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它也已在中国大陆执政了70余年。中共的发迹、崛起和当权，贯穿了中国整个现当代历史。如今的中共政权，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执政时间最久（之一）、统治最为稳固的独裁政权，且越发变得难以撼动。中共从建党到执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每个中国国民的人生。要想认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推动民主法治在中国的实现，就要剖析中共建党以来的史迹、挖掘中共的隐秘内情、远望中共未来的动向走向。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寻到击破中共“完美独裁”的方法，进而为实现变革铺平道路。
（一）中共的发迹史暨因何夺取政权
研究中共，首当其冲的就是研究它的发迹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统治中国的庞然大物的。关于这些，事实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中共官方自己还是他的敌手对头，都有长篇累牍的史料和分析。不仅它的发迹至其执政这一过程，本文所论述的其他许多关于中共的议题，也都有数不清的现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则尽可能不采用其他学者已有的成体系的、具体的研究成果，而是依据那个时代基本历史背景和初端史实，进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综述。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类似，但论述分析过程是独立的。
（1）外部势力
言归正传。中共的诞生和早年的发展，是带有强烈的外来、西方背景的。众所周知，近代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均诞生于西欧，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志人，《共产党宣言》则首先发表于英国，共产主义者及其早期组织第一国际也主要活动于西欧诸先发工业国。而后来，共产主义运动又在俄国风起云涌，俄国也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长期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溯及本源皆是来源于西方和北方（俄国）。
不仅在来源上共产主义是“西来”的，中国早期（1915-1935）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活动、中共的建立与运作，也深受中国以外力量的影响。实际上受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曾长期操纵甚至主导着中共的运作，指导或说指挥着中国的工人运动、武装起义等。
外部势力对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谓至关重要。无论是物质上的金钱、物资支持，还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协助建立组织机构、提供情报，都是中共得以建党并在中国立稳脚跟的前提。虽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后，外部势力对中共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但依旧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苏联在中国东北对中共的各种支持，例如移交缴获的数十万计的日军装备，以及对国军接收与布防的阻挠，就对中共赢得辽沈战役起到了关键作用，继而奠定了中共夺取整个内战胜利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外部势力，中共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更不用说占领整个中国大陆、取得执政权。虽然外部势力的支持并不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决定性因素和唯一因素，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样的历史史实，对照当今中共动辄指责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唾骂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等“勾结境外势力”，是十足的讽刺。
（2）三大群体尤其农民的支持
当然，中共最终能够夺取政权，内因还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而内因又是多方面的。在内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能够吸引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级、人数众多且代表现代化生产力的工人阶级、颇具影响力的关键的知识分子这三者的共同而广泛的支持。
不同于俄国革命和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中共最大的依靠是农民，准确说是佃农、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等农民中的中下阶层。毛泽东的成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深刻剖析了农村社会的阶级问题，还设计了鼓动农民运动乃至农村武装暴动的详细可行方案。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敏锐的观察到了占当时国内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阶级的巨大潜力，以及以佃农与地主关系为代表的农村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并选择成为佃农和小自耕农等“贫下中农”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国民党则倾向于支持地主阶级、农村精英）。他们通过宣传和动员，拉拢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参军，而更多普通农民则被领头人和大势裹挟着成为中共的支持者，成为中共基层组织和军队的成员。
中共选择依靠农民阶级的决定无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更普遍的形式，实际重要性超过了城市工人暴动。无论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还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农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来源，农村是中共物资和给养的主要来源。在中共武装起义到开国大典这22年间，除最后几年的攻城略地外，绝大多数时间中共势力范围几乎全在农村。而大城市都是国统区，中共大多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只有在抗战期间可以在重庆等少数城市进行有限的公开活动。而地下活动和地上公开的占领和活动的影响根本不在一个维度。所以，称解放战争胜利前的中共为“农民党”都不为过。
中共夺取政权的最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中共在军事上胜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着比国民党多出数倍乃至更多的自愿兵源。在两次国共内战时期，双方武器装备差距其实并不大，兵力数量仍旧非常重要，人海战术仍是这种较低级水平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贫下中农”阶层的人数远多于地主、乡绅阶层。“贫下中农”受益和感激于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愿的、积极的参加中共军队及民兵组织。此外，也有许多在强制土改/流血的土地斗争中受益的农民，也被迫参军帮助中共打赢战争，以避免被地主还乡团清算。在战争中，无论是出于被洗脑的政治理想还是为捍卫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实际利益，或者担心被国民党和地主清算，他们普遍会积极和勇敢的战斗。中共对军队的极强控制力、对军队基层强大的渗透和动员能力，也是中共军队逃兵少、作战积极的重要原因。中共军队的士兵也担心逃亡回乡后遭到中共基层组织的清算和批斗。而国民党军除得到地主阶级发自内心的支持外，只能通过“抓壮丁”等方式补充兵源。这样补充的兵源往往兵无战心，战斗意志薄弱、易叛变和逃亡。国军对士兵及士兵家乡也没有足够强的控制力，逃兵不担心回乡后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战场。中共还经常发动心理战，劝诱国军投诚，对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采用因人而异的方式诱降。这样情况下，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兵力对比逐渐逆转，就不足为奇了。
