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屠杀：1989年的6月 (下）William Hinton
给人民一次教训
我觉得攻击的目的和学生们关系并不大，很显然如果政府等到另外一周或其它时候，广场上可能就基本没有学生了。学生们尽最大可能去宣扬观点和组织动员，他们迎来全国各地的同志，但是更多的人每天都在离开，因而数量一天一天减少。如果当局等到另一周，可能广场上会是一片寂静。而如果广场上没有动静，那人们将不会在夜里被动员去阻挡军队靠近广场。那将不会出现不必要的军事伤亡。但我想邓可能因人民动员起来、因那运动中的百万之众而感到极度不安。他被吓着了，于是就开始惩罚他们。你应该知道，邓是一个喜欢教育人民的人。他出兵越南也是去教育越南人民的，当然，越南也教育了中国军队。本没有必要去动用武装力量，但是他要向中国人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让他们知道谁是头儿，这样他动用了军队。
你或许要问他为何不行动更快点，为什么他不再宣布戒严令是动手？事实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是5月20号或21号，北京附近可以动用的军队——38军拒绝开枪，拒绝向人民动手。当士兵们试图进入市区时，他们为路障和人群所阻，如果不杀人以夺路进城,他们只能驻在那，要不就撤回。邓撤了 38 军的司令并军法处置了他们，但他还是不得不到全国各地找其他将开枪的部队，这花费了两周时间，然后他又调他们进来。这支将开枪的部队据说是27军，它是军委主席杨尚昆过去的嫡系部队。如今由他的侄子掌握，这个军是由四川的武装组建起来的。在北京的人都说他们来自沈阳，外地的说是来自石家庄或者内蒙古，但北京的都认为他们来自沈阳——一个东北的城市。勿庸置疑他们是川军——杨尚昆是四川人，邓小平是四川人，李鹏也是四川人。在中国，很平常，人们称四川人为四川蛮子（Sichuan rats），因此现在有三个蛮子支配着中国大局。但实际上这支军队是自愿开枪的，他们好像确实参与过10年前的越南战争，还在那杀过平民。人们说他们平均比38军、40军以及其它集团军的兵年长 10 岁，不论什么缘由，他们也不会不思考就去开枪，但他们在行军前与新闻隔绝，他们被告知说人们在杀战士、在虐待他们，因此他们被唆使去保卫自己、去保卫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来开杀戒的。邓会命令军队开枪我不奇怪，但我惊讶的是他能在那种情况下找到自愿开枪的军队。所以说延宕只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军队。
在屠杀后的一些天里，政府投入巨大精力去追捕并惩罚有关的学生领袖和引导人们攻击军队的头目。他们随意抓人指控说他们烧过卡车，再如象在上海，还指控说他们烧了一列火车。在审问之后就判处死刑，然后再给三天时间申诉，再就是行刑。他们还通缉21个学生领袖，逮捕了其6、7个。至于剩下的，你可以想象，逃走了。国家领导人花费特别精力向人们和激进分子报复，很自然，他们判处整个事件为一起“反革命暴乱。”
对强权说真理
这个时候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英雄之一是杨宪益。他因为编著过熊猫系列的汉英译著（the Panda serie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红楼梦》以及其它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文学作品，而为西方许多人所知。宪益和戴乃迭（杨妻，英国人）从事该项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在周日晚上，也就是7月4号，BBC电视采访了他，他斥责整个事件为法西斯暴行，认为它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残暴的。他的立场非常坚定，还说自己可能立刻就会被捕，第二天他的家人劝他出去躲一躲。他就躲了一些天，后来觉得不值得这么做，于是又出来了。就在我回国前的几天里，我曾去看他，还交谈了很久。他同意我的看法，说“你知道的，我是共产党员。” 十年前改革开始时，他们动员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他似乎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加入共产党的。他说：“我不会去申请退党，我认为他们弄脏了党的名字，他们已把军队拉进泥潭，我要站出来斗争。”当然，他是完全没有任何防备的，不过他依旧坚持着强硬立场。
当我打算离开时，我的自行车还在外面街上。他把我送到自行车旁，在市场门口当着许多熟人的面，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后目送我上路。我想，他大概已74岁了——一个老人，而我，只有70，我感觉他已做好了任何事情发生的准备，他认为这是应该公开表露立场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考虑什么将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就我所知，很奇怪，他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当然那也能政府的一点明智之举，但他们同时还在干着那么多无理的事，因此他们是否会在这件事上做得更聪明点还不太明朗。如果有某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闻名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国，并且毕业于牛津大学，那么，他便是杨宪益。
