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体里文革时期在支那的洋人

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作为一名热心的年轻活动家，黄于1972年离开加拿大前往北京，希望同时帮助毛的事业并追寻她的祖先根源。这本写得很好、很有启发性的描述，讲述了她“从毛到现在的旅程”，带领读者回顾了她作为学生的六年，以及随后在红色中国首都担任记者的六年。

黄是唯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人，这本书让读者能够深刻地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和现在的情况。父母是中国人，但在西方长大，这使得Jan成为两个世界的一部分。她以局内人和“外国人”的身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从而对那些只有少数人可以声称的时期有了看法，而很少有人写过。

本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作者在北京大学时代的故事。1972年，仅凭她所学的普通话101词汇，黄离开了蒙特利尔的舒适和安全的生活，在中国度过了一个夏天。受到她在红色中国的观察的启发，她发现从担心女权主义问题到支持毛主义是自然而然的。于是她请愿并获准留在中国，在北京大学学习两年。她解释说，当时反建制主义“盛行”，而“中国是激进的”。西方青年向东方寻求种族主义、对群众的“剥削”和物质主义的答案和解药。对于一个寻求改变世界的年轻女性来说，成为一名记者似乎是一份完美的工作，所以她决定留在中国学习普通话、中国历史和毛主义。她的目标是将她认为中国做得好的一切知识带给西方。

作为一个满眼星光的年轻毛主义者，黄并没有意识到人们到底有多悲惨。相反，当她发现她和其他外国学生得到了更好的房间和特殊的食物特权时，他们抗议，直到他们被允许在肮脏的食堂里吃给其他学生的可怜的饥饿口粮。然后，她和她的外国朋友请愿，要求与他们的中国同学一起从事他们被免除的体力劳动项目。她终于被允许和其他人一起挖沟、搬砖和收割庄稼。

作者的第一个线索是，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不是她梦寐以求的天堂，当时学校要求她结束与一个瑞典年轻人的友谊，否则就会被开除。学校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与她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心理游戏。从这次经历中，她了解到，在中国，人们不仅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也不能自由地思考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黄仍然热衷于证明她是一个好的毛主义者。事实上，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高潮是她告知了两名学生，他们要求她帮助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当时，黄女士认为她把他们交出来是正确的，但现在她后悔自己的决定，并对之后可能降临到这些人身上的可怕命运感到非常懊悔。

在第二部分中，Wong 回到蒙特利尔完成她在麦吉尔大学的学位。她仍然支持红色中国，在当地讲学，努力争取公众对中国及其政治议程的支持。1974年毕业后，黄女士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奖学金，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之后她又去了北京大学。除了更多地了解她的学校经历和加深对个人和政治层面发生的事情的理解外，作者还遇到了美国人诺曼·舒尔曼---Norman Shulman）并与之结婚。学业结束后，她找到了一份《纽约时报》驻外记者的工作。她发现，当其他记者无法获得采访或评论时，她的中文外表和流利的语言使她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让当地人向她敞开心扉。

当毛夫人和四人帮的其他成员被捕时，黄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当她看到人们在街上欢呼雀跃时，她突然意识到人们已经很久不相信文化大革命了。她因为盲目的信仰而感到被背叛和愚蠢。

1980年，黄先生离开中国，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学学位，随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多家著名出版社工作了七年。但在1988年，她太好奇了，不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她要求她的雇主《多伦多环球报》把她调走。因此，本书的第三部分涵盖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她职业生涯的亮点是报道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由此产生的大屠杀，以及由此产生的垮台。这一事件成为粉碎黄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最后幻想的催化剂。她宣称自己不再天真，并相信她终于对“真正的”中国有了清晰的认识。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介绍了黄对中国生活的一些最有趣的采访和观点，主要围绕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如如何揭露有多少人真正死于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贫困、经济繁荣的影响、发育迟缓、毒品、囚犯、绑架妇女作为新娘，以及中国新的强盗大亨。

黄于1993年离开中国，没有后悔。她总结说，如果没有在红色中国生活和观察12年，她就不会意识到她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是她在加拿大享受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1949之后跑到支那的洋人或abc和那些跑到伊斯兰国的年轻人一样，都是恐怖分子。柴静需要找伊斯兰恐怖分子采访吗？她怎么不直接找支那恐怖分子采访？当然洋人和支那人是不同的，对比张容写的，这本书里充满了自我谴责，而张容则把所有过错都推给毛，没有丁点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