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我的」六個中國 — 一個香港人對中國的看法
2020/5/21 — 10:25
梁啟智在 Matters 發起活動，鼓勵大家書寫大家認知的中國。坦白說，我的專業不是社會學，對「中國」也沒有什麼系統性的思考，翻箱倒櫃後，也只找到這些年來的片言絮語和雜思。
小弟不才，惟有將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拿出來獻醜了。
一、我的混沌中國
先暴露一下年齡：我成長於殖民地末年，那是一個介乎七八十年代「阿燦」和九七的一個區間的時代。在那個年代，民族情感遠不如今天敏感：在學校我會讀「中國」的語文、歷史和文化，會閱讀包括金庸小說在內的「中文」小說。在那個時候，倘若你問我，到底我是不是中國人，我或許會有點愕然，但應該未至於會否認。
那是一個我對中國的概念相對渾沌和原始的時代：我不會思考，究竟由商周秦一直至清帝國的歷史，真的是「中國」的歷史嗎？就算是，那是「我」的歷史嗎？那些在長平之戰、三國或什麼玄武門之亂等等的悲歡離合的，是我的國人嗎？什麼是中國？我手中小說中的文字，究竟是「中文」還是「漢字」呢？我是中國人嗎？還是「漢人」或「唐人」？或兩者皆非？
這些問題從來都沒有被提問，因為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當然。當然，很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的年紀尚小。但我相信，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外在的社會根本沒有這個提問的處境。那時候的中國，就像思考中不會觸及的佈景版，一直存在，雖然似乎構成認知的前設，但又似乎對實際的生活和認知沒有什麼影響。
二、（我的）醜陋中國
隨著年紀漸長，加上多了「自由行」來港，中國人的陋習和怪行開始出現在新聞和我的視野中：在大街中蹲著、吐痰、大聲叫嚷、拿著行李箱輾過途人後不顧而去，和種種土豪行徑。然後，或許由於香港在九七後和中國的關係變得更密切，傳媒都更多留意報導中國內的情況：地溝油，孔雀石綠毒奶粉，蘇丹紅，和種種的假食物假飲品，和什麼途人被車撞倒但十多人裝作看不到地從旁走過的荒謬新聞：這樣的新聞多到一個地步，我漸漸連什麼「不合作強姦案」等假新聞也不會起疑，不會認為那是虛構的惡作劇：畢竟，這有什麼荒謬呢？更荒謬的不是早就發生過了嗎？
然後，我也開始接觸到近代中國的悲慘歷史：土改和大躍進等帶來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瘋狂，然後就是六四的邪惡暴行（後來，我又讀到六四和東德柏林圍牆倒下的相對照，更突顯前者的邪惡）。當然，還有中國對西藏人「十七條和約」的反悔和隨後的威權打壓，和西藏人的悲壯反抗。
後來，我在大學的通識課和書本中也了解到中國那些拋妻棄子只為餬口的農民工和戶籍政策，還有那些上訪但竟然會在半路被截擊的故事，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情形，四川地震和種種天災暴露的豆腐渣工程和其他的腐敗，嚴重的空氣污染和環境破壞。最後，還有最初讀到中國冠冕堂皇的憲法的訝異：現代西方法制的不少組成部分都能在中國憲法找到：例如司法獨立、人權自由和權力制衡等等。當然，更令我訝異的是，是這些一直只是紙上談兵。
這些一絲一縷漸漸為我呈現了一個「醜陋中國」的形象：最後一根稻草，大概是柏楊先生的名著《醜陋的中國人》，那種醍醐灌頂的感覺，至今尤新。這令我開始質疑，我真的是中國人嗎？這些無論品性和（無）文化素質都和我相距甚遠的人，真的是我的「同胞」嗎？
三、「不再是我的」中國
這這個疑問最終被我加諸一個否定的答案。我仔細思考和追溯我的成長：
我出生的土地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女皇陛下伊莉沙白二世的國土（因為香港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我的國籍和護照由出生起便是其中一種英國護照（例如 BDTC 或 BNO）;
我受的基礎教育是仿照英國考試制度的會考和高考（又一暴露年齡系列），我也能夠說流利的英文（反而我的國語始終停留在「半桶水」的水平）;
而我由大學開始受的教育，更幾乎可謂全屬西方文明的瑰寶：西方政治、基督教神學、西方哲學和英國的普通法等。我的文化處境某程度上完全沒有東方的味道和影子。
在這些反思下，我離開大學，進入社會。與此同時，我的國族身份認同也慢慢開始定型：我是成長於港英時代的香港人，我不是中國人。更甚的是，就算同為鄰國，台灣和日本等對我來說，也遠比中國來得親切。
而且，漸漸我開始區分：我說的是「粵語」或「廣東話」，寫的是「漢字」，而不是「中文」。我曾經旅遊的地方是「台灣」，他們說的是「國語」，而不是「普通話」。當然，我成長和受教育的地方是「香港」，而不是「（中國）香港」。最後，「中國」一詞，只會用於指涉深圳河以北那片土地的那個「鄰近經濟強國」和其中的人和事，其餘一切，都不是「中國」。
四、在古代找不到的中國
這樣的思考慢慢由現代延伸至古代：我開始思考，究竟我自束髮受教以來所讀的「中國歷史」，真的是「中國」的歷史嗎？我沒有在這方面痛下功夫仔細研究，但我慢慢接受了一個史觀：歷史上沒有什麼「自古以來」的「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只是「周王國」、「秦帝國」和「漢帝國」等互不干涉和從屬的割裂皇朝興替。
