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弟兄《左祸与自由危机：以美国为中心的视野主义视野的政治思想史》一
第一部 进步派，自由派，都是左派
第一章 威尔逊：以进步之名，行退步之实
有时人们把我看成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啊，这时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美国人。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下午一点，三千多名来自北京十三所大学的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签署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密约——此后百年，天安门广场将因多次上演重大群众活动而成为中国政治的风暴眼。
学生们经过中华门，向东抵达外国使馆云集的东交民巷西口。使馆警察阻止学生进入这块享受治外法权的地方。与使馆官员通过几次电话后，学生们选出四名代表（其中包括张国焘和罗家伦，他们日后分别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重要作用）进入美国使馆陈情。
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不在，学生代表留下说帖。说帖强调，既然美国参加一战的原因是「支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及世界和平之局」，那么中美两国就是「抱同一主义而战」，美国理应在巴黎和会上「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1]
一个二十八岁的、瘦弱的越南人阮必成（后来，他以「胡志明」这个名字登上历史舞台）写了一封名为《安南人民的主张》的请愿书，递交给巴黎和会的领袖们。这个十五岁就参与抗法斗争的越南小伙子，过去数年间在远洋轮船上做厨师、杂役、锅炉工。他在请愿书上署名「阮爱国」，提出越南独立自主等八项要求。他要求面见威尔逊，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这一会面从未实现。
比起中国人和越南人来，朝鲜人对威尔逊寄予更大期望。一位流亡中国的朝鲜独立运动领袖，沿着西伯利亚横贯铁路，踏上往巴黎的漫漫长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致信威尔逊说，总统阁下「曾极其真诚地表示，所有拥有各自独特语言、文明与文化的同质民族，都应该允许其独立」，美国应该「听取因日本的阴谋不幸沦为殖民地的朝鲜的请愿，呼吁恢复朝鲜的独立和自由」。
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佩服威尔逊，打算把一本著作题献给他。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们，受威尔逊演讲鼓舞，要求由他们代表印度出席巴黎和会，日益受瞩目的甘地（Mahatma Gandhi）被选为代表团成员。
身为英国保护国的埃及，将独立的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埃及知识分子领袖卡格卢勒（Saad Zaghloul）在电报中告诉威尔逊：「由于你强有力的行动，全世界将于不久迎来新时代，而没有哪个民族比埃及人跟喜欢这一新时代的诞生。」[2]
在迅速崩解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民族主义者全都瞩目于美国。威尔逊作为第一个冲击中东命运的美国人，明确指出「前奥斯曼」人民应享有「绝对不受干扰的自主发展的机会」。土耳其政治活动家、女性解放主义者哈莉黛·埃迪布在面对二十万群众演讲时，特别提及威尔逊对「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的「稳固主权之保证」。 [3]
世界各地受殖民、遭压迫、被边缘化及无国籍的民族，包括爱尔兰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以及其他众多民族，无不对威尔逊和巴黎和会寄予厚望。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希望的火花转瞬即逝，失望却转化为持久而深切的怨恨，这种怨恨形成的「反美主义」将改变此后百年世界史的走向。
曾经是「冷静和自我克制」的英国传统的继承人
威尔逊是唯一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更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新泽西州州长的完美履历。但学历跟治国能力成正比吗？ [4]
比看得见的光环更重要的是，威尔逊早年曾拥有过虔诚的喀尔文教派信仰及观念秩序。其父是美南长老会牧师及首席常任秘书，其母是长老教会牧师的女儿，喀尔文教徒的精神在其父母胸中燃起明亮的经久不息的火焰。威尔逊自幼懂得把人生看作是实现上帝意志的过程。他将喀尔文主义作为一面透视世俗世界的棱镜，对于天意的训导和上帝的指引怀有强烈信念。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长老会神学，这种神学贯通了宗教和政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契约神学，这是长老教会，尤其是苏格兰派系长老会的重要教义，指引了威尔逊父母两个家族的信仰。 [5]
威尔逊小时候深受阅读障碍之苦，经过不懈努力成为学者和演讲家。就像威尔逊的政治根基在南方一样，他遵循的思想传统是英国式的。他喜欢英国思想家的保守主义传统。美国的民主传统中，他认同那些与英国传统的大致相似之处。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从容不迫、深思熟虑地在习惯和惯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威尔逊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与中欧争取民主的狂暴行动在思想上没有共通之处：
法国大革命期间爆发的民众运动与我国政府的建立，二者几乎毫无共通之处。我们对于一七八九年的记忆与欧洲人对于这酝酿着风暴的年头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已显示出我们具备欧洲人已经逝去的东西，即冷静和自我克制。在关起门来自成一体的瑞士之外，民主在欧洲总是作为破坏性力量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甚至很难说欧洲的民主有一个有组织的发展时期……而在美国和英国各殖民地，民主在一开始就有着真正的有组织的发展，运动过程中没有急剧的革命；无须推翻其他政体，所需要的只是自身的组织。这种民主无须建立而只需扩散，进行自治。 [6]
威尔逊赞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思想的痛恨，认为法国哲学是「极其有害的和腐败的」、「任何国家都不能按照这种哲学的原则来管理」。他赞扬伯克是真正的英国人，「英国历史中有一个反对革命的连续的主题」。他从伯克等英国思想家那里学习到很多重要的东西；他把英国政治家奉为楷模，并把英国宪法看成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法律。
诉诸美国历史，威尔逊认为，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未能理解英国传统是其主要不足之处，法国思辨哲学「像一种虚假的音调贯穿于他的全部思想」，所以「他虽然是一位伟人，但不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威尔逊在维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时，不屑于爬上几步山路到蒙蒂塞洛去参观杰斐逊故居。他在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向美国人介绍英国人办大学的思想，他喜欢的娱乐活动是口袋里装着《牛津英语诗歌选》骑着自行车在湖区闲逛。
威尔逊还有另一个自觉的身份定位——「南方人」，「南方人似乎天生就关心公共事务」，而且天生就是保守派。他把法律当作通往政治的路径：「我选定的职业是政治；我学习的却是法律。我学习法律是因为我认为这可以使我从事政治。」
