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的致命缺陷：拒绝美国

进步主义已经被尝试过、测试过，并一再被发现存在缺陷。无论多少次左倾知识分子或活动人士坚称他们“这次能做对”，这种意识形态仍然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它拒绝了美国赖以建立的根本原则。进步主义不仅与美国传统相悖，而且从根本上与这个国家的现在和过去不相容。

故事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当美国人的生活以持久的价值观为基础时，他们是最幸福、最健康、最稳定的。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现，保守派人士 —— 红州的生活满意度高于民主党地区的自由派人士，因为民主党地区的生活成本更高，文化压力更大。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保守主义使人们扎根于传统、纽带、信任、家庭与社区，而进步主义则驱使人们陷入分散、不稳定、原子化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集中在异化现象猖獗的民主党城市。

经济数据强化了这种差异。到2018年，民主党主导的地区受困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报道称，中产阶级家庭越来越难以承受传统蓝营票仓高昂的物价，而红州则吸引了那些寻求有能力负担和长期稳定的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问题。人们用脚投票，转向与保守主义价值观一致的社区。

到2019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千禧一代纷纷涌入德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的红州大都市，以逃避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繁重的税收和监管。《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指出，这种迁徙反映了人们对自由派政策日益增长的不满。很多家庭离开曾经繁荣的蓝色城市，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城市生活，而是因为进步主义的治理使城市变得负担不起和不适合居住。

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2020年。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数据显示，在人均收入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红州的表现优于蓝州。保守主义者领导的地区之所以获得支持，正是因为他们强调自由、低税收和更少的监管约束，而进步主义者领导的地区则在臃肿的政府下苦苦挣扎。进步主义的失败不仅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实际实践中。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在2021年报道称，进步主义人士越来越多地将美国传统价值观框定为压迫的遗物。这样的言论疏远了以自己国家的传统为荣的普通民众。通过诋毁赋予美国凝聚力的文化基础，左派在他们自己与大多数仍然相信传统、家庭和国家的人之间制造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鸿沟。

移民模式显示了这种文化和经济衰退的后果。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在2022年报道称，旧金山等城市的居民正在流失，而德克萨斯州等红色州则吸引了寻求可负担性和文化契合度的新移民。一年后，福克斯新闻强调了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是如何引领美国人口增长的，而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的人口却在萎缩。其中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当美国人有机会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时，他们一如既往地拒绝进步主义的治理方式。

2023年，进步主义者推动了他们的历史修正主义运动，强调美国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就。《对话》（The Conversation）网站指出，这加剧了两极分化，尤其是在保守派团结起来捍卫建国原则的时候。把《独立宣言》和《宪法》贬低为过时的，这无异于剥夺国家团结的基础。然而，这正是进步主义者所做的。

到2024年，蓝州的人口外流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据《新闻周刊》（Newsweek）报道，由于高税收和繁重的监管，加州和纽约出现了大量外迁。这些曾经象征着机遇的州，正在失去人员和资本。与此同时，红州通过提供进步主义者拒绝的自由、稳定和对传统的尊重而蓬勃发展。

《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2月份的数据凸显了这种差距的规模。二十年来第一次有多数美国人（主要是红州的居民）认为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尽管进步主义的城市居民沉浸在不满之中，但保守派却在唐纳德·川普维护传统政策和国族自豪感的推动下表现出乐观。

然而，进步主义行不通的更深层次原因不仅在于失败的政策结果，还在于其哲学根源。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成立的《白宫1776委员会》（The White House’s 1776 Commission）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进步主义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声称建国原则已经过时了。他们认为美国的“软件” —— 建国文献 —— 再也不能操作这个国家的现代“硬件”了。

这种信念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调整，而是对美国身份认同的根本拒绝。进步主义者抛弃了《独立宣言》中权利是不变的、自然赋予的的基本原则，相反，他们接受了权利是相对的、可塑的、由政府定义的的观念。通过这样做，他们就打开了一扇让政府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暂时特权的授予者的大门。

这个委员会指出：“进步主义者认为，只有群体权利才会不断被重新定义，并随着时代而变化。事实上，社会不仅有权力和义务定义和授予新的权利，而且随着国家的发展，也有权力和义务取消旧的权利。”

无论一个人是否信奉自然权利理论，进步主义者的反驳都令人毛骨悚然的。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成为总统之前，曾经概述了一个政府职能“独立于立法，甚至宪法”的体系。在实践中，这创造了这个行政国家：一个对人民不负责任、其规模和影响力稳步增长的庞大官僚机构。建国先父们设计了一个受宪法约束的政府，警惕权力的集中。而进步主义者却用一个未经选举的影子政府取而代之，处处破坏问责制。

这解释了为什么进步主义一再导致社会和政治功能失调。它将官僚控制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将永恒的真理视为过时之物，将意识形态置于现实之上。它摒弃了美国人自力更生的精神，用对国家管理者的依赖取代之。

甚至在今天辩论几代人之前的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也曾警告过这种危险。用他的话来说：“精神事务是第一位的。除非我们紧紧抓住这一点，否则我们所有的物质财富，尽管看起来势不可挡，在我们手中都会变成一根贫瘠的权杖。” 进步主义者忽视了这一警告，每当他们的政策占据主导地位时，美国都付出了代价。

事实不言自明。进步主义持续导致经济衰退、贫穷、人口外逃、文化异化和政治不稳定。它的哲学基础与《独立宣言》关于权利永恒的且自然赋予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它的治理方式破坏了问责制，侵蚀了自由。最重要的是，它从未创造出它所承诺的繁荣与团结。

进步主义背离了建国原则，要求无休止的社会改造。它推崇的是理论和乌托邦幻想，而不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和它们所促进的合理创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断离开蓝色的营垒，来到红州。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社区的乐观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更高。这就是为什么不管进步主义被“重新包装”多少次，总是以失败告终。

历史和当今现实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进步主义从根本上与美国自身格格不入。拥抱它就是抛弃使这个国家伟大的传统。拒绝它就是肯定无数人已经发现的东西。

美国的道路植根于永恒的真理，是这个国家通往持久繁荣和幸福的唯一途径。

本文作者约瑟夫·福特·库托（Joseph Ford Cotto）博士主持和制作《新闻视野》（News Sight），讲述影响你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数据驱动的真相。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他创建了“五点预测”，准确预测了川普的全国性胜利和所有摇摆州的结果。库托是多本非虚构类书籍的作者，拥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是精益六西格玛认证黑带。

原文链接：https://www.americanthinker.com/articles/2025/08/progressivism_s_fatal_flaw_rejecting_americ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