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病」的根源是「嬌縱心態」，雷根之後的30年被左派領上了一條不歸路
原文：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8325
一九五三年，「冷戰之父」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在被排擠出國務院，結束其長達二十七年的外交官生涯，剩下的就只有「獨處、沉思和寫作」三件事了。他曾考慮永遠離開美國，他認為美國文明已經失敗了，從統治菁英到普通民眾，都狂妄自大、驕奢淫逸，無視國家面臨的內憂外患。
他不無傷感地寫道：「我認為，我們的政治體制不足以滿足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時代的需要」，「我想這個國家注定要失敗的，這種失敗一定是悲劇性的、代價巨大的。」
正是在這一人生轉折點上，凱南開始思考政治、道德和宗教之關係，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相信，上帝不會輕易寬恕，我們所做的那些自我貶損的事情、有損尊嚴的事情。」他在從華盛頓開往普林斯頓的列車途中寫道：「這個國家已經激不起我的興趣了。這是一個極其讓人厭煩的國家，雖然她自己絲毫沒有意識到，卻已經注定了悲哀和可憐的命運。」
先知在其故鄉或居住地是不受歡迎的。凱南如此，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亦如此。
施特勞斯來到美國之後，一直不曾身處鎂光燈之下。他離群索居，卻從未停止思考美國的命運——他的結論是，倘若正義和節制、勇敢和智慧喪失了，那麼共和政體也就走到了末日。
他發現，當下的美國人宛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筆下的「末人」——末人們自我陶醉，自我滿足。他們不知驚訝也不知敬畏，不知恐懼也不知羞恥。他們的靈魂退化了。他們令人厭惡至極。他嘲諷說：「是在死人中活著更好呢，還是在一個無聊者的社會中死去更好。」
施特勞斯對左派奉為最高信仰的自由和平等嗤之以鼻，他認為，「自由與平等與其說是目標，不如說是對軟弱和激情的讓步。」他看到了美國社會的平庸化以及對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扼殺：「一個未為靈魂對偉大的渴望保留充足空間的政治社會，或許能一時毀滅或壓制人的人性，但長遠來看，它最可能導致它自己的毀滅。」
美國二十世紀最具原創性的社會哲學家米克爾約翰（Alexander Meiklejonh）發現，當代的美國人，與當年美國生活方式的締造者和政府體制的設計者們已然形成奇怪的對比。
開國元勛們在生產經營領域都堪稱精明冷靜，但在談及為這國家設計的宏偉藍圖時卻充滿激情、理想和信念，他們設計出堪稱人類最高成就的社會秩序。然而，今天的美國人卻喪失了對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信心，將這些價值當做「可恥的圈套」。
米克爾約翰指出，這種變化的根源是宗教生活的弱化。新教興起時，在人類事務中，「上帝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人基於機務、基於自己所效忠的至高無上的真實的推崇，思想並生活。來到美洲的新教徒開啟了某種旅程，突破陳腐的壁壘，為人類文明的前進開闢了新道路。
如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說，「每個人獨立工作，不斷強化內心，磨煉自己的能力，接受嚴格訓練生活，致力於智力上的追求。但是，到了今天，信仰變成了自欺欺人、自我沉迷，任何人都可以選擇讓其感覺舒服的內心確信。」
「相信上帝會讓我感到快樂，因此我選擇相信。相信宇宙會照顧人類價值觀，可以讓我獲得精神方面的健康及安逸，因此我選擇相信。相信接受我周圍其他人相信的信條，可以讓我走得更加順利，可以緩衝社會衝突，因此我選擇相信。」由此，宗教淪為「毒化心靈的鴉片」，它們徹底摧毀了新教從一開就大肆宣揚的崇高的精神獨立，使其在相對於義務的關係層面，變得不負責任。
中國學者余世存用「類人孩」的概念解讀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莊園》，大大推展了這部巨著的普世性——它不單單是反對蘇聯極權主義的感時憂世之作，它更揭示了任何形式的左翼思想本質上的虛偽與矛盾：「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
