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辩证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真正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耸立着上层建筑,而且首先是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依赖经济基础的(所以国家和法律无异于富裕的上层阶级的统治工具),其次是以哲学、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所有形式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且它也能够反映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但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并不像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那么直接,意识形态并不直接依赖于经济基础,而是直接依赖于社会的政治和法律体制。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经济基础只是在“最后关头”才起决定作用,而且它也不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上层建筑的不同形式(宪法、法律、政治和社会理论、宗教观)对于历史的发展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恩格斯并不否认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在这方面,列宁和斯大林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谓的修正主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反正会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社会,那么革命又有何必要?”针对修正主义的这种不同意见,列宁明确地强调了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历史的必然性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一种自觉的斗争性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这个任务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来完成。列宁继续解释说,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己发展出革命所需要的先进意识(若依靠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会获得一种“工联主义”即修正主义意识),这种先进意识必须从“外面”带给他们——这正好与下面一个事实相符合,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出身无产阶级,而是出身资产阶级。接着,斯大林又强调了“上层建筑能够扭转乾坤的创造性作用”,当然他所指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换言之,一旦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实现就主要取决于由共产党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工作。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这时会对此提出质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上层建筑怎么能够产生那么巨大的能量呢?是什么力量能够使它有能力决定和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每一种意识和意识形态都只是现实的和自我运动的物质的产物和反映。
但是,比在这里提出批评意见更为有趣的事情就是去跟踪和观察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继续发展,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是如何应对他们在贯彻其基本观念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措辞故意有些模糊的)问题开始:假如整个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假如迄今为止的历史(从经济的角度看)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迄今为止(截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的人类只能创造有阶级制约性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我们必然会认为(在这里“认为”这个词包含双重含义,既有“假定”的意思,也有“承认”的意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一切人类的精神产物都是有阶级制约性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迄今为止的人类道德体系呢?值得注意的是,从孔夫子的教导到罗马教皇的通谕,人类的道德体系存在某些相互一致的东西。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艺术创造,比如一尊希腊雕像,一座哥特式教堂,一部莎士比亚戏剧,一部贝多芬交响曲,这些是否都是有阶级制约性的呢?它们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是否就没有意义了呢?世界宗教及其教义和道德规定是不是无一例外地与阶级相关呢?“资产阶级”的科学家是不是都透过阶级利益的眼镜看问题,并且他们的思想也都染上了阶级的色彩呢?该如何去解释如语言这样的普遍现象呢?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斯大林在他著名的《语言学通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之前,语言一直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有阶级制约性的。斯大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语言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现象,它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或毋宁说,语言是“直接与人的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语言没有阶级属性。由于这个原因,语言也就不会参与到(由阶级斗争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跳跃式的辩证发展过程中来。更确切地说,语言的发展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就社会方面来说,语言并不是制造社会分裂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而更像是一种把社会相互联系起来的纽带。
至于说到伦理道德,为了承认人的道德意识是一种一般的无阶级制约性的社会因素,在苏俄并没有出现如斯大林的《语言学通信》所引发的那种热烈讨论。在列宁那里,道德还是完全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利益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把资产阶级道德与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画等号,资产阶级道德与无产阶级道德是格格不入的,而到了1961年,苏共就开始承认存在“最基本的一般人类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是相一致的,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在过去几千年“与社会奴役和道德恶习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道德恶习”这个概念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具有有效性。
