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是集中力量打造一个城市好，还是分散力量到多个城市好？
抛开面积过大和过小的国家没什么意义。集中一个城市的代表有：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台湾。分散发展的有：德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两种模式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讓城市化進程根據自發秩序和自由市場，自行發展最好。
如果國家感到有必要干預的話，應該根據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的原則，發展多個面積小、建築高、混合使用的有機、微縮、智慧型都市。這裡的「有機」是指城市的信仰和觀念與周邊農牧業區同質，而非對立。這裡的「微縮」是指像英國城市規劃師規劃的香港那樣，金融區、商業區高度集中，既效率又環保；而不是像北京、洛杉磯一樣，分散的城區造成低效率和高汙染；這裡的「智慧」是指在經濟學意義上，城市能夠生產出大量的智慧財產（知識產權），從而其經濟外向出口，而實現城市的富裕和很高的生活水準。
【歷史】
城市雖然在青銅器時代就存在，但是青銅器時代的城市與現代城市有本質的不同。青銅器時代的城市是以神殿為中心的。神殿有兩個功能。一是生產秩序、傳播道德，鼓勵人們在共同教規的基礎上建立小共同體，從而不陷入文明世界以外的食人族自相殘殺。二是進行與農牧業有關的學術研究。比如說神殿裡的祭司一般都有天文學背景，通過天文觀測確定節氣，也就是耕種和收割的理想日期。因此，我們可以說，青銅器時代的城市是為它周邊的農牧業區域服務的。
（青銅器時代也有索多瑪那種在肥沃的農業區，以貿易為中心的城市。但是這種城市及其居民在青銅器時代晚期大崩潰中從歷史上消失了，沒能延續到鐵器時代。）
現代城市是中世紀晚期，歐洲天主教諸國在（自青銅器時代繼承的）傳統城市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當時，天主教諸國正在與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帝國進行長達幾個世紀的宗教聖戰。因為雙方都有十分虔誠的鄉村信教民兵，所以這場聖戰在地面戰場上基本處於僵持狀態。於是，雙方的爭奪就轉向了海洋，成為了制海權的爭奪。雙方起初是爭奪在1204年之後走向衰落的東羅馬帝國的工匠、學者、和文藝界人士。此後這一爭奪升級，變成了對整個地中海世界的手工業者、小企業主、知識界人士、和文藝界人士的爭奪。
即使沒有專業的經濟學知識，一個人通過觀察自己每個月的賬單也可以看出，農產品在開支中佔的比例是很低的。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即使徵收重稅，也難以發展出強大的海軍、難以奪取和維持制海權。而中世紀晚期在這一爭奪中最為成功的（奉天主教的）威尼斯共和國，由於吸引了上述四類人移入城市定居，獲得了豐厚的稅收。威尼斯共和國後來甚至以海軍佔領了鄂圖曼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幾乎整個海岸。這樣，天主教歐洲不僅把鄂圖曼帝國封鎖在了內陸、控制了整個地中海的海洋貿易，而且還向西航行，發現並殖民了拉丁美洲。
（15～16世紀文藝復興鼎盛時期的威尼斯共和國[紅色]，不僅經營遍布地中海、黑海的貿易路線，而且在海權上對鄂圖曼帝國[綠色]構成全面壓制。圖片作者：-kayac-）
生產秩序這個功能，現代城市已經基本轉交給了城郊和鄉村的教堂。進行農牧業研究這個功能，現代城市已經轉交給了大學。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城市的使命就是為手工業者、小企業主、知識界人士、和文藝界人士提供一個自由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為政權創造豐厚的稅收，從而發展相當規模的海軍，並取得制海權。
【前蘇聯的城市】
