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分享】《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第七章 保守主义的反动

原名：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WEST: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eralism
作者：Frederick Watkins

第七章 保守主义的反动
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二大阶段便是农民阶级的觉醒。我们已经讨论过，贵族对中产阶级要求的巨大抗阻力量与自由宪政主义的兴趣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个抗阻力量便是所谓的“保守主义之反动”的政治运动造成的。

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最初也无意建立宪政政府。他们的目的是要防止中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以保卫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他们深信农村社会的需要与利益即人类的福利，因此和开明专制论的倡导者一样，想要通过专制权力的运用把他们的观点强加在其他人身上。他们最后之所以接受议会政府并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宪政主义，而是因为无法达成最初的要求。他们对近代自由主义的贡献固然非出自己愿，却一样具体有力。他们启导农民阶级去抗拒启蒙运动，唤醒了社会中一群重要民众的政治意识。随着中产阶级的觉醒，保守主义的反动也迫使人们面对下列问题：如何创造基于复杂社会公意而非单独社群意志的世俗社会。这就是他们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发展的贡献。

近代保守主义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那几年。截至当时为止，土地贵族仍然只注意世袭统治阶级的特权与义务，他们觉得地位还很安稳，所以纵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以玩忽的方式控制文学世界。他们多半都过于忙碌或过于自信，只要不干涉到惯有的生活方式，根本不会想到介入政治纷争。但革命一旦发生，这些贵族中的才干之士便开始发挥各人才华，处理理论性的问题。早期法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两位倡导者迈斯特（Maistre）以及波纳尔（Bonald）都是四十出头的人，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直到革命发生之后，才突然被人从原来的职位（世袭的小公务员）拉出来——这是值得注意的共同特色。同样的，原为英国议会寡头执政成员之一的柏克（Edmund Burke）也要等到革命危机发生时，才以61岁的高龄抽空致力写他的第一部广泛的政治哲学。一旦他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便能轻而易举地对启蒙运动哲学提出挑战。他们的努力立刻奠定基础，使保守主义者能够重申其政治地位。

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的领导人物虽然都出身贵族，但是他们却能替一群比世袭统治阶级为数更多、更为重要的社会群体说话。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是都市环境下的产物，从未曾真正体会到农民的需求与抱负。另一方面，大部分贵族却都是农村土地的拥有者，和农业社群中的其他成员享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与经验。的确有些贵族由于“遥领制度”（absentee ownership）的习俗，已经和农民失去接触。在遥领制度的弊端充斥之地，对贵族地主特权的敌视为农民与革命的中产阶级的结合提供基础。但大多数贵族仍然是活跃的农场拥有者，在地方社群中拥有良好的领导传统。在法国，王室的政策强迫重要贵族远离其庄园，但即使如此，在旺代（Vendée）等地，士绅仍然有办法领导农民对革命群众做顽强的抵抗。在别的国家，有比率更多的贵族能对地方发挥影响。由于此时农民在欧洲人口中占大多数，任何人只要能把他们组成活跃的政治力量，便能拥有厚实的力量。这正是保守主义的反动运动面临的挑战与机会。

从社群中其他成员的立场来看，中产阶级革命的一大缺点是它有破坏社会生活惯性基础的倾向。通常人类行动的基础是习惯而非选择。学习以新方法做新事情是一桩困难的事，没有人有足够的精力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太多此类工作。革新必须抛弃既有的习惯，因此是痛苦的。在启蒙运动享乐主义的盘算中，这个特殊的成本因素被忽略了。举个例子来说，革命的立法者笃信十进位制的合理性及单纯性，所以敢强迫民众采用新的公制度量衡、十进位的货币制度以及人民不熟悉的共和国日历，而不会感到任何不安。开明的经济学家只关心技术进步的利益，所以也愿意让新生产方法的发现者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立即剥除较缺乏效率的生产者的生计，而不给予任何补偿。对中产阶级中较聪颖、较具适应能力的人来说，变革的成本和利润相较之下并不显得过多。对于那些必须承担变革冲击的人而言，情况却极为凄惨。一般人对变动不居的社会，不可能完全适应。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弱点便是没有察觉到这个事实。

