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Ethnic anti-chinese为中心的身份认同
刘阿姨的诸夏是一个不错的常识，但我觉得似乎太分散琐碎，民族构建本身也是一个工程浩大的事情，如此多的民族逐个构建是在是非常麻烦。同时因为有一些反华志士反感民族主义，可能对于诸夏的构建并不感冒。
支那通常会以ethnic chinese来进行统战，也就是文化认同的华人身份。
作为一个本质反华派，我始终觉得，我们是否可以构建出一种完全对立的文化身份认同，也就是Ethnic anti-chinese，反华族的身份认同。
始于支那，终于反华，以否定解构一切支那文化和传统，为对抗支那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全新的身份认同，来团结一切出身于支那，而致力于脱离支那的反华志士。
支那通常会以ethnic chinese来进行统战，也就是文化认同的华人身份。
作为一个本质反华派，我始终觉得，我们是否可以构建出一种完全对立的文化身份认同，也就是Ethnic anti-chinese，反华族的身份认同。
始于支那，终于反华，以否定解构一切支那文化和传统，为对抗支那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全新的身份认同，来团结一切出身于支那，而致力于脱离支那的反华志士。
38 个评论
仅仅通过他者反向塑造自身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它会导致你丧失建构的主动权。这很难创造出新的身份认同，反而更可能会创造出无数的碎片。如果你的构建是仅仅基于你反对的对象而存在的话，你是无法真正完成建构的，你的建构理论强度完全依赖于你的对手的建构强度。
换言之，是先有中华主义Sinolism的存在，才会出现反中华主义。如果中华主义者抛出一个论点说明中华民族是存在的，反华主义就必须针对中华主义的论点逐一反驳，而反驳的工具，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定义是完全掌握在Sinolism的手中的。别的不说，梁启超搞的“中华民族”最早单独就是指汉族，根本没出过十八省。中华主义的内涵不断变化，反华主义也必须不断变化；中华主义的变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但是正因如此，反华主义的解构也是不成体系的。“驱逐鞑虏”和“五族共和”根本就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后者占主导的情况下，前者就成为了反华主义的工具；同样，如果在前者占主导的情况下，“满汉一体”又会成为反华主义的工具。“元清非华夏”也是因为历史阶段的不同，而有时是中华主义的口号，有时又是反华主义的口号。中华主义构建的矛盾性本身也会导致反华主义的矛盾性。
比如中华主义者会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粤人发明的，那么粤人是不是中华？粤人的传统文化比如传统节日，嫁娶风俗算不算文化和传统的一种？
如果你基于单纯的反华主义立场，你就必须证明粤人不是中华主义者口中的中国人，等于你要证明从越秀区到三藩市的粤人都不是中国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定义“中国人”的权力就掌握在中华主义者手中。
但是如果基于本土民族主义就很好解决了。南粤自从百越时期就是自成一体的民族，自从宋代以来南粤遭遇了北佬的千年压迫，应该驱逐北佬，光复大粤民国。这个过程中根本不需要与中华主义者纠缠“谁谁谁是不是中国人”，反正你们都是北佬。这样就不会丧失构建的主动权，因为本土民族的构建权力是掌握在本土爱国者手中的。
换言之，是先有中华主义Sinolism的存在，才会出现反中华主义。如果中华主义者抛出一个论点说明中华民族是存在的，反华主义就必须针对中华主义的论点逐一反驳，而反驳的工具，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定义是完全掌握在Sinolism的手中的。别的不说，梁启超搞的“中华民族”最早单独就是指汉族，根本没出过十八省。中华主义的内涵不断变化，反华主义也必须不断变化；中华主义的变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但是正因如此，反华主义的解构也是不成体系的。“驱逐鞑虏”和“五族共和”根本就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后者占主导的情况下，前者就成为了反华主义的工具；同样，如果在前者占主导的情况下，“满汉一体”又会成为反华主义的工具。“元清非华夏”也是因为历史阶段的不同，而有时是中华主义的口号，有时又是反华主义的口号。中华主义构建的矛盾性本身也会导致反华主义的矛盾性。
比如中华主义者会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粤人发明的，那么粤人是不是中华？粤人的传统文化比如传统节日，嫁娶风俗算不算文化和传统的一种？
如果你基于单纯的反华主义立场，你就必须证明粤人不是中华主义者口中的中国人，等于你要证明从越秀区到三藩市的粤人都不是中国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定义“中国人”的权力就掌握在中华主义者手中。
但是如果基于本土民族主义就很好解决了。南粤自从百越时期就是自成一体的民族，自从宋代以来南粤遭遇了北佬的千年压迫，应该驱逐北佬，光复大粤民国。这个过程中根本不需要与中华主义者纠缠“谁谁谁是不是中国人”，反正你们都是北佬。这样就不会丧失构建的主动权，因为本土民族的构建权力是掌握在本土爱国者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