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支撑「北欧模式」的，不是左派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北欧：“我们是古典自由主义+适当的福利，我们是有坚定的保守价值观的，请别给我们批发社会主义帽子了。”
真正支撑瑞典模式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是由下而上的组织协调文化，是崇尚市场自发秩序的治理和税制。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更不是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总喜欢谈北欧模式。毕竟墨西哥还是委内瑞拉模式和中国模式，看起来骇人听闻，或至少不太体面。
但是北欧模式的内涵到底长什么样子？在表面的高福利底下，是什么支撑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就不是那么愿意深究了，或者，只想挑那些自己喜欢的部分来张扬。
以瑞典为例，有一些关于北欧模式的真相，可能让左派不是那么舒服： 一、瑞典文化当中，有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自发秩序的深刻尊重 早在英国的Adam Smith之前，瑞典思想家Anders Chydenius就写下《国家利益》这本小书，主张要限缩政府权力，确保人民产权，强调自由市场的优越性。虽然《国富论》随著英语广为流传，但从写作年代和独创性来看，与其说《国家利益》是瑞典版的《国富论》，不如说《国富论》是英国版的《国家利益》。 这种对政府权力的警惕和自由市场的理解，深植在瑞典文化当中，最具体的表现是：瑞典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争游行，居然是场pro capitalism（支持资本主义）的游行。 1983年，长期承担高额税负的企业家和雇员们，终于受不了一项最新的社会主义政策，集体走上街头。成为导火线的社会主义政策，是受薪者基金（Wage-earner Fund）计划：要求企业每年拨出20%的净利，以新股权的形式配给受薪者基金。
即使提倡者说得天花乱坠，但这个计划终将导致盈利企业的所有权归诸受薪者基金，由一小撮「专业经理人」（政治掮客）掌控，从而让瑞典成为政治权力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1983年，瑞典的阿特拉斯们决定耸耸肩走上街头。仅有800万人口的瑞典，足足有10万人走上街头。眼看势不可当，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赶紧收回成命。瑞典人明白，共好共荣是不错，但用权力取代交易的社会主义万万不可。 对比起来，如今还在高唱「生产资本应由劳工共有」，又耐不住合作社漫长缓慢的脚踏实地，动不动想诉诸政治权力强制分配的左派知识份子如Naomi Klein，显然就是只跟上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德式Buzzword，却没有守住古典自由主义对政治权力的戒慎。 二、比起政府介入，瑞典人更相信工会和企业间的理性沟通 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瑞典，工会和企业间的沟通是理性而友善的，双方都知道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瑞典人根本不需要也不期待政府用最低工资来「帮大家谈判」，民间自己就可以搞得定。当然，人难免身在福中不知福，瑞典的企业家也是看到美国工会的嘴脸，才知道瑞典工会「简直太好沟通了」。瑞典工会的人，也是碰到美国工会的人才知道「自己真是很受尊重」。
要消弭这种两极化的劳资对抗，靠的是长期累积的社会互信。而有意思的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互信，首先要戒除的是诉诸外部权威（也就是政府介入）的习惯。一旦习惯诉诸外部权威来仲裁，谁都爱加码100求50，能进尺绝不甘于得吋。反正到时候再由外部权威相加除以二就好，自己何必示弱在先？长此以往，注定形成两极对立的劳资协商文化，工会和企业间的理性沟通更不可得。徒然坐大了各方争相讨好游说的政府官员。 相对之下，整天妖魔化资方，吵著要政府用一体适用的法规来「帮大家谈判」的左派，真的能学得了北欧模式吗？恐怕共好共好，还是别人去共我来好。
三、瑞典的社会福利，是由民间主导提供服务 医疗教育方面，瑞典政府提供很多福利。但是在服务的管理提供上，不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而是用学券之类的方式，直接提供给家长病患，让消费者选择来主导，让市场竞争起作用。 因为瑞典人明白「公立」机构有它先天的限制：服务不佳、效率不彰、反应迟钝、照章行事，不是什么都公立起来就世界大同。所以他们知道要善用自由市场的力量，来提升服务效率，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对比之下，满脑子想著「（公立机构）不赚钱才高尚、（私立机构）逐利就是龌龊」的东亚价值，结果只会造成更多的浪费。看起来便宜，其实更贵。 四、瑞典的税赋结构中，消费税非常吃重 崇尚劫富济贫的左派，对于穷人无法豁免、甚至带有累退性质（穷人富人都是一天三餐）的消费税，向来不以为然。但是消费税在瑞典的税赋结构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税率足足是美国的三倍、台湾的五倍。 而瑞典之所以倾向消费税，是因为相对于营业所得税，随著交易课税的消费税对投资和营利行为的影响较小，比较不会扭曲投资诱因。这再次体现瑞典人尊重市场自发秩序的基本价值。（附带一提，同样的税率下，财产税的扭曲更小。）