更甚者，在歷經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有一半鮮卑血統的唐帝國的統治、宋帝國時和邊錘小國的交流（例如大理、吐蕃、西夏、大遼和女真人的金帝國）、蒙古人所謂的入主中原並建立元帝國，和後來女真人建立的大清帝國和被納入帝國一部分的西藏和新疆人，其實根本已沒有什麼血統純正的中國人或漢人。
所謂的「中國」，只是在大清帝國瓦解時按政治需要建構出來的神話（例如什麼五族共和）。真正的中國，大概只是於大清帝國被推翻後出現的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後來的竊據神州大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而這個中國，直至九七年之前，都和香港沒半點關係。
由這時候開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等詞組，對我來說，漸漸變成不可分割的同義詞。
五、納粹中國 Chinazi
這些某程度上仍流於較為疏離的學術反思，隨著香港和中國的抗爭愈趨白熱化而進入新一個階段。這個時候，中國不再只是一個我厭惡但無關痛癢的「鄰國」，而是一個矢志奪去和摧毀香港一切的極權邪惡國度，是一個我們需要對抗的敵人，是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恨國度。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就如二戰時期的納粹和猶太人一樣：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不將之消滅，誓不罷休。
在這個前提下，任何和中國為敵的，我都視之為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本來我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浮誇和謊言也極為厭惡，但自從中美貿易戰以來，我竟然對他的惡感大減：他既然站在與中國為敵的立場上，在大關節上他就是我這個香港人的朋友，他的什麼缺點和短處，我都能夠「包容」。
若特朗普也是如此，其他本來我沒有惡感甚至有好感的，就更不用說了：例如在台灣總統大選，在未考慮仔細政綱和政績前，我已偏向蔡英文總統而不是親中的韓國瑜，等等。
六、沒有無辜的地獄中國（人）
近一年來，我的思考甚至進展至以一個「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 的角度去看中國，和中國人（某程度上這也是柏楊先生《醜陋的中國人》的角度）。我沒有糾纏於究竟這個國度只是頂層的權貴腐敗，還是整個國家都腐爛掉？究竟在這個邪惡國度中，是否還有一些不受污染的「中國人」呢？
從一個路西法效應的角度去看，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無論你本身是怎樣的一名謙謙君子或怯懦的小個子，一旦你踏進那個史丹福大學的監獄，戴上那副太陽眼鏡，穿上那身制服，你也會變得粗暴和邪惡，你也一樣會毆打囚犯。處境決定了一切，沒有人能例外。
若是如此，在中國的邪惡土壤上，又怎會有不受污染的人？真的有人能「出污泥而不染」嗎？惟一能夠置身事外的，大概只有那些被政權隔絕於這個大染缸的人：那些鋃鐺下獄或被軟禁在家的人。但若身處那個社會中，人人都會受這隻真正的「支那病毒」(Chinese virus) 感染，所差別者，只是程度而已。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獄鬼國」。
用一句潮語表達，就是所謂的「芝蔴仁沒有一個是磨菇的」（支那人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而事實上，中國這個政權能屹立至今，間接上也端賴中國人的沉默和默許：倘若有十分一的中國人能像香港人如今抗爭，習近平焉能像帝皇一樣安坐中南海？
結語：「我的」六個中國
讀到這裏，你大概也能明白，為什麼我在題目的「我的」二字加上引號：因為，來到 2020 年的今天，我不但早已不覺得中國和我有什麼關連，對我來說，中國還是一個必須消滅的敵對國度：如今在我的眼中，只有中國，而沒有「我的中國」。
事實上，有留意我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動向的，應該早已留意到我已經沒有使用「中國」一詞很久了：「中國」一詞看起來太平平無奇和文明了，和這個國度的邪惡粗暴毫不相襯：或許只有「支那」，才能勉強和這個國度的邪惡相符。
我想，這六個段落，大約就是我眼中的「中國」，或「支那」。
(原文: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88%91%E7%9A%84-%E5%85%AD%E5%80%8B%E4%B8%AD%E5%9C%8B/)
梁啟智在 Matters 發起活動，鼓勵大家書寫大家認知的中國。坦白說，我的專業不是社會學，對「中國」也沒有什麼系統性的思考，翻箱倒櫃後，也只找到這些年來的片言絮語和雜思。
小弟不才，惟有將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拿出來獻醜了。
一、我的混沌中國
先暴露一下年齡：我成長於殖民地末年，那是一個介乎七八十年代「阿燦」和九七的一個區間的時代。在那個年代，民族情感遠不如今天敏感：在學校我會讀「中國」的語文、歷史和文化，會閱讀包括金庸小說在內的「中文」小說。在那個時候，倘若你問我，到底我是不是中國人，我或許會有點愕然，但應該未至於會否認。