而中國心理學家武志紅在《巨嬰國》中指出，中國人都是「共生、全能自戀、偏執分裂」的巨嬰，中國人都在找媽媽——不單中國人如此，美國人何嘗不是如此呢？
早在一九四零年代，保守派思想家維沃（Richard M. Weaver）就發現了「美國病」的根源是「嬌縱心態」——被寵壞的孩子是看不到努力和回報之間的關係的。美國人將「追求幸福的權利」解讀為「享有幸福的權利」，一詞之差，謬之千里。他發現，美國被那些「嬌縱」的「末人」佔領了：
維沃發現，左派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於舒適的膜拜，這表明人們要完全生活在此岸世界的決心。人們心中已經失去像大教堂的建造者們所懷有的那種勞動目標了。他們對大草原和天空漠不關心，卻在電視機前虛度時光（現在則是智慧型手機），並用垃圾食品填塞自己的嘴和胃。這種沒有節制的享樂主義，必然導致思想上的信仰缺失，以及社會道德的敗壞。
在清教徒時代，人們往往提前邁入成年人的門檻——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外部條件，讓在年齡上還不是成年的少年人，在心智上提前成熟，他們必須承擔起為生存而搏鬥的責任。他們是農夫，是牛仔，是普通人，卻具有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
然而，在物質大大豐富的今天，美國人卻從來不知道如何做一名成年人。「一個人必須服從紀律、經受鍛煉方可成人，一個人應當感恩那些有助於他成長的壓力和挫折——這種觀念可以讓浪漫主義者更深刻地認識到教育的意義。現在這名公民是一個被父母寵壞的孩子，他縱容自己的慾望，放任自我中心主義無限膨脹，直到他無法做出任何掙扎為止。」維沃認為，對於美國來說，這種內在的精神危機，比蘇聯的外在威脅更大。
在維沃之後數十年，曾任聯邦巡迴法院法官和代理司法部長的法學家博克（Robert Bork），在《萎靡不振朝向蛾摩拉：現代自由主義和美國的衰落》一書中，再度向那些「被寵壞的美國人」大聲疾呼：美國走向的不是一條「出埃及」的正道，而是朝向蛾摩拉（上帝毀滅的罪惡之城）的歧途。
博克認為，人們在周遭所觀察到的道德衰敗，源於現代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兩件事：徹底的平等主義和徹底的個人主義。前者是尋求「結果的平等而非機會的平等」，後者是「對個人滿足之限制的急劇減少」。
博克指出，在過去的美國，「經由宗教、道德、法律……和勤奮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對匱乏的畏懼感，人類避開了放縱的享樂主義——也就是無限制的個人主義的最後階段。」但是，這一傳統逐漸被不斷增長的富裕所破壞。富裕帶來了厭倦感，塑造了一種以消費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是缺乏意義的。
如此一來，又導致了一種感官性的貪慾，希望藉此可以除去這種無意義感，卻不由自主地陷入惡性循環之中。此外，再加上使人不需要費力工作的科技愈來愈普及，催生了一種趨向消費主義和娛樂的文化，而這些又都愈來愈集中在性與暴力上。
美國成了一個迷戀科技的社會，重視個人的便利過於一切。「對於任何阻礙個人便利的事都感到不耐煩——宗教、道德以及法律都造成了阻礙。」因此，人們肆無忌憚攻擊這些限制、約束和傳統的規範。
博克也對左派的偽善與邪惡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他指出，現代自由主義有一種論調——美國是一個缺乏「結果的平等」的社會，為了消除「結果的不平等」，必須否定「機會的平等」。甚至必須使用強制的方式來彌補，以產生他們期待的「結果的平等」。所以，當政府尋求重新分配財富並製造「結果的平等」時，徹底的平等主義就變成了政府所施行的暴政。由此，美國開始將已經崩壞的冷戰敵人蘇聯當做仿效的榜樣。
在博克來看，左派意識形態造成了一系列惡果：社會共識和習俗瓦解；犯罪、不法行為和福利花費的上升；以「便利」之名所製造的謀殺（墮胎、受協助的自殺和安樂死）；激進女權主義對傳統家庭和性道德的攻擊；黑人和白人之間日益增長的緊張關係；知識水準的降低；對宗教的拒絕；美國政府普遍的腐敗。
雷根（Ronald Reagan）之後的三十年，美國就這樣被左派領上了一條不歸路。
一九五三年，「冷戰之父」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在被排擠出國務院，結束其長達二十七年的外交官生涯，剩下的就只有「獨處、沉思和寫作」三件事了。他曾考慮永遠離開美國，他認為美國文明已經失敗了，從統治菁英到普通民眾，都狂妄自大、驕奢淫逸，無視國家面臨的內憂外患。