相对之下，左派总是热衷于设计各种税级来劫富济贫、扭曲市场。真要效仿北欧模式时，恐怕也只想学半套：给富人和企业加税就好。欧巴马执政下美国对企业恣意加税，正是明证。附带一提，在OECD的租税竞争力排行中，瑞典是名列前茅的。这大概是只管胡乱加税、意在惩罚富人的左派难以想像的。 总而言之，真正支撑瑞典模式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是由下而上的组织协调文化，是崇尚市场自发秩序的治理和税制。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更不是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简单说就是：想分蛋糕，得有人去烤；想拿金蛋，得有鹅来生。
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一样富于同情心，一样关心教育、医疗和贫困，一样热心于帮助穷人和弱者，他可能自己掏钱行善，也可能创建和组织NGO去行善，也可能劝导甚至跪求别人行善，他唯一反对的是：抢别人的钱去行善。他们主张，这些善行应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自愿决定，由施善者自己付出热情、精力和代价去做，而不是强求他人付出代价而为自己博得善名，更不能借助暴力和政府强制把这些代价转嫁给他人，简单的说：不可以劫富济贫。
相反，由于福利主义者主张让他人承受代价来博取自己的善名，他们将自己置于道德上可疑的境地，更严重的是，由政府用税收来兴办社会福利的做法，破坏了慈善这一古老事业的激励机制和道德基础，福利主义者们无法推却由此带来的道德责任，因此，缺乏道德自信的本应是他们。
真正支撑瑞典模式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是由下而上的组织协调文化，是崇尚市场自发秩序的治理和税制。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更不是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总喜欢谈北欧模式。毕竟墨西哥还是委内瑞拉模式和中国模式，看起来骇人听闻，或至少不太体面。
但是北欧模式的内涵到底长什么样子？在表面的高福利底下，是什么支撑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就不是那么愿意深究了，或者，只想挑那些自己喜欢的部分来张扬。
以瑞典为例，有一些关于北欧模式的真相，可能让左派不是那么舒服： 一、瑞典文化当中，有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自发秩序的深刻尊重 早在英国的Adam Smith之前，瑞典思想家Anders Chydenius就写下《国家利益》这本小书，主张要限缩政府权力，确保人民产权，强调自由市场的优越性。虽然《国富论》随著英语广为流传，但从写作年代和独创性来看，与其说《国家利益》是瑞典版的《国富论》，不如说《国富论》是英国版的《国家利益》。 这种对政府权力的警惕和自由市场的理解，深植在瑞典文化当中，最具体的表现是：瑞典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争游行，居然是场pro capitalism（支持资本主义）的游行。 1983年，长期承担高额税负的企业家和雇员们，终于受不了一项最新的社会主义政策，集体走上街头。成为导火线的社会主义政策，是受薪者基金（Wage-earner Fund）计划：要求企业每年拨出20%的净利，以新股权的形式配给受薪者基金。
即使提倡者说得天花乱坠，但这个计划终将导致盈利企业的所有权归诸受薪者基金，由一小撮「专业经理人」（政治掮客）掌控，从而让瑞典成为政治权力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1983年，瑞典的阿特拉斯们决定耸耸肩走上街头。仅有800万人口的瑞典，足足有10万人走上街头。眼看势不可当，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赶紧收回成命。瑞典人明白，共好共荣是不错，但用权力取代交易的社会主义万万不可。 对比起来，如今还在高唱「生产资本应由劳工共有」，又耐不住合作社漫长缓慢的脚踏实地，动不动想诉诸政治权力强制分配的左派知识份子如Naomi Klein，显然就是只跟上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德式Buzzword，却没有守住古典自由主义对政治权力的戒慎。 二、比起政府介入，瑞典人更相信工会和企业间的理性沟通 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瑞典，工会和企业间的沟通是理性而友善的，双方都知道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瑞典人根本不需要也不期待政府用最低工资来「帮大家谈判」，民间自己就可以搞得定。当然，人难免身在福中不知福，瑞典的企业家也是看到美国工会的嘴脸，才知道瑞典工会「简直太好沟通了」。瑞典工会的人，也是碰到美国工会的人才知道「自己真是很受尊重」。
要消弭这种两极化的劳资对抗，靠的是长期累积的社会互信。而有意思的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互信，首先要戒除的是诉诸外部权威（也就是政府介入）的习惯。一旦习惯诉诸外部权威来仲裁，谁都爱加码100求50，能进尺绝不甘于得吋。反正到时候再由外部权威相加除以二就好，自己何必示弱在先？长此以往，注定形成两极对立的劳资协商文化，工会和企业间的理性沟通更不可得。徒然坐大了各方争相讨好游说的政府官员。 相对之下，整天妖魔化资方，吵著要政府用一体适用的法规来「帮大家谈判」的左派，真的能学得了北欧模式吗？恐怕共好共好，还是别人去共我来好。
