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赵紫阳诞辰一百周年，骨灰将会在18日下葬。
赵紫阳的子女对公众表示，赵紫阳先生的骨灰将会在18日在北京郊区某私人公墓安葬。赵紫阳先生逝世14年以来，因为官方的阻挠和干扰，赵紫阳先生的骨灰一直没有成功下葬。赵紫阳的子女不愿意其父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而是愿意按照赵紫阳生前遗愿在北京一个僻静的地方默默陪伴着他守护的北京人民。
在此，向赵紫阳先生说一句，“您放心走好，历史和人民会给您一个公正的评价”
附赵紫阳生前遗言
在此，向赵紫阳先生说一句，“您放心走好，历史和人民会给您一个公正的评价”
附赵紫阳生前遗言
1989 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 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 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 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 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 日益失去了市场。
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 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 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 ——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 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 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 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 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 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 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 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 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上的议会民主制。
53 个评论
请求置顶到18号，来缅怀赵紫阳先生。
习包子硬度无限大，这次居然同意了？？？请示过你邓哥(朴方)、胡哥和江爷爷没？
本来我也想发这个，这几天版务情况确实令人糟心。 我支持置顶
这个我见有人发过啊。
okay，我居然没看到。。。好在我现在发的也不是主贴
我看到有人发新闻，但是有发祭文吗？
有啊，你可以找找。
他们写的不是很好，因为赵紫阳子女还在国内，很多事情他们都略过不写了，所以我看见也没转。
雖然手上有過鮮血，為人有過爭議，志向太過狹隘，但是在最後的大是大非上，他利用他那有限的力量說了人話，盡了人事，我還是默哀一下這位總書記吧。
让一个「政治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开纪念馆？天方夜谭。如果这个能搞成，高岗林彪江青反党分子一股脑都要开纪念馆怎么办？
关于李鹏我觉得有道理，落葬摆明是趁他尸骨未寒明剃眼眉的行为。
关于李鹏我觉得有道理，落葬摆明是趁他尸骨未寒明剃眼眉的行为。
郑欣迪
观察
我已在墙内社交媒体纪念 会喝茶吗？会被摘吗？
已隐藏
哪个管理员暴走了？折叠了这么多东西。
功过是非，肯定要下个朝代才能有公正的评价
但起码，赵紫阳遵信了内心的良知，守住了道德的底线
大是大非面前没有走错，虽然不能拔高为圣人，但是我觉得也堪称伟人
愿一路走好
但起码，赵紫阳遵信了内心的良知，守住了道德的底线
大是大非面前没有走错，虽然不能拔高为圣人，但是我觉得也堪称伟人
愿一路走好
不下葬是为了怕有人前去祭拜吧
要吃粮，找我。赵公是tg最后一个有良心的高层了。忘不了赵公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之后，在天安门前含泪发言。千古！
一群土匪投票撕票还是不撕票，多数投撕票一个投不撕票，结果还是撕票，然后投不撕票那个成了人质心中的伟人.我只能说他是个有点良心的土匪，你们的肉麻话让我听着难受
青山有幸埋忠骨，历史定不会辜负老先生。
安息。
guibuhai
Thinker
以后就靠八个大大入主中原建立真朝以后给胡耀邦赵紫阳薄熙来谷开来平反了，好比1949红朝建立以后把张学良杨虎城树为民族英雄。
缅怀……
缅怀赵紫阳先生
缅怀。
有良心的老人一路走好。
软禁中的赵紫阳谈中国政治改革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91017-%E8%BD%AF%E7%A6%81%E4%B8%AD%E7%9A%84%E8%B5%B5%E7%B4%AB%E9%98%B3%E8%B0%88%E6%94%BF%E6%B2%BB%E6%94%B9%E9%9D%A9
在赵紫阳百年诞辰之际，纽约时报特地发表赵紫阳挚友宗凤鸣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单少杰教授的访谈记录，谈赵紫阳的政治思想遗产，以及赵亲身经历的许多史实。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为您摘录有关赵紫阳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部分内容。
纽约时报这样介绍说：宗凤鸣（1920～2010）与赵紫阳（1919～2005）是生前挚友。两人同于1938年加入中共，同在中共冀鲁豫根据地担任县委书记，一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战争。八十年代，宗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该研究会的第一位主任就是时任国家总理的赵紫阳。
赵紫阳因“六四”下台后，宗凤鸣在赵遭软禁的十余年间，与之进行过上百次谈话。宗凤鸣记录下老战友的多次谈话，并汇集成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单少杰深得宗凤鸣信任，而较早读到了该书原稿；并应后者诚邀，就上述书稿写出了一本解读性论著，即《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在赵紫阳诞辰100周年之际，单少杰决定将该访谈拿出发表。