那是一個我對中國的概念相對渾沌和原始的時代：我不會思考，究竟由商周秦一直至清帝國的歷史，真的是「中國」的歷史嗎？就算是，那是「我」的歷史嗎？那些在長平之戰、三國或什麼玄武門之亂等等的悲歡離合的，是我的國人嗎？什麼是中國？我手中小說中的文字，究竟是「中文」還是「漢字」呢？我是中國人嗎？還是「漢人」或「唐人」？或兩者皆非？
這些問題從來都沒有被提問，因為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當然。當然，很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的年紀尚小。但我相信，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外在的社會根本沒有這個提問的處境。那時候的中國，就像思考中不會觸及的佈景版，一直存在，雖然似乎構成認知的前設，但又似乎對實際的生活和認知沒有什麼影響。
二、（我的）醜陋中國
隨著年紀漸長，加上多了「自由行」來港，中國人的陋習和怪行開始出現在新聞和我的視野中：在大街中蹲著、吐痰、大聲叫嚷、拿著行李箱輾過途人後不顧而去，和種種土豪行徑。然後，或許由於香港在九七後和中國的關係變得更密切，傳媒都更多留意報導中國內的情況：地溝油，孔雀石綠毒奶粉，蘇丹紅，和種種的假食物假飲品，和什麼途人被車撞倒但十多人裝作看不到地從旁走過的荒謬新聞：這樣的新聞多到一個地步，我漸漸連什麼「不合作強姦案」等假新聞也不會起疑，不會認為那是虛構的惡作劇：畢竟，這有什麼荒謬呢？更荒謬的不是早就發生過了嗎？
然後，我也開始接觸到近代中國的悲慘歷史：土改和大躍進等帶來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瘋狂，然後就是六四的邪惡暴行（後來，我又讀到六四和東德柏林圍牆倒下的相對照，更突顯前者的邪惡）。當然，還有中國對西藏人「十七條和約」的反悔和隨後的威權打壓，和西藏人的悲壯反抗。
後來，我在大學的通識課和書本中也了解到中國那些拋妻棄子只為餬口的農民工和戶籍政策，還有那些上訪但竟然會在半路被截擊的故事，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情形，四川地震和種種天災暴露的豆腐渣工程和其他的腐敗，嚴重的空氣污染和環境破壞。最後，還有最初讀到中國冠冕堂皇的憲法的訝異：現代西方法制的不少組成部分都能在中國憲法找到：例如司法獨立、人權自由和權力制衡等等。當然，更令我訝異的是，是這些一直只是紙上談兵。
這些一絲一縷漸漸為我呈現了一個「醜陋中國」的形象：最後一根稻草，大概是柏楊先生的名著《醜陋的中國人》，那種醍醐灌頂的感覺，至今尤新。這令我開始質疑，我真的是中國人嗎？這些無論品性和（無）文化素質都和我相距甚遠的人，真的是我的「同胞」嗎？
三、「不再是我的」中國
這這個疑問最終被我加諸一個否定的答案。我仔細思考和追溯我的成長：
我出生的土地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女皇陛下伊莉沙白二世的國土（因為香港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我的國籍和護照由出生起便是其中一種英國護照（例如 BDTC 或 BNO）;
我受的基礎教育是仿照英國考試制度的會考和高考（又一暴露年齡系列），我也能夠說流利的英文（反而我的國語始終停留在「半桶水」的水平）;
而我由大學開始受的教育，更幾乎可謂全屬西方文明的瑰寶：西方政治、基督教神學、西方哲學和英國的普通法等。我的文化處境某程度上完全沒有東方的味道和影子。
在這些反思下，我離開大學，進入社會。與此同時，我的國族身份認同也慢慢開始定型：我是成長於港英時代的香港人，我不是中國人。更甚的是，就算同為鄰國，台灣和日本等對我來說，也遠比中國來得親切。
而且，漸漸我開始區分：我說的是「粵語」或「廣東話」，寫的是「漢字」，而不是「中文」。我曾經旅遊的地方是「台灣」，他們說的是「國語」，而不是「普通話」。當然，我成長和受教育的地方是「香港」，而不是「（中國）香港」。最後，「中國」一詞，只會用於指涉深圳河以北那片土地的那個「鄰近經濟強國」和其中的人和事，其餘一切，都不是「中國」。
四、在古代找不到的中國
這樣的思考慢慢由現代延伸至古代：我開始思考，究竟我自束髮受教以來所讀的「中國歷史」，真的是「中國」的歷史嗎？我沒有在這方面痛下功夫仔細研究，但我慢慢接受了一個史觀：歷史上沒有什麼「自古以來」的「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只是「周王國」、「秦帝國」和「漢帝國」等互不干涉和從屬的割裂皇朝興替。
更甚者，在歷經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有一半鮮卑血統的唐帝國的統治、宋帝國時和邊錘小國的交流（例如大理、吐蕃、西夏、大遼和女真人的金帝國）、蒙古人所謂的入主中原並建立元帝國，和後來女真人建立的大清帝國和被納入帝國一部分的西藏和新疆人，其實根本已沒有什麼血統純正的中國人或漢人。
所謂的「中國」，只是在大清帝國瓦解時按政治需要建構出來的神話（例如什麼五族共和）。真正的中國，大概只是於大清帝國被推翻後出現的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後來的竊據神州大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而這個中國，直至九七年之前，都和香港沒半點關係。
