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捐赠藏品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拍卖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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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的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图卷》，突然在2025年北京的一场艺术拍卖中亮相，估价达8800万元。随后，在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的举报及中国文物部门的干预下，拍卖公司对该拍品做了撤拍处理。

一个博物馆的藏品居然能悄无声息地流出并现身拍卖公司，这个事情的荒诞程度，可以说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我给大家简单盘一下这事儿。

主角首先得说到庞莱臣。这人来头很大，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收藏家。当年庞莱臣之孙庞曾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庞家收藏古画137件，其中就包括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图卷》。仇英是明代名家，这个作品也早已名声在外。195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信给老朋友、上海文管会谢稚柳（注：原文蒋徐森玉疑为笔误）称，故宫博物院明清字画缺损，让他征画。在信中，郑振铎列出的“非要不可者”，就有仇英的《江南春图》。

对于不了解书画的朋友可能不好理解，我们可以直接拉出一些更耳熟能详的名人做对比：2013年，苏轼的《功甫帖》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中以人民币5037万元成交；2020年，苏轼、文同的《墨竹卷》以1.219亿元成交；2024年，真赝存疑的黄庭坚书法在日本拍出2.88亿元。夹在这些高高低低的作品中间，各位大概知道估价8800万元的《江南春图卷》大概是什么地位了吧？注意，这8800万还只是估价，不是成交价，最后的成交价完全有可能远超这个数字。

十年前，庞家开始和南博打官司，因为他们想看看当年捐赠的东西在南京博物院怎么样了，结果南博不给看。就这样和庞家打了十年的官司，直到2025年6月，庞家通过诉讼，在法院司法文书的支持下才得以进库房查看，这才得知其中有五件古画不知去向，其中就包括《江南春》。更蹊跷的是，在2025年北京某拍卖会春拍市场上，这幅《江南春》竟然出现了。

那么，这画是怎么被弄出去的呢？随着新华社记者介入采访，南京博物院终于说明了“南博版”《江南春》的流向。根据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发票，原来这幅画早在2001年4月16日，被某名不知名的顾客以6800元买走了。

所以问题来了：这幅画为什么会被卖？价格又怎么这么低呢？没别的原因，南京博物院之前就通过相关专家鉴定，说这画就是个“伪作”。

按捐赠行规，如果你相信庞莱臣的眼光，就来者不拒；如果你不信任，就应该先鉴定、后收赠。但南博在受赠两年后的1961年才开始组织鉴定，三年后的1964年又鉴定一次，发现五件作品系伪作。其实发现伪作也没问题，关键是文物中有假货，就应该第一时间告知捐赠人并征求捐赠人意见——是按规定移入专库，还是退还捐赠人？要听人家捐赠者的意见。但南博不仅选择沉默，而且还处理了，甚至卖掉了。

并且，两次鉴定的动机也很可疑，尤其是第二次的三位专家中有两位竟然只是“文物征集员”。这就像让一个护工去做开颅手术，权威性何在？庞莱臣是业内公认的顶级收藏家，对于仇英的《江南春图卷》更是喜爱，如今却被两个文物征集者鉴定为假。不仅这幅当年被国家文物局点名“非要不可”的真品是假的，还有另外四幅也被认为是赝品，一样也是不翼而飞。

这让庞家后人很难接受，更让他们愤怒的是：从1961年鉴定为伪作，到2025年庞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才得以知晓，这64年间，南博从未主动告知庞家任何信息，即使在庞家多次追问之下也没有透露只言片语。这种傲慢非常反常。

另外一个疑问是：南博出售的6800元的《江南春》，和今年春拍会上8800万起拍的到底是不是同一幅？如果是同一件，尚且还有找回的可能。拍卖会上那幅《江南春》来自艺兰斋美术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该美术馆获得《江南春图卷》，而艺兰斋董事长陆挺于今年五月去世。至于来源，十多年前有报道称来自庞莱臣女儿。当然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公开信息显示庞莱臣并没有女儿。那么艺兰斋这件是从哪儿来的？是庞莱臣的哪位后人？这些只要一查便知。

现在网络上都在声讨南京博物院。官方给出了一系列回应，从“专家鉴定为伪作”再到“把藏品剔除”，最后进行“划拨调剂处理”，好像都能从诸如《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之类的制度条例中找到合理支撑。制度的夹缝被他们钻成了空子——在我们讲道理的时候，他们开始给我们讲法律。