前蘇聯的城市發展主要是遵循「工業黨」的思路。蘇共認為，小企業主、知識界人士、和文藝界人士搞的那些東西都屬於「資本主義的腐朽生活方式」。因此，國家應該以農業和工業為主。這就如同一家農民被要求「勒緊褲腰帶」建設工廠。本來生活就不富裕，而工廠生產出來的飛機、輪船、火箭、和衛星又不根本提高生活質量，那麼這就會為內政帶來不穩定因素。歷史上的大清作為一個農業國，發展北洋水師也是遇到了類似的問題。
由於前蘇聯的城市是根據「工業黨」的思路計劃出來的，因此祗集中力量發展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個大城市。這種面積巨大、以工業為主，日用品和文娛產品匱乏的城市，長期被低生活質量、低效率、和頻發的群體性事件困擾。
【中共國的城市】
中共國的一線城市是改革開放初期，根據「經濟特區」的思路發展起來的。所謂「經濟特區」，就是說共產黨政權一方面認識到經濟不發展不行、必須從自由世界招商引資；另一方面對城市的小企業主、知識界人士、和文藝界人士等有所恐懼，認為他們的數量增加將會威脅政權穩定。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祗有在政治上被黨認為相當可靠的人，才能獲得相關證件，進入經濟特區工作和生活。
中共黨內的（控制城市的）改革開放派和（控制農村的）毛派存在矛盾，導致中共國的招商引資和城市發展是片面的。大批農村青年在農村沒有機會，祗好進入大城市打工。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在老城市人和進城務工的人之間，都存在著極大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差距。這使得中共國成為了極少數特權階級的樂園、絕大多數普通人的煉獄。
【現今美國的城市】
在冷戰初期，為了與蘇聯搞軍備競賽，美國從歐洲引進了一大批城市知識分子。這些人在美國紮根以後，其子女和學生就發展出來了以矽谷、舊金山為代表的新興信息科技和服務業大城市。這些大城市，在今天來審視的話，有三個問題。
一是無機，也就是新興大城市的菁英與美國本土內陸的菁英是異質的。這些歐洲知識分子是像中世紀晚期威尼斯共和國的那種「文藝復興知識分子」的後代，在文化上、血緣上、信仰上、和價值觀上都與美國本土內陸的盎撒新教徒菁英不同。這就造成了國內政治對立。
二是無序擴張，也就是新興大城市由於規劃不良，造成了城市範圍過大、城市建築低矮而分散、職住分離並引發上下班時間的交通堵塞。
三是創新程度低，也就是新興大城市很多時候是為了擴張而擴張，沒有把創新和智慧財產（知識產權）的生產作為核心使命和准入條件。缺乏創新的城市人口，祗能依靠低薪工作維生。這就使得新興大城市的大部分城區都成了貧民區，對美國維持制海權並沒有什麼稅收貢獻，反而成了一種社會負擔。
【未來美國的城市】
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大體上就是總結了美國新興大城市的經驗和教訓，從而發展出來的一套新理論。
首先，未來的城市應該有機的。也就是城市的菁英應該來自於本土內陸的社區。這樣的菁英，雖然在政治光譜上會有少許偏移，但是價值觀仍然與本土內陸的社區大體同質。也就是說，大家都是一家人，效忠的都是同一個憲法，信仰的都是同一個上帝，祗是具體政策主張不同。這樣，國家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不容易引發政治危機。
（如果遺留的大城市與內陸的價值觀異質也沒關係，像歷史上的漢薩同盟一樣，協議獨立、建立自由市就可以了。）
第二，未來的城市應該是微縮的，也就是把金融區、商業區高度集中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同時，這區域內的巢塔（hive towers），也就是很高的摩天大樓，應該是混合多種用途的。也就是使每一座巢塔都集成有教堂、診所、辦公室、酒店、住宅、公園、學校、生產線、停車場、商場、物流裝卸車位等功能。這樣，既減少了開車上下班的汙染和時間浪費，又提高了經濟效率，並使每座巢塔的居民易於形成小共同體。
