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最大专制源头和中共白手套：大中华主义
五四运动之后，大量“进步知识分子”发现民主自由没法实现国家强大，中国人就是一片散沙，然后他们发现了列宁式强国集权政党非常符合他们口味，于是乎纷纷投共
1920年各省已经发展出了地方自治的雏形，心怀大中华复兴和统一中国梦的孙文和党徒在穷途末路之下投靠苏联，以军训宪为名，铲除了广东本土议会和陈炯明政权，北伐并建立列宁式党国体制，堪称中共掌权前的“癌前病变”
1930年代-1949年，进步知识分子们感慨国民党没法让中国强大起来，于是乎纷纷中了共产党的统战蜜罐，投奔延安和中共政权，（可笑的是中共还试图统战台独和藏独，说支持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国呢）
1950年代之后，虽然外蒙脱离中国法理，但海外爱国华人们看到中共控制了国民党控制不了的疆蒙满藏，感慨中共真的让中国强大了，分泌了大量多巴胺，纷纷归国投共意图在体制内献计献策。当然他们的后果我们都知道了
1980-90年代，中共淡化共产主义强化大中华主义，香港的大中华民主派以反殖爱国为名干扰英方工作，给香港“回归”祖国出了力。
跟中共势不两立的港台大中华文人，如金庸成为了统战座上宾，还有国民党纷纷跟中共媾和，顺带把海外各种原本反共的华侨社团给收入囊中。
借助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81192撞机煽动的爱国狂热，原本八十年代支持自由化的知识分子纷纷变成强国主义拥趸
到了现在，意识到台湾人对民主中国不感兴趣的推特油管大v，气急败坏的怒斥台湾是民粹和劣质民主，更有甚者觉得国民党杀台独杀太少......还有些大中华主义异议人士，一边反共一边支持中共在新疆西藏搞集中营。
1920年各省已经发展出了地方自治的雏形，心怀大中华复兴和统一中国梦的孙文和党徒在穷途末路之下投靠苏联，以军训宪为名，铲除了广东本土议会和陈炯明政权，北伐并建立列宁式党国体制，堪称中共掌权前的“癌前病变”
1930年代-1949年，进步知识分子们感慨国民党没法让中国强大起来，于是乎纷纷中了共产党的统战蜜罐，投奔延安和中共政权，（可笑的是中共还试图统战台独和藏独，说支持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国呢）
1950年代之后，虽然外蒙脱离中国法理，但海外爱国华人们看到中共控制了国民党控制不了的疆蒙满藏，感慨中共真的让中国强大了，分泌了大量多巴胺，纷纷归国投共意图在体制内献计献策。当然他们的后果我们都知道了
1980-90年代，中共淡化共产主义强化大中华主义，香港的大中华民主派以反殖爱国为名干扰英方工作，给香港“回归”祖国出了力。
跟中共势不两立的港台大中华文人，如金庸成为了统战座上宾，还有国民党纷纷跟中共媾和，顺带把海外各种原本反共的华侨社团给收入囊中。
借助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81192撞机煽动的爱国狂热，原本八十年代支持自由化的知识分子纷纷变成强国主义拥趸
到了现在，意识到台湾人对民主中国不感兴趣的推特油管大v，气急败坏的怒斥台湾是民粹和劣质民主，更有甚者觉得国民党杀台独杀太少......还有些大中华主义异议人士，一边反共一边支持中共在新疆西藏搞集中营。
69 个评论
余英时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 (一九八八年九月)
第一阶段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那时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是学习西方人技术上的长处，用船坚炮利来对付外国人。这是技术上的改变，接下来就是政治改革，这要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才正式提出。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康氏认为枝枝节节的改变是没有用的，于是提出了“全变”、“速变”的主张。康氏首先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他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应付“列强瓜分便在眼前”的危急情势，因此必须采取君主立宪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鲜事物，这种思想激进得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引起的反响也极其巨大。换句话说，既然传统的政治伦理秩序不能成为我们的根据，那么我们就需要彻底的改换。这个改换当然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宗教的改变，譬如他要立孔教。他创孔教当然是仿照西方，要把中国的儒家变成有组织、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他对西方看得很对，但是要把儒教改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宗教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政治的激进主义，虽然已经接触到文化的层面，但还没有完全直接而全面的碰到文化的问题。
到了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是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提倡白话文开始。这个运动将保守跟激进的对峙从政治推进到文化层面，是属于第二个阶段。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在没有现状值得维持的情况下，就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激进的力量，拼命的发展。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并不像西方，有一个基本系统在那里，有些人要保守它多少，有些人要改变它多少。
到了五四运动，碰到的问题已不是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进步变成最高价值，任何人敢对“进步”稍表迟疑都是反动、退后、落伍、保守。在这种情况之下，保守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就不能保持平衡。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他们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
……
到了抗战，就是我说的第三个阶段。这时文化的问题大家似乎已经不谈了。以主流的思想界而言，他们大致都认定中国文化是阻碍现代化的。在这个思想基调上，有些人就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是历史的法则的说法。中国当然还处在封建时期，还没有到资本主义时期。到后来共产党讲了半天也只能讲资本主义萌芽。但是马上又有帝国主义来了，所以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这都是套西方的模式，都认为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而中国所缺乏的就是一个的最新的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激进的思想就要把中国推到历史的最新阶段，马上就要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还不够，下一步就是共产主义，愈快愈好! 因此就不顾现实的条件。而民主自由这一西方的传统，在五四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精华，到了二十年代中叶反而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中国思想激进化的过程中，很快就被看做落后的东西。
