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代的非洲留学生
在1960年代的苏联大学生眼中，什么样的人最受国家的优待？除了笑话中「我相信社会主义，但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的特别阶层，答案很有可能是来自非洲国家的留学生。在老大哥的照顾下，这些人不仅机票学费均由苏联政府报销，补助金高达本地学生两三倍之多，而且还免于修读苏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标准课程，甚至到红场示威都不会被暴力打压，待遇之好足以令有自尊的苏联公民羞愤不已。
1963年12月19日，加纳留学生埃德蒙·阿萨尔·阿多死亡事件后，数百名非洲留学生在莫斯科游行示威，抗议苏联社会对他们种族歧视，结果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尤其令苏联人不可思议的是，不少非洲留学生对苏联政府并不领情，待久了以后不但对这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加批判，有些人甚至在西方媒体上宣扬在苏联受到的种族歧视，令大力声援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的苏联官方颇感尴尬。
早在1950年代后期，苏联尚未大举吸引非洲青年赴苏留学，便有极少数非洲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前来投奔，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等高等学府。不幸的是，这些不惜下沉海底的非洲青年中，有些在苏联高校立刻感到不堪忍受。除了思想政治课程太过繁重、学分绩点甚至反超专业课之外，很多学校实行多年早已天经地义的活动，比如每年例行的下乡学农劳动，都让向往现代教育的非洲留学生匪夷所思。
学业之外，非洲留学生还要参加有关部门的活动，比如作为「冒死奔赴苏联的亚非拉自由战士」接受市民的掌声，令这些往往是拿着联合国奖学金从纽约坐飞机过来的精英学生啼笑皆非。更不堪的经历发生在尼日利亚学生西奥菲勒斯·奥孔库沃身上。
一次去体育馆练习拳击时，他发现有路人在拍照而未阻拦，结果几周后竟发现自己的形象被PS后出现在苏联外宣杂志《新时代》上。《新时代》上，奥孔武沃的手腕被PS上了刚刚挣脱的锁链，面前是挥舞皮鞭的白人奴隶主
最猛烈的文化冲击，则是他们初来乍到就要面对苏联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不但室友都是上面为了监视自己专门挑选的，还有些苏联同学总是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随后校方就会发现自己在寝室收听西方广播，或者向当地同学传播境外书刊及音像制品。
这些人不但在宿舍里播放「淫荡至极」的美国爵士乐，被党团干部制止时还报之以苏联人闻所未闻的直率回应，而且，他们虽然对苏联体制并无敌意，对苏联的批评却往往比严肃的政治批判更能戳伤年轻人：
没有小汽车，没有咖啡馆，吃的差，穿的差，商店里啥都没有，什么都没买不到，整个莫斯科都灰蒙蒙的缺乏色彩，没有能放松呼吸的地方，没有能找点无害的大学生乐子的地方。别说巴黎了，这里连达喀尔（西非城市）都不如……
正如此人所说，非洲学生不必有什么特别的行为，仅凭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就足以腐蚀苏联青年。不少留学生都发现，他们带到苏联来的衣物往往远比莫斯科普通市民能买到的货色都体面得多，以至于常有满脸嫉恨的路人向他们求购身上的衣裤鞋袜。
个别热衷于分享欧美游历经历的留学生，还有意无意地扮演了更加危险的角色——据一位爱聊天的东非留学生回忆，有苏联朋友和他私下谈话后，当场「把脸埋进了手里」，痛心疾首地表示：「是真的，我们没有自由……」
最触碰底线的问题发生在1960年，非洲学生们开始要求建立独立的学生组织。其中四人被驱逐后，立刻向西方媒体讲述了这段光怪陆离的留学经历，弄得苏联政府十分尴尬。不过，苏联领导人的战略目光已经投向第三世界国家，吸引留学生的事业只能进一步向前推进，即使他们的到来难免意味着危险。
1963年12月19日，加纳留学生埃德蒙·阿萨尔·阿多死亡事件后，数百名非洲留学生在莫斯科游行示威，抗议苏联社会对他们种族歧视，结果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尤其令苏联人不可思议的是，不少非洲留学生对苏联政府并不领情，待久了以后不但对这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加批判，有些人甚至在西方媒体上宣扬在苏联受到的种族歧视，令大力声援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的苏联官方颇感尴尬。
早在1950年代后期，苏联尚未大举吸引非洲青年赴苏留学，便有极少数非洲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前来投奔，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等高等学府。不幸的是，这些不惜下沉海底的非洲青年中，有些在苏联高校立刻感到不堪忍受。除了思想政治课程太过繁重、学分绩点甚至反超专业课之外，很多学校实行多年早已天经地义的活动，比如每年例行的下乡学农劳动，都让向往现代教育的非洲留学生匪夷所思。
学业之外，非洲留学生还要参加有关部门的活动，比如作为「冒死奔赴苏联的亚非拉自由战士」接受市民的掌声，令这些往往是拿着联合国奖学金从纽约坐飞机过来的精英学生啼笑皆非。更不堪的经历发生在尼日利亚学生西奥菲勒斯·奥孔库沃身上。
一次去体育馆练习拳击时，他发现有路人在拍照而未阻拦，结果几周后竟发现自己的形象被PS后出现在苏联外宣杂志《新时代》上。《新时代》上，奥孔武沃的手腕被PS上了刚刚挣脱的锁链，面前是挥舞皮鞭的白人奴隶主
最猛烈的文化冲击，则是他们初来乍到就要面对苏联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不但室友都是上面为了监视自己专门挑选的，还有些苏联同学总是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随后校方就会发现自己在寝室收听西方广播，或者向当地同学传播境外书刊及音像制品。
这些人不但在宿舍里播放「淫荡至极」的美国爵士乐，被党团干部制止时还报之以苏联人闻所未闻的直率回应，而且，他们虽然对苏联体制并无敌意，对苏联的批评却往往比严肃的政治批判更能戳伤年轻人：
没有小汽车，没有咖啡馆，吃的差，穿的差，商店里啥都没有，什么都没买不到，整个莫斯科都灰蒙蒙的缺乏色彩，没有能放松呼吸的地方，没有能找点无害的大学生乐子的地方。别说巴黎了，这里连达喀尔（西非城市）都不如……
正如此人所说，非洲学生不必有什么特别的行为，仅凭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就足以腐蚀苏联青年。不少留学生都发现，他们带到苏联来的衣物往往远比莫斯科普通市民能买到的货色都体面得多，以至于常有满脸嫉恨的路人向他们求购身上的衣裤鞋袜。
个别热衷于分享欧美游历经历的留学生，还有意无意地扮演了更加危险的角色——据一位爱聊天的东非留学生回忆，有苏联朋友和他私下谈话后，当场「把脸埋进了手里」，痛心疾首地表示：「是真的，我们没有自由……」
最触碰底线的问题发生在1960年，非洲学生们开始要求建立独立的学生组织。其中四人被驱逐后，立刻向西方媒体讲述了这段光怪陆离的留学经历，弄得苏联政府十分尴尬。不过，苏联领导人的战略目光已经投向第三世界国家，吸引留学生的事业只能进一步向前推进，即使他们的到来难免意味着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