第三，未來的城市應該是以智慧經濟為中心的。在經濟學上，小到個人，大到國家，其生產活動都必須以出口和創新為中心，才能實現富裕。在德性力學上，劉仲敬也說過，祗有考慮他人的利益、需求的人，做事才容易成功、階級地位才會上升。
在遺留的大城市中，內循環的那一部分經濟在經濟學上和社會學上都是沒有太大益處的。比如說，很多城市貧民區，本質就是借助廉價的食品輸入，其大部分有價經濟活動都圍繞著建房子和維修房子進行。這種內循環經濟違背了現代城市為制海權提供稅收的使命，既是和平時期的社會負擔，又是戰亂時期人道主義危機的誘因。
因此，未來的城市應該以創新和智慧財產（知識產權）的生產作為核心使命，並且將此作為准入條件。這樣的話，城市有很強的出口和創新能力，就不會有貧民窟，而且城市居民都能過上富裕、快樂、自由、而且有意義的很高生活水準的生活。
如果國家感到有必要干預的話，應該根據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的原則，發展多個面積小、建築高、混合使用的有機、微縮、智慧型都市。這裡的「有機」是指城市的信仰和觀念與周邊農牧業區同質，而非對立。這裡的「微縮」是指像英國城市規劃師規劃的香港那樣，金融區、商業區高度集中，既效率又環保；而不是像北京、洛杉磯一樣，分散的城區造成低效率和高汙染；這裡的「智慧」是指在經濟學意義上，城市能夠生產出大量的智慧財產（知識產權），從而其經濟外向出口，而實現城市的富裕和很高的生活水準。
【歷史】
城市雖然在青銅器時代就存在，但是青銅器時代的城市與現代城市有本質的不同。青銅器時代的城市是以神殿為中心的。神殿有兩個功能。一是生產秩序、傳播道德，鼓勵人們在共同教規的基礎上建立小共同體，從而不陷入文明世界以外的食人族自相殘殺。二是進行與農牧業有關的學術研究。比如說神殿裡的祭司一般都有天文學背景，通過天文觀測確定節氣，也就是耕種和收割的理想日期。因此，我們可以說，青銅器時代的城市是為它周邊的農牧業區域服務的。
（青銅器時代也有索多瑪那種在肥沃的農業區，以貿易為中心的城市。但是這種城市及其居民在青銅器時代晚期大崩潰中從歷史上消失了，沒能延續到鐵器時代。）
現代城市是中世紀晚期，歐洲天主教諸國在（自青銅器時代繼承的）傳統城市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當時，天主教諸國正在與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帝國進行長達幾個世紀的宗教聖戰。因為雙方都有十分虔誠的鄉村信教民兵，所以這場聖戰在地面戰場上基本處於僵持狀態。於是，雙方的爭奪就轉向了海洋，成為了制海權的爭奪。雙方起初是爭奪在1204年之後走向衰落的東羅馬帝國的工匠、學者、和文藝界人士。此後這一爭奪升級，變成了對整個地中海世界的手工業者、小企業主、知識界人士、和文藝界人士的爭奪。
即使沒有專業的經濟學知識，一個人通過觀察自己每個月的賬單也可以看出，農產品在開支中佔的比例是很低的。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即使徵收重稅，也難以發展出強大的海軍、難以奪取和維持制海權。而中世紀晚期在這一爭奪中最為成功的（奉天主教的）威尼斯共和國，由於吸引了上述四類人移入城市定居，獲得了豐厚的稅收。威尼斯共和國後來甚至以海軍佔領了鄂圖曼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幾乎整個海岸。這樣，天主教歐洲不僅把鄂圖曼帝國封鎖在了內陸、控制了整個地中海的海洋貿易，而且還向西航行，發現並殖民了拉丁美洲。
（15～16世紀文藝復興鼎盛時期的威尼斯共和國[紅色]，不僅經營遍布地中海、黑海的貿易路線，而且在海權上對鄂圖曼帝國[綠色]構成全面壓制。圖片作者：-kayac-）
生產秩序這個功能，現代城市已經基本轉交給了城郊和鄉村的教堂。進行農牧業研究這個功能，現代城市已經轉交給了大學。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城市的使命就是為手工業者、小企業主、知識界人士、和文藝界人士提供一個自由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為政權創造豐厚的稅收，從而發展相當規模的海軍，並取得制海權。