农民阶级是当时社会所有成员里，受早期自由主义思想中无情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毒害最深的人。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的计算与社会的流动性，这是都市经验而非农村经验的反映。人们在国际交流与时尚变迁的环境中，学会针对新思潮做自我调适，并且设法使自己的劳力适应浮动市场的需要。在一个人际关系疏远、漠然的世界里，人比较能自由地遵循个人自利的指示，决定自己的行动。对都市人来说，建立在斤斤计较的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理念并非全属虚假。但应用到农村社会时，早期自由主义的“设定”（presupposition）就极不切实际。十八世纪的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宁静的乡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去了解应付不熟悉的问题。他们一心一意，用传统方方法培育传统的作物，无法针对浮动的经济调整劳力。他们直接醉心于某种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生活，以耕耘特定的土地来维持生计，因此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自由移动，寻求有利的就业机会。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他们无法从机会中获利，反而蒙受动态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利。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制造方法，从而摧毁乡村的手工艺产品。同时外地的输入品也可能突然流入，以低价夺取他们的农产品市场。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架构内，不可能对这些损失做任何补偿。因此，启蒙运动的哲学在表达都市利益上，虽有其价值，却绝对与农民的需求、经验背道而驰。

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的任务便是要抗拒都市进步主义的力量，维护农村生活的传统价值。保守主义者唯有否定早期自由主义的“进步”概念，主张“社会稳定是人类福利的要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在这方面做得最深入的是波纳尔（Vicomte de Bonald），他的《权力理论》（Theory of Power）一书以较激烈的保守主义立场的宣言而享有盛名。这本奇特的著作采用抽象与“拟数理”（pseudomathematical）的论辩方法，和当时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的“历史经验主义”（historical empiricism）不同，而比较接近启蒙运动的精神。但是这个方法的前提却与十八世纪哲学家所采用的不相同，因此也导致不同的结果。

波纳尔接受享乐主义“幸福乃世俗生活之目标”的观念，企图阐明幸福本身就是社会稳定的反映。接着，他就像牛顿式的社会科学家一样，以理性、自信的态度描述缔造静态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个图像虽然很像法国旧王朝（ancien régime）的翻版，却已经完全没有法国旧王朝那种动态的特色。他认为所有的社会与政治关系都必须以严格、广泛的社会阶级制度做基础，以便所有的功能都能世代相传地延续下去。商业与工业因为内在的动态性质所以要加以贬抑，而鼓励农业。社会政策应经过精确估量，使人口数停留在一个最适当的不变水准。“权力均衡”的原则必须维持，使静态的社会永远不受国际情势变迁的影响。波纳尔相信：只要把完全理性化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应用，我们就可能永远把社会维持在一个绝对静态的情况下。这就是他对“如何使人类幸福臻于极致”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

保守主义者强调“稳定”（stability）的重要——作为这一点的指标，波纳尔的作品饶富兴味，但却太过极端，无法产生影响。一般民众即使是面临迅速变迁的情势，也往往会执著于他们生长的时代观念及先入为主的看法。因此，为了使群众愿意聆听新理念，我们必须以一种对既有的思想模式破坏最少的方式来介绍这些理念。启蒙运动的成功是因为大多数理论都是对熟悉的基督教学说的再诠释——启蒙运动之后的理论若不能以类似的方式对启蒙运动的学说重新诠释，就绝对不可能成功。

法国大革命发生时，“进步”理念已主宰人心数个世代之久；受过教育的人绝少不受其影响。此外，由于科学以及一般学术的持续发展，在未来许多世代，“进步”理念似乎也不太可能丧失其影响力。有些人或许会拒斥启蒙运动极端革命性的乐观主义，或是慨叹过度变迁引起的骚动，但是启蒙运动却给人一种战胜自然环境的希望，这希望引人入胜而难以轻易抛弃，在这些情况下，保守主义者的唯一希望便是把“进步”理念化为己有，然后再从保守的方向为它做重新的诠释。波纳尔并未做到这一点，因此无法建立具有影响力的近代保守主义学派。

对任何熟悉乡村生活的人来说，了解“进步”的最简单方法便是拿有机生命的成长做比对。在大城市的人为环境中，杂货摊上便卖有苹果，大多数的东西也都可以买到或按照人们的特殊要求制造出来，人们自然会相信没有任何事物是超乎技艺高超、具发明天才的人力之外。最原始的“进步”理念便是这种都市观点的表达。然而，在乡下自然环境当中，人类行动的潜力却较受限制。鞋匠一定要在找到顾客后才开始做鞋子，而假如这位顾客急于取货，我们也无法教这位鞋匠不要工作过度。农人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耕耘，而一旦播种，他便找不到任何方法使作物在其固定季节前先行成熟。发明家在完成机器的设计后，可以教人立刻把它做出来；家畜蓄养者却必须经过几个世代的努力才能想出改良某一特殊牛种血统的方法。农夫更无法完全自由地创造自己的环境——他们只能配合物种内在的发展法则协助它们成长。农夫从先人种植的葡萄园或果园中摘取果实，并且种下新树苗，但却可能一生中都等不到收获的季节，因此农夫仍学会从世代生生不息的合作之角度去看人类福利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进步不是突然的变革，而是逐渐的累积。因此，农村的经验遂导致一种有机生命成长的概念，此概念与十八世纪哲学家的“机械化的理性主义”（mechanistic rationalism）不啻天差地别。