由這時候開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等詞組，對我來說，漸漸變成不可分割的同義詞。
五、納粹中國 Chinazi
這些某程度上仍流於較為疏離的學術反思，隨著香港和中國的抗爭愈趨白熱化而進入新一個階段。這個時候，中國不再只是一個我厭惡但無關痛癢的「鄰國」，而是一個矢志奪去和摧毀香港一切的極權邪惡國度，是一個我們需要對抗的敵人，是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恨國度。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就如二戰時期的納粹和猶太人一樣：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不將之消滅，誓不罷休。
在這個前提下，任何和中國為敵的，我都視之為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本來我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浮誇和謊言也極為厭惡，但自從中美貿易戰以來，我竟然對他的惡感大減：他既然站在與中國為敵的立場上，在大關節上他就是我這個香港人的朋友，他的什麼缺點和短處，我都能夠「包容」。
若特朗普也是如此，其他本來我沒有惡感甚至有好感的，就更不用說了：例如在台灣總統大選，在未考慮仔細政綱和政績前，我已偏向蔡英文總統而不是親中的韓國瑜，等等。
六、沒有無辜的地獄中國（人）
近一年來，我的思考甚至進展至以一個「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 的角度去看中國，和中國人（某程度上這也是柏楊先生《醜陋的中國人》的角度）。我沒有糾纏於究竟這個國度只是頂層的權貴腐敗，還是整個國家都腐爛掉？究竟在這個邪惡國度中，是否還有一些不受污染的「中國人」呢？
從一個路西法效應的角度去看，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無論你本身是怎樣的一名謙謙君子或怯懦的小個子，一旦你踏進那個史丹福大學的監獄，戴上那副太陽眼鏡，穿上那身制服，你也會變得粗暴和邪惡，你也一樣會毆打囚犯。處境決定了一切，沒有人能例外。
若是如此，在中國的邪惡土壤上，又怎會有不受污染的人？真的有人能「出污泥而不染」嗎？惟一能夠置身事外的，大概只有那些被政權隔絕於這個大染缸的人：那些鋃鐺下獄或被軟禁在家的人。但若身處那個社會中，人人都會受這隻真正的「支那病毒」(Chinese virus) 感染，所差別者，只是程度而已。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獄鬼國」。
用一句潮語表達，就是所謂的「芝蔴仁沒有一個是磨菇的」（支那人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而事實上，中國這個政權能屹立至今，間接上也端賴中國人的沉默和默許：倘若有十分一的中國人能像香港人如今抗爭，習近平焉能像帝皇一樣安坐中南海？
結語：「我的」六個中國
讀到這裏，你大概也能明白，為什麼我在題目的「我的」二字加上引號：因為，來到 2020 年的今天，我不但早已不覺得中國和我有什麼關連，對我來說，中國還是一個必須消滅的敵對國度：如今在我的眼中，只有中國，而沒有「我的中國」。
事實上，有留意我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動向的，應該早已留意到我已經沒有使用「中國」一詞很久了：「中國」一詞看起來太平平無奇和文明了，和這個國度的邪惡粗暴毫不相襯：或許只有「支那」，才能勉強和這個國度的邪惡相符。
我想，這六個段落，大約就是我眼中的「中國」，或「支那」。
(原文: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88%91%E7%9A%84-%E5%85%AD%E5%80%8B%E4%B8%AD%E5%9C%8B/)
68 个评论
陈炯明、谭延闿是借壳复辟的满清改良派旧官僚，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多次谋杀革命党人。辛灏年先生早已撕破他...
參考劉仲敬對辛灝年的評價
辛灝年歷史觀商榷
[00:58:33]劉仲敬：首先，他是剝開了共產黨發明出來的歷史神話，所謂「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個歷史神話。剝開這一層我們就可以看到，共產黨所謂的什麼「國民黨反動派」、「抗戰中流砥柱」之類的說法全都是胡說八道、經不住考證的。你只要從一個地方產生疑點，一步一步地挖下去，就可以看出共產黨的真實角色，這個其實不是很難。你只要翻到民國時代的史料就可以看出，共產黨在民國時代的真實角色是什麼呢？那就跟真主黨在黎巴嫩是一樣的，是外國敵對勢力打入中華民國內部的一個代理人機構。
[00:59:11]真主黨是敘利亞和伊朗的代理人，它不是黎巴嫩的人。黎巴嫩人之所以容許真主黨存在，無非是因為黎巴嫩是個弱小的國家，打不過敘利亞和伊朗，沒有辦法，只有讓真主黨待在黎巴嫩境內。而它待在黎巴嫩境內，也很少幹什麼有利於黎巴嫩的事情，動不動就要暗殺黎巴嫩的政要人士，破壞黎巴嫩人正常的政治進程。黎巴嫩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號稱是中東的瑞士，經過它這一折騰以後，現在大家想起黎巴嫩，都覺得是一個恐怖主義橫行的地方。這個責任是多方面的，但是真主黨起到的作用無疑是最惡劣的。