【前蘇聯的城市】
前蘇聯的城市發展主要是遵循「工業黨」的思路。蘇共認為，小企業主、知識界人士、和文藝界人士搞的那些東西都屬於「資本主義的腐朽生活方式」。因此，國家應該以農業和工業為主。這就如同一家農民被要求「勒緊褲腰帶」建設工廠。本來生活就不富裕，而工廠生產出來的飛機、輪船、火箭、和衛星又不根本提高生活質量，那麼這就會為內政帶來不穩定因素。歷史上的大清作為一個農業國，發展北洋水師也是遇到了類似的問題。
由於前蘇聯的城市是根據「工業黨」的思路計劃出來的，因此祗集中力量發展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個大城市。這種面積巨大、以工業為主，日用品和文娛產品匱乏的城市，長期被低生活質量、低效率、和頻發的群體性事件困擾。
【中共國的城市】
中共國的一線城市是改革開放初期，根據「經濟特區」的思路發展起來的。所謂「經濟特區」，就是說共產黨政權一方面認識到經濟不發展不行、必須從自由世界招商引資；另一方面對城市的小企業主、知識界人士、和文藝界人士等有所恐懼，認為他們的數量增加將會威脅政權穩定。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祗有在政治上被黨認為相當可靠的人，才能獲得相關證件，進入經濟特區工作和生活。
中共黨內的（控制城市的）改革開放派和（控制農村的）毛派存在矛盾，導致中共國的招商引資和城市發展是片面的。大批農村青年在農村沒有機會，祗好進入大城市打工。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在老城市人和進城務工的人之間，都存在著極大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差距。這使得中共國成為了極少數特權階級的樂園、絕大多數普通人的煉獄。
【現今美國的城市】
在冷戰初期，為了與蘇聯搞軍備競賽，美國從歐洲引進了一大批城市知識分子。這些人在美國紮根以後，其子女和學生就發展出來了以矽谷、舊金山為代表的新興信息科技和服務業大城市。這些大城市，在今天來審視的話，有三個問題。
一是無機，也就是新興大城市的菁英與美國本土內陸的菁英是異質的。這些歐洲知識分子是像中世紀晚期威尼斯共和國的那種「文藝復興知識分子」的後代，在文化上、血緣上、信仰上、和價值觀上都與美國本土內陸的盎撒新教徒菁英不同。這就造成了國內政治對立。
二是無序擴張，也就是新興大城市由於規劃不良，造成了城市範圍過大、城市建築低矮而分散、職住分離並引發上下班時間的交通堵塞。
三是創新程度低，也就是新興大城市很多時候是為了擴張而擴張，沒有把創新和智慧財產（知識產權）的生產作為核心使命和准入條件。缺乏創新的城市人口，祗能依靠低薪工作維生。這就使得新興大城市的大部分城區都成了貧民區，對美國維持制海權並沒有什麼稅收貢獻，反而成了一種社會負擔。
【未來美國的城市】
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大體上就是總結了美國新興大城市的經驗和教訓，從而發展出來的一套新理論。
首先，未來的城市應該有機的。也就是城市的菁英應該來自於本土內陸的社區。這樣的菁英，雖然在政治光譜上會有少許偏移，但是價值觀仍然與本土內陸的社區大體同質。也就是說，大家都是一家人，效忠的都是同一個憲法，信仰的都是同一個上帝，祗是具體政策主張不同。這樣，國家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不容易引發政治危機。
（如果遺留的大城市與內陸的價值觀異質也沒關係，像歷史上的漢薩同盟一樣，協議獨立、建立自由市就可以了。）
第二，未來的城市應該是微縮的，也就是把金融區、商業區高度集中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同時，這區域內的巢塔（hive towers），也就是很高的摩天大樓，應該是混合多種用途的。也就是使每一座巢塔都集成有教堂、診所、辦公室、酒店、住宅、公園、學校、生產線、停車場、商場、物流裝卸車位等功能。這樣，既減少了開車上下班的汙染和時間浪費，又提高了經濟效率，並使每座巢塔的居民易於形成小共同體。
