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齐泽克：塔利班获胜的原因

齐泽克认为，塔利班之所以能战胜政府军，是因为他们有信仰、不怕死、能忍耐。而世俗政府恰恰没有这些。所以，塔利班经过二十年钻山沟，居然熬走了美帝、熬垮了世俗政府。

这颇有一些启示。自由民主，可能并没有宗教信仰、民族和教派身份更有凝聚力

原文：

塔利班的80000人部队已经重新拿下了阿富汗，各大城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倒下；而有300000人马、装备更好而且训练更足的的政府军却几乎就此崩溃了，纷纷不战而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西方媒体告诉我们这事有好几种解释。第一种是公然搞种族主义：阿富汗人民不过是还不够成熟，搞不了民主，他们渴望的是原教旨主义——真有这种说法的话那就太荒谬了。半个世纪以前，阿富汗还是个（稍微有点）开明的国家，有一个强势的共产党，也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这个党甚至还成功掌权了一些年份。阿富汗滑向原教旨主义是在之后才发生的，这是因为苏联希望避免共产党权力崩溃而出兵占领阿富汗，原教旨便作为一种反动壮大起来。

媒体给我们的另外一种解释是恐怖，因为塔利班把那些反对它政策的人都给无情地处决了。

还有一种解释是信仰：塔利班只是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在完成真主赋予他们的任务，他们终将获得胜利。所以，他们有耐心等待的资本，因为时间站在他们这边。

还有个更复杂也更现实的解释，那就是持续的战争和腐败造成了混乱。这可能就形成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哪怕塔利班政权会带来压迫和伊斯兰教法，它至少也能维护一些安全和秩序”。

然而，所有这些解释看起来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因为它对西方自由派的观点来说是一种创伤。这个事实就是，塔利班漠视生存，而且它的圣战士准备好要“殉道”，不只是准备好要在战场上阵亡，甚至是准备好要发动自杀式袭击。对此的解释是，塔利班作为原教旨主义者“真的相信”他们殉道以后会进入天堂，但是这不足以解释，因为“在理智上了解而相信”（“我知道我会上天堂，这是个事实”）和“参与其中的主观立场的相信”是有区别的，而这种解释没能捕捉到这种差异。

换句话说，它没有考虑到一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力量——在塔利班的例子里就是信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简单地基于我们信念的力量，而是来源于我们从存在这个角度忠于信仰的方式：我们不是主动选择这种或是那种信仰的主体，这种信仰处处贯穿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

正是这个特点让福柯对1978年的伊斯兰革命非常着迷，甚至让他两次访问伊朗。那里吸引他的不只是承认殉道、对于献出自己的生命不屑一顾的这种态度，他还“参与了一次非常具体的‘历史真理’的叙述，它强调的是用党派论争的形式讲述真理，以及通过斗争和苦难实现转变，这就和现代西方权力所使用那种安抚、中性化和正常化的形式相对立。要理解这一点的话，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在历史-政治话语当中运作的真理概念，它是不完全的，是为派别的坚定拥护者准备的。”

或者，福柯自己是这么说的（出自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

“如果这个主体谈论权利（倒不如说是他们的权利），谈论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就不再是哲学上的普遍真理。事实上，这个关于总体战争的话语、试图从和平的底下分辨出战争的话语，就无疑是在尝试着从整体角度描述这场战斗，试图重构战争的大致进程。但这并未把它变成一个总体化或是中性化的话语；它永远是一种观点主义（perspectival）的话语。它需要能在一边倒的条件下看待总体，能够曲解总体、用它自己的观点看待总体，它对总体的兴趣也就以这个程度为限。也就是说，真理只有在它自己的战斗阵地上、以争取胜利为目的时才能被调动，以及，从根本上也可以说，只有为了说话主体自己的生存，才可以调动真理。”
这样一种参与性的话语能不能简单地被看成前现代“原始”社会的标志，觉得它尚未进入现代的个人主义就对它不屑一顾呢？而今天，又能不能把它的复兴当作开法西斯主义倒车而对它不屑一顾呢？

对于任何一个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个答案都很明确：卢卡奇的论证是，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不是“哪怕”它具有偏向性，而恰恰是“因为”它具有偏向性，只有从一个特定的主体立场出发才能获取这个真理。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但事实上，福柯在遥远的伊朗找寻的东西——用争斗（“战争”）的形式讲述真理——已经有力地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中了：加入阶级斗争并不会阻碍我们获取历史的“客观”知识，它反而是做到这件事的条件。

通常的实证主义观念认为，知识是通向现实的“客观”（不偏不倚的）方法，不因为特定主体的参与而扭曲——福柯把它描述为“现代西方权力所使用那种安抚、中性化和正常化的形式”——这就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意识形态之终结”的意识形态。

一边是非意识形态的“客观”专家知识，而另一边，个体被分散开来，每个人都专注于他/她特殊的“自我关怀”（福柯放弃他在伊朗获得的经验时用了这个术语），专注于为他/她生活带来乐趣的小确幸。

从这种自由个人主义的立场来看，广泛群体的奉献看起来就很可疑而且“不理性”，特别是如果这种行动还要冒生命危险……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虽然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一定能为塔利班的成功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它为福柯在伊朗找寻的东西（以及现在在阿富汗吸引了我们兴趣的东西）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欧洲例证，它不涉及任何宗教原教旨主义，而只是一种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行动的集体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之后，这种集体参与的精神受到了压制，而这种被压制的立场似乎又以原教旨主义的面貌出现了。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被压迫者用参与集体解放这么一种正当的形式卷土重来呢？当然可以。我们不仅可以这么设想，而且它已经在大力敲打我们的大门了。

只需要提一下全球变暖这个灾难就够了——它要求的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而这种行动需要它特有的一些殉道方式，并且要牺牲掉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的许多乐趣。如果我们真的想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的、注重享乐的“自我关怀”就必须被取代。仅仅依靠专业科学没办法完成这项工作——这门科学必须植根于最为深刻的集体参与。这应该是我们对塔利班做出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