在访谈中，宗凤鸣谈到赵紫阳因六四而下台后，邓小平并不满意当时的江李体制，邓小平甚至还指出，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那几年，中国经济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又说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于是，社会上有传言，说邓小平又要启用赵紫阳了。
对于这种传言，赵紫阳很肯定地对宗凤鸣说：这是不可能的事。邓虽然对这个江李领导班子不满意，但为了“六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着维持江李体制不变为好。邓小平的信条，是党的领导权绝对不能动摇，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分享。这怎么能使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呢？宗凤鸣认为，赵紫阳执政是有理念的。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国转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就是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赵紫阳还声称：民主是世界潮流，我们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
宗凤鸣说：赵紫阳在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时，也是在他病重时，还在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方向问题，以及发展道路问题。他对我说：中国应朝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应制定共同的社会发展指标，以取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此后不久，他就住院了，再也没有出院，真是壮志未酬，抱憾终身啊！
赵紫阳有一个要把中国领到民主世界潮流之中的目标，但在经历了一系列困难曲折后并未成功。赵紫阳告诉宗凤鸣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但重大事情还是邓小平说了算，还得由他“垂帘听政”。
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
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宗凤鸣说：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
“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他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
赵紫阳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宗凤鸣认为：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宗凤鸣还指出：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
宗凤鸣还强调：邓赵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宗凤鸣认为：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
“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
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
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因此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因此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
在中美关系上，紫阳指出他与邓小平的不同之处：邓小平认为，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但紫阳认为，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作为这一谈话参加者，单少杰指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91017-%E8%BD%AF%E7%A6%81%E4%B8%AD%E7%9A%84%E8%B5%B5%E7%B4%AB%E9%98%B3%E8%B0%88%E6%94%BF%E6%B2%BB%E6%94%B9%E9%9D%A9
在赵紫阳百年诞辰之际，纽约时报特地发表赵紫阳挚友宗凤鸣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单少杰教授的访谈记录，谈赵紫阳的政治思想遗产，以及赵亲身经历的许多史实。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为您摘录有关赵紫阳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部分内容。
纽约时报这样介绍说：宗凤鸣（1920～2010）与赵紫阳（1919～2005）是生前挚友。两人同于1938年加入中共，同在中共冀鲁豫根据地担任县委书记，一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战争。八十年代，宗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该研究会的第一位主任就是时任国家总理的赵紫阳。
赵紫阳因“六四”下台后，宗凤鸣在赵遭软禁的十余年间，与之进行过上百次谈话。宗凤鸣记录下老战友的多次谈话，并汇集成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单少杰深得宗凤鸣信任，而较早读到了该书原稿；并应后者诚邀，就上述书稿写出了一本解读性论著，即《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在赵紫阳诞辰100周年之际，单少杰决定将该访谈拿出发表。
在访谈中，宗凤鸣谈到赵紫阳因六四而下台后，邓小平并不满意当时的江李体制，邓小平甚至还指出，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那几年，中国经济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又说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于是，社会上有传言，说邓小平又要启用赵紫阳了。