承认经典艺术作品的普遍价值,这也并不表明是一种大的思想进步,因为若否认它们的价值那也是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这种情况说,(与道德类似)这些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梦想与渴望。
宗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占有一种孤独的特殊地位。艺术、道德以及哲学和科学在阶级社会中经过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变色并被歪曲和扭曲,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它们才能真正得以繁荣发展,而宗教就其最内在的本质来说干脆就是事物在意识中的错误反映。因此,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宗教也不会繁荣起来,而只能会作为一种幻觉最终消亡。每一种宗教都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且基本上是一种歪曲了的反映。
那么,基督教是剥削阶级的宗教吗?是不是说它是被剥削阶级的宗教更为恰当呢?宗教诞生在古老的奴隶社会,经过封建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宗教信仰一直长盛不衰,即使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宗教也没有彻底消亡,这该如何解释呢?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如下的回答:原始基督教是奴隶和庶民的宗教,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宗教,其主要特征就是对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的期待和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后来,基督教又逐渐被做了新的解释,比如在中世纪,宗教成为封建社会秩序的一个缩影:在尘世的等级制度中,国王和贵族高高在上,这与天堂里的等级制度是相对应的,在那里,上帝占据中心地位,在上帝的宝座之旁是一群大天使和小天使。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基督教遭受到法国大革命无神论先驱们的首次也是决定性的冲击。剥削阶级把宗教当作压制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并且有意识地把宗教作为“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如果说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仍然存在宗教意识的残余——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并没有它们存在的土壤,其主要原因在于,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就不可能过上真正幸福满意的生活……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假如他终于得出结论,认为还存在无法归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精神领域(斯大林在关于语言方面的论断就已经迈出了这一步),那么可想而知,接下来在形式逻辑问题上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不再把科学的各部门看作是具有阶级制约性的了。就和斯大林在语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开始认识到,科学的许多分支与经济基础和生产是直接关联的。就这样,人们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认识了显示客观真理的自然规律,其中最主要的是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评价中,似乎呈现出如下一种趋势:他们承认客观认识的存在,认为哲学阐释的认识对象当然也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哲学阐释往往也会带有阶级制约性。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对于后一种观点也不可能视若无睹。
作者:Hans Joachim Störig(1915年7月25日至2012年9月10日)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经济基础只是在“最后关头”才起决定作用,而且它也不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上层建筑的不同形式(宪法、法律、政治和社会理论、宗教观)对于历史的发展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恩格斯并不否认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在这方面,列宁和斯大林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谓的修正主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反正会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社会,那么革命又有何必要?”针对修正主义的这种不同意见,列宁明确地强调了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历史的必然性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一种自觉的斗争性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这个任务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来完成。列宁继续解释说,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己发展出革命所需要的先进意识(若依靠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会获得一种“工联主义”即修正主义意识),这种先进意识必须从“外面”带给他们——这正好与下面一个事实相符合,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出身无产阶级,而是出身资产阶级。接着,斯大林又强调了“上层建筑能够扭转乾坤的创造性作用”,当然他所指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换言之,一旦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实现就主要取决于由共产党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工作。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这时会对此提出质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上层建筑怎么能够产生那么巨大的能量呢?是什么力量能够使它有能力决定和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每一种意识和意识形态都只是现实的和自我运动的物质的产物和反映。
