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是想成为拥有特权的赵家人还是法治国家的公民？

有的赵家人可是宁愿戴脚镣坐牢也要留在法治国家的。



https://twitter.com/savinakiss/status/1176546718755647489

这是人性拷问，等于告诉农民把地主杀了就可以分他的地，睡他老婆一样。千万不要去挑战人性，激发出来就全是禽兽。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去考量一个人的文明，本来方法就不文明

坦白說我覺得那跟傳統文化沒什麼關係⋯⋯
什麼對權力的恐懼，都只是害怕起義的藉口而已。不然為什麼有幾個朝代都是一般農民起義推翻的？

我記得某個朝代的行政機關，如果皇帝下了不合理的命令，那這個命令大臣評估不可行，之後甚至會被高階官員好像是宰相還是三個機關領頭的大頭打回票（有點忘記名稱）。這制度其實已經有一點點離開極權制度了

看什么特权，如果这个特权能让我给粉红铁拳，我可能比较想当赵家人亲自给予粉红铁拳，牺牲自我执行加速主义。

想了想 还是法治公民 吃穿不愁 看病不愁 能按自己兴趣爱好生活那种就行

。。。。这个问题就有问题。
我一定先成为有特权的赵家人，然后成为法治国家公民。
这根本就不矛盾啊。

还是赵家人，至少可以狠狠的割死那些小粉红，解我心头之恨

看起来好像有的选，实际上没得选
只有民主自由法制，每个除了你以外的人都活得有尊严，你才能活的有尊严
这是自由世界每一个人的常识,可惜支人不懂

民主自由按规则办事，这套基本制度就像经济上的保险一样，
必须保护到每一个不起眼不走运的人，才能保护到你的尊严，即使你幸运地生在赵家
习猪头的变态心理就是没有这套基本尊严保障的邪惡制度的产物，
因为它少年遭受了被铁拳，忍气吞声几十年往上爬，然后把它遭受的无尊严经历重新施加到每一个人身上,
给这片土地再来一次文革清洗，加上病毒, 满足它变态的报复欲望
连习猪头这个红三代都被没有尊严地对待过，你们选赵家人的确定自己可能绝对不会碰到铁拳丧失尊严？

所以说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一种保险，用每个人的小概率（成为暴政牺牲品or成为特权赵家人欺压平民）众筹来保护集体的大概率（健康正面的大环境）

所以，根本没得选，
无论你生为任何阶层等级，选择前者是你唯一能有尊严活着的选择

赵家人都移民欧美，就说明了一切了，再有特权保不齐哪一天被同志清算或者政权垮台，孙立军，孟宏伟，令计划，就是榜样，所以要想活得安心，还是得去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

看楼里的回复就知道反贼是一盘散沙，中共稍微给点好处就能收买

一般没文化的，那种只要爽了一时，杀头也不后悔的，都选赵家人，
聪明一点的，欲望低一点，就选公民了。

而且所谓的有特权的赵家人，那也是分时候，你看邓小平牛逼不？一样挨整
周永康牛逼不？没下台之前，算的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吧？结果如何？
亲戚都被株连。

这个选择题，看个人吧，正所谓他人蜜糖，我之砒霜。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有人就是喜欢过一把瘾就死，也没事，那也没办法。
你说是吧？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 李斯

这种假设本身没有意义，但楼主所言极是，道出了中国人眼里只有主奴关系这个，我也不知该说是悲哀还是可怕还是怎样的事实，而至于如何判断一个人到底只是不爽自己身处低位还是真心厌恶这套体制/向往自由民主，就看其在体制下的适应程度

诚实地说，法治国家的公民！人在宇宙空间上就是一粒沙，时间上一瞬间都没有，那些特权下的权力享受什么的有什么意义呢？历史上存在过那么多的人，又有多少人记得？人不过是活好自己的一生，有自己爱的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才是意义。所以，在一个法治国家，安全快乐地过完一生，比战战兢兢担心被抓进牢房，好多了。

好奇哦，我这么说吧，我愿意当一个伊朗人，也不愿意当一个中国人。

那么好，有点极端？那我说个不极端的，当一个民主国家，比如欧美民主国家，有人权的国家的乞丐，或者低收入的人，至少有尊严，也比在中共国当首富好，你看那个丑云，不可怜吗？他跑得了吗？

非洲诸多穷国，或者东南亚的老挝、尼泊尔等等，在这些国家，你上厕所要实名制吗？

对不起，和我之前说的一样，在北京买房？倒贴我钱，你觉得我会愿意去雾霾的地方，等待肺癌的到来吗？

完毕！

人的一種本能就是相互鬥爭。

你生活在表面上，看起來自由民主的西方國家，然後你今天看見這個遊行，明天那個遊行，今天這個黨被干，明天那個黨被幹。而受制於各種法律的要求，你又不能把他們怎麼樣，那個時候你就知道專治是多麼的誘惑了。

