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粉蛆打脸必备·下】所谓的“共和国卫士”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4332 【对粉蛆打脸必备·上】伪共邪党的谎言 - 新·品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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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学家吴仁华的研究，以下军事单位确认参与了戒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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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
北京卫戍区
天津警备区（总部设在天津蓟县）
第14炮兵师（总部设在河北怀来）
第24军（总部设在河北承德）
第27军（总部设在河北石家庄）
第28军（总部设在山西大同）
第38军（总部设在河北保定）
第63军（总部设在山西太原）
第65军（总部设在河北张家口）

济南军区
第20军（总部设在河南开封）
第26军（总部设在山东莱阳）
第54军（总部设在河南新乡）
第67军（总部设在山东淄博）

沈阳军区
第39军（总部设在辽宁营口）
第40军（总部设在辽宁锦州）
第64军（总部设在辽宁大连）

南京军区
第12军（总部设在江苏徐州）

广州军区
第15空降军（总部设在湖北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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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本地的部队同情那些学生，下不了手，郊区数万人架设路障，导致大量军队滞留。所以中共当局为了控制行动失败而不断高涨的抗议形势，要动用更多外地的军队进入北京市周边警戒，他们也可以说是不明真相的群众。

大部分进城兵员是选择来自农民家庭的低学历穷人，从来没有来过北京，而且被禁止接触10天内的任何新闻，不清楚他们即将面对的局面。他们被告知此次调集是要进行军演，唯一的情报是当时刻意为士兵们准备的一份录影片段。

当局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复灌输“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的说辞，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欺骗宣传，极力宣扬所谓的“暴徒”毒打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恶行，激发军人的仇恨心理。而最新被调来的解放军士兵也被进行一段时间的隔离并被强制灌输“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免遭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的思想。

官方和上级宣传他们为暴徒，再结合80年代几次严打时社会恶性连环杀人案犯罪层出不穷的社会大背景，那些军人可能就真的信了，并且带着愤怒，对峙，谨慎的情绪，把这些示威的群众当成真正的暴徒。那新调来的20万不明真相的大部队在6月3日以前还集结在京郊，6月3日晚才开进城里清场的。

进城部队在军民对峙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士兵开枪，那么就会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全都失去理智。若有几十名市民被杀死，那么肯定会导致有至少一名落单的士兵被愤怒的群众围起来以各种方式所害，然后那名死亡的士兵会被官方作为特殊案例放大宣传，更给了官方将他们定性为暴徒的合法性，此时士兵中听闻有战友死亡还死的那么惨，愤怒支配理智，对那些人是暴徒更加深信不疑，也更不留情。总体上来看，市民和学生死亡人数远远大于军警。再看看香港反送中事件，国内局域网上那些叫嚣杀光香港人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依然是官方惯用的伎俩。

由于来自其他地区的部队和北京市民使用不同的方言，也增加了进城的混乱和后来清场时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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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被中央军委和中国国务院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和武装警察部队军人，一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死亡者十五人。

以下是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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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翻车起火六人组）

王其富
安徽省嘉山县人，1968年3月出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营部无线电通信班班长，1986年11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下士军衔，初中文化。

李强
陕西省西安市人，1969年4月出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二连第一班士兵，1987年11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上等兵军衔，高中文化。

杜怀庆
河北省清河县人，1967年9月出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二连第三班士兵，1985年11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下士军衔，初中文化。

李栋国
安徽省嘉山县人，1968年8月出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二连第四班副班长，1986年11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下士军衔，初中文化。

王小兵
陕西省西安市人，1968年4月出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二连第四班士兵，1987年11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上等兵军衔，高中文化。

徐如军
安徽省嘉山县人，1967年出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三连有线通信班班长，1986年11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下士军衔，初中文化。

以上六人全部于1989年6月4日凌晨1时左右在北京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的翠微路路口（位于海淀区）运输防爆器材途中因为转弯时车速过快而翻车，翻车后油箱爆炸起火，困在满车的防暴器材中无法脱困，最终被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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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国政（天桥吊杀焚烧事件）

吉林省辉南县人，满族，1968年1月出生，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步兵第一一六师步兵第三七四团炮兵营榴弹炮二连士兵，1987年1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下士军衔，初中文化。家里生活困难，祖父是抗联老战士，三个伯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1989年6月4日凌晨4时40分左右在北京崇文门过街天桥（位于崇文区）附近死亡。

