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倪匡、徐洪慈这样从赤色中国逃亡的传奇人生还有哪些？
倪匡：1951年，16岁的他成为公安，参与过土改。56年，在內蒙古垦荒的他被迫从军队逃北，却误打误撞走错方向南下，一路伪造公章介绍信，靠吃老鼠、蚂蚁、棉花充饥，徒步三个月，其刻印章的技术瞒过关防，逃到香港。他的第一篇小说《活埋》，是写土改的故事。最后他成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名叫倪匡
徐洪慈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
徐洪慈（1933年－2008年4月17日）上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被《人民日报》点名的右派分子，后因多次越狱并成功出逃而成为传奇人物。1954年，21岁的徐洪慈作为调干生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
1958年12月14日，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农场越狱，回到上海后随即被抓获并押送回白茅岭农场。1959年，徐洪慈第二次越狱，经云南昆明逃至泸水县，准备偷渡到缅甸，但在泸水县被抓获，关押在泸水看守所。1959年，徐洪慈在泸水看守所越狱时被当场抓获。同年，徐洪慈被当地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此后先后被关押在丽江大盐农场、拉马古铜矿等处。1965年刑满释放，作为留场人员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
1966年文革爆发后，徐洪慈被劳改农场列为首批政治运动对象，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在丽江民主广场举行的万人公判大会上被捆绑游街示众。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丽江五零七农机厂，和监狱长李光荣矛盾很深。1972年8月7日晚，徐洪慈趁该监狱断电之机成功越狱。此后徒步走出云南，在四川乘火车回到上海和母亲告别，一个月后的1972年9月10日深夜经二连浩特边境偷渡到蒙古人民共和国。
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徐洪慈以非法入境罪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服刑一年。一年刑满后，徐洪慈获释。1974年，徐洪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就诊时，结识了该医院一位叫奥永的21岁女护士。随后二人结婚，迁居奥永的家乡后杭爱省车车尔勒格。此后8年时间里，徐洪慈靠体力劳动支撑家庭，和奥永育有三个孩子：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女儿叶塞尼亚。徐洪慈曾要求加入蒙古国籍，以避免被遣返回中国，但入籍要求被蒙古当局拒绝。1981年冬，徐洪慈收到母亲来信，告知他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已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1982年春，母亲又通知徐洪慈，上海市公安局已对徐洪慈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1982年10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表示鉴于徐洪慈已获平反，“我们恢复你的中国国籍，你要到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来领你的护照，领了护照以后，你回国探亲也可以，回国定居也可以”。随后蒙古国家安全局向徐洪慈提出欢迎其加入蒙古国籍。但徐洪慈选择领取中国护照，因此在回中国的问题上受到蒙古方面的刁难。为获得回国所需材料，徐洪慈曾在蒙古高级官员的专门接待日见到了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1983年，蒙古政府同意徐洪慈先独自回中国一次，徐洪慈回到上海见到了母亲，并和朱世能等同学以及当年揭发自己的前女友见面。随后徐洪慈返回蒙古。当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出生。
1984年3月，徐洪慈携妻子奥永及三个孩子一起从乌兰巴托乘火车回到上海定居。此后徐洪慈成为上海石油化工专科学校教师，妻子奥永当护士。回国后经过数十年时间，中共党组织才恢复了徐洪慈的党籍。2006年7月，徐洪慈夫妇回蒙古国探亲访问。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单位为其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自颁发日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2008年4月17日，徐洪慈病逝。2011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为徐洪慈制作的系列专题片《越狱》、《徐洪慈：越狱之后》播出。2005年，上海知名记者胡展奋在上海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随后对徐洪慈深入采访，写出一部口述实录《永不服罪》（后出版为《冲出劳改营》）。
也可以是不知名但真实的精彩偷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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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慈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
徐洪慈（1933年－2008年4月17日）上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被《人民日报》点名的右派分子，后因多次越狱并成功出逃而成为传奇人物。1954年，21岁的徐洪慈作为调干生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
1958年12月14日，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农场越狱，回到上海后随即被抓获并押送回白茅岭农场。1959年，徐洪慈第二次越狱，经云南昆明逃至泸水县，准备偷渡到缅甸，但在泸水县被抓获，关押在泸水看守所。1959年，徐洪慈在泸水看守所越狱时被当场抓获。同年，徐洪慈被当地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此后先后被关押在丽江大盐农场、拉马古铜矿等处。1965年刑满释放，作为留场人员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