然而，在其学术和政治生涯中，威尔逊未能持守喀尔文教义和英国传统，未能抵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势汹汹的左翼进步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侵蚀。他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美国人民史》，「他的信仰从美国进步派发展到国际社会民主派的观点」，进而与美国宪法及其所代表的人性论及有限历史观决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将其形容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一点也不奇怪，威尔逊后来成了民主党人。
威尔逊以英国人自诩：「我们把自己视作地道的民主派，而实际上我们充其量不过是进步的英国人而已。」但是，他在「英国人」前面加上「进步」之定语，让「英国人」的特质发生了偏差，因为真正的「英国人」对「进步」持怀疑态度。
观念的紊乱，始于信仰的动摇。十九世纪末，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年轻的社会福音派中风靡一时，整个社会福音派处在突然向左转的过程中——威尔逊未能脱离此种潮流。他接受进步主义思想后，将基督宗教看作一种进步主义的力量，他自己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教改革者。
威尔逊对宗教抱有热情，「他不曾有志于成为牧师，但他把政治变成传播心灵的启迪的手段，变成表达新教徒强烈的『行善』愿望的手段」。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任上，作为第一位不拥有牧师身份的校长，他常常在各种场合布道，在实质上充当了「大学牧师」的角色。但他宣扬的宗教是一种关于道德行为的宗教。他上任之初便取消《圣经》课程，从课程中删除他形容为「教条主义」的长老会教义。一九○六年，他促使普林斯顿大学正式公布无宗派主义的立场。 [7]
威尔逊深受其叔叔、因鼓吹现代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而被神学院解雇的神学教授詹姆斯·伍德罗（James Woodrow）的影响，认为坚守神创论是「无知和愚昧」，「地狱只是一种思想状态」，进化论中科学家的理想高于《圣经》。他非常迷恋「进步」这个十九世纪晚期形成的概念，有一次以<圣经和进步>为主题对一群长老会基督徒发表演讲。 [8]
终其一生，威尔逊每天都祷告、读经（他一生用破了两、三本《圣经》）和参加教会礼拜，但其基督信仰已蜕化到「行礼如仪」的地步。他嘲笑坚持传统教义的信徒，因为他有婚外情，就自我辩解说，私人道德与公共事务无关，道德判断应当在「私生活」地带「稍微休息一下」。 [9]多年以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淫的柯林顿也这样想。
走向欧洲式「进步主义」的歧途
威尔逊信奉的不是清教秩序，而是「进步主义」。这种「进步主义」偏离了英国和美国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及精神传统，甚至与之截然对立。
清教徒和制宪者们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相信「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相信传统和秩序虽然需要不断修正，却不能全盘推翻。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James Madison）强调，「如果人人是天使，就没有必要成立政府了」，所以才要制定宪法、分散权力、承认政府的不完美、防止民粹式民主造成多数人暴政也防止寡头掌权造成少数人暴政。国父们对平等的理解是：政府和社会为人们提供运用各自的天赋去获取财富和幸福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不平等的，但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实现其梦想的机会——平等，是机会的平等和游戏规则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
与之相反，进步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认为应当由具有更高明而且更有充足知识的代理人来制定政策，无论这些代理人是政治领袖、专家、法官，还是其他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指向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不惜将既有的传统和秩序全都打倒。他们也坚信，只有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和唯一的实现平等和正义的方式。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讽刺说，那些把自己称作进步主义者的人，不仅声称他们支持变革，而且断言他们所支持的变革就是有益的变革，即那就是进步。尽管他们无法证明自身，却将跟他们不一样的主张统统贴上「维持现状」的标签。 [10]
在美国的语境下，进步派（进步主义者）、自由派（自由主义者），归根结底都是左派。耐人寻味的是，左派也知道左派是一个脏词，不愿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左派，而是用进步派和自由派来掩饰其真面目。索维尔是最早发现各种极权主义运动者与民主党左派的基本假设之间的相似性的人，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时，美国进步主义作家林肯·斯蒂芬对两者都赞不绝口，费边社会主义者威尔斯在牛津大学鼓励学生们做「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和「被启蒙的纳粹」。直到战争爆发，这些人才惊慌失措地将他们一度欣赏并引以为同道的法西斯主义张冠李戴地重新定义为「极右派」——其实，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哪一个词不是名副其实的左派概念？
对于进步派和自由派，死于法国大革命断头台的罗兰夫人一语道破其真面目：自由，自由（进步，进步），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用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话来说，整个左翼意识形态，不论是科学的还是乌托邦的，都是极端主义的。 [11]
威尔逊的左转，除了观念和信仰上的动摇和混乱之外，也有政治现实主义的考量。在第一次竞选中，威尔逊面对来自右翼的共和党和来自左翼的进步党的竞争，他看到左翼势力日渐坐大，就不断往左移动。他提出「新自由」之政纲，一心打造「行善政府」（何为善，只能由像他这样学识渊博的政治领袖定义），不惜背离美国秩序的根基——他不加掩饰地表示：「我们并不是一定要遵循《独立宣言》签署者所持的那些原则。」
威尔逊高举进步的旗号，却是从美国的立国根基退步、从美国的清教秩序退步，从地方自治退步到联邦集权，从有限政府退步到万能政府，从私有经济退步到公有经济。
威尔逊为「进步主义」而奋斗，如同英国左翼作家威尔斯（Herbert G. Wells）作品的一贯主题：代表正义一方的科学家，致力于建设一个有计画的世界国家；他的敌人则是企图恢复旧秩序的反革命分子。威尔逊认为，一个「合理的」、有计画的、由科学家和像学者控制的社会形态乃至国际秩序，迟早会获胜。
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美国总统基本上都是共和党人。除了威尔逊以外，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总统是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但克利夫兰是一名强烈的经济保守主义者，以至威尔逊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六○年以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也是迄今为止最左的总统。
