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禁止高校种族平权录取政策的评论；对美国最高法院弊病的分析评论及改革建议

去年十一月份写的，当时是拟取消，现在TMD真取消了（当然用词不准确，准确说应该是“考虑种族的平权和多元录取政策”，而不是被右翼习惯称呼的“种族配额”）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拟取消大学种族配额，我就此写了一篇短评：


评自由派和华人对大学种族配额的态度



那些因为民主党/进步派主张种族配额而对其辱骂攻击的华裔，可以看看一百多年来关于华人的平权主要是哪些人在做、华人从被歧视甚至成为奴隶工人，变成后来合法公民，是哪些人在努力为他们争取。不要一方面接受各种平权保护，另一方面又反对给更弱势群体支持，还侮辱谩骂同一批人，这岂不是忘恩负义？



当1900年华人处在连黑人都不如的奴工状态时，是各种种族平权和人权人士在为他们奔走，让他们得到公民权；当1930年代日本侵华时，是民主党罗斯福政府给予中国鼎力支持，并保护华人华侨；当1950年代之后中共控制大陆、和在美华人几乎敌对、台湾又无力顾及情况下，又是民主党进步派推动消除对华人的歧视、改善华人权利。1998年又在中国政府对印尼排华屠杀袖手旁观时营救了大批印尼华侨。



中国人民、知识分子、留学生，尤其自由派公知，更要明白，1989年六四之后的许多年，是谁给了那么多国人绿卡和庇护，营救了多少在华政治犯。虽然共和党布什也做了些，但是是不情不愿的，是建立在拒绝制裁中国基础上的。真正帮助的，是民主党，是克林顿政府，是许多美国进步知识分子和学者。

不要忘了



当然并不是说有了恩情就要如何，必要时候当然可以大义灭亲。但是这是应该大义灭亲的时候吗？我们一方面得到各种人权帮助，一面又拒绝分出一部分利益给其他更弱势的、更应该被帮助的群体，这是不是不要脸？

当年歧视华人华工时，也是同样逻辑，先不给各种受教育权劳工权，然后又说你没知识没权利要驱逐

关于美国最高法院制度问题，我也写过多次：

节选自《未来民主中国制度与政策设计》

英美法系及体制的最集中体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度，即有着非常明显的争议与缺陷。法治至上主义者总是将“法”看的极为神圣，尤其认为法治取代人治是伟大的设计。可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并非是真正按照法律不偏不倚的进行裁决，相反裁决中常常充斥着法官个人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党派立场、自身好恶。在许多争议判决中，9位大法官还需要通过投票表决方式，以少数服从多数决出结果，经常出现5:4、6:3的投票结果。



如果是真正完全的法治，就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决出结果，而应该按照法理与律条决定是非。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经常使用“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方式决出结果，本身就是对法治深刻的嘲弄。而且，美国最高法院这9位最高大法官，可以说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为顶尖和优秀的法律从业人员，而5:4的投票结果，难道能够证明其中4个人是错的、另外5个人是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要选择4位经常判决错误的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如果不是，那又为什么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用“数人头”的方式决出判决结果？



美国最高法院被视为司法独立的典型，可无论大法官的产生，还是大法官各种判例，都与行政与立法权、政党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凡是自由派总统，任命的大法官都是自由派倾向；凡是保守派总统，任命的大法官也都是保守派立场。而负责审核大法官资格的美国参议院，也往往基于意识形态和党派立场作为同意与否的标准。而大法官就任后，在判决各种涉及意识形态争议和有关现实政治利益的案件时，也都会把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作为首要考量，而非纯粹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这样的“司法独立”，成色又有几何？



我当然也明白，美国的司法能够达到现在这种水平，已经比专制下的党大于法、政法不分，要好了不知多少。“司法独立”也并不意味着司法与行政、党争、意识形态毫无关系。至于“少数服从多数”，也是司法争议中无奈但最现实的解决方式。但显然，美国的司法体制、大法官制度，乃至大法官本身，并不像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想的那样神圣、伟大、无懈可击。



此外，美国最高法院由于权力过大、自主性过强、大法官任职终身，导致一些缺乏科学知识与人权观念的大法官为所欲为，给美国乃至世界都造成了损害。例如最近数年，最高法院连续在堕胎（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疫苗接种（反对以法律和行政纪律强制接种疫苗）、防治气候危机（反对政府以强制手段限缩企业减排）等方面，做出落后于时代、反科学、反人道的判决判例，还进一步试图剥夺同性婚姻权（可能在未来推翻“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限缩新闻自由权（试图推翻“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这些举措或出于党派利益、或出于出于价值观偏见、或出于无知和愚昧，对人权、环境、社会进步，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负面作用。这些举动违背多数民意、违背时代潮流、违背科学理性（例如对气候危机、疫苗接种，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和立场，皆与大法官决定相反），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却利用其巨大权力一意孤行。这样的前车之鉴，民主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

另在《美国宜修改权力结构与选举制度》、《由“一加一等于二”讨论若干重要争议》等文章中也有相关评论，内容与观点与上文大同小异，仅节录关于改革措施的建议：

大法官制度改革：废除终身制改为有限任期制、弱化大法官权力与自由裁量权、司法受民意和约束和科学理性原则指导

    而大法官制度同样需要改变。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可以通过相对多数决的方式决定几乎一切司法争议。与标榜的“司法独立”不同，9位大法官皆有明确的政治立场，由相同立场的总统任命、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由同一党派控制的参议院批准，且可任职终身。这样的巨大权力，同样会让占优势的一派在司法领域为所欲为。而且，保守派法官的决定往往与时代脱节，乃至违背多数民意，如最近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剥夺女性堕胎自由，就是最典型一例。而在涉及疫苗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专业性强的议题案例中，保守派法官也总是做出与科学及专家意见相违背的判决。

    这样的情形必须要改变。最高法院应废除任期终身制，改为10年一届，可连任一届。但寻求连任时需时任总统重新提名、参议院再次批准。此外，应尽可能由更能代表民意的国会进行法律决策，最高法院及大法官的职权应适当压缩。大法官还要积极听从科学界的意见（包括设立条款要求大法官必须尊重和执行专业机构和人士的决定），而非不顾真相和是非、依照自身价值观和法律教条行事。这样就可避免大法官依靠巨大权力和终身执政的条件肆意妄为、开历史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