保守主义理论的功能便是以有机生命观为基础，重新诠释早期自由主义的“进步”理念。最能洞察这个事实的理论家是迈斯特与柏克。他们两人对身处的时代的进步精神都有某种程度的同情心，这是和波纳尔不一样的地方。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柏克任立法之职，表现出谨慎、有毅力的改革者姿态。他在演说中主张与北美殖民地和解，被看做美国革命的支持者。同时他在有关哈斯丁（Warren Hastings）的审判中（这次审判是一系列试图纠正英国在印度行政措施的第一遭）也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迈斯特先前的事业虽然不如柏克辉煌，但是他的著作也同样具有一种温和改革主义的色彩。然而，由于震怖于启蒙运动之革命的极端主义，两人都成为早期活跃的反法国革命者。他们两人在同一年以完全相同的标题各出版了一部书，表达对当前法国情势的关切。两本书的观点并不尽同。迈斯特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思想家，持有正统天主教的自然观与人类命运观，而柏克虽然也受到一些宗教影响，却站在纯粹世俗化的基础来阐述他的思想。但在批判启蒙运动的精神时，两人都以极流畅、动人的语调引述了有机生命的进步观。因此，他们乃成为早期保守主义反动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代言人。

他们的论辩以对抽象、“拟数理”理性的全然拒斥为出发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依牛顿物理学之例而认为：我们只要应用少数几个由理性直觉体察出来的法则就足以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农人受无法预测的风雨、洪水变化的左右，被迫去面对个别生命机体的特性，因此比一般都市人更容易体会到这个观点中隐含的“过度简化”的问题。因此，当迈斯特与柏克向十八世纪思想的理性化假定提出挑战时，他们是在向一个重要的人类经验的领域提出诉求。根据他们的说法，人类与自然都极其复杂，没有任何人的心灵能够了解某一特定行为的全盘后果。基督教神学一向教导人说，人是脆弱、不完美的生灵，仅凭一己之力绝无法了解上帝安排的宇宙秩序。不论是明示（如迈斯特所论者）或暗示（如柏克所论者），保守主义的反动运动都是对基督教人性观的回归。但是两个人都认为较明智的方式是把理论建立在经验而非教条的基础上；实际上人类绝对无法把改革行动建立在抽象的一般性原则上。他们更进而预测，革命运动一定会产生一些连自信的革命者都无法逆料的后果。这些预测当然不全是幸运的。迈斯特曾经以“太多考虑、太多人为因素”为由，否认一国首都的建立可预先筹划，而以一千对一之比邀人打赌，认为当时正在筹划的华盛顿市绝对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所在地。然而，如果说保守主义者在否定理性计划的可能性时，观点过于极端，他们的立场至少还能用来纠正过于夸张的革命乐观主义。启蒙运动的哲学高估了抽象理性的能力，近代保守主义思想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挫抑这种自负的看法。

不过对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这种攻击，却不曾否认进步性成就的可能或重要。柏克与迈斯特虽然都确信人类的心灵永远无法把宇宙化成一个可以了解的体系，但却坚信经验性的行动绝对有其价值。他们和一般开明的哲学家不同，有丰富、直接的政治经验，这一点可能和他们所持的经验的、反理论的（anti-theoretical）观点有某种关联。根据他们对人性的分析，人类成就的基础是“对实际问题所做的实际反应”。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到许多特殊的难题。通过对本身直接环境的密切了解，经过“试错”（trial and error）的过程而求取答案。如果这个解答禁得起时间考验，就被当做行为的一般准则。这准则经过邻人的模仿，再传给后代，就结晶成为传统。传统提供了一些方便的解决问题之道，人类才能集中精力解决新的困难。既然人是脆弱、不完美的理性动物，无从明了任何行动的真正因果关系，因此每一个个别的步骤便都是缓慢的、试探性的。如是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渺小的发现累积成可观的整体。由于体会到未受节制的情绪造成的不便，人类渐渐发展出礼仪及道德习惯。不断的发明使人发展出文明的各种艺术。迈斯特与柏克大体上同意十八世纪时认为“进步是历史的正常趋势”这一主张。他们和启蒙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坚持达成进步之成就的工作是“实际的体验”，而不是“抽象的理性”。