除了威尔逊以外，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总统是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但克利夫兰是一名强烈的经济保守主义者，以至威尔逊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六○年以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也是迄今为止最左的总统。
除了威爾遜以外，唯一的一個民主黨總統是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但克利夫蘭是一名強烈的經濟保守主義者，以至威爾遜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六○年以後的第一個民主黨總統”，也是迄今為止最左的總統。
[12]
威尔逊早年认为美国政体不是总统制而是国会制，以博士论文《国会政体：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获得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他执政之后却完成了从「国会政体」到「帝王总统」的转变，大大强化行政权。一旦当上总统，他立即转而认为「分权的唯一后果，就是造就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为此不惜破坏三权分立的架构——他威胁国会说：「我要压扁你们。」他通过任命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来推进其进步主义议程。威尔逊是第一位利用任命程序改变最高法院走向，并危害宪政秩序的对抗式总统。 [13]他的总统生涯表明，他深信强有力的总统职务是议会制政府的一种替代，是为美国体系提供有效领导的最佳手段。
威尔逊和他的进步主义鼓吹者们丝毫不尊重宪法，丝毫不以美国宪法为荣，公开蔑视宪法并声称要扬弃宪法。弗兰克林·皮尔士认为称美国宪法是「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中可以找到的最不民主的文件」，艾伦·史密斯吼叫着反对宪法中的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因素，他们完全拒绝在独立的政府部门之间保持精巧的相互平衡的观念。 [14]威尔逊认为，美国宪法被正式批准的日期只是「一七八七年一个平凡的日子」，他声称不能让宪法成为束缚手脚的「紧身衣」，「在宪法被制定时，那时并没有铁路，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因此「每一代政治家都去寻找让最高法院提供能满足其当下时代需求的司法解释」。
顶级大学的校长，应当是最有学问和最聪明的人，但未必就具有治国的能力。威尔逊坚信，总统是「国家真正立场和目标的代言人」，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与公民要求更为契合的人，一个了解其时代和国家需要的人」。他宣称：「一个总统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是自由的，他要尽可能地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刷新能力的极限。」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关（总统为其领袖），以用公共政策的形式实现公民利益。
一九一九年，威尔逊的老朋友雷科德（Recorde）——此人在威尔逊转向进步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致信威尔逊，认为「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受有特权的人们所统治，这些人即是由于拥有铁路、土地、矿山、银行和信贷而控制了工业的人」。要消除剥削，必须控制资本家，将其财富收归国有。他建议威尔逊立即实施此种政策，后人将称其为「真正伟大的人」。
传统的美国精神，是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对政府怀有深深的疑惧。国父们对政府这个利维坦设置了重重束缚。而十九世纪末的「进步主义」则认为，政府可以取代上帝。威尔逊与阿克森教授讨论时指出：「现在由个人和公司经营的许多事情，将来会由政府办理。我确信，政府将接管所有的重要自然资源……所有的水利资源、所有的煤矿、所有的油田等。这些均应由国家所有。」这种国有制跟苏俄有什么差别呢？威尔逊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为自己辩护说：「如果我在外面讲这些话，人们会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正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才相信这些。我认为采取此类措施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这段话在逻辑上无法自洽——用仁慈的国有制来避免专制的国有制，能成功吗？
威尔逊早年深受白哲特（Walter Bagehot）对英国宪制描述的影响，但当他转向进步派时，也转向欧陆的思想资源。在一八八七年，威尔逊即指出，在普鲁士国家对行政的研究已经「近乎完美」，他认为德国思想中对「行政」和「统治」的两重划分值得美国学习。他强调，美国文官制度的改革应当以欧洲大陆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德国并没有他所想像的那种「行政中立」，与英国稳如磐石的君主立宪制相比，德国的制度摇摇欲坠——第一帝国半独裁的强势君主制、威玛共和国运转不灵的民主制（总统制）以及第二帝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极权制，都不是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一直等到二战之后，德国还得依靠美国的帮助，在废墟之上重建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
威尔逊的外表看上去内敛而冷漠，内心却充满浪漫激情，他将这种浪漫激情转化为对「进步」愿景的追求。当他成为第一位将「进步主义」当做国家政策的美国总统时，灾难便不可遏制地降临了——他以「进步主义」治国并推展外交政策，为达到自以为崇高的目标不惜使用卑劣的手段，却不知道手段的卑劣必将毁灭目标的崇高。
近百年美国精神的败坏，始于威尔逊。终极的败坏，乃是理念的败坏。
战争是通往大政府和总统专制的捷径
在美国宪制的约束下，在和平时代，总统很难扩权，联邦政府很难集权。但若是战争环境下，一切就不一样了。当威尔逊的进步主义施政遇到一系列拦阻时，他发现千载难逢的机遇来了：欧洲陷入一场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战争，协约国恳请美国参战。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为内政服务，战争是威尔逊在国内大展拳脚的最佳借口。一旦美国参战，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就可以无限增加。在战争的加持下，威尔逊引入他梦寐以求的「行善」的大政府模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没有完成的「新国家主义」水到渠成。 [15]
美国参战大大破坏了自身的宪制。威尔逊利用战争建立了史上空前的「战时社会主义」的联邦政府。最突出的表现是联邦军队的扩充。战争需要大规模动员，近五百万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被征召入伍。一战给联邦政府带来的花销超过内战十倍，美国付出的直接代价是一千一百二十亿美元，还不包括财政部借给盟国的一百亿英镑。联邦政府开始出售战争债券，有一则公告承诺：「拥有政府的财政利益，无论大小，都有助于成为更好的公民。」战争导致国民自由的戏剧性缩水，「强制」成了常态。由于威尔逊任命的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大法官是左派，左派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其判例完全偏向威尔逊政府。最高法院确认了总统在战争时期管理铁路、通讯和物价的权力。