农村、农民是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根基，而工厂、工人则是中共伸入城市的铁臂。在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跃的早期，工人曾与中共亲密合作，包括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一些城市的武装暴动。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后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为白色恐怖的“白区”或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区遭遇沉重打击，中共与工人的关系变得疏离。虽然中共仍旧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积极经营，但影响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年中共重新进城时，刘少奇就感叹城市工人已变得陌生，习惯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与资本家的调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阂。但是，工人阶级也并没有真正的被国民党政权驯服，它在内心依旧更亲近中共，打算做国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厂一直都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部分工人还是发动了不少运动掣肘国民党。当中共重新进城后，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边，并在中共建政后旋即超越了农民阶级，成为中共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后颁布的宪法上写着“中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评论建国前中共与工人、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恰恰需要倒过来，即当时的中共是主要依靠农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势力。
知识分子则是中共取得政权过程中一支关键的力量。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及农民和工人，无法成为社会的主体，但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都很重视拉拢知识分子。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不仅只是共产党人，更是当时中国文坛、思想界的佼佼者。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有留欧、留苏、留日经历，在国内也是万里挑一的高材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谓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博得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好感。瑞金时期、延安时期，中共都和中国知识界来往甚密。而中国知识界则普遍有着亲共倾向，有些还不远万里从国统区投奔中共。大批在那个时代稀缺而珍贵的青年学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国统区进行学运甚至地下工作，代表着未来中国精英的选择。中共还成功的拉拢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第三势力”，结成对抗国民党政权的统一战线。从重庆谈判到内战，再到中共主导的政协召开，知识分子为中共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观的舆论、意识形态、人脉支持。
总之，中共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成功的争取到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三方的大力支持，无论从人数还是影响力上都超过了国民党政权。所以中共说决定历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并没有错。只是，中共对于这三大群体只是利用，通过虚假的、欺骗性的承诺得到支持，而掌权之后就逐渐变脸。知识分子、农民阶层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工人也并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或者说中共的特权阶层、领导干部）成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统治者、食利者。
（3）军事因素
如前所述，军事上的胜利是中共夺取政权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当然还有战争本身的、战略战术等作战层面的因素。
毫无疑问，毛泽东等中共指战员的水平要高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方面。当国民党执着于对大城市的占领时，解放军选择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自身实力、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标。国军策划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都被解放军瓦解，国军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军利用局部优势，集中力量消灭突出的、最精锐的国军，其余部队不战自溃。对这类战术的纯熟运用，让解放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国军还面临内部不团结、号令不统一的问题。虽然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各地军阀、各派军队，但实际上军中各势力依旧拥有较大自主权，高级将领将部队视为自己的私产，在内战中经常将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对同袍被围见死不救，大大降低了国军整体的战斗力。如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的74师被全歼，就和附近其他国军保存实力、不积极救援有关。而解放军相反，军事权力高度集中，全国的解放军一律听令于中共中央，军队是党的军队而非某个将领的“私兵”，有着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军权高度集中的同时，又将具体战术制定权下放，保障各级指战员的灵活性能动性。
在军纪和战斗意志方面，国军也显著差于解放军。国军不同军队军纪和素质有很大差别，如嫡系部队纪律较好，战斗力强，但杂牌军就差劣很多。而国军只有少数嫡系，大多数都是杂牌军。国民党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没有政治信仰，不知为何而战，只是被迫当兵或为填饱肚子。到了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势明显时，军队更是兵无战心一溃千里。而解放军军纪虽不如中共吹嘘的那样严明，但无论如何都好于国军。解放军的思想教育和战斗动员都落实到了基层，让本就有信仰和明确利益诉求的官兵更有战斗力。解放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时仍能坚持作战，不屈不挠，最终逐步壮大。