崔国政事件争议比较大。这个故事在官方文章中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队伍不知道崔国政掉队，慌忙逃离天桥后，才知道丢了一个人；另一种说法是小队高度克制，眼睁睁看崔被人群掳走不敢阻拦，自行离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法：
1989年6月4日凌晨，崔国政所在的军车行至崇文门内大街与西大街交叉口处时受阻掉头，由于军车尾部挂着炊事车，因此军车被马路牙子卡住。军车熄火后被袭击者的砖头和石块攻击，车上12名战士撤到天桥上。

在天桥上，袭击者和身前的三个老太太沿天桥走，老太太走到军人面前时突然屈膝跪下，军人在扶老太太时袭击者趁机向军人进行攻击。在撤离天桥时，崔国政被数名袭击者围住殴打，昏厥后被袭击者从天桥上扔下。最后被泼洒汽油活活烧死，死后尸体被吊在天桥上。

其他说法：
根据两名外国全程目击证人提供给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当晚崔国政所在的军车在行驶中被卡住，崔国政与其他多名士兵下车后，与围观群众爆发争吵并被辱骂。这导致崔国政向人群开枪，杀死一名老年妇女、一名成年男子和一名年幼女孩。

而后为了试图保护自己，崔国政把自己锁在军车的驾驶室内，却被愤怒的人群围攻，弃车逃生不成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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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选（被板砖拍死）

河南省禹州市小吕乡马谦庄人，1967年12月8日出生，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步兵第一二七师炮兵团第六连班长、代理排长，1985年11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上士军衔。

1989年6月4日凌晨1时许在广安门内大街与宣武门外大街交汇处菜市口（位于宣武区）附近被砖块打中头部身负重伤，被送往武警总医院（或宣武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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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伟（中自己人的流弹）

河南省太康县人，1963年出生，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步兵第一二七师四八六团后勤处战勤参谋，1983年7月河南省周口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从军，中尉军衔，1983年9月至1984年7月就读于西安陆军学院。

1989年6月4日凌晨4时30分在南新华街（位于宣武区）带领后勤人员扛子弹向天安门广场行进途中中流弹，抢救无效死亡。

王锦伟属于陈希同报告中所说的“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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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庚（西单开膛焚烧事件）

山东省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盖家疃村人，1964年1月25日出生，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直属通信团第四连第一排少尉排长，1983年10月参加解放军部队，陆军第二十八军步兵第八十二师通信营任通信兵，1985年9月至1987年6月就读于解放军重庆通讯学院。

1989年6月4日凌晨5时30分开车经过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时车辆抛锚，下车寻找其他可用车辆时被市民发现和劝阻。他用手枪开枪射击市民，杀死四人后在电报大楼（位于西城区）对面距离西单路口东约一百五十米的地方被愤怒的市民围住打死，尸体被绑公交车边开膛焚烧。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六章<国殇——北京政治风波>第7节 [我目睹的“六四”悲剧]记载道：

第一天刘国庚的身体全身赤裸，只有脚上穿一双浅黑色尼龙袜，头部烧焦。全身 皮肤惨白，腹部有一个三、四寸长的口子，从中可以看到肠子。在尸体旁边有人用粉笔写着：“刽子手，他亲手杀死了四个人”，是一笔很漂亮的隶书。由于这一行字的影响，有人向尸体上吐唾沫，有人说：“死得活该！”。下午7点钟，军人用火焰喷射器烧毁了作为路障的公共汽车，用浓烟作背景拍摄尸体，制作“暴乱”的录像。6月6日尸体移到了西单路口，腹部那个口子扩大到十多厘米宽，一大堆肠子鼓了出来。

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电视不断出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情况，电视屏幕上全是暴徒烧汽车，抢武器，杀解放军……。开电梯的女服务员说：“全是造谣！”的确，电视、报刊的确有夸大群众暴行的情况，这大概是为了证明的确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证明“开枪有理”吧。本来，绝大多数被烧的汽车是军人开枪以后烧的，电视里却说群众先烧汽车，军队不得不进城平息“反革命暴乱”。