威尔逊利用战时状态大刀阔斧地革新联邦政府。他建立了西方国家第一个政治宣传机构（比希特勒更早），即「公共资讯委员会」。该部门雇用数百名工作人员和数千名志愿者，通过报刊、广播和电影，传播支持战争的讯息。该委员会在进步主义者乔治·克雷尔（George Creel）的领导下，用进步时代的扒粪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鼓动爱国性反德情绪和战争狂热，以「百分之百的美国主义」的名义，给任何「拒绝支持危机中的总统」的人贴上「比卖国贼还坏」的标签。美国主流媒体将德国妖魔化，将美籍德裔群体也妖魔化——尽管没有像小罗斯福那样，在二战中将日裔美国人集体关押。德语书籍被焚毁，德国的交响乐被禁演，连「德国泡菜」也被改名为「自由泡菜」。社会科学家将战时宣传所产生的效果称为「群众心理学」，进步主义者、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称其为「思想的征召」。 [16]威尔逊执政后期完全依赖这个委员会提供的信息作出判断，就如同被一群佞臣包围的昏君。
一战时的美国国内战时限制，比美国在二战时的限制还要多。威尔逊政府为压制不同意见，指使国会通过《惩治煽动叛乱法》，它禁止「言说、印刷、写作或出版任何对美国政府或军队不忠诚的、亵渎的、粗鄙或谩骂的语言」。这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公然藐视。威尔逊还祭出《间谍法》、《与敌贸易法》等法案来压制异议者。司法部逮捕了两千多名公民，其中一半人被定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对威尔逊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意见。 [17]耗费十三年时间为威尔逊作传、最推崇威尔逊的传记名家司各特·贝戈（A. Scott Berg）也承认，尽管威尔逊双手干净、心灵高尚，但他在战时的一系列打压异议者的政策，堪称美国历史上最让人震惊的镇压，他任命的司法部长肆无忌惮地干涉全国各地的家庭生活、社交俱乐部和民间社团，让专制的病毒进入美国的政治体系。 [18]
除了公共宣传外，政府还将战争工作引入多个领域。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领导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为工厂制定战时目标和政策；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被任命为食品管理局局长，该局鼓励民众参与「无肉星期一」和「无麦星期三」活动，为海外部队节省食物；亨利·加菲尔德领导的联邦燃料管理局引入夏时制，并对煤炭和石油实施配给供应来确保军事需求。这些战时国家主义经济和社会管制模式，后来都出现在罗斯福新政中：比如，「战时工业委员会」成为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复兴署」的原型，「国家战时劳工部」成了一九三五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原型。战争重组了联邦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新的合作、监督和管制形式。
威尔逊对经济一无所知，却执意执掌经济大权。他建立了权力无边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四百份命令，干预市场经济运作。他通过征收累进制的所得税的法令，令联邦政府的财政能力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当经济表现不佳时，他相信国有化会有光明前途。他通过《联邦储备法》，设立了一个监控国家货币供应的欧洲式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普遍的福利」而调控银行业。美联储日渐膨胀，成为凌驾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的怪兽，如同盘踞在帝国大厦顶端的人猿泰山。
在威尔逊任上，还通过史上最严厉的禁酒法令，表面上是出于其虔诚的信仰和道德观，实际上是让政府强势介入和管制民众的日常生活。
随着战争的推进，威尔逊愈来愈远离民众，像是宫廷中的帝王。他身材高瘦，戴着老师常用的那种眼镜，有着突兀的假牙。他顽固，自信，解决问题时不善于掌握重点，却维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与矜持，这种倾向一直都有，随着大权在握而变本加厉。他难以让人喜欢，却很容易招来痛恨。 [19]
威尔逊特别相信自己的良善，笃信他的政府乃是「行善的政府」。总统权力在其任内大肆扩张，他曾经喜欢伯克，后来却背离了伯克，曲解式地引用伯克的话来为其扩权辩护：「一般来说，权力是赋予国家精明和正直的部长们的，甚至法律的各种应用和力量也取决于行政权。没有权力，共和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不是一个活泼能动有效的组织。」他认为，只有将权力授予明确、果断地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的首脑和部门，才能使国家权力机构有活力的高效运转。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岁月里，他竭力神化总统的权势，「他本人易于产生非常强烈的内疚心情，把对完美无缺的正义的要求突出提到国家事务中，使他逐渐失去宽容的度量」。
自以为是行善，却是在作恶。听来崇高之原则，却充满模棱两可之处。这位一度被认为是「其个人品格可以用圣经中最高贵的语言来形容」的绅士，仍未克服权力对人的腐化——人性本就如此，如果威尔逊持守圣经中关于「人人皆是罪人」的教导及喀尔文主义中「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的人性观，就不会如此自以为义。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威尔逊再一次严重中风，左半边身子瘫痪，左眼失明。他竭力欺骗选民，掩盖其病入膏肓、已无法处理国政的真相。他的晚年是在中风后的病痛和众叛亲离的苦毒中度过的，他跟所有朋友都绝交了，连内阁部长们都很难见他一面。他拒绝辞职，将国事委托给夫人处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夫人伊迪思·威尔逊（Edith Wilson）实质上是第一任女性总统，她扮演这个角色长达十八个月之久。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建议总统按照宪法有关条款行事——总统无法视事之时，由副总统暂代总统之职，却立即遭到解职。
在此状态下，威尔逊企图参选第三个总统任期，却被民主党抛弃。随即，延续其加入国际联盟政策的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中惨败。黯然离开白宫时，威尔逊对同党的议员说：「此后不必再跟我联络了。」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如此形容说：「假如他生在几个世纪之前的话，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暴君，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会犯错。」
幸亏美国公民还有投票权，在一九二○年代，美国公民用投票否决威尔逊的大部分「进步主义」政策。然而，政府在战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控制的狂热经验，如毒素般地进入一部分美国民众的思维方式之中，使得他们在后来成为一九三○年代更为激进的「新政」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后来这一次的「新政」则由威尔逊政府当年的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所领导——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进步主义者知识和精神谱系的传承关系。