1966年文革爆发后，徐洪慈被劳改农场列为首批政治运动对象，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在丽江民主广场举行的万人公判大会上被捆绑游街示众。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丽江五零七农机厂，和监狱长李光荣矛盾很深。1972年8月7日晚，徐洪慈趁该监狱断电之机成功越狱。此后徒步走出云南，在四川乘火车回到上海和母亲告别，一个月后的1972年9月10日深夜经二连浩特边境偷渡到蒙古人民共和国。
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徐洪慈以非法入境罪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服刑一年。一年刑满后，徐洪慈获释。1974年，徐洪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就诊时，结识了该医院一位叫奥永的21岁女护士。随后二人结婚，迁居奥永的家乡后杭爱省车车尔勒格。此后8年时间里，徐洪慈靠体力劳动支撑家庭，和奥永育有三个孩子：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女儿叶塞尼亚。徐洪慈曾要求加入蒙古国籍，以避免被遣返回中国，但入籍要求被蒙古当局拒绝。1981年冬，徐洪慈收到母亲来信，告知他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已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1982年春，母亲又通知徐洪慈，上海市公安局已对徐洪慈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1982年10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表示鉴于徐洪慈已获平反，“我们恢复你的中国国籍，你要到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来领你的护照，领了护照以后，你回国探亲也可以，回国定居也可以”。随后蒙古国家安全局向徐洪慈提出欢迎其加入蒙古国籍。但徐洪慈选择领取中国护照，因此在回中国的问题上受到蒙古方面的刁难。为获得回国所需材料，徐洪慈曾在蒙古高级官员的专门接待日见到了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1983年，蒙古政府同意徐洪慈先独自回中国一次，徐洪慈回到上海见到了母亲，并和朱世能等同学以及当年揭发自己的前女友见面。随后徐洪慈返回蒙古。当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出生。
1984年3月，徐洪慈携妻子奥永及三个孩子一起从乌兰巴托乘火车回到上海定居。此后徐洪慈成为上海石油化工专科学校教师，妻子奥永当护士。回国后经过数十年时间，中共党组织才恢复了徐洪慈的党籍。2006年7月，徐洪慈夫妇回蒙古国探亲访问。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单位为其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自颁发日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2008年4月17日，徐洪慈病逝。2011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为徐洪慈制作的系列专题片《越狱》、《徐洪慈：越狱之后》播出。2005年，上海知名记者胡展奋在上海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随后对徐洪慈深入采访，写出一部口述实录《永不服罪》（后出版为《冲出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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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思聰，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1949年中共建政後被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可能他的逃離過程稱不上傳奇。
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出逃记（作者：黄埔公子）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００２」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乾、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当天下午，一架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凌空而起，飞向大洋彼岸的美国。
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出逃记（作者：黄埔公子）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００２」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乾、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当天下午，一架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凌空而起，飞向大洋彼岸的美国。
我来讲两个传奇故事吧：
关愚谦，“文革”中的著名“叛国者”。他195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苏联专家工作室，曾为中央领导人陈云、邓小平、薄一波做过翻译。1957年被定性“中右”分子，1958年“充军”青海改造。1962年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对外联络工作。1968年，仅仅是忐忑于第二天“红卫兵”针对自己的批判会，他竟失心疯地从单位偷了日本友人的护照，冒充外宾偷逃出国。后来，他在联邦德国获德博士学位，登上汉堡大学的讲台，并与一位德国姑娘海佩春结婚。1981年，有关部门摘去他头上的“叛国”罪名，此后，他开展了大量的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从1985年起，他先后被四川外语学院、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院校聘为兼职教授。
冒充西园寺公一之子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中午，两个造反派的小将特地跑来气势汹汹地通知我：“今天下午召开全体大会，你不要参加，你的问题严重，在办公室里好好地写交代。”