作為一個趙家人，你可以享受各種內部的福利，有時候藉助自己家裡的權勢，還能壓別人一頭，嚇唬別人幾下。這種成就感是在自由民主的西方永遠也體會不到的，就算是特朗普他罵你一句，你也可以給還嘴罵回去，但是在中國村支書罵你一句你都不敢回嘴，否則他就天天擠兌你。

我觉得你理想里的是赵家人的子女，也就是即享受了红利又不担责任。赵家人里的当权者都是如履薄冰的，如果你渴望那种生活。

看完後我對於中國民主化的未來感到深深的不樂觀

当然是当赵家人捞够了钱然后转移资产移民去别的国家做普通富豪。
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好，赵家人除了各种特权之外还可以天量捞钱，如果担着政治斗争失败进监狱甚至生命的风险却只能换来睡央视主持人之类的小特权，中共早就步入苏共后尘了。
被允许权钱交易的大大小小的红色家族和高官家族，这是中共的执政基础。如果连你我都觉得当欧美普通公民比当赵家人爽，那中共还能存在吗？华国锋下台后的中共就是这么个设计，挂在嘴里的纯洁性先进性只会导致亡党，允许各种腐败内幕交易权钱交易才能生存。

姨学的回答（有删节）

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作一种模式，那么可以说它是从秦灭六国开始的。此时在秦已经建立起来的，绝对主义国家对于国民的肆无忌惮的凌辱摧残、使人民在国家机器面前恐惧发抖、从而积极地自我迫害相互迫害的这种社会秩序，就被强加给了整个东亚社会。社会开始流民化，整个东亚变成了一个超巨型养蛊场，越没有底线的人越能取得胜利。

刘邦战胜项羽之后，代表诸夏残存的贵族习惯法的阶级更加一蹶不振。田横五百士是古典齐洲利亚的绝唱。从此，流民打天下成为中国的习惯法之一。

概括地说，我们要注意两点：
1. 中国本身就是相对于正常人类国家的反国家。
一切正常人类国家，都是由国民创造出来为国民服务的政治共同体。国民的总体利益也是国家利益。

而在中国这里，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征服者为了奴役降虏而制造出来的，降虏历来占据中国所拥有人口的绝大多数。降虏的利益恰恰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反面（类似的话可见于刘仲敬有关中美贸易战或者陈医师访谈当中）。征服者内部是一个小共同体，在当代中国就是共党。

而降虏呢？降虏彼此之间不仅不构成共同体，他们之间的仇恨绝不亚于他们与征服者之间的仇恨。于是有：

2. 中国社会是相对于正常人类社会的反社会，因为中国社会不但没有人与人的有机健康的人际联系，反而是人与人相互仇恨防范彼此消灭的战场。

商鞅变法的精神，商鞅们处心积虑制造的东西：就是制造这种反社会的社会，把社会变成反社会（刘仲敬《没有土豪的世界》）。
降虏当中的一小撮，比如朱元璋红巾军，他们发展壮大以后，自己成为征服者，再去奴役其他的原降虏此时的继承者。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整个中国社会内部，全体中国人共同在维持这么一种社会的集体行为模式：每次只有数量极少的人，最终成为暴政的主人，其他的数量巨大的中国人，被上述一小撮人迫害同时也彼此相互迫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偶尔也自我迫害，包括自我诬陷）。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仇恨中国社会这种集体的行为模式本身，而是谋求，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新的迫害者。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二元的结构：征服者 + 降虏。有趣的是，全体中国人表现出一种默契，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他们当中拣选出一部人去扮演征服者即暴政实施者的角色，绝大部分人去扮演暴政对象的角色。扮演角色的人动态更换，而角色及其人数比例永远不变。

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无辜民众被强加暴政的问题，而是全体中国人都在追逐自己去实施暴政的权利。中国人自身就是迫害者，也是被迫害者。

国内有权有势的赵家人哪个不移民西方民主法制国家的？看看孟晚舟（有钱）、孙力军（有势）。

已隐藏

既然是臆想，选A你就有很大的机会实现B，可以全都有，如题主说的，不香吗？像有人想做皇帝之类的，臆想当然是毫无问题的，沉迷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也无可厚非，但是就是有人蠢到现实中也想做皇帝。但事实上，某些人拥有着专制国家的特权而享有着法制国家的民主。如果是选择投胎，嗯......不过，投胎你能选吗？

个人认为人（可以）作为具有基本的理智的动物，更文明的东西诞生通常是要逆欲望而行的，不然那人类社会那就不会诞生文明，人对于权力有追求渴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些（或许）无欲无求的，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上想要他们做出多少正向的努力恐怕这些人也指望不上（当然最恶心的墙头草），但是关键是建立的体系，一个如何有效抑制少部分人对权力追求到迷失自我损害大多数人福祉的制度，所以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的体系尤为重要。所以，你想要做的事情和应该做的事情，在现实中两件事情的方向相对矛盾的前提下，且你能执行的情况下，你选什么？

