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存在民族性（支性）吗？品葱的某些人（精美精日精台）开口闭口就是中国人德行低下

转述刘仲敬先生的观点，这种对比是不公正的。因为欧美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宪法结构，而中国还没有。

刘仲敬：現在中國的啓蒙派，有很多人是頭腦極其天真的，他們每一次看到西安斯坦，哦對不起是西安，西安的某些暴民砸了日本車以後，他就痛心疾首地講起國民性來了，哎呀，中國的國民性太差勁了，歐洲人和日本人就沒有這樣的事情。我得提醒你一句，歐洲人和日本人跟大家其實都是差不多的。如果表現得不同，那是因為你的發展階段不同。歐洲人，哪怕是英國人，在1926年大罷工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的。在1934年維也納街頭，雙方之間的槍手是比湖南或者是西安的任何暴民都要打得厲害的。我們不要特別懺悔說是，重慶的紅衛兵殺了多少人，中國人多麼卑賤，大家不要忘記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二十年代的柏林街頭殺了多少人，芬蘭和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是怎樣喝醉了酒、扛著大棒去砸布爾什維克在當地的黨支部的。你要說這種做法一定跟紅衛兵砸保皇派的支部有多少區別，也不見得。

實際上的情況是，你不能夠搞什麼不公正的對比，你不能用我的憲法結構不穩定的時期去直接對比別人憲法結構穩定的時期。任何一個體系，在它自己憲法結構進入相對穩定期的時候，它都會顯得是非常體面而有秩序，秩序非常好，彷彿非常自由。但是，在舊秩序和新秩序交替的時期，它必然會充滿著混亂和暴行的。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這樣，歐洲並不例外。歐洲人在舊秩序和新秩序交替的時間也是充滿混亂的。

不过由于中国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所以旧秩序下的共识还没有形成，新的思潮就扑面而来。这导致中国很难达到稳态。

刘仲敬：至於它的好處在哪裡呢？就是它的舊秩序和新秩序的交替，經過一段時期的博弈以後，能夠達到新的平衡點，在新的平衡點上，它又顯得像是很紳士、很體面的樣子。而你這方面呢，你還沒有達到新的平衡點，而且新的平衡點很難達到。它為什麼能達到新的平衡點？與其說是因為它自身有種種優越性，不如說它是世界秩序的中心，它本身只存在著後浪推前浪的問題，新的博弈達成了新的平衡點以後，秩序就可以穩定下來，它不大考慮橫向干涉的問題。而你處在世界體系的邊緣地位，舊的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新的體系就開始砸舊的體系了。外來的秩序不斷輸入，而且不同時代的秩序不斷發生作用，任何一種秩序都沒有辦法充分伸張自己的正義。結果，每個人都有道理，而每個人又都沒有道理。因為不同的人是按照不同的秩序行使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這樣自然要造成矛盾和混亂，這是過渡時期的特權啊。

從人種上面來談，是沒有的。但從文化和社會型態、社會氛圍上，是有的。
所以與其說是民族性，用「民族文化特性」之類的字眼會更為洽當。儘管承認其存在，但不代表我贊同辱罵支性的立場，請理解。

很多事情都是當局者迷，我們把自己的角色抽離，看看其他國家：
印度種性制度也是深刻的在印度文化內，那麼假使有個類似支性的字眼來形容這種印度，我們先假定這個名詞為為「印性」。當一位印度人遇到事情、受到壓迫、解決事情的邏輯，會深受到他/她幼時教育與文化和社會氛圍影響，同樣的事情，若遇到對方是高種性或者性別差異，他們會有完全不同的思考邏輯。例如，在印度的眾多強姦犯中，許多完全不具有悔意，且認為是替天行道，或者稱其為教育。會發生這些問題，概因幼時教育與文化渲染，從心理上就認為女性不得穿著暴露、且也不認為私刑有失公義有關。

同樣的，崇尚以牙還牙與私刑、狠戾、自私，這些品質不見得是文化教育給你的（我的意思是，儒家並沒有教你幹這些事情），可能是社會環境、家教、或者很微小的一些事件，就完成性格上的定型了。所謂微小事件，例如孩童搶玩具，最後引發的打架，父母或者教師煩於處理，簡單的兩邊打50大板結束教育，這件對大人而言微不足道的事件，但，有可能令孩童認為重要的不是搶奪或侵占，而是引發事件。（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不解決製造問題的人，是不是和政府很像？）對於這些社會氛圍，由於你早習以為常，你根本不會承認自己有問題，或者根本沒發現。你如何在一團墨汁中發現一滴墨汁呢？然而，你也不自覺的將這些品質教育給下一代（我並非責怪你對下一代這樣教育，因為你是不自覺的，同樣的，你的父母和祖父母亦同，整個社會就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文化和社會氛圍上的問題是確實存在的，就算不用支性，還是會有其他替代詞語存在的。當然，既然會引人不快，那麼我們應避免使用令人不快的字眼，我們可以預先使用其他詞語來替代，例如「印性」。它代表的意義是中國人遇到事物後的處事邏輯，包含但不僅限於被迫害則壓迫更弱者、一夜致富、賭徒、大國思想、大一統、聖君情結、苛薄寡恩、欺善怕惡。它並非是人種侮辱，而是一種共通文化得出的思考結果。也並非不可改變（因為非基因影響）。



所以中國人還是普遍都具有「印性」的存在。

你都能说出“精美精日精台”了

怎么不算个“精赵”呢？要知道“精赵”人士也很喜欢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就该被共产党统治的

没毛病。

桂枝政府，桂枝张献忠，桂枝民众，就是乌龟配王八的关系。看上去都丑陋不堪，其实非常德匹下。

张献忠们如果生在米国，其成就大约止步于x州连环系列杀手。生在桂枝，风云际会大洪水之际就能成为伟大的xx阶级xx家。

桂枝政府如果穿越到米国，怕是不到三集就被米国那些拥枪红脖刁民给艹翻了。桂枝政府如果呆在中国，就会有一大群被他艹的死去活来的屁民在网上替他说好话。

桂枝民众在中国被TG艹的死去活来屁都不敢放，然后肉身翻墙出去了稍微受一点外国无心的怠慢，立马就开始碰瓷式叫嚷:"看啊，这就是西方虚伪的自由，民主，人权"。当然，丫喊归喊，屁股肯定是不会挪回来的。

当年启蒙运动也有很多“自恨党”啊，比如伏尔泰，恨不得自己是个白皮大清子民，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受人尊敬和爱戴

中国人德性低下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简单的鲁迅式民族劣根性挖掘，并不是对问题的最好解释。

鲁迅留学生，读了洋人的好东西，当然觉得中国人无可救药，但是去旧金山淘金的华工苦力，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被美帝同化，那么请问这些人是怎么脱支的，鲁迅解释不成立。

香港就更是如此，港英的文化仅仅存在于少量英裔和高等华人那里，大部分香港人和广东人没有任何区别，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长时间不比广东先进。49年后深圳河成为柏林墙式的冷战界线，港英这才以政治孤岛的形式发展出自己独有的文化。

中国人德性低下，表现就是离世界中心秩序远，政经都有遥远的距离，解决方案当然是拉近距离，比如高等华人移民西方国家，其德性就逐步向西方靠拢，虽然这种德性的建立，更多是费拉式的顺从而非公民精神脱胎换骨，但是当代罗马是不在乎你心里咋想的，你拿绿卡拿公民，工作交税领福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