[00:59:46]共產黨在民國時期發揮的作用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大家都知道，共產共產，共產就是不要民族的意思，不要民族，把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共產國際的大本營在蘇聯，中國共產黨是蘇聯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它的組織、人員、錢財、武器都是蘇聯人給它提供的。之所以沒有辦法把它趕出去，是因為中華民國像黎巴嫩政府一樣是一個很弱的政府，而且是派系林立，互不團結，所以沒有辦法把它趕出去，只是勉強容忍而已。
[01:00:18]如果反過來說，說真主黨代表了黎巴嫩人民的根本利益，真主黨打擊黎巴嫩主流政黨、暗殺黎巴嫩總統的做法是真主黨解放黎巴嫩人民，這句話讓黎巴嫩人聽起來，覺得這肯定是荒謬絕倫的事情。共產黨在中華民國時期幹的事情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只不過國際形勢對它更有利，有抗戰和冷戰這兩件事情中間一插，使它找到了機會，做到了黎巴嫩真主黨至今還沒有做到的事情，就是把黎巴嫩其他政治力量全部推翻了，自己建立一個真主黨統治的黎巴嫩。然後你假定真主黨統治了黎巴嫩以後，它要給自己發明一個神話，那麼這個神話也必然就會像共產黨發明的神話一樣。
[01:00:59]它要抹掉歷史記憶，要抹掉民國時期的老人都還記得的那個事實——它是蘇聯的傀儡組織，是蘇聯人派它進來顛覆中華民國的。要反過來說，把中華民國的統治者——這些統治者儘管有各方面的弱點，但是在49年前還是國際普遍承認的合法政府——把這些統治者當成是剝削階級、反動派和帝國主義代理人加以反對，然後把自己作為外國代理人征服中國的這個過程說成是它解放中國人民的過程，說成是中國人民自願擁護它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過程。這樣一種做法，在除了共產黨人以外的任何人看來都是極端的無恥。在共產黨的直接受害者國民黨人以及同情三民主義的人看來，那當然是更加無恥，更加無法忍受了。這一點，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01:01:51]到這一點為止，我跟他並沒有任何分歧。如果有什麼分歧的話那就是，我跟國民黨沒有什麼特殊的歷史關係，我個人也談不上是三民主義的同情者。所以，我也認為共產黨很無恥，但是，是不是認為國民黨就完全正確或者說是中國唯一的救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下面我們就要轉移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分析問題有兩方面，如果我被強盜打了，首先，如果有人說強盜是來解放我的，我一定要跟他拼命，天下哪有這麼不講理的人；第二，如果有人來跟我說，「你看看，為什麼張三碰上強盜以後他就把強盜給打死了，你碰上強盜就讓強盜把你給打得滿地找牙，你要好好反思你自己的錯誤」，如果我碰到這第二個人還要跳起來說他是壞蛋的話，那就是我自己不知好歹了。
[01:02:40]國民黨的反應很像是這樣的，它到了台灣以後還說是美國人對他不夠好，之所以沒有反攻大陸是美國人限制它，這就有點不知好歹了。它正常的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應該反思一下，共產國際對凱末爾也採取了顛覆措施，為什麼凱末爾就把蘇聯和共產黨都給打敗了，為什麼你蔣介石就讓蘇聯人給陷害了？同樣是蘇聯，蘇聯人難道說是特別愛凱末爾，特別不愛你嗎？顯然不是。蘇聯也是在波蘭擴張失敗以後才轉向東方的，它對伊斯蘭世界的擴張和對遠東的擴張是同一個步驟，最後哪一個成功哪一個失敗並不是蘇聯人自己能夠控制的。那你要解釋一下，為什麼凱末爾要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他就成功了，你國民黨想要建立中華民國，你就失敗了？這就要涉及更深層的問題。
[01:03:31]這個所謂的更深層的問題就有兩個層次。第一就是，就算你國民黨是完全正確的，共產黨是絕對邪惡的，好，你這個好人讓壞人給打敗了，你總得總結一下吧，「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是古人包含智慧的箴言，那你就要考慮，我為什麼會失敗，他為什麼會成功？他這麼壞，為什麼會成功？我這麼好，為什麼會失敗？我錯在哪兒了？所謂錯，不一定說是我在道德上錯，國民黨人可以說，三民主義就是對的，中華民國就是對的，好，我們可以承認這一點，但是你這個正確的三民主義為什麼讓不正確的共產主義打敗了？它到底用了什麼手段把你打敗了？你得把這個經驗教訓給總結出來，如果你總結不出來，那你下次還是會失敗。
[01:04:14]很遺憾，國民黨在這方面做得很差勁。也許忠誠的國民黨人會認為，國民黨一切都是對的，但是像我這樣根本就跟國民黨沒有歷史關係的人看來，這就是說明你被強盜打了一次還沒有吸取教訓，強盜第二次打你的時候，像在台灣的時候，你還是讓強盜打了。所謂雷電不會在同一個地方擊中同樣的人，而你居然在同一個陷阱上面跌倒了兩次，那就說明你自己很沒出息。我如果要選擇可以支持的對象的話，我不會選擇這種不斷犯同一個錯誤的人。這是比較淺層次的問題，是涉及國民黨本身和國民黨支持者的問題。