保守主义者强调传统的重要，因此能以“进步”理念做基础来攻击启蒙运动的精神。只要人们继续从机械主义的角度看社会，革命的极端行为在逻辑上就不会有任何的界线。如果表匠有更好的技术和设计能力，就没有理由不立刻把旧模子撤掉。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对改革持乐观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就像手表一样，是静态的机械性组合，随时可以按照人的理性意志修正。然而，假如文明是传统渐进的累积的结果，我们应当立刻明白：了解历史的正确线索是与有机生命之间的比照，而不是机械主义的类比。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历经几个世代的过程，正如动植物一样，我们可以鼓励、协助其成长，但却不能强迫它超越本性的范围。既然这个时代的技术与智慧无法取代过去的成就，“进步”便有赖传统的延续。社会改革者也和有良知的农夫一样，永远都将设法改良在他呵护下的有机生命体。迈斯特和柏克都承认现存社会状态有不完美之处，但消除弊端则有赖耐心地努力。根据他们的看法，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脱离正轨，是因为革命者想要把社会变迁的步调加快，而无法与传统的持续性相容。有经验的牛群饲养者都明白，用这样的方式对待牲畜，将会为整个牛群的生命带来灾害。同样的，急躁不耐地干涉社会的传统结构也会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所有的生命体充其量也只拥有一种不安定的存在，几分钟的时间便足以砍掉一棵百年老树。由于误信不切实际的“理性重建”的可能性，革命的哲学家正想砍断文明的传统根基。革命者对过去的成就只加以破坏而未协助其发展，不仅威胁到人类进步的速度，而且会造成退化，使文明唯有再历经几个世纪才能复原。这就是保守主义者对启蒙运动的革命乐观主义提出的回答。

有机生长的概念（the concept of organic growth）也和稍早的机械化理性主义一样，植根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但是它的吸引力却超出了该阶级的界限。法国革命走极端的现象不仅使农民怀疑、嫌恶，社群中其他大多数人也有同样的感受。群众丑陋的暴力恐怖行为使每个地方智虑深远的人都开始害怕放松传统道德束缚的结果。拿破仑战争的残酷事实代替了在人世建立天堂的梦想，理性评估力量有限的情形也越来越明显。人们对人类的知识、道德能力产生新的怀疑，而必须对人性阐释。保守主义者的“进步”学说正是针对这种需要而发，对西方思想的“前提”造成了迅速而且恒久的影响。

此时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左右文艺界；撇开这个运动的其他意义不谈，它本身就是保守主义革命的典型反映。古典文学的基础建立在牛顿主义的原则上，认为艺术是“普遍性法则”（universal laws）存在的例证。根据古典批评家的说法，艺术家的任务是选取经验的素材，加以阐述、表达，创造出合乎艺术完美规则（抽象而且可以由理性加以验证的）的典范作品。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者坚持认为每个生命都有权依循本身的特殊法则来表达自己。他们的先驱者想要发现普遍的真理，分析典型的行为形式，但是他们却强调性格的独特性及个人性。古典的悲剧作家把历史当做表达爱与责任的冲突等恒久问题的方便工具，浪漫主义者则不同，他们为“过去”而珍视“过去”，试图重新捕捉另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民族的独特风味。斯科特（Walter Scott）的小说以温馨的笔调重创骑士风尚盛行的时代，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产品。浪漫主义者抗拒古典世界中理性、一致的表象，渴望一个缤纷繁复、充满无尽生命的宇宙。有时这种态度会直接导致保守主义的结论。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便以王室与法国历史光荣间的浪漫联系为由，支持波旁王朝的复辟。浪漫主义者即使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强调个人及历史的独特性也助长了保守主义者对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攻击。因此，浪漫主义的胜利间接但却有力地巩固了保守主义者的立场。

同时兴起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也有几乎相同的效果。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对历史采取的态度和古典的悲剧作者十分相近，他们深信自己已拥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因此不认为历史能被了解或值得珍视。他们认为历史是一个方便的仓库，其中堆满样品与警戒人心之物，可供偏离理性正轨的人参考。他们漠视或谴责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如充满宗教偏执和其他不开明行为的欧洲中古时代。然而，就在十九世纪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一种对历史（尤其是中古时代）的不同态度开始出现。由于受“传统的持续性无比重要”这种说法的影响，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发现：对历史渊源做同情的研究可以增进对许多问题的了解。德国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1779—1861，德国历史学派法学之创始者之一）对拿破仑法典中的革命理性主义深感失望，乃以毕生之力研究近代民法的发展史。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学者为了说明某些特殊制度的必要性与特性，开始寻找不同国家、阶级、思想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历史先例，而为近代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借着比较历史法，学者们成功地把语言学与地质学提高到精确科学的地位。这个运动在1859年达到巅峰，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了《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说明各种曾经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固定生命形式，其实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到十九世纪中叶，“历史经验主义”已经很肯定地取代了“机械理性主义”，成为西方盛行的思想模式。从此以后，进化式“进步”观便一直在西方的知识生活中扮演主导的角色。