对成天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老人来说，媒体的宣传是很起作用的。人们的舆论开始转弯。前两天慷慨激昂的骂声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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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荣禄（被自己人开枪误杀）

1957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新闻干事，1976年参加解放军部队，少校军衔。

1989年6月4日凌晨，于荣禄随军向天安门广场挺进，途中部队受阻，作为宣传干事的他立功心切，急于要拍摄解放军戒严部队清场行动的第一手新闻资料，不顾劝阻，偷偷脱了军装，换上了一身便装独自从东三环路徒步前往天安门广场。

凌晨2时左右到达了戒严部队武力推进的前线东单(位于东城区)附近，地点不详。在拍摄一些现场的照片时，执行戒严的部队士兵看见他身着便装，以为是普通市民在偷拍现场，对他开枪射击，他中弹受伤，被民众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于荣禄属于陈希同报告中所说的“误伤”，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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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立杰（外交公寓事件中枪）

1969年3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嫩江农场，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步兵第一一五师某团第七连第二班士兵，1987年10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上等兵军衔，初中文化。

1989年6月7日上午10时左右，为了护卫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有关人员拍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影片资料，臧立杰随同部队官兵乘坐军车出发，途径东长安街上的建国门时遭到开枪狙击，被外交公寓里精确的远距离射击击中面部当场身亡，还有三个同行军人被打伤。事后，大批军队随即包围并扫射外交公寓进行报复，据说有一名保姆因替儿童阻挡子弹身亡，未证实的消息称枪手是一名阿拉伯外交官。

臧立杰的死很蹊跷，本来没要带他，是他主动请缨。全车就他一个外人,结果就他死了。

官方在事后出版的宣传材料里说：
当摄像车行至建国门内大街方巾巷十字路口（位于东城区）时，突然从左侧楼上发出两颗红色信号弹，紧接着五层楼和六层楼上有四五个窗口同时向部队开火，右侧楼房的三层按和四层楼内也有暴徒向录像车射击。

为保护战友，保护录像设备，藏立杰一面高喊录像人员蹲下，一面奋力还击，并用自己高大的身躯护挡着名正在拍摄的干部。当他的冲锋枪打出六个点射时，被右侧射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头部，顿时血流如注。就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艰难地、奋力地还击了一枪。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回忆说之前有中国军方线人警告会有射击，所以当时全员基本都去大使馆躲避了，但是有小孩和中方保姆不愿走留在外交公寓，子弹打入差点被击中。

李洁明他参加过越战，发现子弹是从对面楼上长富宫酒店平射，而非从下往上射击。但是如果是中方做的，那所谓线人就是故意泄露，怕真出人命。

李洁明说此举是为了驱逐外国人，好像也有道理。但为何美方低调处理？抑或这也不是出自海里授意，双方达成了幕后谅解？

完全无法分辨谁说的是真的,最后结果是双方都低调处理了此事。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不知道是谁干的。从危险性和技术这一点不像美国人做的，比如美方偷运了高性能无线电，完全没必要射信号弹联络，但事情的确发生了。双方政府都没有动机，但也许是下面的保守派、CIA做的。

除非以后中美有一方深度解密，否则这件事的真相会永远得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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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瑞（被铁铲拍死）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翁牛特旗毛山东乡人，1969年3月出生，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通信班士兵，1987年11月参加武装警察部队，上等兵警衔，初中文化。

1989年6月4日凌晨5时许在阜成门立交桥（位于西城区）被用抗议者棍棒、铁锹殴打并悬吊于立交桥栏杆上，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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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坡（被水泥块砸死）

河北省藁城县南营村（现为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营镇）人，1971年3月出生，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士兵，1989年3月参加武装警察部队，列兵警衔。祖父刘新明1948年牺牲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

1989年6月4日凌晨1时许在西长安街佟麟阁路口（位于西城区）被砖头击中左颈处倒下，又被水泥石块砸中胸部，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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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生（于巡逻执勤中突发心脏麻痹）

河南省南阳市人，1966年8月16日出生，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步兵第七十师步兵第二一零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三排排长，1984年9月参加解放军部队，少尉军衔，1988年7月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