第一章 威尔逊：以进步之名，行退步之实
有时人们把我看成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啊，这时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美国人。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下午一点，三千多名来自北京十三所大学的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签署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密约——此后百年，天安门广场将因多次上演重大群众活动而成为中国政治的风暴眼。
学生们经过中华门，向东抵达外国使馆云集的东交民巷西口。使馆警察阻止学生进入这块享受治外法权的地方。与使馆官员通过几次电话后，学生们选出四名代表（其中包括张国焘和罗家伦，他们日后分别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重要作用）进入美国使馆陈情。
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不在，学生代表留下说帖。说帖强调，既然美国参加一战的原因是「支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及世界和平之局」，那么中美两国就是「抱同一主义而战」，美国理应在巴黎和会上「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1]
一个二十八岁的、瘦弱的越南人阮必成（后来，他以「胡志明」这个名字登上历史舞台）写了一封名为《安南人民的主张》的请愿书，递交给巴黎和会的领袖们。这个十五岁就参与抗法斗争的越南小伙子，过去数年间在远洋轮船上做厨师、杂役、锅炉工。他在请愿书上署名「阮爱国」，提出越南独立自主等八项要求。他要求面见威尔逊，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这一会面从未实现。
比起中国人和越南人来，朝鲜人对威尔逊寄予更大期望。一位流亡中国的朝鲜独立运动领袖，沿着西伯利亚横贯铁路，踏上往巴黎的漫漫长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致信威尔逊说，总统阁下「曾极其真诚地表示，所有拥有各自独特语言、文明与文化的同质民族，都应该允许其独立」，美国应该「听取因日本的阴谋不幸沦为殖民地的朝鲜的请愿，呼吁恢复朝鲜的独立和自由」。
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佩服威尔逊，打算把一本著作题献给他。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们，受威尔逊演讲鼓舞，要求由他们代表印度出席巴黎和会，日益受瞩目的甘地（Mahatma Gandhi）被选为代表团成员。
身为英国保护国的埃及，将独立的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埃及知识分子领袖卡格卢勒（Saad Zaghloul）在电报中告诉威尔逊：「由于你强有力的行动，全世界将于不久迎来新时代，而没有哪个民族比埃及人跟喜欢这一新时代的诞生。」[2]
在迅速崩解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民族主义者全都瞩目于美国。威尔逊作为第一个冲击中东命运的美国人，明确指出「前奥斯曼」人民应享有「绝对不受干扰的自主发展的机会」。土耳其政治活动家、女性解放主义者哈莉黛·埃迪布在面对二十万群众演讲时，特别提及威尔逊对「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的「稳固主权之保证」。 [3]
世界各地受殖民、遭压迫、被边缘化及无国籍的民族，包括爱尔兰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以及其他众多民族，无不对威尔逊和巴黎和会寄予厚望。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希望的火花转瞬即逝，失望却转化为持久而深切的怨恨，这种怨恨形成的「反美主义」将改变此后百年世界史的走向。
曾经是「冷静和自我克制」的英国传统的继承人
威尔逊是唯一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更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新泽西州州长的完美履历。但学历跟治国能力成正比吗？ [4]
比看得见的光环更重要的是，威尔逊早年曾拥有过虔诚的喀尔文教派信仰及观念秩序。其父是美南长老会牧师及首席常任秘书，其母是长老教会牧师的女儿，喀尔文教徒的精神在其父母胸中燃起明亮的经久不息的火焰。威尔逊自幼懂得把人生看作是实现上帝意志的过程。他将喀尔文主义作为一面透视世俗世界的棱镜，对于天意的训导和上帝的指引怀有强烈信念。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长老会神学，这种神学贯通了宗教和政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契约神学，这是长老教会，尤其是苏格兰派系长老会的重要教义，指引了威尔逊父母两个家族的信仰。 [5]
威尔逊小时候深受阅读障碍之苦，经过不懈努力成为学者和演讲家。就像威尔逊的政治根基在南方一样，他遵循的思想传统是英国式的。他喜欢英国思想家的保守主义传统。美国的民主传统中，他认同那些与英国传统的大致相似之处。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从容不迫、深思熟虑地在习惯和惯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威尔逊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与中欧争取民主的狂暴行动在思想上没有共通之处：
法国大革命期间爆发的民众运动与我国政府的建立，二者几乎毫无共通之处。我们对于一七八九年的记忆与欧洲人对于这酝酿着风暴的年头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已显示出我们具备欧洲人已经逝去的东西，即冷静和自我克制。在关起门来自成一体的瑞士之外，民主在欧洲总是作为破坏性力量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甚至很难说欧洲的民主有一个有组织的发展时期……而在美国和英国各殖民地，民主在一开始就有着真正的有组织的发展，运动过程中没有急剧的革命；无须推翻其他政体，所需要的只是自身的组织。这种民主无须建立而只需扩散，进行自治。 [6]
威尔逊赞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思想的痛恨，认为法国哲学是「极其有害的和腐败的」、「任何国家都不能按照这种哲学的原则来管理」。他赞扬伯克是真正的英国人，「英国历史中有一个反对革命的连续的主题」。他从伯克等英国思想家那里学习到很多重要的东西；他把英国政治家奉为楷模，并把英国宪法看成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法律。
诉诸美国历史，威尔逊认为，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未能理解英国传统是其主要不足之处，法国思辨哲学「像一种虚假的音调贯穿于他的全部思想」，所以「他虽然是一位伟人，但不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威尔逊在维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时，不屑于爬上几步山路到蒙蒂塞洛去参观杰斐逊故居。他在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向美国人介绍英国人办大学的思想，他喜欢的娱乐活动是口袋里装着《牛津英语诗歌选》骑着自行车在湖区闲逛。
威尔逊还有另一个自觉的身份定位——「南方人」，「南方人似乎天生就关心公共事务」，而且天生就是保守派。他把法律当作通往政治的路径：「我选定的职业是政治；我学习的却是法律。我学习法律是因为我认为这可以使我从事政治。」
