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8964事件后再没组织起一次大型抗争,犬儒主义盛行,还有多少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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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基雅維利主義(心理學) - 维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馬基雅維利主義_(心理學)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的五大特质——操纵、无道德感、犬儒主义、情感冷淡和缺乏共情。

犬儒主义

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现流行的犬儒,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更唾弃原来的道德。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现实,再进而怀疑和否认所有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唾弃原来的道德使命感。

专制与犬儒

哲学家密尔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在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

  • 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


  • 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还有理想,嘲笑有追求的人。


欧文·埃德曼指出,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
  1. 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
  2. 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
  3. 于是,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道德感麻木,即犬儒主义。


赫德里克·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在苏联,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想,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还认识一个苏共鹰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当局的腐败与软弱,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独立见解,根本不同于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觉得所有人不是伪君子,就是真小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垃圾一样,认为自己是垃圾,也认为所有人都是垃圾,便心安理得。这种犬儒主义给苏共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有背叛苏共的党员去到了西方,成了指控苏共的反派。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逢场作戏,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中国共产党与犬儒主义

早在中共的革命兴起之初,犬儒主义就已经侵入其中。中共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套相当阴暗的犬儒主义。一方面,中共当初立志要一劳永逸地建立彻底的民主。这自然是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中共又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
不要忘记,中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夺得政权的。和中共的武装斗争历史相比,俄国的十月革命差不多只能算是一场武装政变,乱中夺权。一般来说,假如暴力革命经历的时间越长,斗争越残酷,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党人就越是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诸脑后,越是把胜利、把权力当作狂热追求的最高目标

从一开始,中共就否定议会道路,主张不择手段的暴力革命。这本身就表明它根本不相信民主,其实也就是不相信人民。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就不讳言,他对中国人的素质估计很低(支那人皆废物也),所以他提出在革命胜利后要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中共的情况则还要复杂得多。当初的中共更加不相信人民。在漫长而残酷的革命岁月中,中共历经多次失败,几度濒于绝境。不难想象,他们该有过多少孤寂,多少沮丧,多少怨愤。这就容易使他们对中国人的人性看法变得十分阴暗。然而,靠着那套先锋队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很可以把自己对中国人的失望以至蔑视掩藏在一层看上去理想主义的外衣之下。

因此,中共可以一方面对传统文化、对人民的人性发动极其苛刻的道义讨伐(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为中罔顾最起码的道德约束。这显然又是犬儒主义。中共把理想悬得极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现实中的人民看得极其低贱。认定人民是彻底自私的动物,自私自利是人民行为的唯一动机,这就造就理性的狂妄僭越,更严重的是,它为那些骨子里什么也不信的犬儒们攫取无限权力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并不奇怪,尽管中共以它的理想大旗召唤了有理想的人投身其间,但是在共产党内部,有理想者们往往不能占上风,倒是那些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们更吃得开。

如八九民运功亏一篑,使中共暂时得以幸免“改革找死”这一劫,赵紫阳等有理想者的改革派彻底失势,六四屠杀彻底促成了中共政权的权力被犬儒主义者们所掌控,就促成了权力向暴力的转变。



人民的犬儒心态与恐惧

如果说中共犬儒化的根源是“为权力而权力”,那么,中国人的犬儒化根源便是焦虑恐惧。一般人常常高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他们总以为人们没有起来反对中共,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识破谎言,没有认识到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其实不尽然。有时情况刚好是反过来的。正因为他们多少意识到谎言是谎言,感觉到专制是专制,若反抗必将招致镇压,所以才出于恐惧焦虑而不敢抗争。以文革为例,文化大革命既是极权统治的登峰造极,又是极权统治空前的自我暴露。现在,许多人只是片面地强调文革之后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文革确实促成了广大民众识破中共制度的谎言并造就了一小批真正的反叛者,但忽略了它的恐惧效应——文革同时把多数人变成了逃避政治行动的逍遥派

本人作为民主墙运动一份子,我当时就注意到,运动的参加者人数很少,年龄较轻,多数人的思想见解还谈不上透彻,有些人显然还对当局抱有若干幻想也就是还比较轻信,里面不但有自由派,更有爱国、民族主义等理想者。相比之下,我过去结识的另一批反贼,对中共的看法,包括对邓小平的看法则要深刻得多,批评尖锐得多。可惜的是,很多反贼往往不会参加到运动中去,他们只是在远处予以关切,以悲观的态度而乐观其成。在80年的北大竞选运动中也出现类似的对比,偏偏是年纪轻、阅历少,并不以为当局是那么邪恶的本科生们要比研究生们更投入。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八九民运的若干学生领袖因为对中共专制的凶残本性认识不清而未能避免六四屠杀(这话其实只有片面的真理,按下不表),要是他们都是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当局的凶残,那么,还会有多少人敢于发起这场运动,投入这场运动呢?当时许多成年人不正是因为对当局的凶残看得太清楚,才置身事外,才去劝阻学生们不要上街的吗?

