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1978~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1）

这是我回忆录《1955-1985年中国大陆生活回忆》一书的第八章全文（书中第212-251页）。本章的英文内容在我的Blogspot 上这里：https://memoironchina.blogspot.com/

八。参加1978~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

大约是1978年十月下旬左右，当时我周末常在西城南礼士路的家庭住处与东郊大北窑东南的北工大学生宿舍间乘公交车来回。公交车沿西长安街经过西单路口处，其东北面37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围墙外，不知何时开始出现许多大字报及围观人群。大字报在之前的文化革命时期非常普遍，但在共产党政权清除了内部激进派别开始宣扬经济生产建设后已较少见， 围观大字报则更稀奇些。我有一次按不住好奇心，从1路公交车上下来，凑到37路终点站围墙外跟着周围人群观看了一阵； 秋日的北京风渐寒凉，四周的读者多为男性，面少表情，或略带思虑模样。

墙上的大小字报多为讨论政权政治的时新内容，间杂些个人家庭受迫害的诉苦喊冤。讨论时政的有许多新颖题目，诸如平反文革中的冤案，要求被贬斥的老干部复职，毛泽东的功过评论等等。多数笔调不算激烈，但问题既然敢写出来，在共产党言论禁锢四下无声的年代的确让人有兴奋感。我连续去了数次那个后来被称作“民主墙”的大字报区，还拉了我在北工大的同桌同学胡晓东一起去过，因为像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他和我经常在私下对当局的胡作非为发泄牢骚讥讽。到民主墙那里混过数次之后，我按耐不住自己对共产党当局的厌恶，在家用学生练习本纸张也写了一篇“小字报”，因为写那种大字报需要购买纸张与毛笔墨汁之类比较麻烦。我写的主要是指责中共被神化的已故领袖毛泽东，指其应是历史罪人而非什么伟人，其对中国大陆几十年一切罪恶荒诞混乱负有绝对罪责，应该被推上历史审判台，而大陆中国民众早该从对毛的奴隶般崇拜磕跪怪梦中醒来，等等。我之所以这样指责毛，是极其厌恶当时把毛的罪责推向其属下打手群臣的流行谬论，那时的中国满耳都是奴才们为主子毛泽东犯罪误国推卸开脱的无聊说辞，不是赖上林彪江青便是刘少奇等等，对毛泽东的批判评论像教徒对教皇一样谨慎小心，有一种奴才对主子，儿孙对长辈般的忌讳。我也是一时激愤，脱口而出写了几千字，拿给周围的旧日同学朋友及胡晓东看后，反应正面，于是决定张贴到西单墙上去。但我和胡晓东还事先去找了一趟刘新武，即胡在北京第35中学读书时的班主任，后来因为写作变成了大陆名人。 刘新武的那篇处女作成名小说“班主任”我也读过， 现在回忆则是典型的共产党洗脑产物。约四十来岁的刘新武那时家住西城离35中不远的某胡同，我和胡晓东拿我写的小字报给他看，他大致读了一阵，我感觉他没有仔细读完，便见他抬手把纸张递还给我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什么意思？就是批判谴责毛泽东这个当局与民众奉为神祗的坏人呗。不过刘大概没有像我们那样年轻激动， 也不愿顺此多谈政治，胡晓东因为曾是他喜欢的学生所以经常在我面前对刘推崇，而那天的拜访令我印象颇为一般。

几日后我请胡晓东及另外同学帮忙，一人骑自行车把我带在后座，其他掩护，趁黄昏余晖尚在时分，冲到离我家几站路外的西单路口，观察下大字报墙周围确实不像有便衣警察类可疑形象后，迅速涂抹糨糊把我的几张小字报贴到墙壁上， 又迅速骑车离开。数十分钟后几人又骑车溜回帖了小字报的墙前，却看到不少读者已在那里围聚，甚至在墙前还有一位女性大声为后方看不清楚的人朗读小字报内容，我们颇感兴奋，带着意见被重视的成就感收兵了。