[01:04:54]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國民黨為什麼失敗，凱末爾為什麼成功，這裡面除了國民黨本身的錯誤以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所謂國民黨本身的錯誤，在我看來，我在《遠東的線索》裡面寫的就是，你根本就不應該聯合蘇聯去對付日本。大不了把滿洲國賠給了日本，你不跟日本人打仗，共產黨就沒有可乘之機，至多是像緬甸的共產黨那樣，在某些比較貧困落後、靠近蘇聯邊界的地方建立一些傀儡政府，但是它至少是打不到長江以南來。滿洲丟了就丟了，至少大江以南還是你國民黨的地盤，比跑到台灣要好得多。跑到台灣以後，已經吃了一次虧了，你無論如何要緊跟美日，不能夠再讓共產黨再統戰一次。再統戰一次，讓台灣人民看清楚，你跟共產黨的關係曖昧不清，很可能把台灣出賣給共產黨，結果你會在台灣都站不住腳。結果國民黨就這樣一再地犯錯誤，把自己的政治前途給斷送了。
[01:05:48]這個事情，它不能夠說自己沒有責任。你如果被強盜打了，那麼你自己沒有打敗強盜的能力，說明你身體不夠好，練武練得不夠好，你應該承擔練武練得不好的責任。你如果讓騙子騙了，你自己這麼容易上當受騙，怎麼別人不上當受騙，就讓你上當受騙了，你這麼容易受騙，你自己也要承擔責任。你就算是讓孔子復生，讓孫文或者蔣介石本人復生，我也要對他說這樣的話，而且他也是沒法反駁我這句話的。
[01:06:18]但是這背後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凱末爾為什麼成功，國民黨為什麼失敗，這就跟土耳其民族和中華民族的構建方式的不同有深刻的關係。蔣介石那個構建方式是什麼呢？他的構建方式不像凱末爾，而是像恩維爾帕夏。恩維爾帕夏是凱末爾的老師。青年土耳其黨人革命成功、對土耳其進行全面近代化改造的時候，凱末爾只是一個中級軍官，而恩維爾帕夏是國家領導人。他的政策是什麼呢？就是，奧斯曼土耳其這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我們是一定要保留的，像大清帝國一樣，我們不能容忍帝國主義把什麼利比亞、敘利亞這些地方都給分割出去，不行，奧斯曼帝國一定要統一，不僅奧斯曼帝國要統一，而且俄羅斯帝國控制的突厥語地區，比如像是哈薩克、吉爾吉斯這些地區，我們也要收復歷史失地。
[01:07:13]這樣一來，他就讓自己承擔了一個沒法承擔的重大任務，也就是說，他所設計的這個新土耳其要同時跟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作對。這樣一來，就只有德國人能夠支持他了。他首先依靠德國人的支持企圖跟英法作對，去收復失地，結果敗得落花流水。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跟著德國人走，結果導致了土耳其背離了傳統的保護人英國人，敘利亞的土地、阿拉伯的土地全都是丟光了。但是他還是不肯罷休，他趁著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機會，要收復哈薩克、吉爾吉斯那一帶的失地，所以他親自帶著兵打到中亞去，跟蘇聯紅軍打仗，結果死在蘇聯紅軍手中。
[01:07:56]凱末爾吸取他的經驗教訓，首先，他也像蔣介石和孫中山一樣，覺得既然是西方國家不支持我們搞近代化，我們就找蘇聯去支持吧，這不代表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只是在西方不支持我們、我們又是極端貧困落後的情況下，出於機會主義跟蘇聯合作一下，我們這些民族主義者跟共產主義者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只是借助他們的力量建國而已。所以國民黨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倒北洋軍閥，凱末爾也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希臘人。
[01:08:28]但是以後他的做法就不一樣了：他馬上就跟英法簽署條約，承認摩蘇爾是歸英國人的，敘利亞是歸法國人的——這在蔣介石來說，就等於是他承認滿洲國是歸日本的——解決了他跟帝國主義的糾紛問題。然後凱末爾反過來，毫不猶豫地鎮壓了國內的共產黨，然後跟蘇聯翻臉，然後跟英法簽署互助條約。接下來是，他的繼承者最後就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北約，加入了西方陣營。以後，土耳其的國本才真正穩定。
[01:08:57]我們設想一下，如果凱末爾也像是他的老師恩維爾帕夏和他的同道蔣介石這麼做，那他應該做什麼呢？就是，我們首先借助蘇聯人的幫助把土耳其共和國建立起來了，然後接下來下一步我們就要收復滿洲國，打倒帝國主義，收復失地，讓中華民族站起來，不光是大清帝國的土地我們要收復，連東南亞那些華人我們都要去插一槓子，那樣的話，他肯定就要收復敘利亞、收復利比亞、收復伊庇魯斯、收復地中海的各島嶼。這樣一來，誰能支持他呢？他也會像蔣介石一樣發現，要跟帝國主義作對的話，也只有斯大林才能支持他，而斯大林的支持不是免費的。
[01:09:37]蔣介石抗日，發現英國人保持中立，美國人保持中立，誰也不來管，最後只有斯大林願意用他的武器和空軍來支持蔣介石抗日，但是這裡面是有條件的：你必須解除對共產黨的禁令，恢復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讓共產黨加入統一戰線，讓共產黨到敵後去發展。發展出來的結果是怎樣呢？我們都已經看到了，共產黨從延安那三萬人一下子擴大到抗戰以後的三百萬人，趁著你國民黨跟日本人打仗的機會，把你國民黨派到敵後去的那三個省政府都給消滅了，把國民黨在敵後的機構消滅得乾乾淨淨，然後，戰爭一結束，蘇聯人就把滿洲的武器統統交給共產黨，讓共產黨有了推翻你的基礎。