恐惧并非犬儒。它只是通向犬儒的桥梁。在极权社会中,恐惧感深入人心,然而问题又在于,如果人们能够直面正视自己的恐惧,那倒好了。因为怕和恨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怕就是恨。承认恐惧,认识恐惧,必将把我们推向异议者、反对者的立场,哪怕我们只把异议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恰恰因为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与反叛,所以多数人才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恐惧。这即是人的心理防御机制

  • 一方面是回避掉过脸去假装看不见,假装没有这回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 又或者宁肯让良知处于糊涂状态,把原来的理想与道德感完全抛弃。把八九民运的失败,把人民的不反抗,全归因于中国人整体的劣根性,归因于共产党本质的邪恶性,或者是归因于传统文化、二千年的专制诅咒等。


前者是避世式犬儒,后者是愤世嫉俗式犬儒。在六四事件后,压下了一批知识精英,但是,知识界对中共的批判并未因此偃旗息鼓。仔细检索90年代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可以发现,宣扬自由化的文字未必少于80年代,其深度力度未必不如先前,甚至多有过之。异议人士的批判抗议之声连绵不断,而且比六四前更加鲜明。人们“什么话都敢说”的情况并没有衰减,而且更尖锐、更普遍——连不少中共的党员也都以明里暗里的方式批评共产党了。甚至当局对思想的控制似乎也比80年代更弱而不是更强。许多在80年代遭禁挨批的观念,到了90年代反而显得稀松平常,通行无阻(例如人道主义的观念)。现在,不少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感慨是:并非我们不敢批判,并非当局压制得太严,问题是如今的听众数量较六四前大为减少,我们的呼声缺少广泛的回应,别人都忙着下海挣钱奔小康去了。无怪乎一批论者要把矛头指向商业化世俗化及大众文化了。

我并不否认经济大潮的冲击。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起了新一轮经改热潮,这确实转移和减轻了政治专制所面对的压力。但我要指出的是,导致自由呼声缺少回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泛滥成灾的虚无主义和犬儒心态这是六四事件留下的最恶劣的后遗症。回想八九民运爆发之前,经济改革不是也搞得不错吗?那时还是经改的蜜月期,人人有糖吃,无非有多有少,还不象现在,上千万工人下岗,几家欢乐几家愁。至于知识分子的处境,那时正是高峰期,自我感觉普遍良好。八九民运的爆发,在民众方面来说,如上面所言,主要是得陇望蜀期望提升的结果,而不是绝对剥夺相对剥夺的产物。这反过来也就说明了,现在民运的低落,是因为政治理想政治热情遭受严厉打压被冷冻被放弃,不是因为人们利益的满足而是因为期望的收缩,不是因为物质主义的泛滥而是因为犬儒主义的蔓延。


避世式犬儒

中共政府表面上号令天下,什么都管,但事实上,下面的人却往往另搞一套,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只要不公开挑战,政府也就眼睁眼闭。这就造成了所谓“中共在装模作样的统治,中国人在装模作样的服从”。最高当局的指示和政策固然不容批评,但它们通常都很含糊笼统,从而使得下面的人可以通融处理,便宜行事。以至于人民通常不是采用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正当权益的办法,而是阳奉阴违,尽量利用钻空子、打马虎眼一类办法。和政府有了矛盾,有了问题,靠下面说情,靠打通关节,靠贿赂拉拢,再不行就下跪,而不是去正面的施压谈判,不是去对簿打官司。象“遇到红灯绕着走”一样,固然是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避免触犯专制者的权威,从而承认了专制者的权威。在这里,你可以说统治者的专制是很表面的,但它毕竟是在专制。你可以说避世式犬儒的服从是装样子的,但它终究是服从。专制并不因此而被消解,相反,由于缺少正面的挑战,专制才得以苟延维系。所以今日的中国,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了这种态度,就算中共的专制徒留躯壳了,理想主义者不懈呼喊,真正的民运人士在艰苦抗争,反而没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