中共的又一个军事优势是，有一个稳定支持军队及军事行动的后方、根据地。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农村和农民，并且在抗战期间开辟了大量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由各地党组织控制，统一服务于中共的战略目标。在解放战争中，这些根据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粮、出钱，提供情报，掩护主力军队转移，合格的完成了作为战争后方的任务（哪怕从地理位置这些根据地并不一定在解放区内部）。这些根据地平时除受到少量渗透和微乎其微的骚扰破坏外，可谓安如磐石。国军如派主力部队进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无法对化整为零的中共基层力量造成太大杀伤。与中共如鱼得水相反，国民党虽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国连成一片的国统区，但却无力对基层进行控制，城市乡村都被中共渗透。各大城市经常爆发学潮、工潮，反国民党的各政治团体活动已半公开化，让国民党疲于应付。这样的“后方”根本起不到作为后方应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报战上的胜利，成为解放军战胜国军的关键。中共情报系统早已渗透到国民党高层，以致中共对国军的部署和动向了如指掌。如解放战争期间身处国军决策层的少将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战役中国军的兵力部署，导致原本实力占优的国军被解放军围歼。还有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也是中共间谍，直到国军撤到台湾时才暴露。而国民党方面完全无法渗入解放军指挥系统，对中共高层的战略决策一无所知。双方在情报战方面的成果可谓差距悬殊。
“枪杆子里出政权”。国共争霸中，军事较量的结果是最直接的、具决定性的。中共能够取得政权，取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说到底还是凭借暴力实现的。当然，军事上的胜负受许多非军事因素的影响，例如兵源就取决于双方的支持基础，外援则取决于外交。
（4）运气与机遇
不得不说，中共最终取得政权，也在于其有着非凡的运气。在创党初期，中共就险些被“一锅端”。1931年，顾顺章叛变又差点让中共在“白区”中枢被一网打尽。但相对于这些，对中共最有幸的，莫过于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
1927年到1934年，经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中共控制的地盘不断压缩，最终被迫“长征”。值得强调的是，红军在江南苏区的溃败，主因并不是中共所称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的意外结果，而是当时国共实力对比和中国政治军事社会情势下的必然。在国民党政权强大的武力打击下，中共已无法继续再在靠近国统区中心的华东、华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数路红军经过长征的艰苦跋涉，来到陕北落脚。此时仅仅几万残兵疲兵，却面临着驻扎在陕西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东北军、西北军）的围剿。现在的人们将陕北理所当然的当成长征的终点，以为到了陕北红军自动就安全了，其实并不是真相。如果没有后面的变故，陕北对于红军，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川那样，是逃亡过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离开的一个地点。那时，虚弱的红军即将面临国军的致命一击。如果攻击发生，红军不是被歼灭，就是再度“长征”，逃往苏联和蒙古。虽然这期间红军也取得了如直罗镇战役那样的胜利，但仍不足以与陕西的国军主力抗衡。红军西路军惨败于西北地方武装马家军，就证明了当时红军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并向红军抛出橄榄枝。结果不仅提前暴露了蒋介石筹备的抗日计划，招致日本警惕和提前侵华，还让红军绝处逢生、死灰复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如果说西安事变让中共得以喘息，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成就了中共的恢复和崛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就念出“卢沟晓月”来暗喻中共的命运将柳暗花明。事实果然如此。国军只能集中力量应对日军，再也无力压制中共。面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允许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自此，中共政权可以合法的存在于中国领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颠沛流离、到处被围剿追击的命运。
毛和中共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一旦获得喘息，他们就想着增强实力、扩张势力，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八路军很快在日军、中央军、晋绥军犬牙交错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此后，长江以北各省（不包括东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现了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四面开花。在南方，残留的红军也改编为新四军，同样在四处扩张。南方的新四军由于处于日军和国军重兵之侧，扩军较慢。而北方的八路军则迅速扩军，在根据地和国统区日占区都招兵买马，很快超过了作为一个集团军应有的编制人数。到1940年，八路军人数竟增至40万人，是建军时的10倍。1945年，八路军人数突破100万人。
扩军的同时，中共也在扩张地盘。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中共抓住机会在乡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其中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扩张最为迅猛。凡是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因素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带，八路军皆见缝插针，成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八路军虽也进行过对日作战，但无论从战役规模、歼敌人数上都无法与国军比拟。中共所引以为豪的几场战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关战役，其实仅歼灭日军300-500人。而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主要是破坏日军交通线，但对日军有生力量杀伤有限。如果说1940年及之前八路军还与日军有不少交战，那么1940年“百团大战”后则很少再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南方新四军对日军打击更少。在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游而不击、利用平民当肉盾和掩护，让平民百姓成为日军的出气筒，导致更多平民遭到日军报复性杀戮、强奸，村庄被烧成瓦砾。这样的抗战得不偿失（我并不是说要中国军民委曲求全放弃抵抗，而是这样的游击战实在得不偿失。数百万中国平民被杀害、强奸，许多村庄被“三光”一空，如果能歼灭数十万或只是十万敌军尚可算是值得，可是这种敌后抗战八年中也就消灭数千日军（其他歼灭的约30万日军均是通过正面战场或者虽在敌后但仍是大规模战役（而非游击战）才实现的）。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抗战中时常与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发生摩擦甚至大规模冲突。当然这不是中共一方的责任，但同样也不是国军单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共总是提及国军“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却故意忽略此前发生的新四军歼灭国军的黄桥战役。