[01:10:22]如果凱末爾也像蔣介石一樣做的話，那麼他也就只能恢復土耳其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依靠蘇聯的援助打英法帝國主義。就算是他收復了敘利亞和摩蘇爾的失地，那麼戰爭一結束，斯大林的紅軍進了柏林、橫掃東歐的情況下，難道說土耳其共產黨不會借著蘇聯的勢力，順便把凱末爾的繼承人趕出土耳其？那樣的話，他也就只有塞浦路斯可以去了。那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想象，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會建立一個像台灣國民黨這樣的流亡政府，而土耳其在亞洲大陸上的大片河山都要變成土耳其蘇維埃共和國的了。土耳其蘇維埃共和國會緊跟著蘇聯的屁股後面走，直到蘇聯本身垮台為止。
[01:11:03]這兩者的根本問題就是：凱末爾糾正了恩維爾帕夏的錯誤，他不再搞泛突厥主義，也不再搞奧斯曼主義，他選擇了小土耳其主義；而蔣介石卻堅持要維持大中華民族，要把滿洲、蒙古、西藏和海外的華人都維持到他的統治下，所以他就落到了跟恩維爾帕夏一樣的下場。他得不到凱末爾的下場，是因為他沒有走凱末爾的路，這才是根本性的問題。
[01:12:54]主持人：國共兩黨在追求大一統上是完全類似的，像辛灝年老師的《誰是新中國》對中國未來藍圖的勾畫，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的大一統中華民國的概念。你是怎麼看的？
[01:13:43]劉仲敬：這就涉及到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根本性之處。我們都知道，孫中山是有前後兩截的。他前一部分是美國的崇拜者，要凡事以美國為師，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聯邦制度他也是不反對的；後半截呢，他要求以俄為師，要由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實行訓政。這兩個孫文是怎樣聯繫起來的呢？這就涉及到中華民族構建的根本問題——這也是大土耳其主義的問題：如果你搞奧斯曼主義，像恩維爾帕夏那樣，敘利亞人就要問一下，憑什麼你來統治我們阿拉伯人？為什麼你們可以建立民族國家，我們就不能建立民族國家？孫文最初的革命，在他第一個中華民國時期，他要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換成我的語言來說，他就是要把東亞從內亞征服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這樣做實際上就是承認了，滿蒙藏這些所代表的內亞跟東亞在文化上和歷史上有著太多的差別，不適合構建為同一個民族。
[01:14:44]像恩維爾帕夏，他想把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構成同一個民族，結果遭到悲慘的失敗，而且不僅是在政治上失敗了，在道義上也說不過去。憑什麼阿拉伯人一定要讓你領導呢？同樣的道理，滿洲人、蒙古人為什麼要跟你做同一個民族呢？如果人家非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你有什麼正當的理由來反對呢？如果你是古人，康熙皇帝或者成吉思汗，你可以說我用征服者的權力，誰打贏了誰就行；但是你如果要建立民主，民主就是讓人民自己說話，人民願意跟誰就跟誰，那麼不可避免地，像大清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樣的多元帝國，你得讓各地的人民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如果他們要高興建立亞美尼亞國、庫爾德國、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或者希臘東正教共和國，你有什麼理由說，你一定要只能建立一個大奧斯曼共和國或者大奧斯曼帝國？或者說是，你只能建立一個土耳其國，不能建立阿拉伯國？這個在道義上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
[01:15:42]所以，孫文早期在邏輯上還比較一致，他直截了當地就說是，驅逐滿蒙，我們自己各人建各人的國就行了；但是後期的話，自從跟蘇聯人搞到一起以後，他就直截了當地要恢復大清帝國的整個版圖。那麼這些版圖，各地的人民是不會自願重建這樣一個帝國式的國家的，既然不能自願地建立政權，那麼就只有用不自願的手段了，那麼不自願的手段就只有用列寧主義先鋒隊的手段了。就是說，你們廣大人民是無知的，你們不懂得什麼叫做政治，你們也不用管政治，我們這個先鋒隊組成的國民黨對你們實行專政，代你們管政治。
[01:16:20]但是這樣的話，你還要民主幹什麼呢？你已經把人民排除在政治之外了，那老老實實的人民就要說一句話，我們驅除什麼韃虜反對什麼大清？以前政治上的事情大清替我們管，我們只管納糧就行了，現在你們國民黨來了，你們說「政治上的事情我們管就行了，你們繼續納糧就行了」，那麼我們吃飽了撐的跟著你們去推翻大清？你自己已經背叛了自己，跟著你這條路有什麼民主可言？如果你跟大清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你們國民黨的專制雖然比蘇聯和共產黨的專制要稍微溫和一點，但是比大清的專制來說已經是更苛刻了，我們等於是從大清那種比較溫和的專制落到了你們這種比較苛刻的專制當中，我們為什麼要擁護你？這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