三、瑞典的社会福利，是由民间主导提供服务 医疗教育方面，瑞典政府提供很多福利。但是在服务的管理提供上，不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而是用学券之类的方式，直接提供给家长病患，让消费者选择来主导，让市场竞争起作用。 因为瑞典人明白「公立」机构有它先天的限制：服务不佳、效率不彰、反应迟钝、照章行事，不是什么都公立起来就世界大同。所以他们知道要善用自由市场的力量，来提升服务效率，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对比之下，满脑子想著「（公立机构）不赚钱才高尚、（私立机构）逐利就是龌龊」的东亚价值，结果只会造成更多的浪费。看起来便宜，其实更贵。 四、瑞典的税赋结构中，消费税非常吃重 崇尚劫富济贫的左派，对于穷人无法豁免、甚至带有累退性质（穷人富人都是一天三餐）的消费税，向来不以为然。但是消费税在瑞典的税赋结构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税率足足是美国的三倍、台湾的五倍。 而瑞典之所以倾向消费税，是因为相对于营业所得税，随著交易课税的消费税对投资和营利行为的影响较小，比较不会扭曲投资诱因。这再次体现瑞典人尊重市场自发秩序的基本价值。（附带一提，同样的税率下，财产税的扭曲更小。）
相对之下，左派总是热衷于设计各种税级来劫富济贫、扭曲市场。真要效仿北欧模式时，恐怕也只想学半套：给富人和企业加税就好。欧巴马执政下美国对企业恣意加税，正是明证。附带一提，在OECD的租税竞争力排行中，瑞典是名列前茅的。这大概是只管胡乱加税、意在惩罚富人的左派难以想像的。 总而言之，真正支撑瑞典模式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是由下而上的组织协调文化，是崇尚市场自发秩序的治理和税制。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更不是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简单说就是：想分蛋糕，得有人去烤；想拿金蛋，得有鹅来生。
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一样富于同情心，一样关心教育、医疗和贫困，一样热心于帮助穷人和弱者，他可能自己掏钱行善，也可能创建和组织NGO去行善，也可能劝导甚至跪求别人行善，他唯一反对的是：抢别人的钱去行善。他们主张，这些善行应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自愿决定，由施善者自己付出热情、精力和代价去做，而不是强求他人付出代价而为自己博得善名，更不能借助暴力和政府强制把这些代价转嫁给他人，简单的说：不可以劫富济贫。
相反，由于福利主义者主张让他人承受代价来博取自己的善名，他们将自己置于道德上可疑的境地，更严重的是，由政府用税收来兴办社会福利的做法，破坏了慈善这一古老事业的激励机制和道德基础，福利主义者们无法推却由此带来的道德责任，因此，缺乏道德自信的本应是他们。
36 个评论
>> 北欧才是真真的是社会主义啊 最早的不同工同薪酬就是瑞典发明的 目的也在于应对经济危机
一定不要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个巨大误解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美国也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以及其他极左派人士竟然反复宣称，挪威、瑞典和丹麦（有时他们还包括芬兰和冰岛）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拉尔斯·拉斯穆森对此了如指掌。作为丹麦首相，他在2015年声明：“我知道美国有些人把北欧模式和某种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我想澄清一点。丹麦远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丹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其中财产主要为私有，价格能够自由反映供需关系。它与“自由企业”同义。相比之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拥有或控制生产资料，并严格规范和重新分配其他一切。我们有时称之为“计划”或“指令”经济，因为市场参与者的计划被政治权力者的命令所推倒。
传统基金会的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是比较一个国家是多么“资本主义”或多么“社会主义”的两个优秀来源之一。
美国多年来一直位列前十位（最自由或最资本主义），而在最新的（2023年）指数中，美国排名第25位。
丹麦和瑞典的资本主义程度比美国更高，分别排名第9位和第10位。挪威排名第11位。附近的芬兰（严格来说并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排名第12位。
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第175位）、委内瑞拉（第174位）和朝鲜（第176位）——位于另一个极端；而且不是巧合，它们也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另一个值得参考的来源是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这两个指数的方法论和类别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了一些国家排名的差异，但总体上发现非常相似：