西单墙的出现以及当局一反常态的暧昧无强制镇压的态度，助长了常去那里的市民的胆量，大字报与人群日渐增多，到11月下旬甚至共产党的媒体也有含混的提及。那时有个美国记者，先跑到西单墙那里通过翻译宣称他某晚要采访中共强人邓小平，说他可以给西单墙的人们向邓带个话。随后在晚上真的跑回西单民主墙来，在那里被众人明星般簇拥下说邓小平被他采访时肯定了西单民主墙等等，于是周边的人群欢呼喝彩热情高涨，仿佛久被封闭禁锢的奴才被主子终于赏赐张嘴的自由一样兴奋有被解放高潮。众人在民主墙前欢呼雀跃之余，数百上千人又徒步游行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而且居然军警毫无拦阻。在那里有数位即时登上广场中央纪念碑台阶临场发表演讲的，包括一位自称“李镇西”的中年男人。听众则欢呼叫闹不一而足，反正说法说辞具体如何绝对比不上市民可以聚集街头大声议政的挣脱锁链感觉，那天晚上是1978年11月25日：后来有人言过其实地把那称作“11.25运动”， 其实当时既无组织也无主题，市民自发发泄政治不满与胡乱猜测时局交谈小道消息宣泄情绪而已。

聚集在西单大字报区的男性年轻人居多， 大家相互打招呼交谈也慢慢出现，在11月份这些交谈慢慢发展到一些人聚集到某人住处去继续。我和北工大的胡晓东及一群年轻人在其中某位位于长安街西单南边某胡同住处聚会数次，一般多是交换街头流言，争论肤浅的政治时局观念等等。年轻人里我感觉以非知识分子的各行业者居多，吹牛的，扯淡的，胡侃的，那里还有一位自称“杨成武养子”的颇为活跃。当然少量严肃点的交流也有，在这地处长安街南的聚会点里众人便有提议应把西单民主墙大字报进化成油印形式，内容保留下来，以备将来等等。于是大概在胡晓东的推荐下，把我公推为这个取名为“民主墙”的油印小报“主编”，众人搜集罗列大字报较重要的标题内容等等，要发行油印刊物广散于市了。

油印刊物需要油印机，这个谁也没有，但我突然想起我在北工大教学楼里的系“团总支”办公室有：那个办公室在我所属“物理师资班”教室的旁边，由于我常向同班的系团总支书记张志刚同学借钥匙去那里打电话，所以看到那里柜橱顶上有一台油印机， 似乎久置无用，一直被帆布半盖着。于是某日我再借了钥匙说是要打电话，从那里把油印机偷了出来，此后似乎也无人追究。

用这台油印机，我们聚集在长安街南的众人汇聚了摘抄的大字报文章，标题，内容概要，“11.25”夜晚活动记录等，便油印了一份约十来页的小开张名为“民主墙”的杂志，我和胡晓东写了民主墙大事记之类的简单介绍等等，胡还特意用了当时理论物理学界的热名词之一“夸克”做笔名。这份小报应该是1978年底在西单墙出现的第一份有关民主墙议政的油印刊物，我们到墙前免费地把它散发了。似乎也没有太多积极或负面的反应，大概那时每日新旧大字报小字报层出不穷，读者们也无暇对一份小开纸的油印本太认真。这份油印刊物只印发了一期，随后由于众人失了兴趣，相互接触渐少，就没有继续。多年后在海外, 我倒是在一本香港编印的书籍中见到提起过这”民主墙”油印杂志，甚至提到胡小东的那个“夸克”文章。