然而，在其学术和政治生涯中，威尔逊未能持守喀尔文教义和英国传统，未能抵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势汹汹的左翼进步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侵蚀。他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美国人民史》，「他的信仰从美国进步派发展到国际社会民主派的观点」，进而与美国宪法及其所代表的人性论及有限历史观决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将其形容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一点也不奇怪，威尔逊后来成了民主党人。
威尔逊以英国人自诩：「我们把自己视作地道的民主派，而实际上我们充其量不过是进步的英国人而已。」但是，他在「英国人」前面加上「进步」之定语，让「英国人」的特质发生了偏差，因为真正的「英国人」对「进步」持怀疑态度。
观念的紊乱，始于信仰的动摇。十九世纪末，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年轻的社会福音派中风靡一时，整个社会福音派处在突然向左转的过程中——威尔逊未能脱离此种潮流。他接受进步主义思想后，将基督宗教看作一种进步主义的力量，他自己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教改革者。
威尔逊对宗教抱有热情，「他不曾有志于成为牧师，但他把政治变成传播心灵的启迪的手段，变成表达新教徒强烈的『行善』愿望的手段」。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任上，作为第一位不拥有牧师身份的校长，他常常在各种场合布道，在实质上充当了「大学牧师」的角色。但他宣扬的宗教是一种关于道德行为的宗教。他上任之初便取消《圣经》课程，从课程中删除他形容为「教条主义」的长老会教义。一九○六年，他促使普林斯顿大学正式公布无宗派主义的立场。 [7]
威尔逊深受其叔叔、因鼓吹现代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而被神学院解雇的神学教授詹姆斯·伍德罗（James Woodrow）的影响，认为坚守神创论是「无知和愚昧」，「地狱只是一种思想状态」，进化论中科学家的理想高于《圣经》。他非常迷恋「进步」这个十九世纪晚期形成的概念，有一次以<圣经和进步>为主题对一群长老会基督徒发表演讲。 [8]
终其一生，威尔逊每天都祷告、读经（他一生用破了两、三本《圣经》）和参加教会礼拜，但其基督信仰已蜕化到「行礼如仪」的地步。他嘲笑坚持传统教义的信徒，因为他有婚外情，就自我辩解说，私人道德与公共事务无关，道德判断应当在「私生活」地带「稍微休息一下」。 [9]多年以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淫的柯林顿也这样想。
走向欧洲式「进步主义」的歧途
威尔逊信奉的不是清教秩序，而是「进步主义」。这种「进步主义」偏离了英国和美国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及精神传统，甚至与之截然对立。
清教徒和制宪者们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相信「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相信传统和秩序虽然需要不断修正，却不能全盘推翻。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James Madison）强调，「如果人人是天使，就没有必要成立政府了」，所以才要制定宪法、分散权力、承认政府的不完美、防止民粹式民主造成多数人暴政也防止寡头掌权造成少数人暴政。国父们对平等的理解是：政府和社会为人们提供运用各自的天赋去获取财富和幸福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不平等的，但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实现其梦想的机会——平等，是机会的平等和游戏规则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
与之相反，进步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认为应当由具有更高明而且更有充足知识的代理人来制定政策，无论这些代理人是政治领袖、专家、法官，还是其他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指向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不惜将既有的传统和秩序全都打倒。他们也坚信，只有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和唯一的实现平等和正义的方式。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讽刺说，那些把自己称作进步主义者的人，不仅声称他们支持变革，而且断言他们所支持的变革就是有益的变革，即那就是进步。尽管他们无法证明自身，却将跟他们不一样的主张统统贴上「维持现状」的标签。 [10]
在美国的语境下，进步派（进步主义者）、自由派（自由主义者），归根结底都是左派。耐人寻味的是，左派也知道左派是一个脏词，不愿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左派，而是用进步派和自由派来掩饰其真面目。索维尔是最早发现各种极权主义运动者与民主党左派的基本假设之间的相似性的人，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时，美国进步主义作家林肯·斯蒂芬对两者都赞不绝口，费边社会主义者威尔斯在牛津大学鼓励学生们做「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和「被启蒙的纳粹」。直到战争爆发，这些人才惊慌失措地将他们一度欣赏并引以为同道的法西斯主义张冠李戴地重新定义为「极右派」——其实，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哪一个词不是名副其实的左派概念？
对于进步派和自由派，死于法国大革命断头台的罗兰夫人一语道破其真面目：自由，自由（进步，进步），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用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话来说，整个左翼意识形态，不论是科学的还是乌托邦的，都是极端主义的。 [11]
威尔逊的左转，除了观念和信仰上的动摇和混乱之外，也有政治现实主义的考量。在第一次竞选中，威尔逊面对来自右翼的共和党和来自左翼的进步党的竞争，他看到左翼势力日渐坐大，就不断往左移动。他提出「新自由」之政纲，一心打造「行善政府」（何为善，只能由像他这样学识渊博的政治领袖定义），不惜背离美国秩序的根基——他不加掩饰地表示：「我们并不是一定要遵循《独立宣言》签署者所持的那些原则。」
威尔逊高举进步的旗号，却是从美国的立国根基退步、从美国的清教秩序退步，从地方自治退步到联邦集权，从有限政府退步到万能政府，从私有经济退步到公有经济。
威尔逊为「进步主义」而奋斗，如同英国左翼作家威尔斯（Herbert G. Wells）作品的一贯主题：代表正义一方的科学家，致力于建设一个有计画的世界国家；他的敌人则是企图恢复旧秩序的反革命分子。威尔逊认为，一个「合理的」、有计画的、由科学家和像学者控制的社会形态乃至国际秩序，迟早会获胜。
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美国总统基本上都是共和党人。除了威尔逊以外，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总统是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但克利夫兰是一名强烈的经济保守主义者，以至威尔逊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六○年以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也是迄今为止最左的总统。