比避世犬儒,更恶的愤世嫉俗式犬儒

“弥漫社会底层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这就点到了六四。很明显,愤世嫉俗的犬儒是在理想主义惨糟失败后发生的。玩世不恭的心态是在严肃的追求横糟蹂躏后发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会使人深感疲惫,摆脱疲惫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扔掉道德感再付之一笑。为什么要“躲避崇高”、“渴望堕落”呢?因为“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把所有中国人都不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王朔小说语)。阿Q每遇挫败,要么精神胜利,要么自轻自贱,两法都有解脱之效。其实,不只是阿Q,就连一些执著的理想家在碰壁之后也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疗。若置身于旁观者的地位,要嘲笑别人的碰壁就更容易。因为庄严与可笑本来就只有一步之差。愤世型犬儒看上去不象犬儒。愤世嫉俗者是孤高自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自己坚持理想,只是觉得所有中国人都太俗太劣,要和中国人打交道获得胜利,你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也就是说,愤世嫉俗者认为,要使理想的目的取得成功,你不得不不择手段,这就有可能滑向犬儒了。譬如,理想主义者鲁迅讲过: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解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大道理,不如列宁似的简单直说,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的多了。但便是在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大群傻子,还会相信他。”



从这段话,我们多少可以看出鲁迅在晚年为什么会同情共产党,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会把鲁迅谬比知音。我们还可以看出鲁迅的某些观点(如“痛打落水狗”的观点)为什么会在文革中被利用滥用,起到很恶劣的效果。这就是鲁迅思想中暗含的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不相信宽容仁慈一类政治美德,准确地说,那是由于痛感到宽容仁慈一类美德在现实政治中是那样的无能、无力,故而在愤激之下将之抛弃,走向犬儒

这又涉及到信仰的问题。信仰还有一层意思。当我说我相信理性时,那不仅意味着我自己有理性,我自己要遵循理性行事,那还意味着我相信别人也有理性,别人也会遵循理性,那还意味着,我认为合理的别人也会认为合理,这就叫“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八九民运中,挡军车的市民们何尝不知道肉体抵不过枪炮,他们无非是相信解放军也是人,也有良心也明事理而已。所谓六四事件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信仰,那首先是让许多善良者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进而是让一些坚持抗争者失去了对所有民众的信仰。由此产生了对理性抗争方式的怀疑。于是,有人重新提出了暴力抗争的主张。当然,以暴抗暴未必总是导致以暴易暴,正如暴力主张未必就是犬儒主义。不过,在这两者之间确实可能有着某种关联。如第上面所讲,革命者决心诉诸暴力,那不仅表明他们对统治者不抱幻想,同时也表明他们对人民深感失望。如柴玲所说:「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献身!」,这就很难和他们声称的民主理想相一致。这里就暗含着犬儒主义的因子。

不错,愤世嫉俗的犬儒既嘲讽中共,但也嘲讽无权无势者,就像当初的苏联人,认为自己是垃圾,也认为所有人都是垃圾。但中共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愤世嫉俗犬儒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愤世嫉俗犬儒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在暴力统治下,即便有自由批评也不足以形成与论,即便有舆论也不足以形成政治力量。所以暴力不在乎有人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并不需要人们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另一方面,澡盆经摔而孩子不经摔。愤世嫉俗犬儒嘲笑权势,于权势无甚大碍,犬儒嘲笑抗争,却对抗争有大伤害,因为抗争的力量端在于道义,端在于赢得人们的支持同情。

愤世嫉俗犬儒揭穿中共的真面目,但那不等于他们要成心和中共过不去,因为他们认为推倒中共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犬儒对异议者、温和派民小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其他反贼无非是逢场作戏,想取而代之。当中共镇压他们时,犬儒的态度是:“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算推倒中共,又是下一个共产党而已。”这其实是答非所问。因为我们并不是要求你反过来帮助民运镇压中共。我们只要求你说个公道,谁也不准镇压谁。争自由争民主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犬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两者混为一谈。