西单墙前面除了中国人外，还经常有一些西方记者，外交官和外国学生浏览大字报, 当时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驻北京记者Nigel Wade便是其中一位。四十来岁，身材消瘦高大的Nigel其实并不懂中文，但却经常出现在那里，搜集大字报内容及试图理解人们的反应。我当时可以讲一些英文，不知何时与他交谈后双方都很高兴：Nigel Wade感到终于有本地人与他交流，我除了想练习英文外，也希望知道大陆之外的世界怎样对西单大字报区反应。大陆中国几十年来共产党统治制造了对政权所控边界外面的极度无知与恐惧，共产党政权也反复严禁自己统治下的奴才们与外界交流。通常在街头中国人随便与西方人交流往往引起警察的注意与骚扰甚至逮捕，但1978年末的西单墙周围例外，制服警察绝迹，便衣的大概有但很低调未见任何公开抓捕，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嚣张。其实当时的共产党最高当局正在进行邓小平派别与文革遗留派别的争斗，无暇顾及或企图利用西单大字报墙的存在。我与Nigel Wade的街头交流十分顺利未受干扰， 且慢慢发展到他希望和我在其它地方私下交谈碰面的地步。Nigel 有辆大概是中共政府发放的小桥车，每次我找他时便从我学校共青团总支办公室打电话给他，也无所谓周边听到我对着电话讲英文的同学的惊讶。Nigel有次说可以到我家里相互谈谈，于是某日傍晚他开车接了我后开到西城月坛附近，我们俩走过我家居住的宿舍楼旁露天的公共垃圾堆，踏上昏暗陈旧充满灰尘的水泥楼梯，到我那时睡觉的小房间里坐了下来，我父亲当时以为Nigel是我大学同学也便无表示。我给Nigel倒了一杯那时流行的麦乳精饮料以示款待，他和我交谈许久，主要是他问我为什么去西单民主墙，那里的人们都是什么人，大家动机如何，思想如何，等等。他还询问了我自己的家庭个人背景情况，也向我介绍他自己的情况。他说他已反复向他在伦敦的报社发表了有关民主墙的报道，他那时单身住在北京为Daily Telegraph工作等等，还邀我去他住处看看。Nigel 以后与我一直接触，人很勤奋直爽也无总想套取资料情报之类的过分表示，我和他相处得十分愉快。我后来也把在民主墙认识的魏京生路林等人介绍给他相识。

从我在大字报墙前的经历，发现绝大多数作者都不属真名，更无通讯联络方式，近30年的共产党铁腕专制反复杀人抓捕早已把中国人吓破了胆，敢于贴张大字报已属破俗勇猛了，我自己的小字报也没属真名。然而有一天， 我在一张也是类似于练习本纸张的小字报上，看到那位署名“金生”的文章下面居然有联系电话，当时颇感惊诧。 那小字报的内容已记不清楚，但肯定与我类似地对共产党当局严重不满且言辞激烈，否则我也不至于感兴趣。抄下电话后，某日我拨打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人显然是个管传呼的，让我等等后，许久“金生”才来接，说话是标准的北京口音，我们约定到他住处碰面，原来他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南礼士路北头与阜成门外大街交叉处北边的国家计委宿舍，从我家走过去两站路，而且有同学住那附近所以我对那一带熟悉。

与“金生”的碰面是在他家所住宿舍楼顶端的一间小屋内，小屋处于一个另一人家住宿的套间住宅里面， 应该是单位分配给他家作为主住宿外的补充住处，这种情况时有所见。 当然那时所有的机关雇员住宅一概都是由政府分配，这点后来的大陆年轻人已无从经历。“金生”即魏京生是位身材中等结实的年轻人，长我五岁，那年28，两眼闪闪发光，开口常微笑，圆头圆脸，给人和蔼的感觉。相互自我介绍后，我们谈得挺投机，随后又碰过几次，都是我走到他住的那个小单间，魏的家人住在楼里其它地方，所以在那里关起门来无他人干扰比较自在。我们交谈的都是时局政治，当然也相互告知自己身份职业家庭等等。他说他在白石桥那里的动物园当电工，以前当过兵，加入过红卫兵包括以前反对江青的干部子弟组成的西城区纠察队，父亲是计委的司局级干部等等。北京城里政府司局级干部很普遍，我没有感到惊讶，在他家也碰见他那位不苟言笑的消瘦父亲几次，感觉他似乎挺严厉。随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碰面交谈又加入了路林和刘京生，也是循着魏京生的电话联络而来的。陆林与我同岁，住朝阳区，是位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的工厂工人，中等个头身体结实。刘京生消瘦个子矮，长我一岁，在公共汽车公司当司机。按照北京人日常习惯，我们管年长的魏京生叫“老魏”，他则称我们几个小杨，小路，小刘。