他的立场影响了我，在很大程度上，我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我要尽可能有力尽可能大范围地宣布真相，我要公开声名我不会再为中国政府做任何其它工作，直到它推翻对学生运动所做的裁决。不到他们准备认定那不是反革命暴乱而是爱国运动，我将不会再做任何更多的关于农业建设的事情。我在那儿的工作是帮助设立一个方案，我努力说服政府执行，已经说了 10 年。大致是在中国不同农业区建立能够使用最好机械的典型农庄，10年的努力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付诸实践。它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金支持，10月就要开始的。它将持续3年并附加2年，是一个总共5年的项目。我将不再多做任何事情除非什么时候定论被推翻。
被糟蹋的统治权
你也许要问在这种情形下我对于未来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政府很不稳定，邓小平实际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邓和他的同事已经使军队严重分裂，已经使党严重分裂，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不是靠腿站立，而是被枪和恐怖行动统治着。唯一支撑着政府的就是邓小平，他有远大的政治计划，怂恿一个司令去和另一个争斗，挑拨一个领袖去和另一个对抗，还号召那些八十多岁的人靠后站。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强硬路线者，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我想如果你审视一下他所提拔笼络的那些人的名单，你将发现几乎个个都是毛泽东点过名的走资派。恰好相反，他们不是一伙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尽管他们也许不如赵和胡耀邦那般粉碎社会主义，但也是完全不同意这条路的。
这个统治集团的人有许多分歧，从私有化的速度和比例到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如何并存等等。他们肯定不是要去建设社会主义——他们都是走资派，他们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具有强烈买办倾向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个度。致使中国卷入这次运动的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对腐败的厌恶。中国腐败的程度已经差不多达到 1949 年前导致国民党灭亡的那般地步了。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定价、配额和强烈的干预。在重要部门的官员，通过权力，可以以极低价格在国有商店里买到日用品，转身又在自由市场高价卖出。依靠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牟取巨额的中国每个人都在追求着的财富，并通过瑞士银行帐户或者房地产交易等方式洗钱。我认为这是真的，而且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是高干的子女们。虽然李鹏的儿子们没有参与，但赵的儿子们都是在从事的，邓小平的儿子们也在干。杨尚昆的全家都与之相关，而且，他们还牵扯到整个军队。
政府官员们控制大量工业并把它们联合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和外部的资本家做买办交易。有一个说法讽刺整个北京的局势——新的大酒店都是风险投资。北京饭店，是中国全资所有的，但事实上已经被抛弃了。屠杀之后在那你不能找到任何食物，连大厅的灯都不亮。前门上方的玻璃上还有个弹孔，新闻单位订了高层的那些可以瞭望广场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房间，但一旦军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旦他们停止射击，那时候在那拥有一间房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常有传闻说军队将要扫除每一个人，因此北京饭店事实上已经关闭，大家都转移到王府井饭店了。那儿另有一番景象，它非常新，是全市最豪华的酒店。在大厅里有一个两层的人造瀑布，水流持续流到下方的基座里，地下还有一个大超市。很奇怪的是，它为军队和一伙马尼拉资本家所有——这就是买办产业。美丽的女服务员看起来象中国人但都不说中文，她们说塔加路语和英语但没有中文，回头以毫无表情地看着我。对了，昆仑饭店也是一家新兴的——它是用德克萨斯现代样式的不锈钢和其它材料建造的。它是安全部门和外国资本家合伙的。
当然，你们中很多人都知道自从中国着手改革，也就是从解散农业合作社开始，我就是他们的一个评论家。对我来说很奇怪的是速度，改革带给中国的危机竟是今天的一切。危机是改革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农业私有化和工业试图私有化的恶果，是自由市场和把重要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地方的产物，尤其是沿海地区，导致它们自由地、飞快挣钱，还通过经济优势和内陆地区竞争稀缺商品尤其是原材料。条件的改变几乎把国家经济带入混乱状态。政府不能保障供应，因为能源严重不足工厂都只能开工2到3天，而不是过去的6天，价格被严格卡死，腐败成风，旧社会的种种陋习死灰复燃。