但是,比在这里提出批评意见更为有趣的事情就是去跟踪和观察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继续发展,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是如何应对他们在贯彻其基本观念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措辞故意有些模糊的)问题开始:假如整个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假如迄今为止的历史(从经济的角度看)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迄今为止(截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的人类只能创造有阶级制约性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我们必然会认为(在这里“认为”这个词包含双重含义,既有“假定”的意思,也有“承认”的意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一切人类的精神产物都是有阶级制约性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迄今为止的人类道德体系呢?值得注意的是,从孔夫子的教导到罗马教皇的通谕,人类的道德体系存在某些相互一致的东西。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艺术创造,比如一尊希腊雕像,一座哥特式教堂,一部莎士比亚戏剧,一部贝多芬交响曲,这些是否都是有阶级制约性的呢?它们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是否就没有意义了呢?世界宗教及其教义和道德规定是不是无一例外地与阶级相关呢?“资产阶级”的科学家是不是都透过阶级利益的眼镜看问题,并且他们的思想也都染上了阶级的色彩呢?该如何去解释如语言这样的普遍现象呢?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斯大林在他著名的《语言学通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之前,语言一直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有阶级制约性的。斯大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语言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现象,它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或毋宁说,语言是“直接与人的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语言没有阶级属性。由于这个原因,语言也就不会参与到(由阶级斗争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跳跃式的辩证发展过程中来。更确切地说,语言的发展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就社会方面来说,语言并不是制造社会分裂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而更像是一种把社会相互联系起来的纽带。
至于说到伦理道德,为了承认人的道德意识是一种一般的无阶级制约性的社会因素,在苏俄并没有出现如斯大林的《语言学通信》所引发的那种热烈讨论。在列宁那里,道德还是完全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利益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把资产阶级道德与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画等号,资产阶级道德与无产阶级道德是格格不入的,而到了1961年,苏共就开始承认存在“最基本的一般人类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是相一致的,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在过去几千年“与社会奴役和道德恶习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道德恶习”这个概念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具有有效性。
承认经典艺术作品的普遍价值,这也并不表明是一种大的思想进步,因为若否认它们的价值那也是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这种情况说,(与道德类似)这些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梦想与渴望。
宗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占有一种孤独的特殊地位。艺术、道德以及哲学和科学在阶级社会中经过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变色并被歪曲和扭曲,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它们才能真正得以繁荣发展,而宗教就其最内在的本质来说干脆就是事物在意识中的错误反映。因此,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宗教也不会繁荣起来,而只能会作为一种幻觉最终消亡。每一种宗教都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且基本上是一种歪曲了的反映。
那么,基督教是剥削阶级的宗教吗?是不是说它是被剥削阶级的宗教更为恰当呢?宗教诞生在古老的奴隶社会,经过封建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宗教信仰一直长盛不衰,即使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宗教也没有彻底消亡,这该如何解释呢?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如下的回答:原始基督教是奴隶和庶民的宗教,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宗教,其主要特征就是对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的期待和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后来,基督教又逐渐被做了新的解释,比如在中世纪,宗教成为封建社会秩序的一个缩影:在尘世的等级制度中,国王和贵族高高在上,这与天堂里的等级制度是相对应的,在那里,上帝占据中心地位,在上帝的宝座之旁是一群大天使和小天使。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基督教遭受到法国大革命无神论先驱们的首次也是决定性的冲击。剥削阶级把宗教当作压制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并且有意识地把宗教作为“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如果说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仍然存在宗教意识的残余——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并没有它们存在的土壤,其主要原因在于,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就不可能过上真正幸福满意的生活……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假如他终于得出结论,认为还存在无法归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精神领域(斯大林在关于语言方面的论断就已经迈出了这一步),那么可想而知,接下来在形式逻辑问题上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不再把科学的各部门看作是具有阶级制约性的了。就和斯大林在语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开始认识到,科学的许多分支与经济基础和生产是直接关联的。就这样,人们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认识了显示客观真理的自然规律,其中最主要的是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评价中,似乎呈现出如下一种趋势:他们承认客观认识的存在,认为哲学阐释的认识对象当然也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哲学阐释往往也会带有阶级制约性。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对于后一种观点也不可能视若无睹。
作者:Hans Joachim Störig(1915年7月25日至2012年9月10日)
6 个评论