八年抗战，让中共从只有不到5万军队、地盘仅有陕北及其他零星根据地的割据小诸侯，变成了拥有120万正规军和90万民兵、控制和影响着超过一亿人口的庞大政权。中共在1927年后遭遇惨重破坏的党组织也在抗战期间得以恢复，党员人数从谷底回升并超越了1927年时的数字。抗战爆发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战结束时已可以自信的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确实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战结束后，中共的好运还在继续。在对华问题上，美国始终犹豫不决。不同于在欧洲坚定的建立“铁幕”对抗苏联，在亚洲美国只把日本、韩国作为不可侵犯的底线，对中国的未来暧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庆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一些美国军政要员，让他们对这支看起来淳朴和富有理想主义的力量充满好感。两相对比，这些美国人更加厌恶腐败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替国府说什么好话。而继罗斯福上任的杜鲁门与蒋介石有隙，不愿意全力支持后者。美国主导的调停工作还让中共在关键时刻有了喘息之机。不像苏联给予中共实实在在的支持，美国一直限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导致国军仅有少量美械部队，大多数军队武器装备与中共军队并无太大差距，空军力量也不足以对地面战场产生重大影响。
就是在美国的犹豫不决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时间击败了国民党政权。即便如此，杜鲁门还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一度打算默认中共统一中国，试图以此换取中共在美苏冷战对抗中的相对中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大力支援金日成政权入侵半岛南部，美国才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避免国民党政权的彻底覆灭。但这只能让蒋介石保住那块小岛，中共则很快占据了全部中国大陆，并成为统治它至今的主人。
（5）综述
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既是因为它在特定的时期的确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也有运气和机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奋斗与能动性非常可观，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军事上的成功是它当政的最直接原因，“枪杆子里出政权”诚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为列宁式政党典范所有的严密组织性、毛泽东等领导人个人的强大能力、得到国内地域性利益集团的支持等。但因为比较次要，本文就不便一一论述了。
（二）历次政治运动浩劫惨痛中共却屹立不倒的原因
从苏区的肃反，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镇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镇压，都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创伤，不仅国民深受其害，许多时候中共内部的党员干部也难以免灾。但这个政权却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看起来令人费解。
不过探究其原因，也没有多么神秘。
首先，中共政权对于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力，垄断了包括暴力资源在内的各种重要资源，没有人可以进行制约和对抗。一个暴政垮台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够推翻它的力量存在（或这种反抗力量有机会有条件酝酿）。否则，暴政再肆虐，受害者无力反抗，那再残酷的暴行都无法使政权覆亡。而中共正是有这个特征。例如反右、文革时，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进行反抗，零星的抗争根本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大饥荒更典型，即便几千万人饿死，也没能阻止和团结起来争个活路。因为军队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权垄断，而户籍制度及队社、街道、单位及相关基层党组织等的存在，则让原子化的民众根本无力对抗，甚至连逃荒要饭都被遣返。中国大陆全部置于中共控制之下，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毛泽东带领中共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反抗国民政府，但它执政后却最为提防基层的星火燎原，不允许再有一块革命根据地出现。
非常类似的例子还有朝鲜的金家政权、柬埔寨红色高棉，都是制造了惨重灾难却并没有导致人民的有效反抗。东方社会崇尚秩序、集权，个人自由原本就被剥夺许多，而深受列宁和斯大林现代极权主义影响的各东方共产党政权则变本加厉，在利用旧有的巢窠基础上编织更密的罗网，让受害者只能任人摆布。当整个社会就是大监狱，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牢笼中的人们，即便人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国家的人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在于他们与东方人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例如他们认为允许人自由迁徙、私有领地受到保护是天经地义，完全想不到有连穿衣吃饭都被严格管束的国家。
第二，中共是一个体系严密、内聚力强的组织，其团结性、纪律性、吸附能力都非常惊人。这样的组织就意味着它不容易从内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权对国家有强大的控制力，统治阶级之外的人无力反抗。那么统治阶级内部呢？
中共统治集团的运转，结合了列宁式政党、斯大林式官僚体系、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等多种政治机体的特点，这是毛泽东等人有意为之的结果。其具体的运作细节我并不了解，从它显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来看，它的确能够让成员对党保持忠诚，哪怕党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会看成是党内一些人的个人行为，而不会因此反党和背叛（除非有强劲的外部力量拉拽）。当一个人成为中共体系内的成员，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会将残酷的政治斗争包括对自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应，主动为中共及它的体制辩护，很难跳脱出党营造的价值体系。
第三，中共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纠错能力。历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无限期进行，在出现某个机会或达到某个阈值后就会停止。中共还会对此前发生的错误做出一定的补救，哪怕这种补救受益不均、杯水车薪。这样党内外都不会对中共彻底丧失信心，自然也不会想去推翻它、摧毁它。何况，国人普遍对强权强人犯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伤害或者只是减少伤害（还在继续伤害），人们就感激涕零了，根本不会考虑什么补偿和追责。所以政权不断犯错、改错，再犯再改，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统治集团成员无论如何受害，也还享受着既得利益。而差异化的资源分配，总是可以让既得利益者对政权忠诚。虽然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党内成员甚至高层受害，但是他们所受苦难普遍低于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如果不死，他们都有复出的机会，文革后大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成为显贵就是例子。现在进监狱的贪官污吏，也比牢狱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况这些人通过各种假释和减刑，很快就又过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们自己无出头之日，子女还能利用他们遗留下来的庞大资源和关系网。
所以他们知道，只要还是党的人，就还有日子过，未来还有好日子等着。如果叛党反共，挑战整个既得利益阶层，不仅成功可能渺茫（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径），还必然死无葬身之地，还牵连子女。他们当然会做出相对最优的选择。