对于这种传言，赵紫阳很肯定地对宗凤鸣说：这是不可能的事。邓虽然对这个江李领导班子不满意，但为了“六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着维持江李体制不变为好。邓小平的信条，是党的领导权绝对不能动摇，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分享。这怎么能使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呢？宗凤鸣认为，赵紫阳执政是有理念的。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国转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就是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赵紫阳还声称：民主是世界潮流，我们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
宗凤鸣说：赵紫阳在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时，也是在他病重时，还在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方向问题，以及发展道路问题。他对我说：中国应朝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应制定共同的社会发展指标，以取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此后不久，他就住院了，再也没有出院，真是壮志未酬，抱憾终身啊！
赵紫阳有一个要把中国领到民主世界潮流之中的目标，但在经历了一系列困难曲折后并未成功。赵紫阳告诉宗凤鸣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但重大事情还是邓小平说了算，还得由他“垂帘听政”。
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
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宗凤鸣说：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
“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他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
赵紫阳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宗凤鸣认为：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宗凤鸣还指出：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
宗凤鸣还强调：邓赵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宗凤鸣认为：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
“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
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
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因此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因此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
在中美关系上，紫阳指出他与邓小平的不同之处：邓小平认为，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但紫阳认为，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作为这一谈话参加者，单少杰指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
致敬
安息吧…趙紫陽並未真正逝去…只要我們還記得他，他就永遠活在這個世界上！紫陽最後也終於得到了安息，他可以在天堂自由的延續下去…RIP✝
虽然错过了大好时机，但是保持了人性和底线，支持置顶悼念。
有人道主义精神，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或许也是级别最高的良心犯
中共不是没有人才，只是部分恶人影响太大而已，还是那句话，他真的呢么好么？不见得，都是同行们的衬托。
伐共者
黑名单
趙紫陽在廣東土改殺不少人，有什麼好緬懷。
曾经也是个极左的人物，后来转变为改革派，没有与人民为敌，算是中共体制内少数有良知的高官，后期挨了共党的铁拳，但是历史会给您公正的评价，紫阳千古。
骨灰入土，沉冤未雪。
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坐不到那个位置，他为什么"同情"学生，估计被群众运动搞怕了
ccp还会出一个新的赵紫阳吗？
赵公千古，人民不会忘记你
郑欣迪
观察
已在qq，微博 b乎 pyq纪念，b乎和微博均被删帖。到现在没有找我喝茶的
简朴，只有400平方尺...但这里安放的，是良心，是共历史久远将万古长存的纪念。 https://t.co/mQxjZ8t9Hu
他能坐到那个位置，是因为邓小平的经济开放，离不开赵紫阳；至于被群众运动搞怕，更不可能：如果他真要屈从于邓小平，直接实施镇压就行了，也就没有江泽民什么事了。
希望李克强不要再犯赵紫阳的错误，果断站出来，拼命一搏。
这里的改良派把老子恶心的要死！
能做到中共总书记的人哪个是好鸟？
他赵紫阳只不过是权斗失败了而已！
居然能让本站的一群“改良派”缅怀，你们怎么不缅怀那些因为土改被他赵紫阳杀掉的人呢？
能做到中共总书记的人哪个是好鸟？
他赵紫阳只不过是权斗失败了而已！
居然能让本站的一群“改良派”缅怀，你们怎么不缅怀那些因为土改被他赵紫阳杀掉的人呢？
毛毛成
🤬不友善用户
八九学运在中共正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以某种和中共当局对立的形式发生，在时机和形式上都值得商榷，从客观效果上看，八九学运粉碎了邓小平很可能把权力交班给赵紫阳的机会，扼杀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顺理成章地深化到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后的几代中共领导人，即使有政治改革的理念，也出于怕赵紫阳复出，不敢为六四平反。
