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於早年中共高層來說，蘇聯就是上帝的應許之地了
都不要說中共了，國民黨自己也得到過蘇聯大量援助。 在此蔣經國表示開心比一個耶，我就是因為這樣去了蘇聯蹲了多年西伯利亞。 很明顯蔣同志並不缺乏送兒子去美帝的能力，可是為了盧布，表示親生兒子也可以賣。 國民黨尚且如此，中共高層去蘇聯的人數只有多更多，而且他們的選擇也只有蘇聯。 美帝自然也不會金援或者培訓中共軍官，比如孫立人跟美帝軍方關係良好引致蔣同志們嫉妒，在中共這邊是不用擔心此類問題的。
然後當時蘇聯大小城市是比中國城市好很多，我甚至認為蘇聯幾個大城市比上海香港好，我不清楚上海如何，但是當年香港貧民窟是非常不缺乏。 而且英國人嗎，它沒有蘇共那種我的城市要showcase的資本主義錯誤認知，不要說因為香港是黃種人英國人隨意，英國人自己的報紙都寫過Moscow 比倫敦好，街道整潔，沒有犯罪。。
然後當時蘇聯大小城市是比中國城市好很多，我甚至認為蘇聯幾個大城市比上海香港好，我不清楚上海如何，但是當年香港貧民窟是非常不缺乏。 而且英國人嗎，它沒有蘇共那種我的城市要showcase的資本主義錯誤認知，不要說因為香港是黃種人英國人隨意，英國人自己的報紙都寫過Moscow 比倫敦好，街道整潔，沒有犯罪。。
15 个评论
财新《中国改革》：除中国国民党控制薄弱之外，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宣传能力，是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高华：鲁迅曾经说过，一般国家革命失败了，革命文学就衰落了，但中国不一样，革命的失败带来了革命文学的昌盛。大革命失败以后，大批作家、诗人、小资产阶级文学爱好者，离开北伐的火线，来到上海，在亭子间里面抒发革命情怀。这批人慢慢聚集成为一种力量。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说，他们是“有机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组织化知识分子”，是以宣传革命为职业的人，有别于以探究知识、传授知识为职业的传统知识分子。这样就出现了葛兰西所说的，“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地方，实现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组织层出不穷，背后都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而且，上海贫富不均的现象历来非常严重，特别容易产生具有反抗意识的左翼知识分子。其实这些人基本上是小知识分子，大多数出生在“非劳动人民家庭”，到了延安之后也还要进行思想改造的。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苏联是一个活生生的巨大的榜样。苏联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创作的那首被誉为“第二国歌”的《祖国进行曲》，1936年5月由苏联电台播出，很快就风靡中国左翼文化圈，歌词写道：“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像在这块土地上那样自由呼吸”。实际上，就在这首歌创作的几年前，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无数自耕农拖家带口被押送到北极地区劳改，许多人死于途中。 但是，如果你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对苏联的固定看法，你就会自动地过滤掉任何负面描述，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间天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在国统区有那么多左翼思想的追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