他不無傷感地寫道：「我認為，我們的政治體制不足以滿足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時代的需要」，「我想這個國家注定要失敗的，這種失敗一定是悲劇性的、代價巨大的。」
正是在這一人生轉折點上，凱南開始思考政治、道德和宗教之關係，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相信，上帝不會輕易寬恕，我們所做的那些自我貶損的事情、有損尊嚴的事情。」他在從華盛頓開往普林斯頓的列車途中寫道：「這個國家已經激不起我的興趣了。這是一個極其讓人厭煩的國家，雖然她自己絲毫沒有意識到，卻已經注定了悲哀和可憐的命運。」
先知在其故鄉或居住地是不受歡迎的。凱南如此，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亦如此。
施特勞斯來到美國之後，一直不曾身處鎂光燈之下。他離群索居，卻從未停止思考美國的命運——他的結論是，倘若正義和節制、勇敢和智慧喪失了，那麼共和政體也就走到了末日。
他發現，當下的美國人宛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筆下的「末人」——末人們自我陶醉，自我滿足。他們不知驚訝也不知敬畏，不知恐懼也不知羞恥。他們的靈魂退化了。他們令人厭惡至極。他嘲諷說：「是在死人中活著更好呢，還是在一個無聊者的社會中死去更好。」
施特勞斯對左派奉為最高信仰的自由和平等嗤之以鼻，他認為，「自由與平等與其說是目標，不如說是對軟弱和激情的讓步。」他看到了美國社會的平庸化以及對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扼殺：「一個未為靈魂對偉大的渴望保留充足空間的政治社會，或許能一時毀滅或壓制人的人性，但長遠來看，它最可能導致它自己的毀滅。」
美國二十世紀最具原創性的社會哲學家米克爾約翰（Alexander Meiklejonh）發現，當代的美國人，與當年美國生活方式的締造者和政府體制的設計者們已然形成奇怪的對比。
開國元勛們在生產經營領域都堪稱精明冷靜，但在談及為這國家設計的宏偉藍圖時卻充滿激情、理想和信念，他們設計出堪稱人類最高成就的社會秩序。然而，今天的美國人卻喪失了對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信心，將這些價值當做「可恥的圈套」。
米克爾約翰指出，這種變化的根源是宗教生活的弱化。新教興起時，在人類事務中，「上帝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人基於機務、基於自己所效忠的至高無上的真實的推崇，思想並生活。來到美洲的新教徒開啟了某種旅程，突破陳腐的壁壘，為人類文明的前進開闢了新道路。
如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說，「每個人獨立工作，不斷強化內心，磨煉自己的能力，接受嚴格訓練生活，致力於智力上的追求。但是，到了今天，信仰變成了自欺欺人、自我沉迷，任何人都可以選擇讓其感覺舒服的內心確信。」
「相信上帝會讓我感到快樂，因此我選擇相信。相信宇宙會照顧人類價值觀，可以讓我獲得精神方面的健康及安逸，因此我選擇相信。相信接受我周圍其他人相信的信條，可以讓我走得更加順利，可以緩衝社會衝突，因此我選擇相信。」由此，宗教淪為「毒化心靈的鴉片」，它們徹底摧毀了新教從一開就大肆宣揚的崇高的精神獨立，使其在相對於義務的關係層面，變得不負責任。
中國學者余世存用「類人孩」的概念解讀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莊園》，大大推展了這部巨著的普世性——它不單單是反對蘇聯極權主義的感時憂世之作，它更揭示了任何形式的左翼思想本質上的虛偽與矛盾：「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
而中國心理學家武志紅在《巨嬰國》中指出，中國人都是「共生、全能自戀、偏執分裂」的巨嬰，中國人都在找媽媽——不單中國人如此，美國人何嘗不是如此呢？
早在一九四零年代，保守派思想家維沃（Richard M. Weaver）就發現了「美國病」的根源是「嬌縱心態」——被寵壞的孩子是看不到努力和回報之間的關係的。美國人將「追求幸福的權利」解讀為「享有幸福的權利」，一詞之差，謬之千里。他發現，美國被那些「嬌縱」的「末人」佔領了：