在弗雷泽最近的指数中，丹麦排名第10位，芬兰排名第21位，挪威和瑞典并列第37位。作为“北欧”国家之一的冰岛排名第19位。美国在弗雷泽指数中的排名（第6位）优于传统基金会指数。
在 http://FEE.org 的搜索引擎中输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或“北欧社会主义”，您会发现许多文章解决了关于这个主题的错误信息——文章不是由使用过时数据的江湖骗子、煽动者和阶级斗士撰写的，而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和斯堪的纳维亚本土人写的，思路清晰、研究充分的文章，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那些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运作，并非因为它们拥有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拥有大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经济越自由，人民的生活就越好。
完全实行社会主义，你会得到一个悲惨的失败国家，比如委内瑞拉。
事实上，尽管北欧国家在半个世纪前曾尝试福利国家式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从经济停滞中吸取了教训。他们改变了方向。根据弗雷泽和赫里塔基金会的指数，他们现在是地球上最自由、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一。
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社会主义会摧毁经济，直到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被允许拯救它。这就是战后日本、香港和德国等地的故事。
在整个历史上，我想不出有哪个例子是资本主义制造了经济灾难，然后社会主义来修复的。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应该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社会主义并没有提供财富创造的理论。它只不过是一些集权和收入再分配的荒谬计划，为了争取保罗的选票，从彼得那里抢劫来支付给保罗。
瑞典经济学家、卡托研究所研究员约翰·诺尔贝格解释道：“自由市场和小政府使瑞典致富。社会主义实验使我们崩溃。”
在另一篇揭示性的文章中，诺尔贝格引用了瑞典一位高级官员的话：
财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凯尔-奥洛夫·费尔特(Kjell-Olof Feldt)表示，“整个民主社会主义的事情完全是不可能的。它根本行不通。”这是跨越政治光谱的人们的共同结论。
《斯堪的纳维亚的非例外主义》一书的作者尼玛·萨南达吉告诉我们，“北欧社会在引入庞大的福利国家之后并没有变得成功。”他写道：
在20世纪中叶，他们将低税收、小型福利国家与自由市场体系相结合，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独一无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欧国家慷慨的福利制度造成了大量的福利依赖，逐渐侵蚀了该地区成功的基础——强烈的责任感。
《经济学人》杂志在2013年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描述为“坚定的自由贸易者，即使是保护标志性企业，他们也抵制干预的诱惑。”它们是全球最容易开展业务的国家之一。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他们拆除了几乎毁掉他们经济的大部分社会主义。
声称社会主义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活跃且状况良好是无耻的宣传，这完全是错误和过时的观点。那些提出这种荒谬主张的人，为了政府控制的真正目的，从不告诉你这些事实：
瑞典实行了全国范围的100%的教育券制度，而不是我们在这里的昂贵、表现不佳的社会化教育体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没有一个实行国家最低工资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率都低于美国；正如萨南达吉所指出的，在这些国家，“财产权、商业自由、货币自由和贸易自由都很强”。
Socialism is a populi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based on public ownership (also known as collective or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ose means include the machinery, tools, and factories used to produce goods that aim to directly satisfy human needs.—— 字典释义。社会主义就是朝鲜，委内瑞拉，古巴和中国（没有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前）。没有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全部国企，最大程度的“公平分配”。
现在把北欧拉进“社会主义”，就可以改变名词的含义，给社会主义刷一层糖，掩盖各种社会主义的残酷事实, 这样社会主义也不再是一个令人警惕的概念，只能说主流媒体真的很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