除了威尔逊以外，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总统是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但克利夫兰是一名强烈的经济保守主义者，以至威尔逊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六○年以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也是迄今为止最左的总统。
除了威爾遜以外，唯一的一個民主黨總統是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但克利夫蘭是一名強烈的經濟保守主義者，以至威爾遜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六○年以後的第一個民主黨總統”，也是迄今為止最左的總統。
[12]
威尔逊早年认为美国政体不是总统制而是国会制，以博士论文《国会政体：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获得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他执政之后却完成了从「国会政体」到「帝王总统」的转变，大大强化行政权。一旦当上总统，他立即转而认为「分权的唯一后果，就是造就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为此不惜破坏三权分立的架构——他威胁国会说：「我要压扁你们。」他通过任命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来推进其进步主义议程。威尔逊是第一位利用任命程序改变最高法院走向，并危害宪政秩序的对抗式总统。 [13]他的总统生涯表明，他深信强有力的总统职务是议会制政府的一种替代，是为美国体系提供有效领导的最佳手段。
威尔逊和他的进步主义鼓吹者们丝毫不尊重宪法，丝毫不以美国宪法为荣，公开蔑视宪法并声称要扬弃宪法。弗兰克林·皮尔士认为称美国宪法是「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中可以找到的最不民主的文件」，艾伦·史密斯吼叫着反对宪法中的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因素，他们完全拒绝在独立的政府部门之间保持精巧的相互平衡的观念。 [14]威尔逊认为，美国宪法被正式批准的日期只是「一七八七年一个平凡的日子」，他声称不能让宪法成为束缚手脚的「紧身衣」，「在宪法被制定时，那时并没有铁路，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因此「每一代政治家都去寻找让最高法院提供能满足其当下时代需求的司法解释」。
顶级大学的校长，应当是最有学问和最聪明的人，但未必就具有治国的能力。威尔逊坚信，总统是「国家真正立场和目标的代言人」，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与公民要求更为契合的人，一个了解其时代和国家需要的人」。他宣称：「一个总统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是自由的，他要尽可能地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刷新能力的极限。」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关（总统为其领袖），以用公共政策的形式实现公民利益。
一九一九年，威尔逊的老朋友雷科德（Recorde）——此人在威尔逊转向进步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致信威尔逊，认为「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受有特权的人们所统治，这些人即是由于拥有铁路、土地、矿山、银行和信贷而控制了工业的人」。要消除剥削，必须控制资本家，将其财富收归国有。他建议威尔逊立即实施此种政策，后人将称其为「真正伟大的人」。
传统的美国精神，是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对政府怀有深深的疑惧。国父们对政府这个利维坦设置了重重束缚。而十九世纪末的「进步主义」则认为，政府可以取代上帝。威尔逊与阿克森教授讨论时指出：「现在由个人和公司经营的许多事情，将来会由政府办理。我确信，政府将接管所有的重要自然资源……所有的水利资源、所有的煤矿、所有的油田等。这些均应由国家所有。」这种国有制跟苏俄有什么差别呢？威尔逊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为自己辩护说：「如果我在外面讲这些话，人们会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正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才相信这些。我认为采取此类措施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这段话在逻辑上无法自洽——用仁慈的国有制来避免专制的国有制，能成功吗？
威尔逊早年深受白哲特（Walter Bagehot）对英国宪制描述的影响，但当他转向进步派时，也转向欧陆的思想资源。在一八八七年，威尔逊即指出，在普鲁士国家对行政的研究已经「近乎完美」，他认为德国思想中对「行政」和「统治」的两重划分值得美国学习。他强调，美国文官制度的改革应当以欧洲大陆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德国并没有他所想像的那种「行政中立」，与英国稳如磐石的君主立宪制相比，德国的制度摇摇欲坠——第一帝国半独裁的强势君主制、威玛共和国运转不灵的民主制（总统制）以及第二帝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极权制，都不是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一直等到二战之后，德国还得依靠美国的帮助，在废墟之上重建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
威尔逊的外表看上去内敛而冷漠，内心却充满浪漫激情，他将这种浪漫激情转化为对「进步」愿景的追求。当他成为第一位将「进步主义」当做国家政策的美国总统时，灾难便不可遏制地降临了——他以「进步主义」治国并推展外交政策，为达到自以为崇高的目标不惜使用卑劣的手段，却不知道手段的卑劣必将毁灭目标的崇高。
近百年美国精神的败坏，始于威尔逊。终极的败坏，乃是理念的败坏。
战争是通往大政府和总统专制的捷径
在美国宪制的约束下，在和平时代，总统很难扩权，联邦政府很难集权。但若是战争环境下，一切就不一样了。当威尔逊的进步主义施政遇到一系列拦阻时，他发现千载难逢的机遇来了：欧洲陷入一场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战争，协约国恳请美国参战。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为内政服务，战争是威尔逊在国内大展拳脚的最佳借口。一旦美国参战，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就可以无限增加。在战争的加持下，威尔逊引入他梦寐以求的「行善」的大政府模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没有完成的「新国家主义」水到渠成。 [15]
美国参战大大破坏了自身的宪制。威尔逊利用战争建立了史上空前的「战时社会主义」的联邦政府。最突出的表现是联邦军队的扩充。战争需要大规模动员，近五百万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被征召入伍。一战给联邦政府带来的花销超过内战十倍，美国付出的直接代价是一千一百二十亿美元，还不包括财政部借给盟国的一百亿英镑。联邦政府开始出售战争债券，有一则公告承诺：「拥有政府的财政利益，无论大小，都有助于成为更好的公民。」战争导致国民自由的戏剧性缩水，「强制」成了常态。由于威尔逊任命的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大法官是左派，左派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其判例完全偏向威尔逊政府。最高法院确认了总统在战争时期管理铁路、通讯和物价的权力。