那时魏京生写了一篇文章叫“第五个现代化”，以与当局宣扬的“四个现代化”（即工，农，国防，科技现代化）相对应，指出没有政治现代化则其它也免谈等等， 也就是提出中国大陆应该政治民主化，这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陆是石破惊天之谈，竟然敢提出改变共产党政治体制？！ 近三十年专制统治已经反复镇压过稍微委婉提议如此的无数人，包括1957年的反右对旧日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一般谁要敢说共产党政治制度需要改变必冒抓捕关押危险。但是1978年底的当局对民主墙态度模糊含混，鼓励了这种提议政治改革的意见出现。我读了这篇文章也感觉写的很好，老魏不愧是曾经考过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的人，我觉得他的文章笔锋锐利直指问题核心，不绕圈子装文雅弄玄虚，比我在大陆读过的任何政论文章都清晰明白感召力强。我去东郊中纺部宿舍，请到自己小学时女同学梅淑云到我家里，把老魏的“第五个现代化”文章抄写成大字报，因为梅同学大字写得非常漂亮，而字体漂亮的大字报肯定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

把老魏“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张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后，读者甚多，包括西方记者们，毕竟这是那里那时第一张公开宣称要在共产党中国进行非马列废话的政治民主改革文章，当然我那梅同学的一手娟秀漂亮大字也赢了几分。我记得不仅这张大字报连续数日围观者众，而且某晚间还被愤怒的当局派人向上涂抹了人的粪便，以至开始散发臭味以阻挡更多读者。这个喷粪事件引起我对共产党当局的卑鄙亲身经历的愤慨，当时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被如此超格恶待我印象中也是绝无仅有。因为当时那里时有张贴的大字报被人撕下的事件，原因大概多为其它张贴者为自己的张贴腾挪地方，当然也不排除有当局派人在捣乱。所以那时白日里常有大字报读者喊抓雷子特务之类，往往指有人为当局做事在那里破坏大字报，其实多数也未必。但不计费事肮脏地喷抹人粪则未闻，可见老魏文章在共产党政府眼中的分量。

我们四个人在魏京生的小屋里交谈接触数次之后，魏提出应该办一个印刷杂志，公开宣扬我们的观点，还说杂志可以刊登他那篇“第五个现代化”文章，想来他也对自己那篇文章感觉得意。杂志的名称老魏说可以叫“探索”，以表明我们不崇拜任何政治理论包括共产党当局日夜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而是要探索一切可能的政治理论道路的意思。我们其它人无异议，于是开始筹备印刷杂志。我想魏京生对文革中的各式红卫兵小报的记忆引起他办杂志的念头，而我们其它三人显然对办杂志这概念相当陌生。当然在“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被涂抹人粪之后，办杂志使得自己写的及转载的政论文章可以传播持久显然是个好主意。当时我们第一想的是寻找打字机来打印杂志内容，因为联系印刷厂显然有点困难，首先我们没有认识人，再者印刷厂是否有胆量印也是疑问。

我又找到那个帮我抄写老魏大字报的梅淑云同学，因为她在朝阳区的三里屯中学教书，学校里一般都有铅字打字机。经她同意后，某个周末我和老魏一起找到她那中学，由她介绍到打字室里用打字机开始打老魏为“探索”杂志写的“发刊声明”。我们笨手笨脚地打了一些行，但发现周围总是有不同的学校人员来往，有人还对我们打出的“发刊声明”字眼投来疑惑警惕的目光。仅仅一篇声明就这样招人注意，若是大篇幅打字估计困难更多，似乎也难以占用人家那里那么多时间，而且也会给我的同学带来不可预料的麻烦。我和老魏商量后决定放弃使用那个学校的打字机的念头。那天下午从中学出来，魏京生和我站在三里屯北边的马路旁边还聊了许久，还碰到他一个留着络腮胡相貌粗悍的朋友， 据老魏说那人很支持他在民主墙的活动。三里屯距我家和梅同学家从前居住的东大桥纺织部宿舍很近，我幼年时常在那附近走动。

打字机之外，我们想到了我从北工大偷来的油印机：虽然油印质量远不如打字机，但无奈之下只能先凑合用啦。我们共同出钱买来了油印需要的蜡纸及油墨，请在民主墙前认识的马文都来刻印蜡板，因为他的字写得比较好。刻印蜡板是油印出版的第一步，即用一杆钢制的笔将文字刻写到铺在钢板上的蜡纸上，随后将刻好的蜡纸铺到欲印刷的普通白纸上，底下是坚硬的衬底，最后以沾满油墨的圆形滚筒压过蜡纸，则下方的白纸上便在所有刻过字的地方出现油墨即印刷内容了。但由于每张刻印好的蜡纸被油墨滚筒反复压制多次后都会破裂漏油，导致越往后印制的内容质量越差越不清晰，所以每张蜡纸能够压印的白纸数目有限，一般不过上百张。如要多印，又需刻印新的蜡板，而刻蜡板费力又慢。

