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女村民救助被拐多女性 遭打压

來源：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2/8/n13563256.htm

“现在我臭名远扬了，丈夫也跟我离婚了，因为我老干傻事，想救人，给家里带来麻烦，给自己也带来麻烦。”一位曾帮过几名被拐卖女性的村民说，


日前，徐州丰县八孩母亲被铁链拴在小屋里的视频登上热搜后，中国被拐卖女性的悲惨遭遇再度激起了广泛的民愤。

不过，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胡集乡一村民王柳（化名）4日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她前几年因为可怜几位被拐卖的女孩和妇女而向她们伸出援手，却让自己也陷入了困境。

据王柳介绍，她帮助的第一位女孩，是历经几次拐卖后被卖到他们村附近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离她们村子二里路。

她说：“当时我老公去县里干活，在他们村听人家讲这个女孩被拐卖过来后，整天被锁在屋里，并且，大冷天的上身只穿一件秋衣，连冬衣都不给她穿，以免她逃跑。”

这家的主人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有个傻儿子，女孩不愿意与他的傻儿子成为夫妻，老头看她不听话，“就叫她接客卖身挣钱。”

王柳说，事情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我听说了之后看不过去，就想出五千块钱请几个青年去救她。然后在群里讲了这件事情之后，群里有个人就报警了。”

但派出所并不想管此事，王柳没办法就坐在派出所里不走，直到他们带她去了那家。但去了之后，派出所的人没有采取行动，却叫她自己去找，结果她到处找也没有找到。她怀疑公安局的人通知了那家人，将女孩子转移到了别处，不然“公安局救个人还不容易”。

之后，她听传闻说这女孩下身私处都烂了，也傻了，因为“那家里特别穷，跟猪窝似的，很不卫生，也不叫洗澡”。但村民都不管不问的。

她说，“在我们这儿拐卖正常，哪个村都有十多个（拐卖的），女人猪狗不如的现象很普遍。”

还有一个妇女，被拐卖到该村之后，跳了几次河。王柳就劝她“不要死，跟你家人联系，叫他们来救你”，妇女看到王柳想帮她，就开始跟王柳接近，随即其所谓的“家人”开始骚扰王柳，骂她，打她，叫她不要多管闲事。

那之后，还有一个被拐卖过去的女子，在她家门口投河，她看见了之后把她叫到自己家，让她洗了个澡，并给她找了几件干净的衣服和二百块钱，让她联系家人逃走了。

此外，“还有一个女孩儿被家暴，打得身上都是血”，她出于关心也叫她到自己家里清洗一下，但别人看了之后，都说她爱管闲事。她说：“现在我也臭名远扬了，我丈夫也跟我离婚了，因为我老干傻事，想救人，给家里带来麻烦，给自己也带来麻烦。”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租她家房子的一家人中也有个被拐卖来的，“我看不过去，就说‘你这做得可不对啊’，后来女的被欺负走后，他们就开始欺负我，不交房租，也不打电费，还骂我、打我。”

但“他打我没事，我反抗打他，他就告我，要拘留我，法院还判我赔他钱，气得我经常吃药”。

她表示，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度，不敢做好事，甚至在这片土地上有点良心的就都是坏人，人家都讨厌你，欺负你，“我救出来的那女的婆家人更是恨死我了。在你附近放火，小孩出门打孩子，连警察都说我神经病，不管我，政府也不给我撑腰。”

纪元记者拨打胡集乡政府的电话寻求置评，但被提示电话欠费停机，无法挂通。

不过，记者采访到的商丘的一名网民表示，知道该村民讲的事情。该网民表示，现在这个世道变了，人的心态也彻底变了，跟以前的人大不一样。在四十年前，人家是真的帮你，“现在谁帮你？亲戚都不帮你，都是各顾各的”，不愿管闲事。甚至“你要想说实话，他就打击你，我对现在这个世道很看不惯”。

另一位网民也表示，“有一个村霸贩卖人口，我告他多少年都没告倒他，他们都是层层包庇。”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除了道德审判，法律是维护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虽然，中共公安部门也在打击拐卖妇女的行为，但多维新闻引述的1997年《刑法》条文显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收买者不虐待也不阻碍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直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才将不虐待不阻碍解救的收买者“一律入罪”——从“不追究”改为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基础上，还“可以从轻”。

对此，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对大纪元说，贩卖妇女盛行，并形成公开化、普遍化甚至集团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共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中共的刑法规定对拐卖人口的处罚又非常轻微，等于变相鼓励了拐卖产业。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贩卖妇女盛行的现象？唐靖远指出，“从表面的原因看，是因为很多农村地区太过贫穷，很多村子娶不到媳妇，再加上中共实施计划生育之后，传宗接代观念浓厚的农村地区更是将此视为头等大事，为此不惜违法犯险，甚至因为拐卖妇女需求量众多，从而形成了法不责众的局面。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农村的赤贫与继承香火的刚需，都与中共大搞计划经济导致民生凋敝以及残酷计划生育等政策密切相关。”

而导致拐卖妇女罪行盛行数十年也难以禁绝的一个重要因素，唐靖远认为，是由于拐卖妇女的普遍化以及产业化，使得很多地方基层政府机构和大量人员卷入其中，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共生体，从而对买卖人口犯罪行为形成地方保护伞所致。

他说，“我们看到很多解救被拐卖妇女的案例都显示，无论是受害女子的亲属还是外地公安人员，解救受害人的时候几乎都会遭遇强大阻力，而且这些阻力很大程度都来自当地的政府机构甚至公安部门，就是这个原因。”

“也就是说，由于中共在很多地方基层政府的黑恶化越来越严重，这些地方政府对本地的拐卖妇女产业已经开始从旁观者逐渐演变成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