这里出现了公开卖淫，这里出现了乞讨，这里有大量的失业者——去年冬天有5千万人离开乡村，但也没有在城里找到工作。为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停止了1万个工程，这又致使4或者5百万失业。有这么多的重大矛盾是改革直接造成的——计划生育基本失败，出生率比中国承认的要高，教育出现危机。不仅是农村地区，连城里也因经费太少而不能完全发放教师工资。他们说你没钱当然就得再找活去挣啦，于是就有了教师在教室里制冰淇淋和汽水这样的怪事，他们这么从事第二职业第三职业，当然会忽视教学。整个社会基本保障和保障标准瘫痪，每个人都很愤怒。
农民们已经深刻理解了邓——在他们印象中，每次一旦问题出现，邓就会做出果断决策，好像是要去解决它，然而，最终结果总不尽人意。然后他又做出决定，却比前面的更加糟糕，就如此进行一系列国事决策。因而农民们说：“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而且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都在上演。我认为对北京人民的屠杀是邓的严重错误之一，他要努力去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了更多更坏的问题中。
西方媒体正把此事报道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喘息和革命开展的结果，但根本不是这样的，这是 10年前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我没有时间回头去找那些毛主席判定邓、刘少奇以及其他人是走资派铁证如山的论述，在许多私人场合他说如果这些人将来重握大权，我们党的颜色就会改变，我们最终会因法西斯政权而灭亡，中国人民又将重新革命来改变它。对我而言最难理解的就是这句话如此神速得到了验证。10年前，邓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似乎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了出来，通过引入新的言论自由的标准、自由市场和解放性的改革把中国再次推上正路。然而现在，10年过去了，这里纯粹只有军事专政，每个人都被迫去同意爆发的是反革命暴乱、军队所做的合情合理、运动的组织者应该受到惩罚和制裁。
就在我回国前夕在北京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身为党员的老朋友跑来对我说：“昨晚我们开了党员会议，我们都得表态，我们都要说军队不过是在镇压反革命暴乱罢了。我当然得说这些话了，而我实际是在撒谎，我经常这样，我都为这么多次的撒谎内疚，但我只能在这儿生活，还要养活家人。这样的环境里，我不得不撒谎啊，但是我只希望你能回国并且能够将这里发生的一切真实的告诉别人。”
广大的进步联盟
事实是这样的，学生们根本不是在举行起义，他们并不是要推翻政府。而只是要求邓辞职，因为他已经84岁、老年昏昏，他的政策妨害中国发展。至于要求李鹏下台，主要原因是他宣布了戒严令。戒严令发布之前，他们只是在要求着谈判、舆论自由、更多政治权利以及公布高级干部的财产。这不能等同于要颠覆政府，也谈不上是要求几个领导人辞职的起义。类似的事其实经常在其他国家发生，最近在日本就有两次。但是邓认为它是公开冒犯，是骚乱，是暴动，他必须惩罚他们。
许多持“左”态度的中国人为学生们的政见担忧：他们不会是右派吧？他们不会是在传达资产阶级的呼声吧？他们不会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吧？其实，学生们的政见有许多种，他们中很多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他们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市场，并对两者抱有严重的幻想。但他们并不是中国政治中的右翼势力，右翼是由邓和他的党羽组成的。学生们是进步者联盟——中间人士、中间偏左人士甚至中间偏右人士联盟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反对真正的反动分子。况且，运动本来是必然会向左发展，事实也正如此。学生们如果单独依靠自身力量，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要改造的话他们必须溶入人民中，一旦他们溶入其中，他们就须面对农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的实质。他们必须捍卫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反对价格剪刀差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和工人站到一起，支持拒绝向管理者上交权力，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因为工人工作的权利是从革命中获得的。
美国有些人号召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并发起一次新的革命。据我估计，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人和军人愿意为共产主义奉献，那么改变的可能性将缘自人民自发的联合——或许是通过一些能团结军队、党和社会各种革命力量的激进官员来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
总而言之，我认为从学生到他们的支持者都有些天真烂漫，但我也觉得，在6月3号和4号他们已经抛弃了部分天真。