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一般生下來就貪圖安逸、厭惡紀律、蔑視過去；因為畢竟資本積累就意味著把過去努力的成果積累到當下。但是自我縱容、目光短淺的現代人既不看過去也不看將來；他觀察不平等的現象，並且試圖抹除這些不平等，他的信條使他拒不承認人與人之間品質上的不平等。
他找到這樣一句口號來表達抗議：「不能讓財產權凌駕於人權之上。」人權是很好，可它不能與義務相分離。但是如今看來，大眾固執地認為他們不必通過服從工作紀律來換取回報，通過掠奪一樣可以獲得財富。法蘭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寫道：「當民主的力量達到了它的頂點，無產的多數人勢必吃光少數派的資本，就這樣文明將穩步走向衰微。」
維沃發現，左派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於舒適的膜拜，這表明人們要完全生活在此岸世界的決心。人們心中已經失去像大教堂的建造者們所懷有的那種勞動目標了。他們對大草原和天空漠不關心，卻在電視機前虛度時光（現在則是智慧型手機），並用垃圾食品填塞自己的嘴和胃。這種沒有節制的享樂主義，必然導致思想上的信仰缺失，以及社會道德的敗壞。
在清教徒時代，人們往往提前邁入成年人的門檻——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外部條件，讓在年齡上還不是成年的少年人，在心智上提前成熟，他們必須承擔起為生存而搏鬥的責任。他們是農夫，是牛仔，是普通人，卻具有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
然而，在物質大大豐富的今天，美國人卻從來不知道如何做一名成年人。「一個人必須服從紀律、經受鍛煉方可成人，一個人應當感恩那些有助於他成長的壓力和挫折——這種觀念可以讓浪漫主義者更深刻地認識到教育的意義。現在這名公民是一個被父母寵壞的孩子，他縱容自己的慾望，放任自我中心主義無限膨脹，直到他無法做出任何掙扎為止。」維沃認為，對於美國來說，這種內在的精神危機，比蘇聯的外在威脅更大。
在維沃之後數十年，曾任聯邦巡迴法院法官和代理司法部長的法學家博克（Robert Bork），在《萎靡不振朝向蛾摩拉：現代自由主義和美國的衰落》一書中，再度向那些「被寵壞的美國人」大聲疾呼：美國走向的不是一條「出埃及」的正道，而是朝向蛾摩拉（上帝毀滅的罪惡之城）的歧途。
博克認為，人們在周遭所觀察到的道德衰敗，源於現代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兩件事：徹底的平等主義和徹底的個人主義。前者是尋求「結果的平等而非機會的平等」，後者是「對個人滿足之限制的急劇減少」。
博克指出，在過去的美國，「經由宗教、道德、法律……和勤奮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對匱乏的畏懼感，人類避開了放縱的享樂主義——也就是無限制的個人主義的最後階段。」但是，這一傳統逐漸被不斷增長的富裕所破壞。富裕帶來了厭倦感，塑造了一種以消費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是缺乏意義的。
如此一來，又導致了一種感官性的貪慾，希望藉此可以除去這種無意義感，卻不由自主地陷入惡性循環之中。此外，再加上使人不需要費力工作的科技愈來愈普及，催生了一種趨向消費主義和娛樂的文化，而這些又都愈來愈集中在性與暴力上。
美國成了一個迷戀科技的社會，重視個人的便利過於一切。「對於任何阻礙個人便利的事都感到不耐煩——宗教、道德以及法律都造成了阻礙。」因此，人們肆無忌憚攻擊這些限制、約束和傳統的規範。
博克也對左派的偽善與邪惡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他指出，現代自由主義有一種論調——美國是一個缺乏「結果的平等」的社會，為了消除「結果的不平等」，必須否定「機會的平等」。甚至必須使用強制的方式來彌補，以產生他們期待的「結果的平等」。所以，當政府尋求重新分配財富並製造「結果的平等」時，徹底的平等主義就變成了政府所施行的暴政。由此，美國開始將已經崩壞的冷戰敵人蘇聯當做仿效的榜樣。
在博克來看，左派意識形態造成了一系列惡果：社會共識和習俗瓦解；犯罪、不法行為和福利花費的上升；以「便利」之名所製造的謀殺（墮胎、受協助的自殺和安樂死）；激進女權主義對傳統家庭和性道德的攻擊；黑人和白人之間日益增長的緊張關係；知識水準的降低；對宗教的拒絕；美國政府普遍的腐敗。
雷根（Ronald Reagan）之後的三十年，美國就這樣被左派領上了一條不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