，“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韦先生女儿杨团先生，她对《思痛录》作了重要补充。
一九四零年代“抢救运动”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当作敌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伤之后，领袖考虑到抗日结束后与蒋介石决战在即，这批人力可资利用。于是在中央党校大会上举手及帽行礼，算是道了歉，说大家从此就应该捐弃前嫌，团结给他打天下了。韦先生夫妇已耳闻目睹和身受数次这种专制暴力，不再轻信领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窑洞里商定，这是最后一次原谅领袖。下次领袖如果故态复萌，二人就决不容忍。激动之中，二人吟白话诗一首以明志。这一段故事令人动容。可惜，几年后领袖君临中国大陆，旧戏重演。左、中、右知识分子群体，无一幸免，其规模和祸害远超过延安小城的“抢救运动”。韦先生当年与家庭决裂时义无反顾，这时年事渐高，又有了子女，热血青年的锐气不再，不但未能践当年窑洞之约，还不得不违心说话。
韦先生一再看到领袖为建立自己的专制王朝不择手段，有忤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党性，使她受了几十年内心煎熬，终于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韦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知识分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后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却殊途同归，恶梦醒来，各自写下了对盲目追随领袖的反思。我在美国用心聆听了韦先生女儿的讲话，在回家时转述给父亲。既然连父亲尊崇的“老革命”知识分子对领袖的专制都无能为力，父亲这种书呆子就不必为自己跟着领袖趟了混水而过份自责。韦先生的自白使父亲临终前得以减轻精神包袱，但改变不了历史和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的残酷的玩笑：为救国救民而投身“革命”的，为服务祖国而学成归来的，都被领袖敲打玩弄半生，许多人在领袖发动的历次整肃中含冤以殁，象韦先生和父亲这种劫后余生者，晚年只能抚摸着身心的累累伤痕叹息蹉跎的岁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学有成，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难怪有人说早回国（革命）不如晚回国（革命），晚回国（革命）不如不回国（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号，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送走了父亲。百日之后，杨团先生也同在第一告别室送走了韦先生。对照考查韦先生和父亲的心路历程，能有利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应该指出，对父亲这些知识分子未能坚守独立人格，舍“玉碎“而求“瓦全”的指摘，除了发议论者不够理性和负责之外，中国文化也是部份原因。西方文化对个人生命，个人权利这些人权内容着意保护，不轻易要求个人为抽象的主义、礼教或道德规范牺牲人权。在中国文化中抽象的价值高于具体的个人人权，于是衍生出把抽象价值推崇到极端的各种“古训”，例如针对为人臣，为人子者的“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和针对妇女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国民党共产党各自继承了这些文化遗产。国民党倡导“不成功则成仁”，共产党宣扬“砍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可惜这常是领袖元首要求追随者牺牲奉献的说教，自己并不身体力行。在今天彰显人权的时代潮流中，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处理抽象教义和具体人权的关系。抗日战争中，中国大半领土沦陷，中国当局只控制西北的延安和西南的重庆这样空间有限的后方。广大沦陷区人口只有少数有条件有能力撤退到后方。多数人即使能去，也绝非后方的土地和资源所能容纳。沦陷区人口的多数因此不得不接受在日军占领下生活的现实，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日军合作以换取生存、就业和上学的可能。以民族大义为理由指责这样的合作是不现实的。例如我祖父留在沦陷区，为表示抵制占领，不送家中子女上学费便宜的公立学校，而送他们上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此事在表彰祖父爱国时列为一例。我对父亲说过这种表彰欠妥，因为按此例无经济能力的父母送孩子上占领当局办的公立学校就不爱国了。如果只有让子女当文盲，终生难于谋生立足才算爱国，那我宁肯戴“不爱国”的帽子，就像我庆幸父母一九四九年以后没有坚持独立人格，我才能受教育而获得今天谋生技能一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大学，把沦陷时继续任教者当作“伪教授”不予续聘，把在校学生当作“伪学生”，要先办“学习班”一年才能复学毕业。由于波及学生众多，有日后贵为中共要人的也在其中，学生理所当然地向国民党当局反弹，中共地下党从中组织，酿成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抗议。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受中国文化极端意识影响而罔顾人权的一例，父亲的上级傅斯年参与主持此事，也难辞其咎。就在那个年代，纳粹军队横扫欧洲时许多国家完全无力抵抗，也面临类似中国被日军占领时的问题。他们的政府和民众采取了更明智和有弹性的应付方式，战后对于与占领当局妥协或合作行为的处理也更有理性，显示了西方文化的人性和人权观念，值得国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