保守主义的“进步”论基本上并不是一种政治学说。它的目的和启蒙运动哲学一样，是要以某种形式界定社会不可让渡的权利（inalienabe rights），以抗拒任何形式的政府对权利的侵犯。保守主义者由于有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的社会观，对政府行为适当范围的看法和早期自由主义者是不同的。启蒙时代的人认为个人是进步的真正泉源，为了组织社会，人类唯一需要的是容许个人随意施展才能的自由市场制，政府的活动应局限于对这个制度的护卫上。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则相信“进步”的主要媒介是背负传统色彩的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在他们看来，要组织真正进步的社会，人类需要的并不只是单一的自由市场制，还必须维持各种传统（associations）的存在。真正保守主义政府的功能是维护并促进这些结社组织的成长。这虽然可能会牵涉到范围比较大的（相对而言）“积极的政府行动”（positive state action），但传统主义却同意启蒙运动哲学的看法，认为人类福利的主要来源是“社会”而非“国家”。保守主义者也和中古二元主义的阐述者一样，支持一个其利益高于一切政治权威之利益的自主性社会阶层（an autonomous social order）。如果这个阶层的利益能够受到适当的考虑，则从逻辑上来讲，政治组织的特殊问题便无关宏旨。

保守主义的理论逻辑即便是包含在社会二元论当中，政治的意外发展却使它的支持者必须极端强调其中的一面，即国家的权力与重要性。我们已经提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为了利用政治权力来建立自由市场，最初多支持专制王权。在一个工商业不断扩张的世界中，农业人口的权力长久下来必然比中产阶级小很多，因此，保守主义者痛切地体认到他们必须要有国家的支持。法国的贵族失去王权的保护后，已无力对抗革命的力量，唯有波旁王朝的复辟，再加上欧洲联军的支持，他们才能结束身无分文的放逐生涯，重居要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夸大政治权威的角色，认为是维持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柏克著作中最令人费解且不满的特点，是他往往认为只要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法王路易十六之妻）一死，所有文明的艺术及优点也必随之消逝。其他保守主义者态度更为极端，认为专制王权是维护传统价值所不可或缺的。因此，保守主义一开始便有一种打破西方二元主义的平衡，而支持国家专权的倾向——早期的自由主义也是如此，但不如保守主义强烈。

这时结合贵族与王权以形成一个联盟的观念已不令人特别感到惊讶。但事实上，组织这种联盟的企图却与欧洲政治传统背道而驰。从中古末期以来，国王的权威便是促成激烈改革的力量。为了使政治、社会生活不断朝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有雄心的君主在能力所及之处都曾毫不犹豫地摧毁社会的传统基础。数百年以来，近代国家官僚体制的发展过程便是对庄园、工会、议会与其他古老制度的传统独立性的挑战。中产阶级是技术效率的代言人，他们贡献己力协助王室与传统作战，因此，十八世纪的开明君主制和中产阶级的思想习惯相容不悖。另一方面，贵族却是王权的世袭敌人。他们是逐渐式微的社会秩序的主要受益人，一向反对新进王室雇员削减地主以及各地议会的传统特权。他们习惯以自己的方法处理地方事务而憎恨近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往往以公开叛变的方式抵抗这种权力；投石党人（the Fronde）之乱便是十七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叛乱。国王虽然获胜，但是投石党人的精神却未消灭。猜疑反对王权是根深蒂固的贵族法统。保守主义的理论家支持专制王权，等于是大胆违抗了贵族阶段的所有历史经验，而贵族阶级的利益又是他们想要维护的。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传统王权”（a tradition defending monarchy）的观念却绝不是狂妄的想法。王权在过去固然倾向革命而非保守的性格，但是法国大革命却剥除了大多数欧洲君王再度扮演往昔角色的机会。君王的传统盟友——革命的中产阶级对开明专制的潜在功能已彻底幻灭，现在他们愿意支持的只是经过狭义界定的君主立宪制，对其他形式的政府则一概不予支持。有些统治者或许愿意在这种条件下统治，但是君主立宪制却和惯于享受绝对权力者的癖性绝对无法相容。这情势使君主别无选择，只有加入保守主义的阵营。晚近以来，许多君主、贵族都是同遭放逐的患难之交。国王与贵族都以世袭的权利取得地位，在世袭权利遭受理性批判的时代，这点就成了联系他们的力量。既然主动的革命权已经消失，君主更容易忘记祖先的革命绩业，把自己看成不变的传统秩序的指定维护者。如果独裁者无法获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事实，这些统治者若再无法满足贵族的要求，则势必无法维持其王位。这一点使贵族的理论家能够接受专制王权而不怕危及本身的地位。

