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转载】不完整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乌克兰身份的补偿与协同效应 (Part IV)

这两天由于工作有点累了，所以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来完成翻译，这篇论文应该很快就搞定了，以后我就会开始翻译别的材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文中提到了附录2&3，一会儿我放到评论区去，图表5到图表7也太庞大了，我也会放进评论区。还没看过第3部分的葱友，可以去看看https://pincong.rocks/article/56449

正文
研究结果：身份认同总览-跨越时间和地区的比较
    图表2代表着所有三项研究中14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强度的平均值。所有这些研究中，都可以看见两个最受欢迎的一些身份认同形成的聚类：其中一个由家庭、性别、世代这样的非位置性身份所组成，另一个则由国家性认同（乌克兰）和当地性认同所组成。而在指标平均线以下的，是两项民族认同（俄罗斯人和其它少数族群）和跨国家性认同（东斯拉夫人和欧洲人）。我们研究所展示出的身份认同的等级划分与其他一些使用了不同自我认同度量方法的调查相互呼应，例如2014年进行的那项调查中，人们选得最多的就是“乌克兰国家身份”、“男人/女人”，接着就是“我所居住的城市/村庄”。

（图表2，在2013、2015、2017年的调查中各项身份认同获得的平均分数）
    这三项研究的总体情况其实是相似的，而且正在进行的现在这场战争明显还没有改变其中多种身份认同相对意义上的重要性。而随着年份的变化，最突出的不同就是：“俄罗斯人”这项认同的相对重要性从2013年到2015年经历了数据上的骤降，不过在随后的两年却没有进一步改变了，与此同时“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在2013年到2015年有所轻微上涨，同样也没有2017年的后续上升。同时，地区性身份、社会阶级、职业的自我认同也观察到了相同的变化模式（2015年有改变，随后稳定化）。这些身份中只有两项是在所有的三个时间段都保持接连变化的，那就是所在城市/小镇和宗教的认同，它们从2013年到2015年，进一步到2017年都是在上涨的。另外两项，性别和“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的第一次改变就是在2017年了：同时比起2013年和2015年，身份认同的强度都在2017年上升了。“欧洲人”这一身份的认同强度则先升于2015年后降于2017年，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比2013年的时候要高了，而且对地点依附感的总体度量而言，情况也是这样。另外整个研究的时段以内，“作为东斯拉夫共同体一员”以及其它族群的自我认同情况可以说一点儿没变。总体来说，这些发现表明各种自我认同是十分稳固的，即使是在大动乱的时代也不会很频繁地改变，如有改变，那也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实际上，时间因素只能解释自我认同中方差的一小部分（eta的平方值在“俄罗斯人”这项是最大的，也就只有不到0.05；而在其它很多项那里，eta平方的值都趋于0），结果差异的显著性应由调查回答者总数的庞大所决定，而不是说各参数的效果量有多大。人们常说，“尊严革命和俄罗斯入侵都导致了乌克兰国民内部身份认同的剧变，尤其是‘乌克兰人’身份认同的激烈上升”，而我们所发现的这一切则对这种说法构成了质疑。我们的数据表明，是“俄罗斯人”认同的下降而非“乌克兰人”认同的上升真正承担了总体的改变。除此之外，由暴力性政治事件所激发的情绪最后会倾向于随时间流逝而平复，回到正常或者说通常的水平上，就像我们一生中所有需要情感参与的事件那样。并且自我认同的显著改变很少在2年之内，甚至是4年之内发生。
    然而，尽管三轮研究所采用的调查步骤是相同的，由于所覆盖的参与人群不同，它们实际上并不是可以完全对应上的。如果想要从这些研究中总结出时间因素带来的作用，就需要非常谨慎的态度，应该说还有待进一步的纵向比较来充分检验时间因素作用的确凿性。
    事实上区域变量比时间变量的影响要大得多，这才符合乌克兰内部身份认同所体现的地区差异的稳定性。对于所有14种身份认同和地点依附感而言，各地区的情况都是明显不同的。地区的不同导致的差异最大的一项在于“俄罗斯人”这一身份认同（eta^2=0.0162），其次就是“乌克兰人”（eta^2=0.0057）。所有三项研究中，乌克兰这个国家在位置性和国家性身份认同上，要比在非位置性身份认同上分化得严重得多。在我们的附带材料（附录2&3，网上可查）中，有一个完整的表格，包含了横跨所有研究和各个地区的14项身份认同和地点依附感，还包括了3（时间）x9（地区）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此处我们仅给出最重要差别所在的简要总览。
    西部地区的乌克兰国族身份认同和地区性身份认同都要比东部和南部各地区显然更强，进一步稳固了先前研究的结论，为猜想“国家性、当地性身份认同形成协同作用”的假说提供了理据。在两项跨国家性身份中，“东斯拉夫”的认同强度在这个国家的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都比西部和北部明显要高（eta^2=0.0015）；“欧洲人”这一项则刚好反了过来，该项在顿巴斯地区、东部、南部、东北、西北的得分都相对更低，而加利西亚、中央、西南、基辅地区的得分更高（eta^2=0.0031）；非位置性身份认同所呈现的规律不是那么规则，其中观察到地区差距最大的就是“宗教”这项，它在加利西亚、西北、西南的得分最高，在顿巴斯、东部、东北和南部的得分最低（eta^2=0.0026）（详情参见附录2&3）。
    总之，越往东走，各种身份认同的强度越弱，不仅仅是位置性身份，各种“中性”身份也是如此，包括家庭、性别、职业、兴趣爱好和宗教信仰等。 图表3代表了乌克兰之内选定的3个地区在身份认同上的大体状况，囊括了三项研究，这些地区有：加利西亚（最西边的地方），中央地区（最中间）和顿巴斯（最东边）。除了“俄罗斯人”和“东斯拉夫人”这两项，其它的身份认同的强度在顿巴斯都比在加利西亚要明显低得多，而中央地区的情况则夹在两者之间。这一结果支持了前面的研究所做出的观察（参见Lewicka 2012 b，本文的两个作者在2019年的报告）。