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它也已在中国大陆执政了70余年。中共的发迹、崛起和当权，贯穿了中国整个现当代历史。如今的中共政权，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执政时间最久（之一）、统治最为稳固的独裁政权，且越发变得难以撼动。中共从建党到执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每个中国国民的人生。要想认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推动民主法治在中国的实现，就要剖析中共建党以来的史迹、挖掘中共的隐秘内情、远望中共未来的动向走向。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寻到击破中共“完美独裁”的方法，进而为实现变革铺平道路。
（一）中共的发迹史暨因何夺取政权
研究中共，首当其冲的就是研究它的发迹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统治中国的庞然大物的。关于这些，事实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中共官方自己还是他的敌手对头，都有长篇累牍的史料和分析。不仅它的发迹至其执政这一过程，本文所论述的其他许多关于中共的议题，也都有数不清的现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则尽可能不采用其他学者已有的成体系的、具体的研究成果，而是依据那个时代基本历史背景和初端史实，进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综述。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类似，但论述分析过程是独立的。
（1）外部势力
言归正传。中共的诞生和早年的发展，是带有强烈的外来、西方背景的。众所周知，近代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均诞生于西欧，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志人，《共产党宣言》则首先发表于英国，共产主义者及其早期组织第一国际也主要活动于西欧诸先发工业国。而后来，共产主义运动又在俄国风起云涌，俄国也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长期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溯及本源皆是来源于西方和北方（俄国）。
不仅在来源上共产主义是“西来”的，中国早期（1915-1935）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活动、中共的建立与运作，也深受中国以外力量的影响。实际上受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曾长期操纵甚至主导着中共的运作，指导或说指挥着中国的工人运动、武装起义等。
外部势力对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谓至关重要。无论是物质上的金钱、物资支持，还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协助建立组织机构、提供情报，都是中共得以建党并在中国立稳脚跟的前提。虽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后，外部势力对中共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但依旧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苏联在中国东北对中共的各种支持，例如移交缴获的数十万计的日军装备，以及对国军接收与布防的阻挠，就对中共赢得辽沈战役起到了关键作用，继而奠定了中共夺取整个内战胜利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外部势力，中共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更不用说占领整个中国大陆、取得执政权。虽然外部势力的支持并不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决定性因素和唯一因素，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样的历史史实，对照当今中共动辄指责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唾骂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等“勾结境外势力”，是十足的讽刺。
（2）三大群体尤其农民的支持
当然，中共最终能够夺取政权，内因还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而内因又是多方面的。在内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能够吸引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级、人数众多且代表现代化生产力的工人阶级、颇具影响力的关键的知识分子这三者的共同而广泛的支持。
不同于俄国革命和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中共最大的依靠是农民，准确说是佃农、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等农民中的中下阶层。毛泽东的成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深刻剖析了农村社会的阶级问题，还设计了鼓动农民运动乃至农村武装暴动的详细可行方案。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敏锐的观察到了占当时国内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阶级的巨大潜力，以及以佃农与地主关系为代表的农村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并选择成为佃农和小自耕农等“贫下中农”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国民党则倾向于支持地主阶级、农村精英）。他们通过宣传和动员，拉拢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参军，而更多普通农民则被领头人和大势裹挟着成为中共的支持者，成为中共基层组织和军队的成员。
中共选择依靠农民阶级的决定无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更普遍的形式，实际重要性超过了城市工人暴动。无论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还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农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来源，农村是中共物资和给养的主要来源。在中共武装起义到开国大典这22年间，除最后几年的攻城略地外，绝大多数时间中共势力范围几乎全在农村。而大城市都是国统区，中共大多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只有在抗战期间可以在重庆等少数城市进行有限的公开活动。而地下活动和地上公开的占领和活动的影响根本不在一个维度。所以，称解放战争胜利前的中共为“农民党”都不为过。
中共夺取政权的最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中共在军事上胜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着比国民党多出数倍乃至更多的自愿兵源。在两次国共内战时期，双方武器装备差距其实并不大，兵力数量仍旧非常重要，人海战术仍是这种较低级水平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贫下中农”阶层的人数远多于地主、乡绅阶层。“贫下中农”受益和感激于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愿的、积极的参加中共军队及民兵组织。此外，也有许多在强制土改/流血的土地斗争中受益的农民，也被迫参军帮助中共打赢战争，以避免被地主还乡团清算。在战争中，无论是出于被洗脑的政治理想还是为捍卫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实际利益，或者担心被国民党和地主清算，他们普遍会积极和勇敢的战斗。中共对军队的极强控制力、对军队基层强大的渗透和动员能力，也是中共军队逃兵少、作战积极的重要原因。中共军队的士兵也担心逃亡回乡后遭到中共基层组织的清算和批斗。而国民党军除得到地主阶级发自内心的支持外，只能通过“抓壮丁”等方式补充兵源。这样补充的兵源往往兵无战心，战斗意志薄弱、易叛变和逃亡。国军对士兵及士兵家乡也没有足够强的控制力，逃兵不担心回乡后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战场。中共还经常发动心理战，劝诱国军投诚，对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采用因人而异的方式诱降。这样情况下，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兵力对比逐渐逆转，就不足为奇了。
