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歪曲天朝史觀，從中攫取執政和霸權的合法性（加拿大學者Charles Burton文章節選翻譯）

譯者按：習近平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什麽意思？他爲什麽要時時刻刻提到這件事？這和他所謂的新時代外交有何關係？今天和葱友們分享的這篇最近的文章，我認爲給出了比較深刻而全面的認識。原文很長，出於時間、篇幅和話題考量，節選相關部分翻譯如下。文中的網頁鏈接是我爲了科普注解而添加，不是作者原文。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原標題：China's History as Destiny
原作者：Charles Burton
原出處：The Dorchester Review, Vol. 10, No. 1 (Spring-Summer 2020), pp. 3-10.
時間：November 16, 2021


即便是在今天，中國共產黨也自稱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但如今的中共在任何方面都不再忠於馬克思的革命學說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而以其政治和社會結構，以及依靠恐怖和謊言來掌權等方面來看，它仍然是嚴格的列寧主義。

因此，一些人建議該黨應該改名。但如果將焦點從「共產主義」移開以重新強調其中國性，如改稱「中國儒家黨」，這種改名將會挑戰該黨以革命爲名掌權的合法性。畢竟，中國共產黨最初承諾的政治綱領是一場強有力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為工農兵實現極端正義。而今天，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超過100名億萬富翁（以美元為單位），這個數字在2013 年為 87 名。當下現實的吊詭之處在於，一個窮奢極欲的共產黨人精英集團宣稱它繼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衣缽。這種政治上的不和諧導致人們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重新確定中國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基礎，擺脫在政治上令人尷尬且可能破壞穩定的對革命正義的自誇承諾。另外，毛澤東建黨的初衷，可以説不過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為工具，建立一個屬於共產黨的現代「王朝」來實現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中的天命。我們非常清楚，毛在閱讀和討論中國古代著作上的所花的時間，比用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德語和俄語譯著上的時間要多得多。

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在 1977到 1989 年間執政。鄧聲稱他的後馬克思主義市場經濟是實用主義、去意識形態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不論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現任的強人領袖習近平於2012年成為中共總書記，在他的領導下，宣傳口徑又轉向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共十九大致力於倡導將習近平思想融入中國日常生活和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隨後，中國數十所高校相繼成立了習近平思想研究機構。這些研究工作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中國歷史和文化先例中尋找支持習近平的政治統治的依據。然而在未來幾年中，這些研究對於加强習近平政權的集權和合法性，其可信度和可持續性如何，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歷史與中共統治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係基於列寧主義革命原則，和以馬克思的進步歷史觀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這套理論基礎與中國傳統的歷史觀背道而馳。中國的傳統歷史觀所追求的是恢復理想社會，和神話中的堯舜等聖君的美德統治。中國歷史的總體框架是對政治惡化（禮崩樂坏）的悲嘆，而不是對經濟發展的預期。此外，中國的漫長歷史所提供的數據難以符合馬克思對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定義。此外，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根據對印度在歷史上的主導作用的分析，假設了一種獨特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從而使亞洲的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成爲其整體學說模式之外的特例。托洛茨基後來也指出，亞細亞生產方式同樣適用於中國四千年王朝史中「中國封建主義」的不變本質。除此之外，中國在 19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工業化程度還不足以產生任何可以讓工人階級暴力推翻的資產階級。

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主要是一場農民起義，它重複了中國從傳説中的夏到清朝的十六個王朝興亡的歷史模式。當中共廢黜失效的一九一一中華民國（原文：the ineffectual 1911 Republic of China (ROC)）首都南京，將中國首都遷回滿人帝國的首都北京時，這一模式就已經明確。

因此，通過重新佔領皇宮並將毛描繪為皇帝般的人物，中共領導層得以提高民眾對其儀式化的政治權威合法性的接受度。通過書寫錯綜複雜的著作，毛的詭辯説明了中國革命并非工人反抗資本主義壓迫這一現實，目的是試圖論證他的黨雖非正統，但黨綱仍然符合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標準。毛斷言，中共掌權仍然可以理解為歷史向著「中國社會主義」這一被重新定義的共產主義進步的先鋒。建政早年，中共以「耕者有其田」和為工農兵實現正義富強的綱領來爭取民眾的認同，支撐它的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光輝前景」。