理想主义——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理性抗争。在八九民运遭到暴力镇压之后,一些学生忿忿地说:“你们说不过我们,我们打不过你们。”理性胜了——有理说赢了无理;但是,理性又败了——理性输给了暴力。在八九民运中,示威者赢得了极为广泛而热烈的支持,中共的二十万大军兵临城下,硬是让自发组织起来的上百万民众生生地挡在外面开不进来。这时候,人们深信理念是有力量的,理性是有力量的,思想能够瓦解刀枪,征服刀枪。然而,六四屠杀残酷地镇压下了民众的抗议。六四屠杀的直接后果是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慨。“失人心者失天下”,人们相信这样一个杀人的政权绝不可能维持长久。而后紧接着发生的苏东巨变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可是,几年过去了,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中共政权没有垮台,它依然立在那里。这不能不使许多人感到沮丧,感到失望。这就引出了六四的另一个后果:许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对理念、对理性的信仰。不管我们如何反复论证说明六四的结局绝非必然,以期在人们心中重建对理性抗争的信仰,可惜的是,多数人一时间不会这么想,他们更容易从那一震撼中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思想打不过刀枪,理性敌不过暴力。

什么是信仰?信仰不只是认知,信仰更是意志。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理念、理性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人们信仰它实行它,否则就没有力量。自由民主这套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现在的问题正在于,虽然从认知的角度,许多人仍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好东西,但是他们不再信仰,不再参与,不再身体力行。他们陷入了犬儒式的悲观主义,一种循环论证的自我实现的悲观主义:因为他们不相信自由的理想可以实现,所以他们不去为理想而努力,所以理想当然就不会实现,所以他们就更不相信,所以就更不努力,所以就更不相信,所以…所以…。他们知道现实是丑恶的,但因为现实是现实,他们不认为他们能够改变,所以还是接受了现实。他们知道理想是美好的,但因为理想只是理想,理想在现实中不存在,行不通,总是碰壁,所以放弃了理想。一旦人们放弃了理想,他们也就不愿意再去倾听理想的呼声。他们觉得那都是空谈嘴炮,毫无用处,只是徒增烦恼而已。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告诉我,过去,他在讲坛上阐述自由理想,堂堂暴满;现在他在课堂上讲同样的内容,却听者寥寥。“现在的年轻人太实际了”,他说。“不,”我说,“是现在的年轻人太犬儒了。”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

我们讲启蒙,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里暗含的前提是,一旦人们认识到善,他们就会从善,认识到恶就会抗恶。但是启蒙对犬儒们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犬儒是不分善恶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有些犬儒还走得更远。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他们变得很势利。其实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既然他抹杀了善恶是非,结果到头来只剩下了势利。有的犬儒富于进攻性。他们不只放弃理想,还要反过来嘲笑理想。说来也是,给别人奋斗泼冷水的人,往往不是从没奋斗过的人,而是那些自己也曾奋斗过、但遭受挫败后放弃了奋斗的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自己不再奋斗了,看见别人还在奋斗就去嘲笑。这多半是以攻为守,嘲笑别人的奋斗是为了辩护自己的不奋斗。犬儒的嘲笑也有他自己的逻辑。犬儒既然不承认理想只承认现实,他就会把别人不顾在现实中碰壁而执意追求理想视为“傻冒”。


克服犬儒,战胜专制

如前所言,在共产专制统治的末期,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是犬儒主义,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义,我们才能战胜专制。众所周知,顺民与暴民本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义,我们也才能保证平稳的制度转型。

犬儒病是心理病。指出它的病症,分析它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它的治疗。犬儒常常不肯承认自己是犬儒。他们每每要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说词,把犬儒心态予以掩饰,予以合理化。这使得治疗犬儒病变得很复杂,但也因此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大多数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当犬儒,所以,指出他们害了犬儒病就可能会激励起他们去克服它。

此外,分析犬儒病的成因也很重要。一般人总是由于理想在现实中碰壁才对理想失去信心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理想碰壁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注意: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排除那些貌似深刻实则空洞的解释。例如把八九民运的失败归因于中国的劣根性论,既然这类劣根性按定义就是极难改变的,起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极难改变的,那岂不意味着中国民运至少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吗?除非我们让人们相信,民运的失败不是注定的,相关因素的变化消长是可以较快就得到改进的,否则我们如何能让人们恢复信心?六四后不久便有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民小只会嘴炮。说这话的人忘记了,中共政权自四九年来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八九民运),恰恰就是让秀才们给促成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一定会由知识分子充当变革的主角,问题在于能否以理性、以理念作主导,问题在于是否还对理性有信心。

