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黎巴嫩

为什么有人会认为，黎巴嫩“并非宗教共存的典范”，只是因为“不同宗教间存在着原始的、不可调和的敌意”？要知道这里是黎凡特，而黎凡特自古以来就以教派多样化的生态著名。追溯到阿拉伯大征服期间，黎凡特东正教徒也是对阿拉伯穆斯林总体持欢迎态度的，直到现在，黎凡特东正教徒仍然是在一个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非常成功的少数族群典范，通过经商、担任专业阶层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生态位。哪怕叙利亚穆兄会，这个“政治伊斯兰”的代表性团体，在早期也时常强调对少数教派利益和信仰的尊重，甚至1957年的叙利亚议会选举中，大马士革的基督徒还普遍支持穆兄会，因为他们觉得其他政党都太“左倾”，而只有穆兄会能保障他们传统的经济与商业上的有利地位。去年大马士革的圣伊利亚斯（Mar Elias）东正教堂遇袭的时候，其牧师提到“这是1860年以来该教堂首次遭受袭击”，也能说明当地这种“教派共存”是有稳固的历史根基的，而1860年的大马士革反基督徒骚乱……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黎巴嫩山马龙派-德鲁兹派战争的波及、西方列强以当地加派少数族群为抓手干涉当地内政，并赋予这些少数群体某种“特权”乃至“治外法权”，进而激化教派矛盾（其实可以类比一下义和团运动，拳民大战教民）；而我一直认为，黎巴嫩的教派分赃体制的起源，就是西方列强将这种冲突解释为“教派之间存在原始、不可调和的敌意”，进而为其经济掠夺和帝国主义干涉提供道德合法性。

即使在今天的黎巴嫩，教派身份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生写在身份证上就一劳永逸稳固了，甚至可以和个人的宗教信仰完全无关。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我们假设这样一个情景吧，你，是一名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内战结束后的“叙利亚保护国时期”的贝鲁特南郊Haret-Hreik社区的什叶派。和这个社区的许多人一样，你是在70年代黎以边境冲突爆发之后从南黎乡村逃难过来的，1982年你差点死在黎巴嫩力量的枪口下，1984年你又差点被“肃清非法滞留者”的政府军打死，之后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又在南郊大打出手，你又好几次差点见真主……但内战对你来说已经是一个最好永远也不要被重新提及的痛苦回忆了。你现在在MEA（中东航空公司）工作，这是黎巴嫩的国家航空公司，薪资足以让你养活一家老小，生活紧紧巴巴算不上滋润，但是对你来讲也没什么太值得抱怨的。直到有一天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个胖乎乎的逊尼派总理，叫什么拉菲克·哈里里的，要搞“新自由主义改革”，要“剔除腐肉”，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他直接公开表示要给MEA裁员几千号人，降本增效。你感到心里咯噔了一下，手里喝水的杯子都差点摔到地上。失业。这是你即将要面对的痛苦事实。说实话，你不喜欢那些用鼻孔看人的外国旅客，也不喜欢那个对你颐指气使的上司，但至少你能靠着这份工作的收入活下去，你的家人也能靠着这份工作的收入活下去。在湍湍不安中起床、上班、回家、睡觉了好几天之后，你终于下定决心，拿出橱柜里那本发黄的通讯录，联系你自打出生之后面都没见过几次的那个在西非搞事业的亲戚，请求他能不能高抬贵手，看在是自家人的份上，在阿比让或者达喀尔给你找一份工作，给你提供每天的两顿饭、还有能稳妥把钱寄回家的渠道——除此之外，你别无所求。就在这时候，电视上出现了议长纳比·贝里的脸。说实话，你不喜欢他。那些阿迈勒运动的暴徒无论是内战期间还是之后都特别喜欢把他的海报贴的到处都是，更别提他们的RPG当年差点就给你公寓楼的外墙开了个洞。但是，在他宣布自己会对抗哈里里“企图剥夺MEA员工生计”的“阴谋”之后，你的这种负面情绪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亢奋、期待、以及仍然存在的一丝疑虑。很快，真主党也发出了类似的号召，绿色和黄色的旗帜在贝鲁特机场路两边汇成了一片海洋，连你自己都不太相信，这两个当年打得你死我活的派系，现在能亲如一家。再然后，那个叫阿里·坎索的劳工部长也发话反对哈里里的图谋。你记得他是什么SSNP的人，不过阿里这名字，即使不是什叶派，也能给人留下“他是个什叶派”的第一印象。这事就这么闹了好几个星期，哈里里终于妥协了。你有几个倒霉的工友——大多数是逊尼派和基督徒，遭到了辞退，但至少你和你认识的什叶派工友都保住了饭碗。劫后余生的你意识到，这是因为你是什叶派。因为你是什叶派，所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都会确保你的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你是什叶派，所以你能享受他们的庇护。因为你是什叶派，所以你的孩子能在阿迈勒运动的学校上学、你的老丈母娘能从真主党的医疗中心拿药、你的妻子能在他们的妇女活动中心找活干补贴家用。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你是什叶派。而你已经知道下次议会选举的时候，或是下次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号召发动群众集会的时候，自己该怎么做了。因为你是什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