但是在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中國特色比馬克思主義特色更大，並藉由斯大林主義國家機器施行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正如習近平在2017年所說：「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毫無疑問，黨的絕對統治超越了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遵從。馬克思主義之於中國，就像它之於俄羅斯一樣，屬於外國的、舶來的西方意識形態，且始終服從於該國原生態的歷史和文化需求以及國家利益。

1949年，毛宣布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宣布「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由此可見，即使在建政的早期階段，中共在推動中國向烏托邦的過渡之外，還為自己劃出了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使命。中共採取措施，洗刷清帝國屈服於西方和中國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恥辱，以使中國恢復其作為天朝上國、領先文明和全球強國的地位。

【此處若干段落敘述中共建政后的歷史，略】


歷史的用途

習近平於 2013 年出任總書記，標誌著在中國歷史敘事背景下重新定義黨的「後社會主義」政權的地位，並運用中國歷史的天命敘事，使中國作為一個全球大國的戰略意圖合法化的一個信號。

通過實施強有力的計劃來重新集權、恢復嚴格的列寧主義教條以重新掌控公民社會和打擊政治腐敗，習近平尋求重振黨在中國內政中的作用，避免社會衰退。

為此，習近平撕掉了面紗，明確否定了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相關公約中確定的「普世民主價值觀」的概念。為此，習近平上台後不久，黨中央發布了「九號文件」。該文件要求教育機構和媒體禁止討論七種「危險」的想法：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多黨制、大选和我們在加拿大和西方所熟悉的司法獨立）、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市場、媒體獨立、「歷史虛無主義」（批評黨過去的錯誤）和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

習近平嚴厲打擊了違反列寧主義紀律和道德的官員腐敗。但與他的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不同，他並沒有正式承認毛領導下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習近平既沒有延續鄧小平在實際層面采取務實的態度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通過宣稱他的意識形態是當代毛澤東思想來作為黨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基礎。相反，習近平通過將他的威權強人統治與中國傳統儒家政治規範相結合來尋求合法性。他强硬主張黨的統治在是現時代是合法的，是中國深厚的傳統歷史政治文化的體現。

習近平通過訴諸中國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來使他的領導合法化，中國人被告知這種價值觀在道德上優於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和制度。因此，他敦促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要有「文化自信」，因爲它遠比虛偽頹廢的西方政治遺產更古老、更真實。

在國外，習近平似乎認為中國不受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的約束。相反，他設想了一種他稱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2050 年後新世界秩序，《人民日報》再次宣稱這種秩序「優於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它符合毛澤東將世界所有國家統一為中國領導的國際蘇維埃的更大的長期計劃，也符合中國傳統的「大同」願景。

習近平的國際關係觀與「天命」所規定的傳統政治秩序產生共鳴。中華帝國時代的王朝學說中，中國皇帝是唯一一個政治權威受到天認可的地球人物。在以紫禁城為中心的同心圓輻射的世界秩序之下，天命所歸的帝王從中由禮和德進行統治。第一圈（最内圈）是那些在科舉中表現出很高的文化和道德修養的官員統治的土地，因此被皇帝任命為行政職位。第二圈是附近的地方，那裡的人民由地方領導人統治，儘管不是皇帝任命的，但仍遵守儒家禮儀，使用文言文。這些第二圈地區包括今天的日本、韓國和越南。這些土地每三年向皇帝上貢，以承認天子的卓越權威。第三圈是野蠻人，沒有文化，不值得皇帝和貴族的恩惠。如歐洲人，被描述為毛茸茸的、臭烘烘的、粗鄙的、紅頭髮的野蠻人，有著駭人聽聞的習俗，比如吃奶酪，食用一頭牛的被細菌和微生物腐蝕霉變的贅生物（還有什麼比這更噁心的？）

中國最近要求像捷克這樣的國家應該派他們的高級政治領袖站在他們首都的機場停機坪上，接收從中國寄來的 COVID-19 口罩和呼吸機，並在卸下這些珍貴的貨物時讚許地聆聽中國大使的講話，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中國領導人自然不會在中國機場舉行任何停機坪儀式，以慶祝從加拿大運往中國的超過16噸物資，作為回報。同樣，儘管中國的駐外大使和代理人強烈要求世界各國領導人在上屆北京奧運會上向中國表達敬意（大多數都這樣做了），但沒有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參加 2012 年倫敦奧運會。中國政權極其渴望得到外界的欽佩。