犬儒由于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一个自愿为信仰献身的人,其本身的存在就证明了信仰的真实。这就是说,榜样具有治疗犬儒病的功效。

不过,有些犬儒病入膏肓,一般的治法恐难奏效。他们不相信能治疗,所以拒绝接受治疗。他们不相信讲道理,所以你讲的道理他们听都不听。榜样对他们也无疗效。他们正是因为看到理想主义者没有好下场才变成犬儒的,所以,那些为了理想受苦受难的榜样很可能只会成为他们犬儒主义的证明:“你看,他倒霉了吧。”这就需要另一味药——成功。应该看到,现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败留下的苦果,是巨大创痛的滞后反应。理想主义者不能一味地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我们必须力争在现实中赢得成功,从微小的成功开始,并不断的积累成功,然后以我们的成功去治愈他人的犬儒,然后再以更大的实力去赢得更大的成功。

再有就是时间。不错,时间会导致遗忘,遗忘当年的痛苦,但同时也遗忘当年的恐惧。人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不会长久的沉沦。更不必说还有新陈代谢,专制对人心的扭曲是后天的,它并不能遗传;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种希望。



胡平: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7/15/n202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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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9-01

17 个评论

因為八九六四後中共不允許民間政治生活政治生態存在,在國家生態層不允許像西方國家那樣的遊行,假如有也不承認影響力不報道全部淡化處理,1989年的事情因為是中共存亡關鍵搖擺浮動時期的對胡趙的政治定性才定性為政治事件,目前中國不允許出現公開大規模政治活動,假如有就抓捕判刑鎮壓,威脅家人經濟壓迫,所以沒有人敢站出來,其實不一定沒有含政治性遊行,只是中國官方不承認,只說是群體性事件。
2012年,江苏省启东市的反动政府在不经过任何民主程序的许可下,擅自引进污染隐患巨大的日资造纸厂。丑事败露后,当地民众前往官府抗议。一度出现市委书记上衣被扒,市长被游街,警车被掀翻的高雅画面。

(中文维基页面,放心点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2%E5%B9%B4%E5%90%AF%E4%B8%9C%E5%B8%82%E5%8F%8D%E5%AF%B9%E6%8E%92%E6%B1%A1%E9%A1%B9%E7%9B%AE%E4%BA%8B%E4%BB%B6

2011-2016年,广东省乌坎村的反动政府私自变卖村民土地中饱私囊。丑事败露后,当地民众一度自发脱离反动政府控制,另立民选政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5%9D%8E%E4%BA%8B%E4%BB%B6
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就是这么过来的,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变得麻木、自私,伤害不发生到自己头上就不会反抗,甚至还要助纣为虐,直到矛盾激烈到影响全国范围内大部分人的生存,才能让火苗延烧起来,埋掉旧的王朝,然后两三百年再循环一次。鲁迅有“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有“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只要还能苟活,就不会造反。
>>因為八九六四後中共不允許民間政治生活政治生態存在,在國家生態層不允許像西方國家那樣的遊行,假如有也不...

我觉得其中最深刻的是:一般人常常高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洗脑作用。总以为人们没有起来反对中共,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识破谎言,没有认识到什么是民主。其实情况刚好是相反的。正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谎言,知道到中共的残暴,但反抗必将招致镇压,所以才出于恐惧焦虑而不敢抗争。

作者他说出了六四的亲身经历,往往是那些没对中共了解深刻的人,抗议冲得最猛;相反那些在文革中看清中共的许多反贼,只是远处予以关切,以悲观的态度而乐观其成。

如果说,当清醒的人都患上了犬儒主义,那么将来冲去抗议的人群只能寄托于现在还有理想主义的爱国小粉红了。
 寒蝉效应+花式评论员打入人民群众内部 让你不可能组织这种活动
不能低估洗腦影響力。
>> 寒蝉效应+花式评论员打入人民群众内部 让你不可能组织这种活动

当初的中共几度濒于绝境,容易使他们对中国人的人性看法变得十分阴暗,所以就算当初的中共里有信奉马克思的人,他们也会打根开始就不相信由人民来执政的那一套。

而有的反贼,不是也像当初的苏联人一样吗,认为自己是垃圾,也认为所有人都是垃圾,他们不只放弃理想,还要反过来嘲笑还有理想的人。不会支持弱势人的理性抗争,经常冷嘲热讽「他们都是逢场作戏捞好处而已」、「就算推倒中共,又是下一个共产党而已」。里面说得很透了。
>>当初的中共几度濒于绝境,容易使他们对中国人的人性看法变得十分阴暗,所以就算当初的中共里有信奉马克思的...