……
简单的说，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造成现状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西化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但五四运动不到两三年，共产党就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一、两年之内中国的思想很快就进入更激烈的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抗战的最初几年，举国为民族主义的思潮所激动，大家暂时不谈如何改变中国现状的问题。但抗战后期，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以后，民族危机基本上渡过了，中国在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便立刻再度成为思想界争论的主题。激进化的过程也以更大的速度在中国思想史上重新开始。这个思想的激进化仍是同一历史趋势的继续发展，不过因为民族危机而一度停顿而已。危机一过，它自然又抬头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知识分子对于愈来愈坏的现状不可能认同。因此彻底打破现状，建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还是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当时虽然也有少数文化上倾向保守的学人大声疾呼，要人们正视革新与传统的关系，但是这种呼声只能招来讥笑，而不能激起深思。这是因为受五四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已认定现状的造成必须由传统来负责。西方式的民主理念虽然在少数高级知识分子那里还有销路，但市场也越来越小，不但激进的青年对它不感浓厚的兴趣，而且传统派的学人对它也拒多迎少。这种情形并不难理解；在一个中间阶层并没有力量而教育又不普及的社会，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确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上所出现的新现状很快的又成为被否定的对象。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仍然在持续之中。我们可以用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作一说明。毛泽东虽然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性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确是受过五四激进思潮洗礼的人。因此他不能认同于任何现状，一生都在激进化的历程之中。抗战时期他提出过“新民主义义”的主张，但是等到实现这一主张的时机出现时，他已抛弃了它。一九五五年他便认定“社会主义”的阶段已经来临，从此废除了私有制，在城市中消灭了工商阶层，在农村则收回了土改所分给农民的土地，实行农业合作化。再过三年，他又不甘心停留在“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办“人民公社”，要立刻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了空前的三年灾害，不得不暂时退却。然而在经济刚刚恢复之后，他又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当然不能天真的把这些一次比一次激进的政治行动都归因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激化，其中当然涉及无数内在和外在的、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因素。我们只是要指出，象文革这样的巨变也可以从思想史的背景方面获得一种解释。百年以来，中国的旧秩序已崩溃，而一个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秩序迟迟无法出现，因此思想的激进化也没有止境。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恶化的现状滋生激进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激化又加深现状的动荡。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的以越来越激烈的口号煽动群众则正是凭借了思想史上这一股激进化的冲力。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46234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 (一九八八年九月)
第一阶段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那时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是学习西方人技术上的长处，用船坚炮利来对付外国人。这是技术上的改变，接下来就是政治改革，这要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才正式提出。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康氏认为枝枝节节的改变是没有用的，于是提出了“全变”、“速变”的主张。康氏首先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他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应付“列强瓜分便在眼前”的危急情势，因此必须采取君主立宪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鲜事物，这种思想激进得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引起的反响也极其巨大。换句话说，既然传统的政治伦理秩序不能成为我们的根据，那么我们就需要彻底的改换。这个改换当然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宗教的改变，譬如他要立孔教。他创孔教当然是仿照西方，要把中国的儒家变成有组织、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他对西方看得很对，但是要把儒教改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宗教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政治的激进主义，虽然已经接触到文化的层面，但还没有完全直接而全面的碰到文化的问题。