我觉得攻击的目的和学生们关系并不大，很显然如果政府等到另外一周或其它时候，广场上可能就基本没有学生了。学生们尽最大可能去宣扬观点和组织动员，他们迎来全国各地的同志，但是更多的人每天都在离开，因而数量一天一天减少。如果当局等到另一周，可能广场上会是一片寂静。而如果广场上没有动静，那人们将不会在夜里被动员去阻挡军队靠近广场。那将不会出现不必要的军事伤亡。但我想邓可能因人民动员起来、因那运动中的百万之众而感到极度不安。他被吓着了，于是就开始惩罚他们。你应该知道，邓是一个喜欢教育人民的人。他出兵越南也是去教育越南人民的，当然，越南也教育了中国军队。本没有必要去动用武装力量，但是他要向中国人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让他们知道谁是头儿，这样他动用了军队。
你或许要问他为何不行动更快点，为什么他不再宣布戒严令是动手？事实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是5月20号或21号，北京附近可以动用的军队——38军拒绝开枪，拒绝向人民动手。当士兵们试图进入市区时，他们为路障和人群所阻，如果不杀人以夺路进城,他们只能驻在那，要不就撤回。邓撤了 38 军的司令并军法处置了他们，但他还是不得不到全国各地找其他将开枪的部队，这花费了两周时间，然后他又调他们进来。这支将开枪的部队据说是27军，它是军委主席杨尚昆过去的嫡系部队。如今由他的侄子掌握，这个军是由四川的武装组建起来的。在北京的人都说他们来自沈阳，外地的说是来自石家庄或者内蒙古，但北京的都认为他们来自沈阳——一个东北的城市。勿庸置疑他们是川军——杨尚昆是四川人，邓小平是四川人，李鹏也是四川人。在中国，很平常，人们称四川人为四川蛮子（Sichuan rats），因此现在有三个蛮子支配着中国大局。但实际上这支军队是自愿开枪的，他们好像确实参与过10年前的越南战争，还在那杀过平民。人们说他们平均比38军、40军以及其它集团军的兵年长 10 岁，不论什么缘由，他们也不会不思考就去开枪，但他们在行军前与新闻隔绝，他们被告知说人们在杀战士、在虐待他们，因此他们被唆使去保卫自己、去保卫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来开杀戒的。邓会命令军队开枪我不奇怪，但我惊讶的是他能在那种情况下找到自愿开枪的军队。所以说延宕只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军队。
在屠杀后的一些天里，政府投入巨大精力去追捕并惩罚有关的学生领袖和引导人们攻击军队的头目。他们随意抓人指控说他们烧过卡车，再如象在上海，还指控说他们烧了一列火车。在审问之后就判处死刑，然后再给三天时间申诉，再就是行刑。他们还通缉21个学生领袖，逮捕了其6、7个。至于剩下的，你可以想象，逃走了。国家领导人花费特别精力向人们和激进分子报复，很自然，他们判处整个事件为一起“反革命暴乱。”
对强权说真理
这个时候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英雄之一是杨宪益。他因为编著过熊猫系列的汉英译著（the Panda serie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红楼梦》以及其它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文学作品，而为西方许多人所知。宪益和戴乃迭（杨妻，英国人）从事该项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在周日晚上，也就是7月4号，BBC电视采访了他，他斥责整个事件为法西斯暴行，认为它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残暴的。他的立场非常坚定，还说自己可能立刻就会被捕，第二天他的家人劝他出去躲一躲。他就躲了一些天，后来觉得不值得这么做，于是又出来了。就在我回国前的几天里，我曾去看他，还交谈了很久。他同意我的看法，说“你知道的，我是共产党员。” 十年前改革开始时，他们动员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他似乎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加入共产党的。他说：“我不会去申请退党，我认为他们弄脏了党的名字，他们已把军队拉进泥潭，我要站出来斗争。”当然，他是完全没有任何防备的，不过他依旧坚持着强硬立场。
当我打算离开时，我的自行车还在外面街上。他把我送到自行车旁，在市场门口当着许多熟人的面，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后目送我上路。我想，他大概已74岁了——一个老人，而我，只有70，我感觉他已做好了任何事情发生的准备，他认为这是应该公开表露立场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考虑什么将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就我所知，很奇怪，他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当然那也能政府的一点明智之举，但他们同时还在干着那么多无理的事，因此他们是否会在这件事上做得更聪明点还不太明朗。如果有某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闻名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国，并且毕业于牛津大学，那么，他便是杨宪益。