贵族虽然接受王室专权，但总抛不掉对国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使他们的王权论染上了奇特的暧昧色彩。一方面，为了对抗群众革命，迈斯特、波纳尔等保守理论家必须主张绝对、无条件地服从是人民的义务。迈斯特曾经不太诚意地暗示说，为了罢黜暴君，人民可以求助教皇；除了这种说法外，保守主义的理论家都不愿意承认任何削减国王统治权威的行为是合法的。另一方面，为了对付不可靠的王室，他们却必须劝阻统治者一意孤行。因此，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当然要费尽心思指出君王与实际的政府行为根本毫无关联，即使有也很少。既然没有人可以完全独力治国，贵族便实际上控制了所有形式的政权。王权的功能便是把权威托付给贵族的行政系统。传统君主的声威既可使一般人民服从，又可鼓励贵族共同戮力国事，乃成为政治稳定的独特基石。迈斯特便说过：“‘国王’（KING）这个单词本身就是一种符咒、魔力，可以使各种天才与力量产生向心力。”波纳尔在其著作中也同样强调王权在心理上的重要与实际上的无能（practical impotence）。法国旧王朝的历史显示出，君主在法律上虽有无上权威，但也无法战胜地位稳固的贵族行政系统的意志。保守主义政治的目标就是要恢复，并且长保这种奇特的有限绝对制（qualified form of absolutism）。

迈斯特与波纳尔的理论对贵族来说，合理而能接受。但作为向其他社会成员诉求的基础，他们却不那么令人满意。“国王”一词虽然还没有完全丧失传统的魔力，但想用他来掩饰专制主义却是昧于时势。法国大革命已使人们认识“自由”的观念，对中产阶级来说，去除个人行动自由的外在约束是社会进步的明证，贵族特权的消除也使农民多少体验到自由的价值。对“自由”的企求就像对“进步”的追寻，这时也蔚然成风，也使政治理论家无法漠视。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也必须把自由的观念纳入政治思想体系内，以增加说服力。迈斯特或波纳尔等人由于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不能建立基础，使保守主义的阐释更具影响力。

最后致力这个工作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黑格尔和大多数稍早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不同，不是贵族集团的成员，此外，他年轻时，也一度醉心于启蒙运动的哲学。他的著作自始至终都可看出早期自由主义的影响。例如，他对“法定权利”（legal rights）的强调便和大多数德国保守派的家长式权威（patriarchal）的思想大异其趣，也因此，他成为顽固的普鲁士年轻贵族心目中的“不受欢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另一方面，他最后当了大学教授，负有训练普鲁士公职候选人的责任，这使他很快就吸收了保守主义的观点。这些不同的经验都反映在他晚期的政治著作中。这些著作的目的虽然都是为了替保守的普鲁士君主政体找一个哲学上的立足点，但是因为黑格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有最亲切的体认，所以能真正认识到启蒙运动主要思想的力量。如何尽可能地把这些思想纳入保守主义的架构中，是他晚期著作的主要方向，这使他能够相当细致地阐述近代保守思潮。

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必须从保守的观点重加诠释，这在拿破仑以后的普鲁士尤其显得迫切，普鲁士在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中受害最深，因此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王室专制，以对抗紊乱的秩序。由于这个传统，日耳曼的王侯在保守主义反动运动中遂能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向君主立宪政体发动攻击。然而即使在德国，王室专制的路途也不见得平坦。德国受过教育的群众一向都受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德国的许多区域由于是革命分子和拿破仑军队最喜爱的战场，所以和法国大革命有直接的接触。普鲁士新兴的爱国复兴运动（由施泰因伯爵[Baron Stein]之类的人领导）采取了许多开明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显得强烈。十九世纪的头十年——正当黑格尔从事著作之际，自由主义思想仍然深受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信服。大学的师生尤其容易受自由思想的感染。黑格尔自由的概念对德国有识青年是深具强大吸引力。他晚期政治著作的潜在目的便是设法掌握这个概念，对保守主义做有利的解释。