1989年7月4日，王景生在执行巡逻任务途中突然病发死亡。尸体解剖资料上写着：“因劳累过度，生活无规律，严重营养不良，引发急性非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并发性心内膜炎、心包炎。心包积液达1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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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三十七名“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先后分五批授予。第一批授予的是：刘国庚、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崔国政、马国选、王锦伟，由中央军委于1989年6月30日授予。

第二批授予的是：李国瑞、刘艳坡，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共同于1989年7月18日授予。(当时武装警察部队接受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的双重领导)

第三批授予的是：于荣禄、臧立杰、赵勇明、李勃、王强、廖开喜、张震、安卫平、沈运田、余爱军、周家柱、游德高，由中央军委于1989年7月27日授予。

第四批授予的是：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共同于1989年9月22日授予。

第五批授予的是：王景生、刘加林、刘阁云、杨蓉娅、李树存、葛明军、傅勇、种振庆、乐立成、袁华荣，由中央军委于1990年2月11日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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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对前四批的“共和国卫士”，都进行了公开的报导和宣传。后来出于淡化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负面影响的考虑，第五批“共和国卫士”只在解放军内部通报，没有进行公开的报导和宣传，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第五批授予的十名“共和国卫士”不为人知。

在十五名死亡的“共和国卫士”中，当数被称之为“三国”的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最为出名，在九十年代前期，他们的画像和雷锋、赖宁等“英雄模范人物”一起，贴在全国各中小学的教室里，不过，因为中国官方刻意淡化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不久后即不再张贴。

在二十二名生存的“共和国卫士”中，仕途发展较好的当属周家柱和杨蓉娅，前者一路升迁至空降兵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授予空军大校军衔，后来转业离开军队，现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后者现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2008年起至今连续担任三届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

在清场中执行任务最积极的部队和将领受到了奖励、表彰与升职。

在其中，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总指挥刘华清日后升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总指挥迟浩田进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为要员并于1993年成为国防部长，1995年更晋升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镇压时身为20军军长的梁光烈在2002年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最终在2008年登上国防部长一职。

艾虎生在清场中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6师347团率先进入到天安门广场，日后节节晋升，在2002年成为第39军军长，并在2007年成为了成都军区的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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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这十五名追认的“共和国卫士”，也就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和武装警察部队军人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所有的死亡者。

从上述十五名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和武装警察部队军人的死亡时间来看，他们都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时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之后死亡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军队开枪镇压在先、群众暴力反抗于后的事实。

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于1989年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军队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400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这些所谓“失踪”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实际上只是遭到民众的围困，有的被市民带回家中，事后都平安地回到了各自所属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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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制造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谎言，完全是为了给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提供合理的理由，以便军人放手镇压。1989年6月4日凌晨零点前后，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师长郝柏栋大校从半导体收音机中收听到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通告，立刻振奋地拳头一挥：“好！”一声大喊脱口而出。郝柏栋之所以如此兴奋，就是觉得有了“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即使放手镇压，也不会再有个人的责任了。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是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杀人最多最凶狠的一支部队，将西长安街杀成了一条血路，他们历经四个小时，突破数以十万计学生和市民的重重堵截，挺进到天安门广场，除了上述六名翻车死亡的“共和国卫士”之外，竟然没有任何一人被愤怒的“暴徒”打死。这也可见这支虎狼之师是如何毫无顾忌地开枪，是如何凶狠毒辣地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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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年被中共当局吹嘘为“共和国卫士”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和武装警察部队的死亡军人，死后一度享有殊荣，其骨灰盒经中共中央特批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不久后就消失不见了。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应死者亲属请求，经上级批准，骨灰由死者亲属自行取回家乡安葬。”

这个解释纯属骗人的鬼话，根本不是死者亲属请求将骨灰自行取回家乡安葬，而是中共当局不让继续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了，担忧这些骨灰盒会时时引发人们对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记忆。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普通人的骨灰盒能够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向被看作是死者最高的荣誉。北京百货大楼卖糖果的售货员张秉贵，因为被中共当局塑造成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他的骨灰盒才能够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且至今仍安放在那里。

“共和国卫士”的骨灰盒先是被隆重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后又悄悄地撤下，这说明就连中共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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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这些军人，他们与所谓的“共和国卫士”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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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勤先

当时，担任38军军长的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在东四十条）治疗。 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亲自赶赴河北省保定市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带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为徐勤先拒绝。