威尔逊利用战时状态大刀阔斧地革新联邦政府。他建立了西方国家第一个政治宣传机构（比希特勒更早），即「公共资讯委员会」。该部门雇用数百名工作人员和数千名志愿者，通过报刊、广播和电影，传播支持战争的讯息。该委员会在进步主义者乔治·克雷尔（George Creel）的领导下，用进步时代的扒粪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鼓动爱国性反德情绪和战争狂热，以「百分之百的美国主义」的名义，给任何「拒绝支持危机中的总统」的人贴上「比卖国贼还坏」的标签。美国主流媒体将德国妖魔化，将美籍德裔群体也妖魔化——尽管没有像小罗斯福那样，在二战中将日裔美国人集体关押。德语书籍被焚毁，德国的交响乐被禁演，连「德国泡菜」也被改名为「自由泡菜」。社会科学家将战时宣传所产生的效果称为「群众心理学」，进步主义者、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称其为「思想的征召」。 [16]威尔逊执政后期完全依赖这个委员会提供的信息作出判断，就如同被一群佞臣包围的昏君。
一战时的美国国内战时限制，比美国在二战时的限制还要多。威尔逊政府为压制不同意见，指使国会通过《惩治煽动叛乱法》，它禁止「言说、印刷、写作或出版任何对美国政府或军队不忠诚的、亵渎的、粗鄙或谩骂的语言」。这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公然藐视。威尔逊还祭出《间谍法》、《与敌贸易法》等法案来压制异议者。司法部逮捕了两千多名公民，其中一半人被定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对威尔逊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意见。 [17]耗费十三年时间为威尔逊作传、最推崇威尔逊的传记名家司各特·贝戈（A. Scott Berg）也承认，尽管威尔逊双手干净、心灵高尚，但他在战时的一系列打压异议者的政策，堪称美国历史上最让人震惊的镇压，他任命的司法部长肆无忌惮地干涉全国各地的家庭生活、社交俱乐部和民间社团，让专制的病毒进入美国的政治体系。 [18]
除了公共宣传外，政府还将战争工作引入多个领域。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领导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为工厂制定战时目标和政策；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被任命为食品管理局局长，该局鼓励民众参与「无肉星期一」和「无麦星期三」活动，为海外部队节省食物；亨利·加菲尔德领导的联邦燃料管理局引入夏时制，并对煤炭和石油实施配给供应来确保军事需求。这些战时国家主义经济和社会管制模式，后来都出现在罗斯福新政中：比如，「战时工业委员会」成为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复兴署」的原型，「国家战时劳工部」成了一九三五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原型。战争重组了联邦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新的合作、监督和管制形式。
威尔逊对经济一无所知，却执意执掌经济大权。他建立了权力无边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四百份命令，干预市场经济运作。他通过征收累进制的所得税的法令，令联邦政府的财政能力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当经济表现不佳时，他相信国有化会有光明前途。他通过《联邦储备法》，设立了一个监控国家货币供应的欧洲式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普遍的福利」而调控银行业。美联储日渐膨胀，成为凌驾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的怪兽，如同盘踞在帝国大厦顶端的人猿泰山。
在威尔逊任上，还通过史上最严厉的禁酒法令，表面上是出于其虔诚的信仰和道德观，实际上是让政府强势介入和管制民众的日常生活。
随着战争的推进，威尔逊愈来愈远离民众，像是宫廷中的帝王。他身材高瘦，戴着老师常用的那种眼镜，有着突兀的假牙。他顽固，自信，解决问题时不善于掌握重点，却维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与矜持，这种倾向一直都有，随着大权在握而变本加厉。他难以让人喜欢，却很容易招来痛恨。 [19]
威尔逊特别相信自己的良善，笃信他的政府乃是「行善的政府」。总统权力在其任内大肆扩张，他曾经喜欢伯克，后来却背离了伯克，曲解式地引用伯克的话来为其扩权辩护：「一般来说，权力是赋予国家精明和正直的部长们的，甚至法律的各种应用和力量也取决于行政权。没有权力，共和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不是一个活泼能动有效的组织。」他认为，只有将权力授予明确、果断地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的首脑和部门，才能使国家权力机构有活力的高效运转。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岁月里，他竭力神化总统的权势，「他本人易于产生非常强烈的内疚心情，把对完美无缺的正义的要求突出提到国家事务中，使他逐渐失去宽容的度量」。
自以为是行善，却是在作恶。听来崇高之原则，却充满模棱两可之处。这位一度被认为是「其个人品格可以用圣经中最高贵的语言来形容」的绅士，仍未克服权力对人的腐化——人性本就如此，如果威尔逊持守圣经中关于「人人皆是罪人」的教导及喀尔文主义中「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的人性观，就不会如此自以为义。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威尔逊再一次严重中风，左半边身子瘫痪，左眼失明。他竭力欺骗选民，掩盖其病入膏肓、已无法处理国政的真相。他的晚年是在中风后的病痛和众叛亲离的苦毒中度过的，他跟所有朋友都绝交了，连内阁部长们都很难见他一面。他拒绝辞职，将国事委托给夫人处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夫人伊迪思·威尔逊（Edith Wilson）实质上是第一任女性总统，她扮演这个角色长达十八个月之久。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建议总统按照宪法有关条款行事——总统无法视事之时，由副总统暂代总统之职，却立即遭到解职。
在此状态下，威尔逊企图参选第三个总统任期，却被民主党抛弃。随即，延续其加入国际联盟政策的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中惨败。黯然离开白宫时，威尔逊对同党的议员说：「此后不必再跟我联络了。」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如此形容说：「假如他生在几个世纪之前的话，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暴君，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会犯错。」
幸亏美国公民还有投票权，在一九二○年代，美国公民用投票否决威尔逊的大部分「进步主义」政策。然而，政府在战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控制的狂热经验，如毒素般地进入一部分美国民众的思维方式之中，使得他们在后来成为一九三○年代更为激进的「新政」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后来这一次的「新政」则由威尔逊政府当年的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所领导——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进步主义者知识和精神谱系的传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