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看《联邦党人文集》，不如看《反联邦党人文集》

历史上最容易迷惑人的东西往往就是名字。比如非洲和中东的各种顶着“解放军”“自由阵线”“人民同盟”名头的军阀干的都是一些反解放反自由反人民的事。美国建国时期的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也是如此。

这可能是美国建国神话里最误导人的一部分。而对美国联邦主义的理想与实践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反联邦党人更有资格被称为联邦党人；而所谓联邦党人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分权的联邦体制，而是搞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政府，用宪法把《邦联条例》里的分权体制干掉。

联邦党人更为恰当的称呼是国家主义者/反联邦党人，而今天通称反联邦党人的人更应该被称为联邦党人或共和(主义)党人。 美国革命史学家宝琳·迈尔（Pauline Maier）在她的遗作《签署：人民争论宪法》（Ratification: The People Debate the Constitution）中指出，反联邦党人当时的自称是“共和党人”和 “真正的联邦党人” 。

如果非要找一种完全中立，完全就事论事的角度，那么就如埃尔布里奇·杰利(Elbridge Gerry，他画的奇形怪状的国会选区被叫做杰利蝾螈)所说, 他们应该被叫做签鼠党和反签鼠党。（Rats and Anti-Rats）

如同所有伟大的社会转型一样，美国革命的背后是相互竞争的观点和利益冲突。革命联盟的一侧是具有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激进共和主义者，他们当中包括了伟大的爱国者：萨缪尔·亚当斯、派崔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乔治·梅森、托马斯·潘恩。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英国国王的统治，而是普遍意义上的政府权力过大。他们帮助北美殖民地转型成一个个共和国，制定了新的共和主义宪法，其中包含了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成文权利法案/权利宣言。

革命联盟的另一侧是国家主义者，是由特许商人、公共债权人、前军人和土地投机者组成的群体。特许商人想要一种全国统一的海商法，想利用政府强制力垄断运输贸易。工匠想要全国统一的保护主义关税，防止他们的顾客购买战争结束后涌入美国市场的廉价外国商品。公共债权人想要一个强力的政府刮地三尺收税还钱。土地投机者想要一支常备军把印第安人、冒险家和境外势力从刚刚被国有化的西北领地上赶走。前军人想在那种常备军里上班。他们赞同美国独立，但反对自由意志主义的革命主张。他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国家，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具有一切18世纪英国国家的等级制度特征，可以做一切英国曾经对他们做过的事， 只是没有英国国王而已。

国家主义者的利益集团的理想就是推出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把各州降格为地方行政单位。但正如革命本身一样，宪法最后妥协成了一个混合体。国家主义者梦想用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政府取代《邦联条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中保障的州完全主权，而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反对主权国家政府。于是国家主义者玩弄了一个修辞的花招，把自己发明成了“联邦党人”。

事实上《邦联条款》已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伟大的思想家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史诗级巨作《孕育于自由》(Conceived in Liberty)第四卷(现已出版全五卷)中指出，《邦联条款》赋予国会的权力并非如国家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太弱，而是太强。正是《邦联条例》把中央政府变成了一个常设政府。

另外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就是1786年麻萨诸塞州的谢司起义。在通行的符合国家主义叙事的美国建国神话里，这场起义是一场侵犯债权人私有财产的非法暴乱，是国家主义者鼓吹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重要借口。而对基本史实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在战后州一级财政危机大爆发的背景下，谢司起义反对的是政府为了公共债权人的利益而强加到纳税人，特别是农民头上的过重负担。而公共债权人主要是东部的投机商，以极低的折扣购买了州债。

美国革命史学家梅里尔·詹森(Merill Jensen)估计，自1780年以后，麻萨诸塞州农民的货币收入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被用来交税。马萨诸塞州的农民饱受税收压迫，又因为欠债而被抓进监狱。于是他们占领了法院，因为债权人跟法官狼狈为奸，用一纸命令扣押债务人的财产；而州政府也在那里审判那些交不起税的人。而这些农民冲击法院的故事都被国家主义者当成联邦政府太软弱无能的证据，用来吓唬人。

1787年在费城关起门来秘密开会的55名代表中，只有8人签署过《独立宣言》。包括萨缪尔·亚当斯、派崔克·亨利和托马斯·杰斐逊在内的大多数激进派领袖都缺席。反而是国家主义者/军国主义者的辛辛那提协会(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的人来了20多人。詹姆斯·麦迪逊推出的维吉尼亚方案堪称大政府爱好者的春梦：中央政府可以用武力强迫各州服从，国会对州法律有否决权，还有各种措辞模糊的广泛权力，却不提如何有效限制政府的职权范围。