马文都长我一岁，似乎有个什么工厂的工作，一个人单独住在西单某胡同杂院内的一间小平房里。北京当时的许多四合院都被政府塞进众多家庭挤住在一起，当然四合院以前的主人们，即共产党建政前的私房拥有者们早已被驱赶折腾得毫无踪影，那年月大陆中国的所有街道住宅都归共产党政府的“房管所”拥有并管理。马文都不知如何能一人单独住在那里，且他经常带些从街头新鲜认识的女人回家过夜，颇使我感觉诧异。他还说喜欢文学，诗歌什么的，这个倒是与我合拍。他后来一直帮忙“探索”杂志印刷销售等等，但不知为何没有归算进编辑部的人头里，他那时似乎也没有主动要求被归算进来。

魏京生写的“探索”杂志的发刊辞开宗明义说明我们欢迎探索一切政治经济理论，包括共产党支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支持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真理，等等颇为明显对抗大陆社会几十年固有观念的说法，在当时民主墙及整个社会中都算独树一帜的反当局意见，挑战气氛甚浓。整个西单民主墙期间，公开在民办杂志上挑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独“探索”一家，所以它一直被称作最激进者， 老魏和我似乎也以此为荣。我的感觉主要是希望杂志能办成功，以激进为特色也不错。出生在日夜被共产党当局洗脑灌输的大陆，我当时的脑子里没有太多什么主义理论的选择，但认为既然目睹坏事干尽的共产党当局在拼命宣扬什么主义，那他们没有提倡和禁止宣传的主义，理论等等肯定至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坏。

第一期“探索”杂志除了魏京生的那篇“第五个现代化”，还包括了我写的批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文章，陆林写的一首打油诗好像叫“皇宫遥对主席堂”讥讽毛泽东的陵寝，一些其它转载的内容等等。杂志封面我们特意用红色的油墨刻上较大的“探索”字样，以后也是如此。定价大约一元，当时可算巨贵，因为那时多数人一般月工资也就几十元钱，比如我在中学教书就是42元。之所以我们敢定价如此高昂，一个原因是预料那些西方人士会来购买。后来果然如我们预料，那些西方的记者，使馆人员不但购买杂志，还都多付许多说是要预订一年等等。

第一期“探索”杂志约在1979年一月被我们匆匆印刷出来，字体纸张印刷质量都很差，我们拿到西单民主墙前销售了一些，私下自行赠送了一些，卖给Nigel Wade 等西方人一些，似乎收益一般。收益效果好的是第二期杂志：我们大概总结了初始不甚成功的教训，这回不但油印质量有所提高，印数增多，而且组织了到西单民主墙37路车站矮墙头公开兜售，到王府井天安门广场等地兜售等促销活动。尤其是在西单37路终点站矮墙上的兜售，我们所有的人都去了。当时陆林已被魏京生开玩笑地任命为“我们的财务大臣”即由他收管钱财，那天他斜背了个学生用布料书包，我们几个人蹲在墙头像报童小贩一样，手持杂志卖力向四周来往行人读者推销。而人群似乎聚集很多，许多人递过大额纸币接过杂志后便匆匆离开，大概也是怕被便衣警察盯上吧，根本不计较找钱。西方人也夹杂在购买顾客群中且更不计较找钱，当然大概也有政府派来的便衣警察。几个小时下来，陆林的书包已经鼓鼓囊囊钞票膨胀了。那是个晴朗干冷的北京冬日，后来的雾霾还未被造出，温煦阳光照耀下的西单民主墙前，我们半蹲半站墙头兜售自己印刷的质疑马列主义的政治杂志，周围围聚不断来往购买的读者行人，人头躜动手臂挥舞，没有警察没有城管一切都在自由氛围之中，如此情景共产党中国大概从未有过也在民主墙被镇压后再未出现。