为了对启蒙运动的挑战有所回应，黑格尔很大胆地试图说明“忠于绝对国家”（loyalty to an absolute state）本身就是自由的最高体现。他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法哲学原理》（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Right）——便是支持这个命题的论辩。这本书和其他所有早期的自由主义著作一样，都以“自由乃世上最重要之物”为第一前提。的确，历史也不过是一系列实现这个思想的步骤而已。然而，一如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所相信的，自由并不单纯是“把人类从消极的法律限制”中解放出来而已。对那些没有钱买东西的人来说，“人人有权进入肉店，任何人不得禁止”的权利并不能增进他们分毫的自由。除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达成目的，就没有人真正自由。积极的自由来自积极的权力。既然任何人都无法比群体更有力量，因此个人所结合的群体力量愈大，个人的积极自由也就越大。近代最有力量的结社形式是绝对国家，一如普鲁士君主制所代表者。因此，对每个真正有心推动人类自由的进步人士来说，唯一的途径便是加强政治绝对主义（political absolutism）的权力与权威。

“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的概念就像启蒙运动的哲学一样，目的在使某一特殊阶级的需求合理化。从逻辑上讲，“为达成个人目的，积极的政府行动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命题应当促使黑格尔采取宪政主义的立场。卢梭曾指出，如果群体的权力是要为群体的成员服务，此权力就必须依循群体的普通意志的指导去运用。从逻辑上讲，黑格尔既然考虑到自由的重要，就表示他也重视在政治中找出控制群众的方法与工具。但保守分子都明白，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权相比，绝对专制君主的权力最容易受他们指使。对他们来说，“自由”与“绝对主义”并非不能相容。这个社会事实是黑格尔政治思想中默认的前提。中产阶级知道他们的经济力量足以使他们在竞争中达成意志，因此一向乐于主张，自由市场制便是使所有人类获得自由的充分必要基础。保守主义者则体认到他们的力量主要是来自对王室行政系统的控制，因此也主张绝对君主制体制是所有人类获得自由的充分必要基础。二者都对特定阶级的需要加以伪装，而以普遍性政治理论的姿态出现。

不过，保守主义若要成为对启蒙运动哲学的一种回应，还必须有进一步的发展。长久以来，西方人的心灵就孕育在启示录揭示的希望中，对任何不赋予人类历史最后胜利希望的理论都有根深蒂固的嫌恶。早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主要弱点便是无法体认这种情感上的因素，反而不断激发这种情愫。当时中产阶级对“进步”有强烈的信仰，但保守主义的作家却无法为其信徒提供类似的激励力量。固然，像迈斯特或柏克这样的人或许能证明。在传统的架构中，“进步”也可能出现，但却不能保证进步必然发生。他们对幻想式的改革者心怀畏惧，深恐文明的成就被这些人摧毁，这种担忧畏惧之情在他们著作的字里行间充分显露。然而，基督教文明的真正传统却应当是希望而非恐惧。除非保守主义者能以更具希望的精神面对未来，他们绝对无法与敌对的革命势力的冲击一较长短。

在这方面，黑格尔也成功地补救了早期保守主义的缺点，这也是在黑格尔还相信自由主义时写成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一书（从他的晚期著作来看，本书别具新意）的终极意义之所在。“历史事件依循一个确定、可预测的模式在发展”这种观念对西方人的心灵始终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基督教在最初的几百年历史中，已经在这方面出现过一本划时代的巨著，即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到中古末期，这种思想趋向在弗洛里斯的约雅金（Joachim of Floris）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完全的发挥；约雅金解释说，俗世的历史最后将进入由神所预定并且逐渐演进的三个阶段，即圣父时代、圣子时代以及圣灵时代，从而为当代的改革者与神秘主义者的希望提供基础。黑格尔也以类似的方法诉诸“历史的不变法则”而为保守主义者的立场提供基础。黑格尔认为最进步的近代国家形式（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指的就是普鲁士）便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既定阶段，如此一来，保守主义的胜利不仅值得预期，也是必然的。黑格尔因此能以充满灵感的自信面对启蒙运动的挑战，这是他和大多数早期保守主义者不同之处。