出于道德良知的行为，如果没有审时度势，以某种激情和冲动的方式出现，很可能亊与愿违，扭曲了社会进步原有的渐近的方式，八九学运是个历史的错误，错不在学生，在中共当局处理不当。类似事件，如十年前的西单民主墙就处理的比较好，当然是相对而言，只是委屈了魏京生先生。记得当时还在月坛公园里专门辟了一个地方，设了大字报棚，我去看过，大字报棚排列的整整齐齐，因不在闹市和交通中心，很快观看的人就廖廖无几了。台湾著名㪚文家、美食家唐鲁孫先生（满清皇族），在一篇和月坛公园有关的文章中，专门提到此亊儿，说共匪狡猾，印象十分深刻。
八九学运出于学生的道德良知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愤慲，无可厚非。但是政治人物应该有更高的智慧，中共当局在学运初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突发亊件可能造成的危害，没有能安抚和劝退学生，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反而任由北京市委和李鹏等人上纲上线，激化矛盾，最后以开枪杀人的悲剧收场。处理不当，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也很难说完全沒有责任，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迟迟不表态就是一种变相励，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持观望的态度，后来他去天安门劝学生，已经太晚了，他自己也说，同学们我们來晚了，也是内心真诚的悔意。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以大局为重，委屈求全，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尽最大可能地保护人民群众，在恪守道德底线上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八九学运没有处理好这一点上，赵紫阳还是有一定的檢讨的空间，不一定非要认同对学生开枪，镇压也有多种方式，完全不必非要用实弹射杀的方式，当然我们尊重赵紫阳个人的选择。
要有所作为，又要恪守道德的底线，在中共官场中很难做到，这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只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官员由选举产生，为公民负责，受公民的监督，才能根本解决为官之道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而不是道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个人可以尽情发挥，不必再在作为和道德之间做艰难的抉择，也不存在胆大胆小的问题。
人去政息，赵紫阳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如果八九学运发生在中共倒行逆施的今天，中共上层又有人呼应就好了，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的观念毕竟发生了根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政治制度改革的理念，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一个伟大的历史变局，即由开明专制平稳有序地向民主宪政转型。
出于道德良知的行为，如果没有审时度势，以某种激情和冲动的方式出现，很可能亊与愿违，扭曲了社会进步原有的渐近的方式，八九学运是个历史的错误，错不在学生，在中共当局处理不当。类似事件，如十年前的西单民主墙就处理的比较好，当然是相对而言，只是委屈了魏京生先生。记得当时还在月坛公园里专门辟了一个地方，设了大字报棚，我去看过，大字报棚排列的整整齐齐，因不在闹市和交通中心，很快观看的人就廖廖无几了。台湾著名㪚文家、美食家唐鲁孫先生（满清皇族），在一篇和月坛公园有关的文章中，专门提到此亊儿，说共匪狡猾，印象十分深刻。
八九学运出于学生的道德良知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愤慲，无可厚非。但是政治人物应该有更高的智慧，中共当局在学运初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突发亊件可能造成的危害，没有能安抚和劝退学生，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反而任由北京市委和李鹏等人上纲上线，激化矛盾，最后以开枪杀人的悲剧收场。处理不当，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也很难说完全沒有责任，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迟迟不表态就是一种变相励，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持观望的态度，后来他去天安门劝学生，已经太晚了，他自己也说，同学们我们來晚了，也是内心真诚的悔意。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以大局为重，委屈求全，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尽最大可能地保护人民群众，在恪守道德底线上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八九学运没有处理好这一点上，赵紫阳还是有一定的檢讨的空间，不一定非要认同对学生开枪，镇压也有多种方式，完全不必非要用实弹射杀的方式，当然我们尊重赵紫阳个人的选择。
要有所作为，又要恪守道德的底线，在中共官场中很难做到，这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只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官员由选举产生，为公民负责，受公民的监督，才能根本解决为官之道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而不是道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个人可以尽情发挥，不必再在作为和道德之间做艰难的抉择，也不存在胆大胆小的问题。
人去政息，赵紫阳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如果八九学运发生在中共倒行逆施的今天，中共上层又有人呼应就好了，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的观念毕竟发生了根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政治制度改革的理念，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一个伟大的历史变局，即由开明专制平稳有序地向民主宪政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