[01:17:03]你要是全憑槍桿子的力量，那就大家無話可說，誰能打贏算誰的；但是如果想要搞民主、要用說服的力量的話，這樣的邏輯是沒有辦法說服人的。所以這樣的構建方式自身就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國民黨最後真正實現統治還是依靠蘇聯槍桿子的支持，最後才打敗了北洋軍閥。如果真的按照民國初年議會選舉的方式，就算是宋教仁當了總理、孫中山當了總統，那麼下一屆還是會有其他的政權，也許梁啓超就是下一屆總統了，他不可能一直執政的。而且梁啓超總統或者孫中山總統都沒有辦法拒絕達賴喇嘛和西藏人脫離中華民國，另外建立西藏共和國的。所以中華民國注定只是個過渡性的概念。
[01:17:48]你要麼真正實行民主，那麼孫中山和宋教仁可以當一屆總統或者總理，但是下一屆就要由梁啓超和其他政黨來當，同時，滿洲人、西藏人或者是穆斯林也完全有權利像你一樣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所以你的國家是注定要分裂的。要麼你就說，統一高於分裂，是最重要的，民主不民主不重要，那麼我就要效仿蘇聯，自己建立一個列寧黨，自己搞專政了，不管你們高興不高興統一，我們都要強迫你們統一。那樣的話，你有什麼資格去反對共產黨呢？你唯一的理由就是，共產黨是在位的專政黨，而我是在野的專政黨，何必呢？人們群眾，除了跟國民黨有特殊關係的人，或者說是因為跟國民黨有特殊關係而被共產黨整了、要向共產黨復仇的人，其他人佔人口大多數，為什麼要跟你國民黨走，要把一種專制換成另外一種專制？要民主很好，但是大家一起民主，我如果要民主的話，我就講不出有什麼理由一定不讓西藏人獨立、一定不讓新疆穆斯林獨立。
[01:21:13]主持人：民國派提出的口號是「光復中國大陸，恢復中華民國」，版圖和憲法都繼承蔣介石時代的大一統中華民國，你對這種觀點怎麼看？
[01:21:36]劉仲敬：這個就要從道義和現實這兩個角度分析。從道義上講，這是站不住腳的。中華民國直接繼承了大清的版圖，這個理論就等於是要在歐洲建立一個神聖羅馬共和國，在俄羅斯建立一個大斯拉夫共和國，在中東建立一個大奧斯曼共和國。無論是歐洲人、東歐人還是中東人，對這種事情都不感冒。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是，各人建立自己的小共和國，波蘭人建立波蘭人的共和國，庫爾德人建立庫爾德人的共和國。
[01:22:09]歐洲之所以現在是特別太平和富裕，恰好就是因為它已經走完了這個過程。波蘭也好，捷克也好，各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然後在大家都自由民主的基礎上再建立歐盟，所以天下就比較太平。而中東之所以不太平，就是因為這個過程還只走了一半。像庫爾德，它就等於是很像十九世紀的波蘭，還處在剛剛獨立建國的過程中。沒有走完這個過程，所以中東的情況就比較混亂。伊拉克實際上是三個不同的族群拼湊在一起的，所以它即使是在民主以後也不穩定。伊朗像是以前的奧斯曼和大俄羅斯一樣，也是各個不同族群拼湊起來的國家，所以它的路才走了一半。中東有很多問題，但是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民族構建還沒有完成。
[01:22:52]中華民國所發揮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大清帝國解體以後的一個維持會，它不可能逃避世界其他地方都走的歷史規律。你一定要把大清帝國的版圖保全下來，那麼最後你還是得選擇共產黨。這裡面是有歷史必然性的。你想，國民黨的專制不徹底，所以它就鎮不住西藏；而共產黨的專制比國民黨徹底，它就能夠鎮得住西藏。所以等於是共產黨實現了國民黨沒有實現的理想。從這個角度來講，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剽竊它、迫害它是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因為共產黨替他們做到了他們自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
[01:23:30]而西藏這件事情就很充分地表現出國民黨自相矛盾的性質，你又要自由民主，又要大一統，我在《民國紀事本末》上就說，這種說法就等於說是，我又要減肥又要天天吃甜食，這是不可能得兼的事情。你要自由民主，那就不能要大一統；要大一統，你就只能放棄自由民主。共產黨是做得很徹底，我索性根本就不要什麼資產階級虛偽民主了，乾脆專政到底，結果它反而能站得住腳；而國民黨則是兩頭落空，一方面要大一統，一方面又捨不得自由民主，結果它落到了現在這種下場。
[01:24:08]結果是，民進黨把自由民主這邊給佔了，共產黨把大一統這邊給佔了，國民黨落得兩頭落空。在台灣人看來，你為了大一統準備犧牲自由民主，把我們出賣給了共產黨；在大陸人看來，你滿口自由民主，但是你沒有能力實現大一統，讓你們來了以後西藏還是要獨立。結果，本來想兩面都佔到的，結果卻搞到兩頭落空，何必呢？我在《民國紀事本末》上把這種做法就叫做，腳踩兩條船的人，結果是首先就落水。國民黨現在這種情況就是首先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