第三，未來的城市應該是以智慧經濟為中心的。在經濟學上，小到個人，大到國家，其生產活動都必須以出口和創新為中心，才能實現富裕。在德性力學上，劉仲敬也說過，祗有考慮他人的利益、需求的人，做事才容易成功、階級地位才會上升。
在遺留的大城市中，內循環的那一部分經濟在經濟學上和社會學上都是沒有太大益處的。比如說，很多城市貧民區，本質就是借助廉價的食品輸入，其大部分有價經濟活動都圍繞著建房子和維修房子進行。這種內循環經濟違背了現代城市為制海權提供稅收的使命，既是和平時期的社會負擔，又是戰亂時期人道主義危機的誘因。
因此，未來的城市應該以創新和智慧財產（知識產權）的生產作為核心使命，並且將此作為准入條件。這樣的話，城市有很強的出口和創新能力，就不會有貧民窟，而且城市居民都能過上富裕、快樂、自由、而且有意義的很高生活水準的生活。
這個問題沒有意義。
你說集中一個城市發展，但那是自然形成的狀態；
好比如說臺灣，臺北之所以是那個，是因為上百年的演變中，臺灣發展的領頭逐漸從南部自行轉移到北部（有興趣請參考臺灣史）。
你說分散多個城市發展，發達國家幾乎都會這麼做，以彌補發展不均衡的狀況；
好比如說臺灣，南北差距一直都有，但到了擠身發達國家之後，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也轉為多個城市發展（有興趣請參考2010年的直轄市改制，俗稱六都）。
以上不適用於中國，戰天鬥地的國家沒有這些，畢竟黨的意志比天大。
你說集中一個城市發展，但那是自然形成的狀態；
好比如說臺灣，臺北之所以是那個，是因為上百年的演變中，臺灣發展的領頭逐漸從南部自行轉移到北部（有興趣請參考臺灣史）。
你說分散多個城市發展，發達國家幾乎都會這麼做，以彌補發展不均衡的狀況；
好比如說臺灣，南北差距一直都有，但到了擠身發達國家之後，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也轉為多個城市發展（有興趣請參考2010年的直轄市改制，俗稱六都）。
以上不適用於中國，戰天鬥地的國家沒有這些，畢竟黨的意志比天大。
这个只有在中共这种国家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只有在中国，地方权力才会低到税收土地劳工产业环保政策都无法地方决定只能依靠中央的程度，而且也只有在中国中央政府才能占据如此多的税源收份额和有央企这种东西
日本大阪伊丹机场目前荒废着一块地，目的是一旦东京遇到大地震或恐怖袭击导致国家机关无法运作时，立即在这块地上建立副首都
大阪和东京之间以前是体量差不多的城市，直到泡沫经济时代重工业衰落才拉开差距的。
你把中国拆开看，
也一样啊。
四川、湖北就是典型只有一个大城市，
山东、江苏、浙江就是多个发达城市。
而且这些省份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历史形成，和行政关系不是特别大。
就算自由发展，成都也会马太效应吸干四川，行政干预只是加速这个过程。
反例就是
湖北和武汉素来不和，逆着自然发展潮流，强行把武汉的资源分给襄樊和宜昌，导致武汉本世纪初的超级塌陷。
山东试图做大济南，打压青岛以及其他地级市，结果整个山东发展速度迅速降低。
所以，自由发展顺应潮流才是王道，
人为干预就是蠢。
也一样啊。
四川、湖北就是典型只有一个大城市，
山东、江苏、浙江就是多个发达城市。
而且这些省份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历史形成，和行政关系不是特别大。
就算自由发展，成都也会马太效应吸干四川，行政干预只是加速这个过程。
反例就是
湖北和武汉素来不和，逆着自然发展潮流，强行把武汉的资源分给襄樊和宜昌，导致武汉本世纪初的超级塌陷。
山东试图做大济南，打压青岛以及其他地级市，结果整个山东发展速度迅速降低。
所以，自由发展顺应潮流才是王道，
人为干预就是蠢。
日本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不同的产业，互相不可替代。我不知道怎么吐槽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