第二期“探索”杂志我们刊登了魏京生写的关于北京秦城监狱的文章叫“二十世纪的巴士底狱”（大致），其中采用了他从他女朋友平妮家庭搜集到的不少一手内幕：平妮的父亲曾在中共西藏党委任书记，属于共党高级干部，文革期间被关到秦城监狱里，当然魏的文章肯定还依赖了其它消息来源。这篇文章后来也是反响巨大，因为是第一篇公开揭示中共当局秘密监禁政治犯的类似于苏联古拉格群岛式的政治监狱情景，据说共党高层十分憎恨恐慌。第二期杂志我们还转载了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Roger Garside给我们的大赦国际当年年度报告里关于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阐述。

平妮是藏族人，皮肤稍暗，个头比魏京生矮些，像魏京生一样也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在北京长大，和我们一样说北京腔的普通话，与汉族北京孩子没什么区别。她大概小魏京生几岁，那时家住海淀区一带楼房里。我们在魏京生的小屋讨论问题印刷杂志等等，平妮有时也来帮忙，有次什么事情搞到很晚她还去城里全聚德订了烤鸭来大家吃，我是第一次吃全聚德的烤鸭感觉一般。后来当局抓捕的风声紧时老魏还常当平妮的面笑话说她老担心，其实不用怕，“我说没事儿吧”，等等。

在购买我们杂志的西方人中，有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Roger Garside, 他是Nigel 介绍给我们认识的。另有美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Smanski(姓，中文翻作司马琪），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挺热情， 会说不错的中文。另一位英国使馆的年轻男秘书，会说中文的法国新闻社驻北京记者Dillon德龙, 等等。这些人在我们杂志第二期出版后都在我们和他们私下会面时交了大额的至少十元钞票（那时最大额“人民币”）甚至几十元给我们，说是希望订阅多期杂志。我们与这些西方人私下会面多数是到Nigel 或Roger 在东郊朝阳区西方人居住区域的住宅里。那里中国民众不可随便进入，门口的武装士兵会阻拦，所以每次都是Nigel 或Roger开车把我们载在后排座位上直接开到他们住宅楼前， 离开时他们又再开车把我们送出那个戒备森严的院子。Roger  Garside是位已婚的中年人，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同样漂亮可爱的小女儿。他家我去过几次，每次谈话或他介绍什么朋友与我们见面完结后，他似乎都要从书架什么地方抽一本书籍说是送给我，令我颇感唐突。虽然我常说在大陆中国我们资讯缺乏，但我从未有向他索取书籍的意思。而在Nigel Wade的住处，Nigel则常向我显示他的工作间，英文打字机，他向伦敦总部发的有关民主墙及探索杂志的稿件，及Daily Telegraph报纸上刊登的他发的消息等等。Nigel曾对我说中国政府给他分配的住处比他在英国的家要大不少，而对当时一直居住在狭小拥挤的共产党政府公房的我来说，共产党分配给他们西方记者外交官的公寓住所简直是宽敞豪华得不可想象。

由于几次公开销售再加这类私下订阅等等，我们的杂志收入达到了四~五千元，这在那时是个惊人的数目。另外还有许多人按杂志上的地址写信给我们，即魏京生那个小屋，信件其实非常多不下数百，可惜魏京生发现都被他们计委宿舍院的看门老头给扣留了，因为那些信封上都写着“探索杂志社”什么的，引起那典型的共产党社会侦缉队型老头警觉，说是要上缴不能给老魏，只被老魏偷偷摸抽了十来封信回来，其中也有夹带订费的。那段时间也常有各式读者寻址来访，到老魏的小屋里与我们对谈或辩论或表示支持，往往我有时踏进那小屋门口便看到魏京生正和几位陌生人在交谈。奇怪的是前前后后来过那里那么多人，包括有些人还找到我家去交谈，最终自认为是探索杂志社的还是我们四个人，估计发刊辞里的不相信马列主义之类及后来各式文章的激进格调让许多人不敢贸然加入吧。

当时几乎同时以西单民主墙为基础冒出来的各个民办杂志还有一些，政论的有“四五论坛”，  “北京之春”，文学的有“今天”，”沃土“等等， 还有一些没有印刷出版物只是在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的组织，如“中国人权”之类， 估计是一时未搞到印刷工具。