农村、农民是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根基，而工厂、工人则是中共伸入城市的铁臂。在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跃的早期，工人曾与中共亲密合作，包括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一些城市的武装暴动。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后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为白色恐怖的“白区”或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区遭遇沉重打击，中共与工人的关系变得疏离。虽然中共仍旧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积极经营，但影响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年中共重新进城时，刘少奇就感叹城市工人已变得陌生，习惯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与资本家的调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阂。但是，工人阶级也并没有真正的被国民党政权驯服，它在内心依旧更亲近中共，打算做国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厂一直都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部分工人还是发动了不少运动掣肘国民党。当中共重新进城后，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边，并在中共建政后旋即超越了农民阶级，成为中共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后颁布的宪法上写着“中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评论建国前中共与工人、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恰恰需要倒过来，即当时的中共是主要依靠农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势力。
知识分子则是中共取得政权过程中一支关键的力量。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及农民和工人，无法成为社会的主体，但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都很重视拉拢知识分子。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不仅只是共产党人，更是当时中国文坛、思想界的佼佼者。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有留欧、留苏、留日经历，在国内也是万里挑一的高材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谓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博得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好感。瑞金时期、延安时期，中共都和中国知识界来往甚密。而中国知识界则普遍有着亲共倾向，有些还不远万里从国统区投奔中共。大批在那个时代稀缺而珍贵的青年学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国统区进行学运甚至地下工作，代表着未来中国精英的选择。中共还成功的拉拢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第三势力”，结成对抗国民党政权的统一战线。从重庆谈判到内战，再到中共主导的政协召开，知识分子为中共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观的舆论、意识形态、人脉支持。
总之，中共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成功的争取到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三方的大力支持，无论从人数还是影响力上都超过了国民党政权。所以中共说决定历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并没有错。只是，中共对于这三大群体只是利用，通过虚假的、欺骗性的承诺得到支持，而掌权之后就逐渐变脸。知识分子、农民阶层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工人也并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或者说中共的特权阶层、领导干部）成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统治者、食利者。
（3）军事因素
如前所述，军事上的胜利是中共夺取政权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当然还有战争本身的、战略战术等作战层面的因素。
毫无疑问，毛泽东等中共指战员的水平要高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方面。当国民党执着于对大城市的占领时，解放军选择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自身实力、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标。国军策划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都被解放军瓦解，国军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军利用局部优势，集中力量消灭突出的、最精锐的国军，其余部队不战自溃。对这类战术的纯熟运用，让解放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国军还面临内部不团结、号令不统一的问题。虽然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各地军阀、各派军队，但实际上军中各势力依旧拥有较大自主权，高级将领将部队视为自己的私产，在内战中经常将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对同袍被围见死不救，大大降低了国军整体的战斗力。如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的74师被全歼，就和附近其他国军保存实力、不积极救援有关。而解放军相反，军事权力高度集中，全国的解放军一律听令于中共中央，军队是党的军队而非某个将领的“私兵”，有着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军权高度集中的同时，又将具体战术制定权下放，保障各级指战员的灵活性能动性。
在军纪和战斗意志方面，国军也显著差于解放军。国军不同军队军纪和素质有很大差别，如嫡系部队纪律较好，战斗力强，但杂牌军就差劣很多。而国军只有少数嫡系，大多数都是杂牌军。国民党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没有政治信仰，不知为何而战，只是被迫当兵或为填饱肚子。到了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势明显时，军队更是兵无战心一溃千里。而解放军军纪虽不如中共吹嘘的那样严明，但无论如何都好于国军。解放军的思想教育和战斗动员都落实到了基层，让本就有信仰和明确利益诉求的官兵更有战斗力。解放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时仍能坚持作战，不屈不挠，最终逐步壮大。
