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在印度问题上违背了斯宾格勒原典,是不是出现了重大的理论漏洞?

首先斯宾格勒的逼格比刘仲敬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肯定不能拿刘仲敬否定斯宾格勒



而斯宾格勒说

在原始等级——贵族和僧侣——兴起之时,文化也开始显露自身,而种姓则是文化的最后的费拉式国家的表现。等级是最有生气的,文化在那里进入完成的轨道,成为“生命自行显露的形式”。种姓则是文化的绝对终结,这时,发展已被不变的固定状态所替代。



注意斯宾格勒明确区分了(封建)等级和种姓----虽然两者都是“什么人就该干什么事”


按照原典的说法,支那的费拉度应该是弱于印度的,支那也出现了如贱民之类的种姓制度,但显然没有印度普遍


如果认为印度比支那费拉,那么现实中支那和印度(还有孟加拉)的国际地位也比较符合这个观点,而不需要认为“印度现在虽然不行,但以后会强过支那”的。



阿姨把(封建)等级和种姓混为一谈,产生的推论是支那大洪水被印度管理,那么按照斯宾格勒的原典就完全不成立了。



阿姨是不是学习斯宾格勒的时候漏掉了?



附斯宾格勒对种姓的讨论

正是因此,在每一文化中,对于某个人属不属于这个文化,都会有强烈的感觉。古典文化对蛮族的看法,阿拉伯文化对不信教者[阿姆哈阿拉兹人(Amhaarez)、照尔人(Giaour)]的看法、印度文化对首陀罗的看法——无论造成这种裂痕的根由怎么不同——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即所用的词起初并不表示蔑视或仇视,而只是断定在存在之脉动中存在有差异,这些差异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人们不能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发生任何接触。这种本来十分清楚、毫不含糊的观念已经被印度的“第四种性”的概念弄得模糊不清了,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种姓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摩奴法典》及其关于如何对待首陀罗的著名条例,是费拉世界在印度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并且——不论在现行的甚或可以得到的法规下的实际现状是怎样——通过对其对立面采取否定的处理方式,该法典描述了婆罗门教的模糊观念,这十分像晚期古典哲学采用从事劳动的“巴恼索斯”(Banausos)的概念一样。前者使我们误把种姓看作印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后者使我们对于古典人对待劳动的态度产生了一种根本错误的观念。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真正面对着我们的是残余之物,对于文化的精神生活及其象征主义而言,它根本算不了什么,原则上说,它都无法进入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分类,有点像是在远东被忽视的“化外之民”。“基督教团体”(corpus chistianum),这一哥特式的用语在其用法中明确地暗示出犹太人的共通感不属此列。在阿拉伯文化中,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只在犹太人、波斯人、基督徒各自的民族领域内,尤其是在伊斯兰教的民族领域内才被容忍,并被鄙视地划归他自己的行政与司法当局去管辖。在古典世界中,不仅蛮族人是“化外之民”——在一定程度上奴隶也是“化外之民”,而土著的遗民如色萨利的珀涅斯泰人(Penestae)和斯巴达的希洛人(Helots)尤其是如此,他们的主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使我们想起了诺曼人在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英格兰和条顿骑士团在斯拉夫族的东方的行为。《摩奴法典》把恒河下游的“殖民”地区的有些古代民族的名称保存了下来,作为首陀罗阶级的称呼。[如摩揭陀(Magadha)这个名称就是其中之一,佛陀本人可能曾是一个首陀罗,像“恺撒”阿育王一样,他的祖父旃陀罗笈多的出身就是最为卑贱的。]其余的是一些行业的名称,这又提醒我们,在西方和别的地方,操某些职业的人也是化外之民——比如乞丐(在荷马史诗里乞丐是一个阶级)、铁匠、歌手和无业游民,在哥特早期,他们可以说全是由教会的施舍和俗主的捐助所养育的。

但是,总之,“种姓”这个词至少是人们对它的滥用不亚于使用。在埃及的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根本没有种姓,在佛陀以前的印度也没有,在汉代以前的中国也没有。只是在十分晚期的情况下,种姓才出现了,从此以后我们在一切文化中就都能看到它们。从第二十一王朝以降(公元前1199年左右),埃及时而在底比斯僧侣种姓的统治下,时而在利比亚的军人种姓的统治下;此后,种姓凝固的进程不断发展,直到希罗多德的时代——他把当时的情况看作是典型的埃及式的,其不正确与我们对于印度的情况的看法恰恰是一样的。等级和种姓之间的区别就是最早的文化和最晚的文明之间的区别。在原始等级——贵族和僧侣——兴起之时,文化也开始显露自身,而种姓则是文化的最后的费拉式国家的表现。等级是最有生气的,文化在那里进入完成的轨道,成为“生命自行显露的形式”。种姓则是文化的绝对终结,这时,发展已被不变的固定状态所替代。

但是,伟大的等级是和工匠、官吏、艺术家这样的职业团体(occupation-groups)完全不同的,后者是通过技术传统及从业精神而在职业上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等级是有血有肉的象征,其整个的存在,作为现象、作为态度、作为思维方式,都具有象征的意义。而且,在每一文化内部,农民是纯自然和自行成长的一部分,因此是完全非人格的表现,而贵族和僧侣是高度培养与塑造的结果,因此体现了一种彻底人格化的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形式的高度,不仅摈弃蛮族,而且干脆把所有不具有他们的身份的人都看成是渣滓——贵族将其视作“庶民”,僧侣将其视作“俗人”。这种人格类型不过是一种素材,当费拉时代到来时,它就会僵化为一种种姓类型,且从此几个世纪经久不变。在活的文化中,种族和等级体现了非人格之物与人格之物的对立;在费拉时代,群众与种姓、苦力与婆罗门则体现了无形式之物与有形式之物的对立。活生生的形式变成了定则,虽然仍具有类型,但具有的只是僵化的类型。种姓的这种僵化了的类型是一种极端精巧、尊贵和智性的东西,它觉得自己无限地优越于一种文化中正在发展的人类——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满清官吏或印度婆罗门是多么高傲地蔑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埃及的僧侣根本上是多么瞧不起一个来访的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这种僵化的种姓类型怀着拜占廷式的高贵心灵毫无感觉地随波逐流,把它的一切问题和不解之谜全都抛之脑后。

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e1/e1cee0c6f6194c1e9a8037188e420fd1/text00009.html
斯宾格勒去过印度吗?

他了解印度吗?

他知道印度是一个有6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吗?

他知道印度博大精深的宇宙哲学吗?
gratesque I follow Truth
我建议楼主读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其中「文明的解体」那部分,写得比斯宾格勒更加透彻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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