到了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是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提倡白话文开始。这个运动将保守跟激进的对峙从政治推进到文化层面，是属于第二个阶段。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在没有现状值得维持的情况下，就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激进的力量，拼命的发展。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并不像西方，有一个基本系统在那里，有些人要保守它多少，有些人要改变它多少。
到了五四运动，碰到的问题已不是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进步变成最高价值，任何人敢对“进步”稍表迟疑都是反动、退后、落伍、保守。在这种情况之下，保守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就不能保持平衡。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他们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
……
到了抗战，就是我说的第三个阶段。这时文化的问题大家似乎已经不谈了。以主流的思想界而言，他们大致都认定中国文化是阻碍现代化的。在这个思想基调上，有些人就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是历史的法则的说法。中国当然还处在封建时期，还没有到资本主义时期。到后来共产党讲了半天也只能讲资本主义萌芽。但是马上又有帝国主义来了，所以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这都是套西方的模式，都认为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而中国所缺乏的就是一个的最新的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激进的思想就要把中国推到历史的最新阶段，马上就要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还不够，下一步就是共产主义，愈快愈好! 因此就不顾现实的条件。而民主自由这一西方的传统，在五四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精华，到了二十年代中叶反而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中国思想激进化的过程中，很快就被看做落后的东西。
……
简单的说，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造成现状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西化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但五四运动不到两三年，共产党就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一、两年之内中国的思想很快就进入更激烈的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抗战的最初几年，举国为民族主义的思潮所激动，大家暂时不谈如何改变中国现状的问题。但抗战后期，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以后，民族危机基本上渡过了，中国在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便立刻再度成为思想界争论的主题。激进化的过程也以更大的速度在中国思想史上重新开始。这个思想的激进化仍是同一历史趋势的继续发展，不过因为民族危机而一度停顿而已。危机一过，它自然又抬头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知识分子对于愈来愈坏的现状不可能认同。因此彻底打破现状，建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还是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当时虽然也有少数文化上倾向保守的学人大声疾呼，要人们正视革新与传统的关系，但是这种呼声只能招来讥笑，而不能激起深思。这是因为受五四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已认定现状的造成必须由传统来负责。西方式的民主理念虽然在少数高级知识分子那里还有销路，但市场也越来越小，不但激进的青年对它不感浓厚的兴趣，而且传统派的学人对它也拒多迎少。这种情形并不难理解；在一个中间阶层并没有力量而教育又不普及的社会，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确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上所出现的新现状很快的又成为被否定的对象。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仍然在持续之中。我们可以用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作一说明。毛泽东虽然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性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确是受过五四激进思潮洗礼的人。因此他不能认同于任何现状，一生都在激进化的历程之中。抗战时期他提出过“新民主义义”的主张，但是等到实现这一主张的时机出现时，他已抛弃了它。一九五五年他便认定“社会主义”的阶段已经来临，从此废除了私有制，在城市中消灭了工商阶层，在农村则收回了土改所分给农民的土地，实行农业合作化。再过三年，他又不甘心停留在“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办“人民公社”，要立刻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了空前的三年灾害，不得不暂时退却。然而在经济刚刚恢复之后，他又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当然不能天真的把这些一次比一次激进的政治行动都归因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激化，其中当然涉及无数内在和外在的、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因素。我们只是要指出，象文革这样的巨变也可以从思想史的背景方面获得一种解释。百年以来，中国的旧秩序已崩溃，而一个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秩序迟迟无法出现，因此思想的激进化也没有止境。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恶化的现状滋生激进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激化又加深现状的动荡。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的以越来越激烈的口号煽动群众则正是凭借了思想史上这一股激进化的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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