我也十分赞同你的观点,但是在国内举行类似的活动几乎没可能 。

宪法里写的人民有结社 游行自由之类的都是说说而已,事实上国内只允许针对非CPC的游行,甚至通过操作民意,让人民游行于CPC想要的话题,可以看作是一种行动的合法性来源。比如针对老美的游行,CPC几乎不禁止。

说白了,人多了消息一走漏,估计会出动武警清场。 让我想起了去年深圳的武警演习(针对讨债农民工)。
在同一个地方反复跌倒,那得要蠢成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这样?
中国民众要对付的是一群土匪、流氓、和骗子,你跑去和这些人讲道理?讲法制?
集聚民众的力量,联合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武装力量,对土匪们一击毙命!
还上什么街,搞什么议?闲人头送得不够多?被虐得不够惨?
2002 年的文章,對犬儒主义的分析是永遠適用。

即使在香港也是如此,為什麼反送中總是年輕的人衝得最猛,正正是因為中老年這逃難一代經過文革、8964年後變得犬儒。他們不是不知道共匪的問題,而是不敢想推翻共匪,認為一切都是沒有用。

這一年的成果我是覺得根本是年輕人用血汗、自由來換取他們的重新覺醒/心底的良知和理想主義,現在國安法下的環境是他們所背負的內疚 和 他們的犬儒心態在作戰,我不知他們還可以撐多久,但這一點的掙扎是越來越明顯。

有很多人對於口號、文宣不重視,我只能說那些人都是低估了口號和文宣對於這場革命的重要性。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不是因為看見希望而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看見希望」、「不分化不割席兄弟爬山」、「我我地真係好撚鐘意香港」,這些都是在無形之中對抗著犬儒主義
唉,实在是太惨了。
>>在同一个地方反复跌倒,那得要蠢成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这样?中国民众要对付的是一群土匪、流氓、和骗子,你跑...

你其中的「集聚民众的力量」如何做起呢?
我就假设有了枪,你总要召集人去拿枪是吧。这时犬儒会说「你不过是想取而代之,下一个共匪而已」,犬儒可是一群什么信仰都没有的人,就算再有钱也难有卖命的,就算他们肯卖命,半路也很可能半路倒戈,甚至出卖你的。然后你能怎么办?能召集到小粉红吗?第一关你就难过了。

再假设,你好不容易召集到一起拿枪的人,然后失败了,这时犬儒会说「你看,我就知道支那人费拉不堪」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文中只讲到要呼起人民的理想去理性抗议,没提过如何暴力革命,而我认为想暴力革命的基础恰恰是要有大批理性的民意做支持,他们的抗议为主、你的暴力革命为辅,这样才能获得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武装力量支持。最后,你细想文中的中共,他靠不择手段的暴力革命,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的共匪的。
没有移民型犬儒?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何要移民,我就会拿64事件始末给他看,然后反问句,不移民行吗?
>>当初的中共几度濒于绝境,容易使他们对中国人的人性看法变得十分阴暗,所以就算当初的中共里有信奉马克思的...

说错了吧亲,应该是“沉默螺旋”加“共生”吧
摧毁你的自发性!商鞅罪报!不得好死!
>>在同一个地方反复跌倒,那得要蠢成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这样?中国民众要对付的是一群土匪、流氓、和骗子,你跑...


所以我们用加速主义扩大打击面。鼓吹上街的人,有几个经历过8964?当年我老人家在北京协和医院亲眼看见抬进抬出的死伤者,在冲锋枪的对比之下,香港警察的强奸杀人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把人拉出去,在墙外吐狼奶进行改造,这是我对有志于反对中共的墙内朋友的忠告。

而且64事件不是因为人民的呼声,而是因为有高层黑手伸入学运导致了社会运动的扩大化。道理和文革类似,没有高层的人马派下去,文革能闹得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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