黑格尔对历史的诠释是建立在“辩证法”（the dialectic）的哲学原则上。“辩证”一词来自希腊文，意为“对话”（conversation）或“辩论”（debate）。哲学上的唯心论学派（the idealist school）（黑格尔便属于此学派）的基本原则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外在、不变“理念”（ideas）的反映或具体化身。根据辩证法的理论，这些“理念”在现象界中的体现并非偶然或任意，而是依循一种类似思想辩论的不变“发展法则”。当一个人开始辩论时，他首先陈述命题，或说是“正”（thesis）。由于任何人对问题的最初陈述都不可能全然正确，因此这个“正”便可能有对有错，这会促使对手提出对立的陈述，或说是“反”（antithesis）。这个“反”也同样不尽正确；因而布下了辩论的舞台以试验这两种立场的优劣。有了这个经验，双方便都会放弃他们原始陈述中比较站不住脚的部分，而在最后接受一个修正过的陈述，或说是“合”（synthesis）；这个“合”保留了原来两个命题中的正确部分，去掉不正确的部分。不过，“合”虽然比其前身更正确，也依然有错误的可能，这时，“合”就变成另一场新的辩论中的“正”，它会引出新的“反”，而建立更完美的“合”。如是周而复始，永远不断，辩证的过程就成为逐渐实现理想真理的工具。

黑格尔对保守主义的必然胜利充满信心，因为他认为近代的绝对主义是历史上“自由”观念辩证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逻辑上讲，不断趋向更高层次的“合”的辩证过程和任何“历史的终极性”（historical finality）都难以相容。然而，西方文明所受的天启式熏陶非常强烈，使黑格尔不会因为在一无止境的过程中加上终点的想法有任何逻辑上的困扰。根据他对历史的分析，“自由”理念的实现必须经过三个连续的历史阶段。最初，人活在庞大的奴隶国家（如古埃及及亚述帝国），只有独裁者能把国家权力当成实践个人目的的工具。古希腊城邦第一次实践了自由理念，这时虽然还有很多人处在和以前一样的被奴役状态，但是政治社群的组织却使自由公民能够通过政治行动表达自己，从而把自由和政治忠诚与政治义务的观念结合起来。但是奴隶的存在却是一大缺憾，使得希腊世界的“正”必须用罗马帝国的“反”来补救。通过基督教与其他力量的影响（这些影响消除了奴隶与公民间的分野），道德责任的观念已为每个人接受，但对国家的忠诚却被牺牲。最后日耳曼帝国（the German Empire）以“合”的形式出现，总结并协调了前二者的最佳优点，使“自由”的理念得以实现。在近代世界中，奴隶制的废除和对每个人公民权的承认实践了罗马的道德责任观。此外，近代主权（sovereignty）理念的发展，也使每个人养成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精神，这在古希腊城邦中只能从公民身上看出。所以，近代国家是“自由”理念在历史上的最终实现，也是此后无数世代人类政治生活的完美基础。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就其自身设定的目标来看是失败的。和启蒙运动的哲学一样，它也想证明对特定阶级有利的制度就是历史的最终目标。对不属于这个阶级的人来说，黑格尔的证明并不能令人信服。在经济竞争中有强大力量的中产阶级完全不想放弃“自由市场是达成自由的适当工具”的信仰。其他的社会群体发现他们既无法控制自由市场也无法控制绝对君主制的运作，因此开始找寻其他可以达成目的的方法。后来的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发现采取黑格尔的学说对他们有利，但是他们的结论却和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大不相同。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在鼓舞贵族抵抗中产阶级的要求上，确实有某些价值，但在彻底解决西方政治问题上，却不能被广泛接受。

然而，正因为它失败，保守主义的反动运动才能在近代自由主义的演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贵族或中产阶级成功地将国家完全控制住，近代的议会组织就永远无法取代中古教会的功能，成为西方二元主义的维护者。保守主义的理论价值蕴含在鼓励农业人口起而对抗启蒙运动的都市力量中，使近代社会能够建立内部势力的均衡。重新扶持绝对君主制的努力虽然获得短暂的成功，但是中产阶级一再触发的革命却明白指出，绝对君主制已经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实际方法。另一方面，贵族的顽强反抗和其他形式的抗阻也同样明白地指出中产阶级的专制也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困局终于逼使双方在宪政的架构下互相竞争，用议会的权力做工具，来维护各自的利益。贵族发觉煽动农民的情绪来支持他们的政策要比影响国王更有效；同时中产阶级也不再依靠他们控制自由市场的能力，转而参与政治竞争。为了争取选票，激进派和保守派开始竞相为社群中的同盟阶级争取参政权。支持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和启蒙时代的人一样对民主宪政制度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唤起农民阶级的政治自觉所造成的实际结果，却是宪政制度。这就是他们对近代政治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