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人以“精神胜利”占便宜为目的共情能力与立场选择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存在稳定且系统性的政治理念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往往是被当下的情绪特别是共情对象所左右的。而中国人的共情模式同样十分不稳定，共情对象经常会随着情境和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许多中国人在政治态度方面经常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精分”特征。

本文将先简单列举一下中国人常见的共情现象，再总结其特点，最后论述其可能的产生原因。

【一】论述现象：

1.在国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通常会优先与汉族王朝共情并排斥少数民族王朝。但是换个语境或者换个对比对象他们的态度就会发生180度大转弯。

比如当把蒙古与大宋相提并论时，中国人会与大宋共情，愤怒的咒骂蒙古蛮子玷污了中华。
但是到了要“彰显国威”的语境下，中国人又会与蒙古共情，自豪的宣称我蒙元帝国气吞万里是史上第一大帝国。

大清的待遇也类似。中国人多数时候对大清持负面评价，尤其灭亡明朝和晚清政局更是引来骂声一片。
但到了大清被西方列强教训的环节，中国人又会瞬间与大清共情，恶狠狠的扬言要报复西方。

2.在国际问题层面，中国人会优先与独裁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各路反西方国家共情，敌视西方发达国家与亲近西方的国家。但是在某些情境下，他们的态度又会大相径庭。

比如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中国人普遍同情埃及、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独裁第三世界国家，清一色的反对以色列和西方。还经常把美国与欧洲在中东的考古发掘活动称之为“劫掠”。
但是到了拿中东与中国比较历史谁更悠久更辉煌的问题时，中国人又会搬出“伪史论”大肆贬低攻击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并对破坏中东遗迹的恐怖分子大加赞赏。
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人还表现出歧视伊斯兰教的倾向。因此这些人在反美情境下愿意和伊朗等国共情，但是在关于宗教文化习俗话题时他们又相当鄙视这些国家。

对于“俄爹”俄罗斯联邦，中国人的矛盾情感更甚。多数情况下，中国人都会无脑支持俄罗斯并崇拜普京，反对与俄罗斯为敌的国家。
但到了关于苏联解体的话题，中国人又会同情苏联，并把当前的俄罗斯联邦视为背叛苏联与背叛共产主义的产物加以批判。
不过一旦涉及中苏交恶的话题，中国人的共情对象又瞬间改变，站在中方立场怒怼“苏修”。
对于曾经的“西方列强”之一的沙俄，中国人同样持反对立场，还会因当前俄罗斯试图继承沙俄法统而倍感不悦。我曾不止一次见到b站的普京粉因为看到普京纪念罗曼诺夫王朝的视频而集体破防如丧考妣。

3.在涉及权贵与平民的阶层问题上，中国人的共情倾向就更加有趣了。对于正在当权的独裁国家权贵，中国人是普遍优先共情的。但对于西方国家或者已经不存在的独裁政权，中国人又会优先与民众共情，反对权贵。

例如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人显然普遍与中共共情，怒批香港“废青”居心叵测。对于国内许多社会问题，给中共洗地的也不计其数。同时中国人对普京、马杜罗、哈梅内伊等独裁者也是正面评价居多，把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视为颜色革命的阴谋。本次俄乌战争导致许多俄罗斯权贵被西方制裁，也有不少国人为其抱不平。
但是换一些国家与社会，中国人的态度又变了。比如许多中国人对韩国的所谓“财阀”深恶痛绝，认为其严重压迫了韩国人民。对于欧美民间的各类抗议活动例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中国人也经常抱有支持的态度，虽然有时这种支持是幸灾乐祸式的。此外，对于齐奥塞斯库政权、波尔布特政权、晚期苏联、还有中国的各种古代王朝等已经消亡的独裁政权，中国人同样普遍持否定权贵的“人民立场”，认为正是权贵的胡作非为鱼肉百姓才导致了政权的灭亡。

【二】归纳特点：

从上文可知，中国人的共情能力并不弱，甚至有时有过剩之嫌，以至于许多不需要共情的时候都能表现的群情激奋。只不过这种共情高度以自我为中心，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按需共情”。共情程度和优先级随着群体相似度的下降而递减，具体表现为：

汉族→国内少数民族→共产党国家→其他反西方专制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与亲西方国家

很显然中国人在潜意识里的自我定位还是十分准确的，他们倾向于与同为主流文明世界之外的各种野蛮落后社会“同病相怜”、“抱团取暖”，而无法与文明的自由世界产生共情。
其次，这种“递弱共情”也体现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无法平等的看待自己和他人，总要比个高低贵贱，因此共情对象经常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改变。中国人喜欢与落后国家共情但又经常贬低歧视对方的特点也体现出他们内心深处深深的自卑感。

在阶层方面，中国人显然更喜欢与“无产阶级”共情，排斥富裕阶层与权贵，但同时他们又具有崇拜强权渴望明君的特点。因此对于民主社会那些不具备“强人”性质的富人与显贵，或者失去权力的失败独裁者，中国人多采取敌视态度大加批判。但是对于专制社会的强势暴君，中国人又选择卑躬屈膝甚至大加崇拜，只能让“二线权贵”资本家出来给暴君制造的烂摊子背锅。

【三】阐释成因：

说到中国人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共情模式的成因，除了中共的洗脑教育外，费拉性格也占了很大因素。这种“按需递弱共情”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胜利法，它总是让中国人自己处在最大精神受益方：与他人共情是为了抱团给自己取暖涨自己威风；丑化、贬低他人也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优越感，可谓横竖都是中国人占便宜，赢麻了。这种共情模式显著缓解了费拉在高压统治与内卷互害下所产生的精神痛苦，也达到了维护专制统治的效果。

PS：本文的用词“共情”也可以约等于“立场”，可能用立场形容更为合适。只不过墙内言论的语气总是非常激烈，因此会让人有“感情过剩”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