他的立场影响了我，在很大程度上，我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我要尽可能有力尽可能大范围地宣布真相，我要公开声名我不会再为中国政府做任何其它工作，直到它推翻对学生运动所做的裁决。不到他们准备认定那不是反革命暴乱而是爱国运动，我将不会再做任何更多的关于农业建设的事情。我在那儿的工作是帮助设立一个方案，我努力说服政府执行，已经说了 10 年。大致是在中国不同农业区建立能够使用最好机械的典型农庄，10年的努力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付诸实践。它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金支持，10月就要开始的。它将持续3年并附加2年，是一个总共5年的项目。我将不再多做任何事情除非什么时候定论被推翻。
被糟蹋的统治权
你也许要问在这种情形下我对于未来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政府很不稳定，邓小平实际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邓和他的同事已经使军队严重分裂，已经使党严重分裂，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不是靠腿站立，而是被枪和恐怖行动统治着。唯一支撑着政府的就是邓小平，他有远大的政治计划，怂恿一个司令去和另一个争斗，挑拨一个领袖去和另一个对抗，还号召那些八十多岁的人靠后站。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强硬路线者，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我想如果你审视一下他所提拔笼络的那些人的名单，你将发现几乎个个都是毛泽东点过名的走资派。恰好相反，他们不是一伙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尽管他们也许不如赵和胡耀邦那般粉碎社会主义，但也是完全不同意这条路的。
这个统治集团的人有许多分歧，从私有化的速度和比例到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如何并存等等。他们肯定不是要去建设社会主义——他们都是走资派，他们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具有强烈买办倾向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个度。致使中国卷入这次运动的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对腐败的厌恶。中国腐败的程度已经差不多达到 1949 年前导致国民党灭亡的那般地步了。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定价、配额和强烈的干预。在重要部门的官员，通过权力，可以以极低价格在国有商店里买到日用品，转身又在自由市场高价卖出。依靠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牟取巨额的中国每个人都在追求着的财富，并通过瑞士银行帐户或者房地产交易等方式洗钱。我认为这是真的，而且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是高干的子女们。虽然李鹏的儿子们没有参与，但赵的儿子们都是在从事的，邓小平的儿子们也在干。杨尚昆的全家都与之相关，而且，他们还牵扯到整个军队。
政府官员们控制大量工业并把它们联合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和外部的资本家做买办交易。有一个说法讽刺整个北京的局势——新的大酒店都是风险投资。北京饭店，是中国全资所有的，但事实上已经被抛弃了。屠杀之后在那你不能找到任何食物，连大厅的灯都不亮。前门上方的玻璃上还有个弹孔，新闻单位订了高层的那些可以瞭望广场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房间，但一旦军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旦他们停止射击，那时候在那拥有一间房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常有传闻说军队将要扫除每一个人，因此北京饭店事实上已经关闭，大家都转移到王府井饭店了。那儿另有一番景象，它非常新，是全市最豪华的酒店。在大厅里有一个两层的人造瀑布，水流持续流到下方的基座里，地下还有一个大超市。很奇怪的是，它为军队和一伙马尼拉资本家所有——这就是买办产业。美丽的女服务员看起来象中国人但都不说中文，她们说塔加路语和英语但没有中文，回头以毫无表情地看着我。对了，昆仑饭店也是一家新兴的——它是用德克萨斯现代样式的不锈钢和其它材料建造的。它是安全部门和外国资本家合伙的。
当然，你们中很多人都知道自从中国着手改革，也就是从解散农业合作社开始，我就是他们的一个评论家。对我来说很奇怪的是速度，改革带给中国的危机竟是今天的一切。危机是改革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农业私有化和工业试图私有化的恶果，是自由市场和把重要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地方的产物，尤其是沿海地区，导致它们自由地、飞快挣钱，还通过经济优势和内陆地区竞争稀缺商品尤其是原材料。条件的改变几乎把国家经济带入混乱状态。政府不能保障供应，因为能源严重不足工厂都只能开工2到3天，而不是过去的6天，价格被严格卡死，腐败成风，旧社会的种种陋习死灰复燃。