周衣冰就徐勤先抗命事件向杨尚昆作了紧急报告。杨尚昆说：“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这是军令！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杨尚昆向邓小平谈到此事时，邓小平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

为防出现第二个徐勤先，不得不第二次调兵，还对已调进北京的军队的布防重新进行调整。徐勤先回到医院后很快被带走，后被军事法庭判处5年有期徒刑、开除党籍，在秦城监狱服刑（最后一年在公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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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勤先，1935年生，[url=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E7%9C%81][/url]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人，8岁随父闯关东到沈阳，小学未读完即辍学卖菜，民间曾一度误传其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徐海东，实则乃出身贫寒的农民子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徐勤先要求参军因年龄不足被拒，为此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参军才被接受。1950年12月入伍，入朝作战，195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争结束之后在解放军38军，从坦克师报务员开始，一路做到38军军长。徐勤先好阅读，史哲、政治、经济、文学皆涉猎，亦喜先锋派诗歌。

李先念的女婿、解放军空军上将刘亚洲在一次会议上讲述他曾见徐勤先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指挥一场演习的场景：“懒洋洋地坐著，不，几乎是半躺在帐篷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於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的气势。”

徐勤先身为解放军第一王牌军的军长，也是当时唯一挂中将军衔的军长，在解放军中广受尊敬，是当时解放军中少有的懂得现代化军事理论和善于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少壮派将领，本来有着远大的前程。

在受审时，他拒不认罪，平静地说：“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也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掷地有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

徐勤先的前司机刘建国在2017年10月27日举家避难美国，刘建国回忆在徐勤先被解除指挥权后，新的军领导班子，显示了坚决执行镇压作战命令和积极表现的决心。

他在讲述当时军队镇压时指出，清场部队由112师的棒子队开路，指挥官在脖子上别了个白毛巾，后面是手提冲锋枪的战士。他回忆说：“告诉执行任务的战士们，看见别白毛巾的人吗？那些都是军首长，这次行动一定要表现一下自己，要不然就完蛋了，以后没法说了。”

徐勤先从秦城监狱出狱后仍获保留省军区副司令级别待遇，一度行动自由。2011年，他在赵紫阳秘书鲍彤家中对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说的一番话“已经过去的事，就无所谓后悔了。已经做了嘛！要不然（当年）就不要做，做了就没什么后悔的。”引发外界巨大反响，这也令他事后遭到军方更严厉的监控和软禁。

2016年春节期间，他患上肺炎被紧急送回石家庄抢救，之后便在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一直卧病在床。除了患有老人病，其右眼已经全盲，剩下的左眼视力极差，曾接受过手术。他更患有严重脑血栓，触及神经，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身体已虚弱到不能说话。

“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这是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给六四抗命将军、前38军军长徐勤先所作的对联。李锐已在2019年2月16日故去，而因1989年拒绝带兵入京，被军方关押、软禁共30年，年逾8旬的徐勤先如今已是百病缠身、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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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集团军

1989年北京戒严时，第二十八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军部驻地在山西省大同市，部队代号是51361。何燕然少将任军长，张明春少将任军政委，杜东海少将任副军长，杨惠川大校任军副政委，邱金凯大校任军参谋长，苏云大校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在中国官方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宣传资料中，该集团军不见踪影，被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为表现最差的一支部队。该集团军没有所属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也没有官兵成为“共和国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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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阻于木樨地桥头

1989年5月18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预先号令。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军参谋长邱金凯等人组成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率领进京部队。翌日，该集团军进京部队全副武装，乘坐装甲车，军用卡车，吉普车，沿京原公路（北京――太原）向北京开进。

6月3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下，全体官兵全副武装乘车从北京市延庆县临时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开进艰难，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6月4日清晨，部队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这时，广场清场行动已结束。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于6月3日夜晚至6月4日凌晨在西长安街大开杀戒，加上坦克师刚在六部口制造了追碾学生撤离队伍惨案，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源源不断地有民众闻讯赶来声援。

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抵达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时间大约是6月4日清晨7点钟，正遇上抗议高潮，男女老少悲愤不已，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停滞不前。

西长安街上血腥镇压后的景象令官兵们感到震惊，处处可见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或被冲撞得东倒西歪;焚烧过后的公共汽车残骸四处分布，砖石碎块遍地；道路两边的楼房墙上弹孔累累，地铁站的玻璃上也有许多弹孔，不少玻璃碎裂了。