中共的又一个军事优势是，有一个稳定支持军队及军事行动的后方、根据地。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农村和农民，并且在抗战期间开辟了大量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由各地党组织控制，统一服务于中共的战略目标。在解放战争中，这些根据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粮、出钱，提供情报，掩护主力军队转移，合格的完成了作为战争后方的任务（哪怕从地理位置这些根据地并不一定在解放区内部）。这些根据地平时除受到少量渗透和微乎其微的骚扰破坏外，可谓安如磐石。国军如派主力部队进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无法对化整为零的中共基层力量造成太大杀伤。与中共如鱼得水相反，国民党虽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国连成一片的国统区，但却无力对基层进行控制，城市乡村都被中共渗透。各大城市经常爆发学潮、工潮，反国民党的各政治团体活动已半公开化，让国民党疲于应付。这样的“后方”根本起不到作为后方应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报战上的胜利，成为解放军战胜国军的关键。中共情报系统早已渗透到国民党高层，以致中共对国军的部署和动向了如指掌。如解放战争期间身处国军决策层的少将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战役中国军的兵力部署，导致原本实力占优的国军被解放军围歼。还有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也是中共间谍，直到国军撤到台湾时才暴露。而国民党方面完全无法渗入解放军指挥系统，对中共高层的战略决策一无所知。双方在情报战方面的成果可谓差距悬殊。
“枪杆子里出政权”。国共争霸中，军事较量的结果是最直接的、具决定性的。中共能够取得政权，取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说到底还是凭借暴力实现的。当然，军事上的胜负受许多非军事因素的影响，例如兵源就取决于双方的支持基础，外援则取决于外交。
（4）运气与机遇
不得不说，中共最终取得政权，也在于其有着非凡的运气。在创党初期，中共就险些被“一锅端”。1931年，顾顺章叛变又差点让中共在“白区”中枢被一网打尽。但相对于这些，对中共最有幸的，莫过于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
1927年到1934年，经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中共控制的地盘不断压缩，最终被迫“长征”。值得强调的是，红军在江南苏区的溃败，主因并不是中共所称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的意外结果，而是当时国共实力对比和中国政治军事社会情势下的必然。在国民党政权强大的武力打击下，中共已无法继续再在靠近国统区中心的华东、华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数路红军经过长征的艰苦跋涉，来到陕北落脚。此时仅仅几万残兵疲兵，却面临着驻扎在陕西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东北军、西北军）的围剿。现在的人们将陕北理所当然的当成长征的终点，以为到了陕北红军自动就安全了，其实并不是真相。如果没有后面的变故，陕北对于红军，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川那样，是逃亡过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离开的一个地点。那时，虚弱的红军即将面临国军的致命一击。如果攻击发生，红军不是被歼灭，就是再度“长征”，逃往苏联和蒙古。虽然这期间红军也取得了如直罗镇战役那样的胜利，但仍不足以与陕西的国军主力抗衡。红军西路军惨败于西北地方武装马家军，就证明了当时红军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并向红军抛出橄榄枝。结果不仅提前暴露了蒋介石筹备的抗日计划，招致日本警惕和提前侵华，还让红军绝处逢生、死灰复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如果说西安事变让中共得以喘息，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成就了中共的恢复和崛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就念出“卢沟晓月”来暗喻中共的命运将柳暗花明。事实果然如此。国军只能集中力量应对日军，再也无力压制中共。面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允许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自此，中共政权可以合法的存在于中国领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颠沛流离、到处被围剿追击的命运。
毛和中共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一旦获得喘息，他们就想着增强实力、扩张势力，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八路军很快在日军、中央军、晋绥军犬牙交错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此后，长江以北各省（不包括东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现了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四面开花。在南方，残留的红军也改编为新四军，同样在四处扩张。南方的新四军由于处于日军和国军重兵之侧，扩军较慢。而北方的八路军则迅速扩军，在根据地和国统区日占区都招兵买马，很快超过了作为一个集团军应有的编制人数。到1940年，八路军人数竟增至40万人，是建军时的10倍。1945年，八路军人数突破100万人。
扩军的同时，中共也在扩张地盘。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中共抓住机会在乡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其中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扩张最为迅猛。凡是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因素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带，八路军皆见缝插针，成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八路军虽也进行过对日作战，但无论从战役规模、歼敌人数上都无法与国军比拟。中共所引以为豪的几场战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关战役，其实仅歼灭日军300-500人。而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主要是破坏日军交通线，但对日军有生力量杀伤有限。如果说1940年及之前八路军还与日军有不少交战，那么1940年“百团大战”后则很少再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南方新四军对日军打击更少。在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游而不击、利用平民当肉盾和掩护，让平民百姓成为日军的出气筒，导致更多平民遭到日军报复性杀戮、强奸，村庄被烧成瓦砾。这样的抗战得不偿失（我并不是说要中国军民委曲求全放弃抵抗，而是这样的游击战实在得不偿失。数百万中国平民被杀害、强奸，许多村庄被“三光”一空，如果能歼灭数十万或只是十万敌军尚可算是值得，可是这种敌后抗战八年中也就消灭数千日军（其他歼灭的约30万日军均是通过正面战场或者虽在敌后但仍是大规模战役（而非游击战）才实现的）。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抗战中时常与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发生摩擦甚至大规模冲突。当然这不是中共一方的责任，但同样也不是国军单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共总是提及国军“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却故意忽略此前发生的新四军歼灭国军的黄桥战役。