（图表3，三项研究中乌克兰三个地带各自的身份认同强度）

补偿关系还是协同关系？
    补偿假说认为，一种较弱的身份认同会得到相对另一种更强的身份认同的补偿；协同假说则认为，不同的身份认同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说有一些族群或人群（比如国家中特定地区的居民）比其它群体在总体上的身份认同要更强。不同地区各种身份认同强度分布的总体形象表明，乌克兰的国族身份和当地性身份的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有协同关系，但是乌克兰的国族身份和东斯拉夫身份认同之间则是负相关的，显示出了补偿关系。接着我们会更加细致地检验这两种假说以确认各种身份认同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弱，分别在地区层面（9个地区范围内不同身份平均认同强度的相互关联性）和受访者的个体层面进行分析。

地区层面的分析
    9个地区当地性、国家性、跨国家性身份认同强度平均值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见表格1）表明，乌克兰国族、当地性身份和欧洲人身份的认同强度是完全正相关的，这三者与东斯拉夫的身份认同则是负相关的。“俄罗斯人”身份的认同强度则与反之，其与东斯拉夫的身份认同正相关，而与当地性和欧洲人身份的认同是负相关的。这一规律唯一的例外就是克里米亚地区（在研究1中涉及），当地低下的乌克兰国族认同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当地性和欧洲人身份认同共存，同时有着较强的东斯拉夫身份认同。对于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同则并不和其它任何身份的认同有明显关系，相关矩阵的运算结果支持地区层面乌克兰国族身份和东斯拉夫身份的相互补偿关系；乌克兰国家性、当地性和欧洲人身份的认同呈现着协同效应的存在；而我们没有在其中观察到地区层面上的乌克兰国族身份和非位置性身份认同之间有补偿关系，在此则不加以赘述。
    图表4至图表7展示了我们三轮连续性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结果之一，即对比了乌克兰国族身份与以下身份的认同强度后，各地区数值的相对位置：1, 当地性（城市/小镇和地区加在一起）身份 2，地点（城市）依附感 3，东斯拉夫身份 4，欧洲人的身份。图中分数为标准化值形式，零点代表样本平均值。

（表格1，跨越9个地区（2013年为10个）的国家性、当地性和跨国家性身份认同强度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2013年的数据是把其它两年排除的克里米亚算了上去的）


（图表4，10个地区在两轴坐标系中的位置：乌克兰国族身份与当地性身份认同对比）

（图表5，10个地区在两轴坐标系中的位置：乌克兰国族身份认同与地点依附感强度对比）


（图表6，10个地区在两轴坐标系中的位置：乌克兰国族身份与东斯拉夫身份认同对比）


（图表7，10个地区在两轴坐标系中的位置：乌克兰国族身份与欧洲人身份认同对比）

    除了一个例外（克里米亚），这些图表显示，一个地区在东部-西部走向上的位置，和当地性、国家性、跨国家性身份认同的强度几乎都是线性关系。克里米亚在这一系列比较中都明显不太合群，因为它的居民同时显示出了相对弱的乌克兰国族认同、相对强的当地性身份认同，以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两项跨国家性身份认同：即“东斯拉夫”和“欧洲人身份”的认同。克里米亚打破了在其它地区所观察到的，乌克兰国族身份、当地性和欧洲人身份的认同之间的协同关系；与之相比，顿巴斯简直是体现这样一种关系的绝佳代表：拿着“乌克兰国族认同”一项最低的分数，同时也拿着当地性和欧洲人身份的认同上最低的分数，却保持着东斯拉夫身份认同上的最高分数。如图表4至图表7清晰可见，顿巴斯与这个国家剩余的部分都不同，它自己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聚类，成功吸引了我们在这所有三轮研究中的注意力。用Kulyk（2016，599）的话来说，它处在“从乌克兰异化出来”的一个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