这里出现了公开卖淫，这里出现了乞讨，这里有大量的失业者——去年冬天有5千万人离开乡村，但也没有在城里找到工作。为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停止了1万个工程，这又致使4或者5百万失业。有这么多的重大矛盾是改革直接造成的——计划生育基本失败，出生率比中国承认的要高，教育出现危机。不仅是农村地区，连城里也因经费太少而不能完全发放教师工资。他们说你没钱当然就得再找活去挣啦，于是就有了教师在教室里制冰淇淋和汽水这样的怪事，他们这么从事第二职业第三职业，当然会忽视教学。整个社会基本保障和保障标准瘫痪，每个人都很愤怒。
农民们已经深刻理解了邓——在他们印象中，每次一旦问题出现，邓就会做出果断决策，好像是要去解决它，然而，最终结果总不尽人意。然后他又做出决定，却比前面的更加糟糕，就如此进行一系列国事决策。因而农民们说：“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而且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都在上演。我认为对北京人民的屠杀是邓的严重错误之一，他要努力去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了更多更坏的问题中。
西方媒体正把此事报道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喘息和革命开展的结果，但根本不是这样的，这是 10年前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我没有时间回头去找那些毛主席判定邓、刘少奇以及其他人是走资派铁证如山的论述，在许多私人场合他说如果这些人将来重握大权，我们党的颜色就会改变，我们最终会因法西斯政权而灭亡，中国人民又将重新革命来改变它。对我而言最难理解的就是这句话如此神速得到了验证。10年前，邓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似乎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了出来，通过引入新的言论自由的标准、自由市场和解放性的改革把中国再次推上正路。然而现在，10年过去了，这里纯粹只有军事专政，每个人都被迫去同意爆发的是反革命暴乱、军队所做的合情合理、运动的组织者应该受到惩罚和制裁。
就在我回国前夕在北京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身为党员的老朋友跑来对我说：“昨晚我们开了党员会议，我们都得表态，我们都要说军队不过是在镇压反革命暴乱罢了。我当然得说这些话了，而我实际是在撒谎，我经常这样，我都为这么多次的撒谎内疚，但我只能在这儿生活，还要养活家人。这样的环境里，我不得不撒谎啊，但是我只希望你能回国并且能够将这里发生的一切真实的告诉别人。”
广大的进步联盟
事实是这样的，学生们根本不是在举行起义，他们并不是要推翻政府。而只是要求邓辞职，因为他已经84岁、老年昏昏，他的政策妨害中国发展。至于要求李鹏下台，主要原因是他宣布了戒严令。戒严令发布之前，他们只是在要求着谈判、舆论自由、更多政治权利以及公布高级干部的财产。这不能等同于要颠覆政府，也谈不上是要求几个领导人辞职的起义。类似的事其实经常在其他国家发生，最近在日本就有两次。但是邓认为它是公开冒犯，是骚乱，是暴动，他必须惩罚他们。
许多持“左”态度的中国人为学生们的政见担忧：他们不会是右派吧？他们不会是在传达资产阶级的呼声吧？他们不会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吧？其实，学生们的政见有许多种，他们中很多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他们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市场，并对两者抱有严重的幻想。但他们并不是中国政治中的右翼势力，右翼是由邓和他的党羽组成的。学生们是进步者联盟——中间人士、中间偏左人士甚至中间偏右人士联盟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反对真正的反动分子。况且，运动本来是必然会向左发展，事实也正如此。学生们如果单独依靠自身力量，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要改造的话他们必须溶入人民中，一旦他们溶入其中，他们就须面对农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的实质。他们必须捍卫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反对价格剪刀差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和工人站到一起，支持拒绝向管理者上交权力，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因为工人工作的权利是从革命中获得的。
美国有些人号召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并发起一次新的革命。据我估计，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人和军人愿意为共产主义奉献，那么改变的可能性将缘自人民自发的联合——或许是通过一些能团结军队、党和社会各种革命力量的激进官员来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
总而言之，我认为从学生到他们的支持者都有些天真烂漫，但我也觉得，在6月3号和4号他们已经抛弃了部分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