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抄】《富国穷国》[美]戴维·S·兰德斯 （发明的发明）

谜在于中国未能实现其潜力。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学识是逐步积累的；很显然，一旦一项先进技术为人所知，必将淘汰旧技术。然而，中国的产业历史却提供了一个技术湮没和倒退的例子。我们看到了中国记时技术的后退；同样，纺麻纤维的机械并未用于棉纺，后者从未达到机械化。而煤炭、焦炭冶铁也随着整个冶铁业弃置不用了。为什么呢？
当前所有常规解释都不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在繁荣和扩张的时代，中国的经济中缺乏技术进步呢？
为什么呢？汉学家提出了一些部分的解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有：

1.缺乏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政府时常干涉私营企业——接管获利颇丰的行业，禁止另一些行业，操纵价格，索取贿赂，没收私人财富。其中的一个打击目标是海洋贸易，在天朝的宫廷看来，这是一种分离性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等的源泉，更糟糕的是，它鼓励移民国外。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时，国家试图禁止海外贸易，禁海达到顶峰。禁止导致逃税和走私，走私引起腐败（保护费）、没收、暴力和惩治。拙劣的政府扼杀创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将才智从商业和工业引开。

2.社会价值观。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个重大阻碍：例如，妇女基本上困于家庭事务，使得以工厂形式发展获利的机械纺织业不可能出现。与中国妇女显著不同的是，欧洲和日本妇女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所，在外工作，攒得嫁妆或增加家庭收入。

3.杰出的匈牙利-德国-法国汉学家艾蒂安·包拉日强调大环境的不同。他认为中国技术未能得到发展是极权主义控制造成的后果之一。他没有从水利工程导致中央集权的角度解释这一大环境，但是他看到了一些因素：缺乏自由，习惯势力，以及被视为哲理的舆论。他的分析值得我们复述：
......如果人们理解，极权主义就是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和官吏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毫无例外的全盘控制，那么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高度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哪一个私人的首创性、没有哪一项公共生活的活动能逃脱官方的监控。首先是整整一系列的国家垄断，大众消费品，如盐、铁、茶叶和酒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教育也被小心翼翼地垄断起来。实际上还有文字的垄断，或者说出版的垄断：任何非官方的文字作品若未经审查，就没有什么希望传到公众的手中。可是国家的可怖权势、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所影响到的范围还更加广泛得多。人们穿什么衣服有规定；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房屋大小）有规定；服装是什么颜色、听什么音乐、怎样过节日——全部有规定。有出生和安葬的规定，天佑的政权明察臣民从生到死的一举一动。这是一个文牍和骚扰的制度：无穷尽的文牍，无穷尽的骚扰。

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凡是违背或似乎违背国家当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牢牢树立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简言之，没有人尝试。何苦去尝试呢？
不管这些因素如何混合，结果却是出现了孤立的首创精神和西西弗斯似的间断二者并存的奇异模式——上升，上升，上升，而后下降——社会仿佛是被悬挂于丝绸的顶棚。结果——如果不是目标的话，是不变中的变化，或变化中的不变。创新只被允许（只能）走那么远，不得再多走一步。

欧洲人遭遇的这类干涉要少得多。相反，在这几个世纪，欧洲人进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创新和竞争的世界，它向既得利益挑战，令保守主义势力震撼。变化积少成多；新事物传播迅速；新的进步意识代替了陈旧的、对权威的尊敬。这种对自由的陶醉触及（传染）各个角落。这是教会的“异端之年”，公众的创新为宗教改革做着准备。在这个时代，新的表现形式和集体行动挑战着旧的艺术形式，质疑着社会结构，并对其他体制构成威胁；工作和制造的新方法使得新颖成为美德和欢乐的源泉。这是乌托邦的时代，人们想象着美好的未来而不必回想失去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