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长征野史

按照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则,本朝历史是要由后朝来编撰的,古人这么做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自己编自己的历史容易自我美化,不客观。但是目前的红朝是个例外,它完全垄断了本朝的历史编写,并且垄断了本朝的正统历史教育。所以,凡是非正统途径的历史,都可以算“野史”。不过,假设将来如果会改朝换代的话,那么很多历史内容应该会改写吧,就好像现在俄罗斯也改写了苏联的历史。后朝写前朝,虽然也不一定绝对客观,但是肯定比前朝自编可信度高了,这不是有一个公认的“回避原则”嘛。到那时,野史也许会变成正史,正史也许会变成野史,这也可算是辩证法了。本篇就写一下不见于正史的材料,关于长征的故事,一篇和正史大大不同的内容......






  中央红军这次被迫长征和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说没多大关系,要不各路红军全体窜出根据难道也都是李德博古指挥失误,问题出在国军主力打垮了国内各路军阀全都调来对付红军,而且蒋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步步为营慢慢收拢包围圈,而且一路搞封锁线修碉堡,国军打的一点不急并且严令各师不得冒进.这下红军悲剧了,搞运动战搞伏击搞围点打援这些战术全都用不上,随着包围圈的一步步缩小只有打阵地战硬拼了,如果还是老毛指挥也是一个下场,打不过咱们走!
  中央红军突围到其他地方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可是经过总公司(拱产国际)讨论批准的,而且指示他们先窜到张国焘的根据地避避风头,等着总公司再找几个军阀让他们和老蒋打起来再运动出来整个新的中央苏区,俄国人的计划很完美考虑的也挺周道,问题是当年中国骗钱的军阀很多有胆放马出来挑战南京中央的还真木有,直到红军都快被国军打断气了,才找到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发动了个两广事变和中央闹了闹事,蒋把国军主力紧急调了一部份南下,这让陕北红军喘了一口气,不过俄国的钱一骗到手,老陈和老李立马和南京中央和解,俄国人悲叹"中国军阀太坏咧,就一帮骗子"...
长征是拱产国际下的命令,而且中央在苏区进行了数月的充分准备.除了十几个政治局高层知道,下面所有人员全不知情,谁走谁留这个才是博古李德周洛甫王等所要讨论决定的,也不复杂,毛没问题,洛甫:毛虽然不懂理论,但他懂旁门左道的那一套,黑社会的切口帮派的规矩无所不知,以后路上和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用的上他...毛顺利过关,被中央派去了解突围口的敌军情况.也有挺倒霉的,瞿秋白何叔衡几次提出要求和中央一起走,被中央无情拒绝.这两人以后留下来转移至福建,何被国军击毙瞿秋白被俘,同时被俘的有项英的老婆,以后瞿秋白被枪决项英的老婆居然被国民政府无罪释放,不过项英一见到老婆就怒骂起来:"其他同志都就义了,为什么你没有死,你肯定是做了叛徒了..",项拔出枪当机立断,把老婆就给毙了.(国民谠太坏了,如果她真是叛变了革命,你出于人道主义,也该把她送米国去才对啊,让现在又多个海外侨胞多好)
13
分享 2022-09-10

64 个评论

花絮:大跃进与茅台酒



  当年的贵州省是西南地区的一个最落后贫穷的省份,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而且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有红军老兵以后回忆:“我们的侦察队进入彝族人村寨,递上礼物(鸦片)并宣传了红军的民族政策后,受到头人土司的热烈欢迎,于是都款待了我们,不过那些彝族妇女把面放在大腿上揉搓,一会儿他的腿白了面却黑了,这事让我记忆犹深,这饭怎么都吃不下去。。。”。所以红军能两次进入遵义获得休整补充,在当年可是来之不易非常宝贵的,以后遵义被定为革命圣地,排名仅次于井冈山和延安,不过这并没给遵义带来好运,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毛革命成功10年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1959年冬,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葬,由于当时的遵义地区(现遵义市)是重灾区,饿死人又最早在遵义县的板桥、泗渡等地发现,故又称“遵义事件”。由于湄潭、金沙两县饿死人的情况特别严重,故又称“湄潭事件”、“金沙事件”。大饥荒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迫害造成的,这当然不能成立,以后刘都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并且实行饿死可以,外逃不行的政策。还出了个惨案,1959年遵义地委要在绥阳公社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统统抓了起来关进一个仓库,大会开了两天就胜利结束了,这仓库里关押的人居然被大家遗忘,半个月后有人才想起,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
  就在这种情况下,遵义的粮食还在外调,而且是用来酿造茅台酒。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幅提高?
  当然事情是有原因的,1958年的时候,毛在成都会议上指示贵州方面:“茅台酒产量太低,不够大家喝的,你们回去也搞个大跃进,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茅台57年才年产400多吨,搞一万吨?这样的跃进估计进了拱产主义也搞不了。。)
  毛难道会不知道当年下面各地出现的大批饿死人情况,现实就是毛心知肚明,他掌控着中国有史以来最严密的组织,下面就算死了只谠的羊他都立即会得到汇报,那么说说毛在大饥荒前面的表现。。。
  农民的悲剧始于统购统销,毛在1953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毛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4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那年,人均口粮仅为381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280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220粮食”。
  以后毛不断告诫干部们,“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对农民挨饿,毛的答复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1955年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薄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划人陈早在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泽东说要和农民打一场战役,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拱产谠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拱产谠垮不了台,不管怎样对农民掠夺都行。
  毛说:“农民手里不是没有粮食,问题是怎么让他们交出来,良心少一点好 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5月17日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说:“ 这些大家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1955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毛有制定了新的计划:“为了便于征粮,1955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150万,每年30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
  遵义地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大批饿死人。毛用“农民手里有粮,问题是要让他们交出来”这句话来告诫全谠,于是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武装征粮,即由干部们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份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干部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就是反对毛和谠中央。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敢为民请命,还说农村有粮。
  而贵州在饥荒最严重的时代,居然还在拼命生产茅台酒。这也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如何能不落实,贵州立即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还有用来运输粮食用牛马以及狼狗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贵州交通不发达,而怀仁又是偏僻县,粮食运输主要靠牲畜,狼狗是用来保卫粮库的,主要对付那些想偷粮的盲流饥民。。。
  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此言点滴不差,这三年生产出来的2000多吨茅台酒,也就是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苍天无语,大地含悲,人命贱如此。。。
  毛在鲁班场又搞了次大败亏

要发言请先登录注册

要发言请先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