“四五论坛”的主要组织者是徐文立，刘青和赵南等。徐文立是位三十多近四十岁的矮个子消瘦中年人，据说职业为某工厂工人。他说话速度较慢，比较沉稳，也比较温和，少有激烈言辞，与妻子及女儿住在西单南方向某居民区拥挤的楼里。他家那个光线暗淡的破旧楼我后来去过多次，在那个拥挤的小房间里与他们杂志的各式支持者交流送往物件等等。刘青三十岁出头带外地口音， 据说是位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在外地家在北京等等，较易激动，说话速度快，个头与徐文立类似。赵南则是位高个北京年轻人，似乎住在东边的朝阳区一带。四五论坛杂志也是像我们一样用油印机刻蜡板再推压出来的，但似乎刻印质量稍好过探索杂志。四五论坛刊载的文章往往语调温和，首先都强调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等，对共产党当局的批评谨慎小心，与当时我对徐文立的印象相符。往往每次我们探索杂志有什么冒犯当局的文章刊物出版张贴了，四五论坛便要刊出“与探索杂志商榷”一类的文章来，像是调合一下气氛似的。有时这类应时的调和或商榷文章他们还要同时张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去。既然与共产党当局都是同样主义理论的笃信者，又何必冒风险麻烦来操办民间杂志呢？我当时也想明白这个道理，后来明白徐文立的意思大概是共产党的理论非真正马列毛主义而他们则真，所以要阐明自己意见。

“今天”文学杂志的两位创办人“北岛”与“芒克”都是笔名，是两位高个子极具艺术家气质的年轻男子。我在西单民主墙前与他们见面时心想这两位真是艺术家啊，谈吐举止也十分文雅有风度。他们既然只谈文学，所以无所谓激进与否，但对我们很友好，两位对魏京生也很尊重。我由于喜欢文学,还内心感叹自己没能参加文学创作有些遗憾。

操办“中国人权”的任畹町为一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消瘦男子，说话速度快而激动，职业不详， 随身总斜背一学生用布挎包。追随他的有叫陈吕的住东郊某胡同的男子，及赵青等等，都是北京的年轻人，职业皆非知识分子。当时民主墙前各式出版物组织等等参加者中是知识分子比方机关干部教师学生类的极少，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在读的77届大学生，或许胡小东也算一个。另有一次有人在大概我们大字报上留言说是经济学院某系学生，我和胡小东还专门跑去东郊的经济学院77届学生宿舍里四下询问该人所在，却无人认识，估计是假名。

较晚时间即最早1979年二月才在西单墙前出现的当时唯一一份使用印刷厂印刷的铅字杂志“北京之春”，据说是由几位参加过1976年四月五日天安门运动的北京市共青团负责人物组织，间中大概得到政府某类人物赞许或默许，否则能够从中共政府的印刷厂得到技术支持应该很难。“北京之春”观点颇为正统，内容较多报道与推测中共文革时下台的前高级干部复出这类新闻，与“探索”，“四五论坛”等草根纯政论杂志有相当距离。而行动上他们的参与者也与我们间隔较远，从来不参加其它民刊组织的各类聚会等等活动，我和他们的几个组织者也只唯一一次在西单墙前被其他人介绍后相互握手致意，谁是谁都已不记得。我对“北京之春”的印刷质量钦羡不已，但感觉他们似乎较为高傲，刻意不愿意与其它民间自发刊物接触交流。

民主墙前那些没有正式印刷出版物但自称什么组织且把观点用大字报张贴于世的，还有一位名叫“夏训建”（音）的中年男子。这位自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且戴着较厚的近视眼镜，操南方口音普通话，辩论激动时常音调尖高，观点言论都颇带共产党政权洗脑痕迹，自称马列主义信徒是肯定的，且他的组织的名称也叫“XX战斗队”之类，令人联想起前几年文革时的味道。当然夏的“战斗队”参加民办刊物的联席会议什么的还是挺可贵的，因为大家都是政府眼中的类似自发蹦腾的蚂蚱，多了总比少了好，哪怕每次聚会时老夏都在用他的马列主义观点与什么人辩论，而且他讲话时周围人感觉可笑掩口的不少。… …
（下接 《参加1978~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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