“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现成的批判的例子,全社会性地宣传孔子的儒家意识,持续地进行了两千多年,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儒家的理想社会,反而被按上了吃人的恶名,成为了大一统帝国体制社会解体的殉葬品。为什么会有这种滑稽的现象?无外乎是,周朝时期的分封体制才是孔子的儒家学说的土壤(强调过不止一次),大一统帝国根本就没有儒家的生存空间(不过表面功夫倒是可以做一下的,什么忠臣孝子之类的口号宣传)。如果水土不服,即使喊两千多年也没有用。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如果社会不同阶层发生冲突和割裂,怎么会归咎于语言这一项中立性的工具呢?引起冲突的难道不是因为语言所表达的不同意识吗?文言文是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小圈子语言,作为交流和表达的工具是非常难用的。使用这种落后的语言工具,创造出来的语言类艺术作品,它们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就像唐代的律诗那样,带着镣铐跳舞)。四大名著只能出现在明朝以后,现代人观看明清时期的文字记录会有亲近感和熟悉感,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文字创作者在有意识地让书面语贴近日常口语,结果上是使得中文语言工具越来越好用和趁手,再配合长江以南的经济大规模开发和商贸流通,自然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文化爆炸现象,徐霞客的游记(我觉得这一类旅行日记的文学价值超过李白所有诗歌的总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黄宗羲顾炎武以及近代以前中国本土真正具有政党意识的东林党的崛起。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如果社会不同阶层发生冲突和割裂,怎么会归咎于语言这一项中立性的工具呢?引起冲突的难道不是因为语言所表达的不同意识吗?文言文是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小圈子语言,作为交流和表达的工具是非常难用的。使用这种落后的语言工具,创造出来的语言类艺术作品,它们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就像唐代的律诗那样,带着镣铐跳舞)。四大名著只能出现在明朝以后,现代人观看明清时期的文字记录会有亲近感和熟悉感,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文字创作者在有意识地让书面语贴近日常口语,结果上是使得中文语言工具越来越好用和趁手,再配合长江以南的经济大规模开发和商贸流通,自然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文化爆炸现象,徐霞客的游记(我觉得这一类旅行日记的文学价值超过李白所有诗歌的总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黄宗羲顾炎武以及近代以前中国本土真正具有政党意识的东林党的崛起。
所以,土鳖党们上台后,第一要务就是改变经济基础---集体化。本来马大胡子的意思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土鳖一上,就来了个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寫了半天,啥也沒寫
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
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
對於一個每個地方執行起來
結果都是一團災難的方法
重要的是去檢討他的問題與錯誤在哪裡
而不是去探討這方法的思想並拿來使用
就算要為此方案進行辯護
也是去探討目前的失敗案例到底哪裡執行出問題了
並證明那些執行問題是背離了該方法
而不是執行該方法之下會發生的結果
結果都是一團災難的方法
重要的是去檢討他的問題與錯誤在哪裡
而不是去探討這方法的思想並拿來使用
就算要為此方案進行辯護
也是去探討目前的失敗案例到底哪裡執行出問題了
並證明那些執行問題是背離了該方法
而不是執行該方法之下會發生的結果
如同劉仲敬所講,馬克思其實也就是一個政治雜文作家的水平。
馬克思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述,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說法本質相同,而且同樣幼稚。
實際上,社會的經濟發達程度主要是由地球氣候週期決定的。青銅器時代之初的兩河流域、人類文明的搖籃,人人都住在別墅裡,衣食充足;到了青銅器時代末期文明大崩潰的前夜,則變成了擁擠在大城市、困苦、而內捲的費拉狀態。相似的,中世紀溫暖時期之初,歐洲人得以開墾農場、牧場,生活浪漫舒適;到了1610年代小冰期前夜,則是普通勞工用一整天的工資買麵包,所提供的熱量(卡路里)還沒有這一天勞動所消耗的多。
現代利維坦式威權政府,把氣候溫暖帶來的經濟繁榮,說成是因為大政府發展出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這基本上屬於維穩性質的宣傳謊話。馬克思連這都看不明白,其政治經濟素養之低下可見一斑。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或者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論述,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出在它忽略了文化、宗教、和習慣法對一個社會的制度與歷史命運的決定性影響。歷史上,那些地球溫暖時期,人類聚居的各大地區都產生過文明:
埃及、印度、中國這些衹顧「混口飯吃」的農耕費拉文明,不重視武德的傳承、信譽的培養。這使得溫暖時期一結束、甚至溫暖時期還沒有結束,就陷入了人吃人的改朝換代大洪水狀態。
西亞那些貪生怕死、覺得訂立契約和遵守契約就是基督教全部內容的近東基督徒,沒有武德捍衛自己民族的自由,被各路軍閥輪番征服,最終成為了伊斯蘭烏瑪各大蘇丹和酋長保護的奴民。
衹有歐洲的希臘羅馬文明,將驍勇善戰的蠻族文化與虔誠守信的基督教結合起來,做到了既勇敢又正義,既謙卑又耿直、既仁愛又守信。
因此,無論地球氣候溫暖還是寒冷、無論是衣食充足的盛世還是艱辛困苦的亂世,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以美國為代表的歐裔民族仍將是民主與自由的文明燈塔。這不是由什麼「經濟基礎」決定的,而是由文化和信仰決定的。
馬克思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述,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說法本質相同,而且同樣幼稚。
實際上,社會的經濟發達程度主要是由地球氣候週期決定的。青銅器時代之初的兩河流域、人類文明的搖籃,人人都住在別墅裡,衣食充足;到了青銅器時代末期文明大崩潰的前夜,則變成了擁擠在大城市、困苦、而內捲的費拉狀態。相似的,中世紀溫暖時期之初,歐洲人得以開墾農場、牧場,生活浪漫舒適;到了1610年代小冰期前夜,則是普通勞工用一整天的工資買麵包,所提供的熱量(卡路里)還沒有這一天勞動所消耗的多。
現代利維坦式威權政府,把氣候溫暖帶來的經濟繁榮,說成是因為大政府發展出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這基本上屬於維穩性質的宣傳謊話。馬克思連這都看不明白,其政治經濟素養之低下可見一斑。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或者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論述,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出在它忽略了文化、宗教、和習慣法對一個社會的制度與歷史命運的決定性影響。歷史上,那些地球溫暖時期,人類聚居的各大地區都產生過文明:
埃及、印度、中國這些衹顧「混口飯吃」的農耕費拉文明,不重視武德的傳承、信譽的培養。這使得溫暖時期一結束、甚至溫暖時期還沒有結束,就陷入了人吃人的改朝換代大洪水狀態。
西亞那些貪生怕死、覺得訂立契約和遵守契約就是基督教全部內容的近東基督徒,沒有武德捍衛自己民族的自由,被各路軍閥輪番征服,最終成為了伊斯蘭烏瑪各大蘇丹和酋長保護的奴民。
衹有歐洲的希臘羅馬文明,將驍勇善戰的蠻族文化與虔誠守信的基督教結合起來,做到了既勇敢又正義,既謙卑又耿直、既仁愛又守信。
因此,無論地球氣候溫暖還是寒冷、無論是衣食充足的盛世還是艱辛困苦的亂世,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以美國為代表的歐裔民族仍將是民主與自由的文明燈塔。這不是由什麼「經濟基礎」決定的,而是由文化和信仰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