由于不得人心，已经在语言上把自己发明成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者不得不撰写文章向公众捍卫他们的成果。《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试图论证，单凭一套巧妙设计的权力制衡就足以防止中央政府滥用权力。他们主张宪法没有必要添加一条一条的具体的个人权利保障，因为政府没有被授权侵犯自由，自然也不会侵犯自由。而反联邦党人则对这种逆天逻辑提出了任何一位正直的共和国公民都会提出的质疑。没有明确写入宪法的限制就是不可靠的限制；没有白纸黑字写清楚的权利不可能不被扩张的权力侵蚀。

在此我引用理查德·亨利·李在1787年的发言。他的家族20年后诞生了罗伯特·E·李，一位反抗他祖先曾警告的暴政的伟大战士。他说：

【从普遍经验来看，必须有最明确的声明，才能保护人类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免受统治者无声的、强大的、永远活跃的阴谋的侵害。而且，根据大多数州的政府所依据的各种权利法案或宣言，美国善良的人民似乎也认为，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对于限制和规范统治者所必须行使的巨大权力是适当的。】

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4期说不需要权利宣言，因为不仅不必要，而且十分危险。

【人们多次正确地指出，《权利法案》最初起源于国王与臣民之间的契约，是对王权的削减、对特权的保障，是臣民保留未交予君主的权利。这正是《大宪章》的本质——那是贵族们手执利剑，从约翰王手中夺取的……但在美国，人民并未放弃任何权利；既然他们保留了一切原有的自由，就无需对特定权利特别保留。正如宪法开篇所言：“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保障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的自由福祉，特此制定并确立本宪法”——这段话比那些堆砌在各州《权利法案》中的格言与警句更有力地承认了人民的权利......】

【我更进一步主张，《权利法案》若按照反对者要求的方式和程度来制定，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会对某些“未被授予”的权力作出例外规定，而正因为如此，反而可能成为扩权的借口。既然根本没有赋予某项权力，那又何必要声明不得行使它？例如，若宪法并未授权任何机构限制出版自由，那又何必特别声明“出版自由不得受限”呢？】

汉密尔顿论点的问题是它和基于宪法明文提出的另一个论点相矛盾。汉密尔顿在同一期《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宪法已经包含了一套被剪得稀碎的权利宣言，散布在各个角落里。其中包括禁止制定事后追溯法的宣言、禁止对担任公职者进行宗教测试的宣言，保障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的宣言，和保障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判的宣言等等。他最后总结道：

【真相是：尽管我们听到那么多关于《权利法案》的激烈言辞，宪法本身在每一个理性层面、每一项实用意义上，都是一份《权利法案》……每一个州的宪法都是该州的《权利法案》；而这部拟议中的联邦宪法，一旦获得通过，就将成为整个联邦的《权利法案》】

既然一套白纸黑字的权利宣言包含了给政府扩权的危险，而它的内容又已经事实上分布到了宪法的各个角落里，那难道不应该重写宪法，把危险的部分剔除出去吗？

联邦党人的自信足以成为世界上所有热衷于设计政治制度的人的教训：即使像汉密尔顿这样才略非凡的政治家有时也难以窥见，或者故意视而不见，他们政治蓝图中的缺陷。在汉密尔顿死于决斗二百多年后的现实是，即便在前十条修正案明确写下保护个人权利的时代，美国社会依然无休无止地陷入关于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第二修正案（武装自由）的争议。结合近几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一系列案件，不难看出，即使有白纸黑字的宪法保护，联邦与地方政府仍时常试探甚至侵犯这些基本自由。如果当初没有反联邦党人的坚持，这些内容根本不会被写入宪法，那么美国人民今天的处境只会更加脆弱。

说到第二修正案，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国父派崔克·亨利对常备军近乎偏执的憎恨，对民兵制度的热爱，以及他对美国人拥有和携带武器基本权利的信念。而他今天会被美国人记住不是因为他捍卫美国人自我武装的权利，而是因为他在《独立宣言》上的签名实在是太他妈的大了。

在亨利看来，美国的力量和自由并非依赖于他视为压迫工具的英国式的常备军，而是依赖于普通公民的精神和随时准备的状态。他崇敬这个国家的民兵文化：一种去中心化的，地方化、社区化的力量，他们可以在需要时被召集起来保卫他们的共和国。在亨利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国防传统：自由的人们出于自愿拿起武器捍卫自由。