南博的代理律师张涵就认为，这种藏品所有权自交付时已依法转移至国家，捐赠人没有保留返还权利，现行法律也未规定受赠人负有向捐赠人或者其继承人返还已交付捐赠物的义务。南博律师的意思很明白：“法无禁止皆自由”。这个法律原则在老百姓那里用的很少，但到了“南博失踪文物案”，却被律师及时拿了出来。

也有业内人士透露，博物馆拨交文物，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大人物一句话的事情，博物馆压根儿没得选。也有过骨头硬的馆长，比如南博之前的某几任，但结局都比较惨烈。现在网上各种报道追踪，查出南京博物院之前有两任馆长自杀了。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自杀身亡，时年55岁。之后姚谦（注：原文陶谦/尧天疑为姚谦）接任院长，然而二十年后的1984年，姚谦院长在任上自缢身亡，时年58岁。

姚谦之死不仅是当年的国内大事件，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原因之一是南京博物院地位独特，虽然它现在只是副厅级单位，但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由于历史原因承袭了大量文物珍藏。1950年才更名为南京博物院。

那么，姚谦的自杀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中，专门写了一篇《姚谦事件》。原文如下：“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姚谦事件呢？因为江苏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欢文物，尤其是书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画去看。按说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给私人的，只能展览的时候你来看；有些专家来了专门要看哪一件，调出来看，这也是可以的。借回去看是绝无可能的。但是因为他们是省委领导，姚谦也无奈，就让他们借回去了。但是姚谦非常认真，他都记录了谁借什么、借的时间多久，到时间他就去催；催不回来他也去催，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催。后来这些老同志心里有点不高兴了。”

冯其庸在文中认定，经过一番调查一清二楚：姚谦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文物，最后遭到种种打击污蔑，弄得他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才上吊自杀。但在官方调查报告中，对于姚谦是否因文物保护而死只字未提。所以，姚谦之死究竟是孤案还是另有隐情？

斯人已去，我们不仅关注姚谦，还关注文物管理制度本身。其实国内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这片土地上这种事并不少见。文博系统“以赝换真”早已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例如承德李海涛案，李海涛用赝品替换259件文物，其中四件是一级文物；还有广州萧元案，萧元调包143幅真迹，还发现前人以调包留下的赝品。这种连环套式的“监守自盗”，说明管理漏洞已非个案，而是生态性病变。

而南博这一次的事情之所以会闹得这么大，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就是藏品的价值够高；其次是由于网络的发达，让事情传播得足够快。过去馆藏文物上拍一般是跨省，保险一点的会去香港乃至出国。在网络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一家拍卖行能辐射的范围是有限的，这就会大大减少这次这种被“抓现行”的情况。再就是庞家的能量足够强。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最后基本都是“捂盖子”捂掉，因为这种事情对于博物馆的公信力是毁灭性的打击。

犹记得今年十月，法国卢浮宫被盗，当时国内网络响起了一片群嘲，说法国人真是“草台班子”，连这么重要的文物都看不住。那么现在再看看，是不是也不知该说什么了？只能说“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人们当时之所以嘲笑卢浮宫，就是因为这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常识反差：文物是宝贵的，也知道是会被人盯上的，也理当是重重保卫的，是不应该有低级错误的。

可是，这些常识有些博物馆好像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而南博这次不是被偷被抢的这种直观的失守，那些珍贵的文物是在制度缝隙中悄然流转，被悄悄定性、被悄悄处理，最后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市场上，却没人说得清来龙去脉。相比一场惊心动魄的盗窃案，这种无声无息的“失守”更是令人悲哀。

关于这件事的后续发展，无非是两种可能：比较大的可能是经过调查，该作品确系伪作，博物馆操作合法合规，但有“解释不当”的小错误，已向捐赠者后人表达歉意并取得谅解。虽然这是典型的“和稀泥”做法，但影响会是最低的。比较小的可能就是一查到底，拉几个人出来填坑，然后全国文物系统普查，甚至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么搞也有可能，毕竟抓些“硕鼠”充实国库从上到下都有心。只是，博物馆的公信力将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一样，变成了厕纸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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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无本万利的买卖
几千块从博物馆当赝品买走 然后几千万挂拍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