所以，只要一个体系建立，就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则，就不是少数的人能扭转的了。

有的人说，如果你不满体制，那你就进入体制去改变它，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荒谬幼稚的，纯属政治小白的想法。这个体制如果比作泥潭，想进去成为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基本上是没戏的。同理有人想通过自己去吸毒然后靠毅力摆脱毒瘾那样。如果你是异己分子进入体制，那么体制内将会有无数种方法来收拾你把你排除出去。所以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这一点分清楚是要做某些事情的第一步。

已隐藏

我倒是想先成為有權力的人，然後帶領我的人民走向民主與法治的時代，就像卡利亞·米奈希爾一樣，雖身為被遺忘者，但仍然擁抱聖光

我对于专制和威权有一种条件反射的厌恶，吃人血馒头会让我坐立不安。如果有的选，我宁愿做星际联邦下有公民权的一条海豚，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当皇帝。

只因为他也是人，
他不喜欢被皮靴欺凌。
他不想要奴隶在身下，
也不要主人在头顶。
——《统一战线之歌》

我选择回到慈禧皇太后老佛爷时期的大清国 那个时候最好，嘻嘻
包帝确实想走老佛爷的路，老佛爷的心，你们谁懂？
皇太极关外建立后金，顺治入关，康熙乾隆建立有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思想，抵制美帝（乾隆年间，美国就建国了），道光皇帝在大湾区抵制英国列强的大炮，同治皇帝喜欢逛窑子，拉动内需，光绪皇帝还要听老佛爷的，品葱反贼鼻祖孙逸仙太可恶，共和什么？ 不知道“共和”是敏感词么？不知道“民主”是禁忌词儿么？，大清梦才是中国梦，坚持走大清特色的中国道路，让五千年文明发扬光大，今年是维尼元年，期待大清越来越好，大清岁静派天下第一。  嘻嘻 

上述这段话，在大清国都贴不出来。 

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是不是赵家人？薄熙来是不是赵家人？你想当么？
毛新宇是赵家人又怎么样？专制国家没有永恒的赵家人

洛克菲勒，摩根，肯尼迪，布什是不是美国赵家人？民主国家才有安全的赵家人。

专制国家连赵家人都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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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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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當特權階級除了物質享受可能多點有什麼好嗎？每天還是會操心會不會在權力鬥爭中敗下來，良心上也會受到譴責。相比那些特權個人感覺不值。

后者，心太软了不忍割韭菜，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那种，，所以穷到现在。 

我可以回答樓主，我會選擇做有歐美身份的趙家人。爲什麽？因爲我不喜歡支國的被洗腦的韭菜。諸位，想想吧，好好回憶回憶，我們反賊被那些小粉紅、五毛都惡心多少次多少回了？這樣的群體，難道你們不想報復打擊嗎？而且你還真別説，趙家人坏是坏但是都非常聰明，他們從來就是利用分紅、五毛和韭菜但是從來不和他們打成一片。儘管從古典主義的民主思想上來說趙家人要批判，但是更讓人討厭的是粉紅和五毛還有韭菜。如果你當了趙家人，并且你有能力進行深化體制改革你會做麽？反正我不做，因爲我不想讓那群五毛粉紅和韭菜翻身，因爲這群沒有腦子沒有思考能力的人是不會念你的好的，今天他們能儅分紅擁護你，明天它們被煽動了就能達到爲民請願的你。据我體制内的同學反應，現在很多時候并不是政府或者領導坏，更多的時候是屁民坏。比起恨趙家人，我更恨愚民們。

毫无疑问肯定选法治公民，不想做个没有道德自私的特权者，每个公民都有权享受自由和财富。

哪個法治國家
要是民主法治國家，公民是人，那當然選擇去當公民
在中國當特權，指不定哪天就被鬥下來
去文明社會當一個公民，一輩子做守法好人，至少人身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要是不是民主但是法治，那去了那邊我還是刀俎上的魚肉
只不過是獨裁法治國家會按照菜譜燒我這塊魚肉，中國會亂燒一通而已，但不管怎麽樣我還是會被燒掉
那我還是當特權吧，爽一時也是爽到了

當然是做法治國家的公民。

外國人，假設你是外國的中下層平民，你想混個吃喝，跑去中國迎合中共特色國民騙吃騙喝很容易，而且很安全，再差也可以做個洋外教，進出自由多好的事呀。如果你是外國中高層，那不用說了，跟共匪談笑風生，利用他們發財，拿著紅錢反紅朝，多快樂的事。

你做趙家人，沒準哪天站錯隊就進去了，或者看到記委來捉人就恐懼的跳樓，即使逃走還給你上清單，什麼海外紅通人員。

共匪治下之所以可以允許外國人在中國過的那麼滋潤，原因在哪裡還看不出來嗎，難道真的是中國人比較賤，活該這樣?

这就相当于问人你想当皇帝还是相当平民。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