第二十八集团军先头团的车辆受阻于木樨地桥头西侧地段，起初曾经试图突围，但未成功。清晨7点钟过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焚烧装甲车，几辆装甲车被点燃。一群民众爬上一辆装甲车，揭开盖子，叫车内的官兵出来，但官兵不肯听从，十几个民众将官兵一一拽出来，另有一些民众拥上去殴打，官兵拚命逃跑，一些民众紧追不放。

在场学生站出来阻拦，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并与一些市民组成警戒线，形成一个“保护圈”，让官兵们集中坐在其中，这些学生和市民一面阻止人们殴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讲述发生屠杀情景，惊魂甫定的官兵默默倾听学生和市民的悲愤叙述听着听着，有的官兵终于忍不住插话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

其他装甲车，军用卡车上的官兵基本上没挨打，一些官兵下车后很快进入了学生和市民自动形成的“保护圈”。很多枪支落到了民众手里，卸掉子弹夹后交给在场的学生，学生又还给“保护圈”中的官兵。

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庞大的部队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地，但仍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屠杀情景，许多人泣不成声。一开始，官兵们大多不相信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复兴医院是收留死伤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医院从里到外，血迹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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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支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7、80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上午10点钟左右，愤怒的民众又开始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官兵们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动传授快速点燃装甲车的方法。被点燃的装甲车，军用卡车越来越多，一时间，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的路段上火光熊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共被烧毁了74辆军车，包括31辆装甲车和2辆通讯电台车，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约中午12点30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

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军用直升机盘旋不去，重复广播中央军委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民众与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友好，交换了许多情况，一些官兵打开枪膛给民众看，里面没有子弹。不少民众主动给官兵送来了食物和饮料。

到了下午5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份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在所有的戒严部队中，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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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极抗命：集体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领下消极抗命的。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第二十八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1989年11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

相较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何燕然等人所受处分显然较轻，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执行命令”的罪名处罚，何燕然等人则是以“执行命令不力”的理由处分;其二，徐勤先独自承担责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无人与他分担责任，何燕然等人则是集体承担责任，整个集团军领导层扛起责任，无人推卸责任。

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军、师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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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勤先一样，何燕然、张明春本来属于前途看好的少壮派将领，都是刚在1988年9月晋升少将军衔，仕途正处于上升时期。何燕然于1988年11月由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军长，张明春于1988年2月由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两个人都升迁新职不久。张明春潇洒倜傥、口才极佳，深受部属喜爱。

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时，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把自已当成日本鬼子，政委张明春还来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就在那里作诗。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张明春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刘华清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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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春出生于1938年5月，黑龙江省呼兰县人。1955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副排长、排长、作战训练参谋、干部科助理员、干事、秘书、干部处副处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第二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张明春少将在六四事件一年后郁郁而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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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将

六四事件期间，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宣布戒严令后，叶飞、张爱萍、杨得志、萧克、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七位开国上将联名致信戒严指挥部及中央军委，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促成此事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经济学周报》两位副总编辑罗点点和高瑜。罗点点原名罗裕平，是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任海军总医院门诊部主任，她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健在的开国上将，得到七人签名。她们后来被捕。

这封联名信送到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毫无疑问，立刻被扣了下来。第二天，北京爆发自戒严以来最大游行，百万民众上街，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和要求邓小平退休下台、罢免李鹏。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表白自己，皆保持了沉默。

在当时，中共开国将帅有两位元帅徐向前、聂荣臻及23位上将等人健在。

同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中共元帅徐向前、聂荣臻答覆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意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的影响。

5月23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一封《邓颖超致首都同学市民的信》，要学生和市民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军队。

在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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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镇压中估计有3500名解放军军官不服从命令。西方媒体报导，在6月4日之后，这些军官面临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从1990年开始，军方领导层进行大面积改组，指挥官的职阶被下降到师级，以确保其忠诚度。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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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博学真儒将，一代豪雄硬脊梁。甘赴刑廷违上命，但求民主大兴邦。
 ── 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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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六四惨案不发生，中国本来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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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未来会比现在更好，并非也许，更不是不可能，而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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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