在1788年6月维吉尼亚批准宪法的会议上，他极力警告：一支联邦控制下的常备军从本质上威胁着共和体制。如果国会既有权力组建军队，又有权力控制武器供应，那么各州及其公民将变得毫无防御能力。他说：

【我们将拥有一支常备军，来执行暴政的可憎命令；而你们又将如何惩罚他们？你们会命令惩罚他们吗？谁会服从这些命令？你们的仪仗官能匹敌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吗？我们将处于何种境地？……能够做出什么抵抗？尝试就是疯狂……你们的民兵也在该计划的另一部分中被交给国会……当你们很可能连一支火枪都没有时，民兵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因为武器将由国会提供，他们可能提供，也可能不提供。】

美国国父、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之父乔治·梅森加入了派崔克·亨利对宪法的批判。当时梅森已经62岁高龄(以当时的标准是相当高的高龄)参加完费城制宪会议后仍坚持参加里士满的会议，呼吁维吉尼亚不要签署一部妨害他们自由的宪法。他以一句简短的话作为反对意见的开场，“这里头没有《权利宣言》。” 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反联邦党人的战斗口号。

【[这部宪法里头]没有《权利宣言》，中央政府的法律高于各州的法律和宪法，各州的权利宣言并不能提供任何保障。人民甚至无法享受普通法赋予的权利....没有任何条文保障新闻自由、民事陪审审判权，也没有禁止和平时期常备军的条款。】

维吉尼亚国会以89对79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联邦党人的宪法。

反联邦党人无法在批准过程中推翻宪法，于是他们寄希望于第二次制宪会议，推翻第一次制宪会议的成果。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德岛州都支持召开制宪会议。然而，由于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德岛州尚未批准宪法，所以它们的支持票数不计入所需的三分之二总数。历史给反联邦党人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们在新宪法的法律框架内行事，却发现他们赋予新政府的合法性对他们不利。其实美国至今也没能开成第二次制宪会议。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许多狂热的联邦党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背弃他们对修宪的庄严承诺，因为他们的新国家政府已经运作起来了。只有詹姆斯·麦迪逊，一位狡猾干练的政治家，意识到民众对权利法案的呼声必须得到满足。尽管麦迪逊私下里抱怨，说修宪令人作呕，他还是硬着头皮审阅了200多项来自各州的提案，筛掉了所有用他的话来说可能“危及政府之美”("endanger the beauty of the Government)的提案，总结了十条修正案并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些修正案几年后才能获得批准，但它们安抚了许多新政府的反对者。

麦迪逊在1791年提交的十条修正案的核心概念很多是从乔治·梅森的《维吉尼亚宪法》里抄来的。比如梅森写道：【新闻自由是自由的重要壁垒之一，除非专制政府，否则绝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所有人根据良心的指引，都享有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应要求过高的保释金，不应处以过高的罚款，也不应施加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

梅森对麦迪逊写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很满意。1792年，他在维吉尼亚老家的种植园去世。

1794年，联邦政府暴力镇压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反威士忌税起义，圆满展现了联邦党人/国家主义者的强力政府理念。但从长远来看，威士忌税和其他消费税最终成了他们的败笔。基于民众对这些国内税收的反对，托马斯·杰斐逊得以推出一个宣扬激进共和主义的新政党。麦迪逊也表现出了他一贯精明的政治眼光，从联邦党转投共和党。共和党与联邦党长达十年的斗争最终在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时达到顶峰，他们废除了所有国内税。从那时起直到内战（除了随后的1812年战争期间），中央政府唯一的收入来源只有进口关税和出售公共土地。

派崔克·亨利和乔治·梅森最终没能阻止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但他们在宪法如何实际运作的问题上赢得了有限的胜利。第二修正案写道：“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一个自由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力不应被侵犯，”至今仍是派崔克·亨利由武装公民而非受常备军保护的自由共和国愿景的见证。他当年的警告塑造了美国宪政传统中最持久的保护之一。

今天，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都难以想象的程度。从大规模监控到税收扩张到官僚系统的扩张到行政权力的泛滥，个人和他们社区的自由从未面临如此严重的威胁。在这个时代，不仅是美国人，所有人都需要回到《反联邦党人文集》，听听那些反对政府扩张、呼吁保障自由、警惕权力滥用的声音。

在此我引用美国国父派崔克·亨利的名言：

【你们不该追问自己的贸易如何增长，也不该追求如何变得强大富庶，而应思考如何保障你们的自由；因为自由，才应是你们政府的首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