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其内政迅速衰落的同時，失去了作為全球事務的領導者和塑造者的權力和魅力聲望。戰後的聯合國、世衛組織和北約等全球治理多邊機構被習近平視為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跨國延伸，其存在與中國的國內和國際目標劇烈衝突。未來幾年，隨著美國的國家活力和國際影響力有望消散，隨著中國重新成為其本應該成爲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焦點，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等的角色將變得無關緊要。在習政權的官方心目中，中國的歷史和命運正在走向這個勝利的大結局。

為此，中國在習近平的領導下，走上了極具野心的一帶一路（BRI）。它原本是作為發展戰略和框架提出的，在初級階段主要是中國與歐亞大陸其他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而其焦點是世界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與合作。該倡議的覆蓋範圍已經涵蓋近 60 個國家。該倡議呼籲通過建設基礎設施、增加文化交流和擴大貿易，將全球融入一個有凝聚力的經濟領域。

除了這個類似於歷史悠久的絲綢之路的區域外，另一個囊括南亞和東南亞的「帶」正在建設中。大洋洲、東非和北極也包括在內。於是，一帶一路涵蓋了北部、中部和南部諸帶。北部帶穿過中亞和俄羅斯到達歐洲。中央帶穿過中亞和西亞到達波斯灣和地中海。南帶從中國到東南亞、南亞和印度洋。

與之相輔相成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旨在投資，並通過連接中國南海、南太平洋、印度洋直到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數個水體，培養在東南亞、大洋洲、北非的合作。所有「一帶一路」的起點和終點都在中國。許多組成「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也是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員。無限期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預期累計投資在 4 萬億美元到 8 萬億美元之間。

雖然這個龐大計劃的經濟可行性取決於許多尚不為人知的因素，但此提議確實可以說是提高了習近平作為中國歷史天命的代理人的顔面。

然而，當中國媒體宣傳「一帶一路」倡議，描繪中國在非洲和中東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之時，中國的許多人卻提出了一個更實際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否會在中國國內做同樣的事情來解決持續的貧困問題和基礎設施的不足之處？

今天，中國共產黨通過標榜自己為實現中國傳統和文化目標（天命）來尋求執政合法性。在這種威權政治的背後，歪曲史觀、篡改歷史、排除關鍵數據、用高度可疑的歷史解讀（用作者本人的話説，「歷史轉身」），來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的服務。

譯者注：所以應該特別警惕某些主張家國情懷的言論。

將當今中國的專制、家長制和專制制度作爲孔子及其繼承者著作所真實表達的觀點，這種解讀是高度可疑的。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思想家如胡適和馮友蘭認為自由民主更適合真正儒家的精神和意圖，這種觀點雖然被棄置一旁，但不可能永遠被壓制。此外，中共對歷史文化的利用和濫用，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和擴大後社會主義時代共產黨機關的權力和精英特權。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Aaron Friedberg 所觀察到的：「如果不考察其專制、反自由的特徵和獨特的列寧主義根源，就不可能理解中國現政權的野心、恐懼、戰略和戰術。」

【下略】

完整原文鏈接：https://www.dorchesterreview.ca/blogs/news/chinas-history-as-destiny

作者簡介：

Charles Burton，加拿大海外利益促進中心 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 高級研究員和歐洲安全政策價值觀中心客座高級研究員。布魯克大學政治學系，專攻比較政治學、中國政府與政治、加中關係和人權（1989-2020）。1991-1993和1998-2000 年閒兩次出任加拿大駐華大使館參贊。曾在加拿大國防部通信安全機構工作。

在劍橋大學（東方研究）和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思想史項目，哲學系，77級）學習後，1987年在多倫多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阿爾伯塔大學政治學"Izaak Walton Killam 紀念"博士後學者，1986-88 年。

他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和朝鮮事務以及加中關係的文章，並受委託為加拿大政府機構撰寫有關加拿大與中國關係的報告。常在報紙、廣播和電視上評論中國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