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的思考

近日在网上冲浪时看到一篇有意思的老文章，不吐不快，作者是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原题目是《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作为喉舌文章登载于参考消息。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如埃及、泰国、乌克兰，正在挑战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很多人习惯在“元叙事”上看民主，把一个国家的好坏都归因于民主。我们应该更专业地看待这个实在是太重要的现实问题，为此就需要以更敬业的态度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正相关关系应该来自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他把活跃的乡镇自治和发达的公民团体的活动本身视为民主。但是，所有热心于民主化的人似乎都忘记了托克维尔的“民情说”。美国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其地理位置、法治精神和公民守法而又关心公共事务的民情。换言之，一个可能的反论是，没有这种性质的民情，即使有了公民社会，这样的公民社会与民主何关？

    亨廷顿早在其《文明的冲突》中就对所谓的公民社会组织即穆兄会抱有警惕，认为这种社会组织不利于民主。但是，美国制定“大中东计划”的民主理论家和政治家置之不理，当2011年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发生政治事变之后，马上给予一个浪漫的封号“阿拉伯之春”。结果，以“阿拉伯之冬”收场。尤其是埃及政治，靠公民组织主导下的选举而上台的穆尔西政权，其政策甚至比威权主义的穆巴拉克更专横，结果城市中产阶级转而又搞大规模的街头政治。但这次中产阶级的街头政治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军政权。

    埃及的现实告诉我们，公民组织是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管理好老百姓 的所有日常事务。但是，公民组织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组织自治是地方性的，而民主政治是全国性的，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能划等号，其中公民社会的“民情”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样式和走向。

中产阶级带来民主？

    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有一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金科玉律。于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就变成：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而给出的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单化、因而也是有违其自己历史的民主化教条。西方民主化历史的真相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精英民主，这不用质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贵族制、寡头民主也没有多少区别，而真正民主化的到来则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最迟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事，大众民主从此到来。也就是说，即使是欧洲的民主历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条理论所说的那么简单。简单化的理论必然有违历史本身，以至于就连亨廷顿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在《第三波》中也沿着摩尔的路线得出所谓“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这样的命题。

    而泰国的政治难题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

    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更为可笑的是，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在泰国这样一个城乡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成为少数，必然是人头政治的输家。因此，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多民族、多种族的印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分五裂，就在于印度实行了民主政治。这是西方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其实，印度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印度，还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代议制民主下的联邦制。一个更大概率、甚至普遍性的规律：正是由于民主运动，一个又一个新生国家诞生了。联合国成立时只有40多个会员国，而今天则有将近200个，其中民主化运动居功至伟。这是因为，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化催生了欧洲最早的民族主义运动，反过来，民族主义运动又借助于民主化而得到强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实又是民族民主运动，大批亚非拉国家得以诞生。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更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奏的产物。

    乌克兰的危机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存在民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即20%多的乌克兰人亲俄罗斯、70%多的乌克兰人亲欧洲的分裂型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即国家认同。和泰国一样，乌克兰的分裂型社会结构决定了稳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许之中的愿景。

    我们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上述命题的正误，还有民主形式本身。和经济需要竞争一样，政治也需要竞争。但是，采取什么形式竞争？对于缺少同质性条件的后发国家而言，人们向往民主，需要民主，因此学习民主效仿民主而搞“党争民主”，而党争必然以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即民族、宗教、阶级为平台，结果，党争民主很有可能导致分裂型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

首先，不否认该文章的前两点有可取之处，确实不能简单将公民社会以及中产阶级理论与民主化划等号，这是值得思考的地方。然而，他所举的中东埃及和泰国等例证过于错误，显然是作为中共叙事的舆论导向，并不能以此来作为证明。

1.埃及民选的穆尔西政权上台之前的国家权力便已经被军方的SCAF委员会实际控制，军方以退为进，宣布新宪法和允许议会选举，但这种选举是在新宪法赋予军方独特权力的前提之下的（例如依然可以有独立的人事权，独立的司法权和预算权），虽然推翻了独裁者穆巴拉克，但结构性的独裁制度并没有被推翻。穆尔西政府上台后虽然借助军变事件调整了很多军方高层，但这很显然没有用，因为军方的权力是制度性的。与此同时民选的各政党在议会中博弈激烈，结果未能成功联手推动军制改革，不如说这正是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不够成熟所导致的，当时的很多埃及人甚至还担心快速的军改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时间不等人，民主政权两年内就被推翻，之后的军方更是获得了宪法的“最终批准权”，但这很显然是埃及人民自身的责任，他们的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没有成熟到可以应对这种局面。

2.泰国又是相似的故事了，甚至政治变化的发生都是由于军方狗咬狗所致。而后同样是由军方成立的NPOMC委员会主导了国家权力。并且比埃及更为严苛，军方委员会至始至终都在掌握着立法权，民主力量完全没有施展的空间。而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反民主政治主张“70%任命30%民选”则是无稽之谈，因为完全忽略了泰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构成。泰国的SOE（国有企业）占据着国家近三分之一的GDP比重，泰国军队在经济中盘根错节，军方对SOE有着绝对的控制力，近75%的SOE涉军，涵盖所有资产庞大的国企。泰国的中产阶级深植于这种军队+SOE体系，他们十分害怕民主的变革会导致经济地位的变化。

所以问题出在哪？正如如杨光斌所说：“这样的公民社会与民主何关？”。确实，在自由受限的国家，公民社会长期处于零散状态，公民社会的组织度依赖于最基础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权利。但公民社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所共有的认知能力，所以从古至今我们才老是说要“开民智”要“开民智”，如果说公民社会当中的人不能清楚认识到诸如“军队国家化”“分权制衡”等理念的重要性，那就算组织力拉满也是不成熟的，就像埃及那样天大的机会掉在眼前也不能实现民主转型。因此公民社会本身确实也不一定能与民主划等号，公民社会的形式并不是民主的出发点，它所代表的民主理念才是，这种理念如果不能凝聚成当中大部分人的共识，那也不会成为民主转型的力量。

而杨光斌又说：“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这句话本身是对的，正如我前所驳斥的泰国例子。就中国而言，目前中产阶级的占比约是30%至40%之间，如果说他们的既得利益也严重依赖于中共的这种体制，那他们很有可能也不会成为民主的力量。反之，那种力量将会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