八年抗战，让中共从只有不到5万军队、地盘仅有陕北及其他零星根据地的割据小诸侯，变成了拥有120万正规军和90万民兵、控制和影响着超过一亿人口的庞大政权。中共在1927年后遭遇惨重破坏的党组织也在抗战期间得以恢复，党员人数从谷底回升并超越了1927年时的数字。抗战爆发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战结束时已可以自信的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确实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战结束后，中共的好运还在继续。在对华问题上，美国始终犹豫不决。不同于在欧洲坚定的建立“铁幕”对抗苏联，在亚洲美国只把日本、韩国作为不可侵犯的底线，对中国的未来暧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庆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一些美国军政要员，让他们对这支看起来淳朴和富有理想主义的力量充满好感。两相对比，这些美国人更加厌恶腐败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替国府说什么好话。而继罗斯福上任的杜鲁门与蒋介石有隙，不愿意全力支持后者。美国主导的调停工作还让中共在关键时刻有了喘息之机。不像苏联给予中共实实在在的支持，美国一直限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导致国军仅有少量美械部队，大多数军队武器装备与中共军队并无太大差距，空军力量也不足以对地面战场产生重大影响。
就是在美国的犹豫不决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时间击败了国民党政权。即便如此，杜鲁门还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一度打算默认中共统一中国，试图以此换取中共在美苏冷战对抗中的相对中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大力支援金日成政权入侵半岛南部，美国才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避免国民党政权的彻底覆灭。但这只能让蒋介石保住那块小岛，中共则很快占据了全部中国大陆，并成为统治它至今的主人。
（5）综述
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既是因为它在特定的时期的确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也有运气和机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奋斗与能动性非常可观，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军事上的成功是它当政的最直接原因，“枪杆子里出政权”诚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为列宁式政党典范所有的严密组织性、毛泽东等领导人个人的强大能力、得到国内地域性利益集团的支持等。但因为比较次要，本文就不便一一论述了。
（二）历次政治运动浩劫惨痛中共却屹立不倒的原因
从苏区的肃反，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镇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镇压，都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创伤，不仅国民深受其害，许多时候中共内部的党员干部也难以免灾。但这个政权却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看起来令人费解。
不过探究其原因，也没有多么神秘。
首先，中共政权对于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力，垄断了包括暴力资源在内的各种重要资源，没有人可以进行制约和对抗。一个暴政垮台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够推翻它的力量存在（或这种反抗力量有机会有条件酝酿）。否则，暴政再肆虐，受害者无力反抗，那再残酷的暴行都无法使政权覆亡。而中共正是有这个特征。例如反右、文革时，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进行反抗，零星的抗争根本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大饥荒更典型，即便几千万人饿死，也没能阻止和团结起来争个活路。因为军队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权垄断，而户籍制度及队社、街道、单位及相关基层党组织等的存在，则让原子化的民众根本无力对抗，甚至连逃荒要饭都被遣返。中国大陆全部置于中共控制之下，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毛泽东带领中共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反抗国民政府，但它执政后却最为提防基层的星火燎原，不允许再有一块革命根据地出现。
非常类似的例子还有朝鲜的金家政权、柬埔寨红色高棉，都是制造了惨重灾难却并没有导致人民的有效反抗。东方社会崇尚秩序、集权，个人自由原本就被剥夺许多，而深受列宁和斯大林现代极权主义影响的各东方共产党政权则变本加厉，在利用旧有的巢窠基础上编织更密的罗网，让受害者只能任人摆布。当整个社会就是大监狱，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牢笼中的人们，即便人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国家的人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在于他们与东方人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例如他们认为允许人自由迁徙、私有领地受到保护是天经地义，完全想不到有连穿衣吃饭都被严格管束的国家。
第二，中共是一个体系严密、内聚力强的组织，其团结性、纪律性、吸附能力都非常惊人。这样的组织就意味着它不容易从内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权对国家有强大的控制力，统治阶级之外的人无力反抗。那么统治阶级内部呢？
中共统治集团的运转，结合了列宁式政党、斯大林式官僚体系、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等多种政治机体的特点，这是毛泽东等人有意为之的结果。其具体的运作细节我并不了解，从它显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来看，它的确能够让成员对党保持忠诚，哪怕党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会看成是党内一些人的个人行为，而不会因此反党和背叛（除非有强劲的外部力量拉拽）。当一个人成为中共体系内的成员，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会将残酷的政治斗争包括对自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应，主动为中共及它的体制辩护，很难跳脱出党营造的价值体系。
第三，中共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纠错能力。历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无限期进行，在出现某个机会或达到某个阈值后就会停止。中共还会对此前发生的错误做出一定的补救，哪怕这种补救受益不均、杯水车薪。这样党内外都不会对中共彻底丧失信心，自然也不会想去推翻它、摧毁它。何况，国人普遍对强权强人犯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伤害或者只是减少伤害（还在继续伤害），人们就感激涕零了，根本不会考虑什么补偿和追责。所以政权不断犯错、改错，再犯再改，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统治集团成员无论如何受害，也还享受着既得利益。而差异化的资源分配，总是可以让既得利益者对政权忠诚。虽然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党内成员甚至高层受害，但是他们所受苦难普遍低于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如果不死，他们都有复出的机会，文革后大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成为显贵就是例子。现在进监狱的贪官污吏，也比牢狱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况这些人通过各种假释和减刑，很快就又过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们自己无出头之日，子女还能利用他们遗留下来的庞大资源和关系网。
所以他们知道，只要还是党的人，就还有日子过，未来还有好日子等着。如果叛党反共，挑战整个既得利益阶层，不仅成功可能渺茫（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径），还必然死无葬身之地，还牵连子女。他们当然会做出相对最优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