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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少的時候就屬於題主您說的這種黃左留學生，既反對中國共產專制，又反對美國共和黨人的神權等級社會。
在我那時看來，美國共和黨人的社會是非常壓抑人的個性發展的，連光顧夜店或者與吸大麻的人交往，都會被長輩嚴厲批評。而且，作為一個黃人移民、第一代基督徒，我剛剛成為這種社會成員的時候地位很低。對於基本上所有的同齡人，我都要服從於他們的道德權威。
相比之下，美國民主黨人的社會則充滿了世俗城鎮的氣息，人們以一起遊山玩水、互相娛樂為主。
然而，我是一個喜歡探索和交各種各樣朋友的人。我既參加了各種各樣的左派社運團體，又參加了很多的教派的基督教團體。
久而久之，我越來越體會到社運圈是一個特別冷漠的陌生人社會。你如果很富有、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自己也可以過得很好，那麼在這樣的社會生活沒有問題。可是對於我這種黃人移民來說，這種社會的冷漠、對他人的不關心、互相利用甚至背叛，對我來說是一種慢性毒藥。
當時影響我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社運組織內部搞「批評與自我批評」，其中有幾個月是「反對權威、暢所欲言」。這個活動的本質其實相當於中共的「大鳴大放」、「引蛇出洞」。我當時由於年少，不懂得政治的陰險，表態不夠激烈，於是就被當成了鬥、批、改的對象。我不盡被打擊多次，要求「端正思想」，而且學校的民主黨黨委還動用公權力給我來了幾計鐵拳。黨委其實並沒有鬥爭需要，而祗是作為列寧主義黨組織，需要搞日常的、時左時右的政治運動。其目的是要樹立黨的權威、使黨員服從於黨的領導。
這種時左時右的政治運動讓我醒悟過來，黨所宣揚的美好的政治理想不過是用來欺騙人的符號。符號是為了黨部各大金主的利益服務的。而實際用這些符號動員人民的人，一點也不相信他們所宣揚的美好的政治理想。
此後，我投入了很大精力在教派團體裡面提升社會地位和靈性修養，漸漸地找到了共和黨人的神權等級體社會內比較有地位的保護人。這些好友雖然不像民主黨人那樣一口一個「平等」，但是，從多年的經驗中我意識到，他們對小共同體成員的友誼是真摯的，而不是像列寧黨那樣把黨員當成螺絲釘來利用。在我看病、遷居、就業這些大事上，都是他們不遺餘力地幫助我實現了願望。
人的價值觀是由他在社會生態中的位置決定的。一個在宗教中找到救贖的人會發展出宗教最優越的學說；而一個在世俗城鎮社會中找到和平安寧的人會主張世俗社會最進步。這些價值觀是在不同生態位的人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採納的符號。很少有人會由於信奉某種符號，而放棄舊有的個人利益網絡、追逐符合這一符號的另一套利益網絡。
對於（尤其是中國出來的男性）留學生來講，由於他們自身的無神論教育和對道德的不敬畏，想在美國共和黨人的那種神權等級社會裡面取得一定的地位是極為困難的。我見到的這樣的黃人，最快的多數也是來自於發了財的費拉右派移民家庭，送子女進入私立教會學校，然後子女才在共和黨人的社會紮根的。
像我這樣自然融入，可能有我個人特殊情況的原因。我作為政治犯被中共迫害，逃出來以後走投無路，因而有破釜沉舟、必須融入的決心。
假如我是那種中國體制內富二代，特別喜好面子和特權，那麼融入美國根深蒂固的教派團體，對我來說，則可能也是極為困難的了。那樣的話，我也會成為一個與美國社會格格不入的黃左憤青了。
在我那時看來，美國共和黨人的社會是非常壓抑人的個性發展的，連光顧夜店或者與吸大麻的人交往，都會被長輩嚴厲批評。而且，作為一個黃人移民、第一代基督徒，我剛剛成為這種社會成員的時候地位很低。對於基本上所有的同齡人，我都要服從於他們的道德權威。
相比之下，美國民主黨人的社會則充滿了世俗城鎮的氣息，人們以一起遊山玩水、互相娛樂為主。
然而，我是一個喜歡探索和交各種各樣朋友的人。我既參加了各種各樣的左派社運團體，又參加了很多的教派的基督教團體。
久而久之，我越來越體會到社運圈是一個特別冷漠的陌生人社會。你如果很富有、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自己也可以過得很好，那麼在這樣的社會生活沒有問題。可是對於我這種黃人移民來說，這種社會的冷漠、對他人的不關心、互相利用甚至背叛，對我來說是一種慢性毒藥。
當時影響我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社運組織內部搞「批評與自我批評」，其中有幾個月是「反對權威、暢所欲言」。這個活動的本質其實相當於中共的「大鳴大放」、「引蛇出洞」。我當時由於年少，不懂得政治的陰險，表態不夠激烈，於是就被當成了鬥、批、改的對象。我不盡被打擊多次，要求「端正思想」，而且學校的民主黨黨委還動用公權力給我來了幾計鐵拳。黨委其實並沒有鬥爭需要，而祗是作為列寧主義黨組織，需要搞日常的、時左時右的政治運動。其目的是要樹立黨的權威、使黨員服從於黨的領導。
這種時左時右的政治運動讓我醒悟過來，黨所宣揚的美好的政治理想不過是用來欺騙人的符號。符號是為了黨部各大金主的利益服務的。而實際用這些符號動員人民的人，一點也不相信他們所宣揚的美好的政治理想。
此後，我投入了很大精力在教派團體裡面提升社會地位和靈性修養，漸漸地找到了共和黨人的神權等級體社會內比較有地位的保護人。這些好友雖然不像民主黨人那樣一口一個「平等」，但是，從多年的經驗中我意識到，他們對小共同體成員的友誼是真摯的，而不是像列寧黨那樣把黨員當成螺絲釘來利用。在我看病、遷居、就業這些大事上，都是他們不遺餘力地幫助我實現了願望。
人的價值觀是由他在社會生態中的位置決定的。一個在宗教中找到救贖的人會發展出宗教最優越的學說；而一個在世俗城鎮社會中找到和平安寧的人會主張世俗社會最進步。這些價值觀是在不同生態位的人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採納的符號。很少有人會由於信奉某種符號，而放棄舊有的個人利益網絡、追逐符合這一符號的另一套利益網絡。
對於（尤其是中國出來的男性）留學生來講，由於他們自身的無神論教育和對道德的不敬畏，想在美國共和黨人的那種神權等級社會裡面取得一定的地位是極為困難的。我見到的這樣的黃人，最快的多數也是來自於發了財的費拉右派移民家庭，送子女進入私立教會學校，然後子女才在共和黨人的社會紮根的。
像我這樣自然融入，可能有我個人特殊情況的原因。我作為政治犯被中共迫害，逃出來以後走投無路，因而有破釜沉舟、必須融入的決心。
假如我是那種中國體制內富二代，特別喜好面子和特權，那麼融入美國根深蒂固的教派團體，對我來說，則可能也是極為困難的了。那樣的話，我也會成為一個與美國社會格格不入的黃左憤青了。
这要看什么样的价值观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体。如果是国家主流价值就是反人类的，人民当然有去主体化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