办公大楼里只剩我一个人。我知道，这次是彻底完蛋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成百上千次的批斗？再次发配青海？甚至被关进监狱？一想到青海，我的心立刻揪起来。不！那是对人的最大侮辱，我宁死也不愿再去青海。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翻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放有一包剃须刀片，用那薄薄的刀片割断血管结果自己，够刺激，够壮烈吧！我拉开抽屉，首先进入视线的，不是刀片，而是护照，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那是准备去公安局外国人员管理处办理登记手续用的。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恰好是一本蓝皮的日本护照。护照的主人叫西园寺一晃，是日本常住北京的著名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我打开一看，突然感觉里面的照片竟有些像我。再往后一翻，竟发现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我好像听见有人走过来对我说话：“愚谦！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这里不适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
冒用护照出逃的念头一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怎么也挥之不去了。决心一下，大脑反而异常清醒了起来。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先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但是一听是被周恩来称做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毛主席的座上客，西园寺公一的公子要的，就想方设法在六点下班前弄到了一张票。“冒下圣旨”订了票，迈出了第一步，此时即使想收也收不回来了。
我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却忘在办公室，明儿个一早就补过来，软磨硬泡地求着工作上素有往来的熟人老王盖了出境章。马不停蹄地回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正到处抓我把柄准备斗我的科长一见我进门，就像见了鬼似地扭头走了出去。我内心一阵狂喜：“老天实在太眷顾我了。”因为，只要科长公事公办，稍微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了。而科长的躲避正好给了我机会，抓着不明就里的出纳开出了支票。取机票也出乎意料地顺利。
在诸多谎言和巧合的催化下，我用了三个小时，办完了平时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办完的事。
当晚回到家，见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我再一次撒了谎，哄母亲去了姐姐家，又打发妻子美珍带着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安顿好一切，憋到夜深人静、独处一室的时候，我拿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细细审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我完全不像。我决定把原来的照片揭下来，换成自己的照片，还用手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上去。
逃离，一个纯粹的奇迹
第二天，我外面套了件蓝制服，里面穿着全套西装，到了机场。候机大厅冷冷清清。我刚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就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我“随意”地将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镇静自若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小金一听，二话没说，“砰”地一下就把“免检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碰巧那天当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我打过照面，我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起身到了地下室的厕所，脱下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从隔间里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一直等到起飞前十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察还没把护照还回来，我快崩溃了。
就在这时，一位边防警察向我走来。我看清楚来人的长相后，心里叫苦不迭，因为来人居然是和我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
老刘用英文问我这是不是我的护照时，我竭尽全力克制住声音的颤抖，镇定自若地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再一次化险为夷。
现在就剩登机这临门一脚了。三个登机口的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这些女孩子，我几乎都认识。只要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认出我来，这场戏就算演砸了。我正踌躇不前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女服务员们一撤，我瞅准这个机会，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
最终落脚西德
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我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选择了飞埃及，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在埃及被以“非法入境”的名目关押一年多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意我暂时滞留。 悬在半空的我终于时来运转，够着地了。
韩秀（Teresa Buczacki）
1949年之后，中美关系陡然转向，从并肩战斗的盟友演变为刺刀见红的敌人。由于中国国门的关闭，美方面临着滞留中国人员的回国问题。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中美开始秘密接触，谈判解决美国在华被关押人员问题。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双方在日内瓦、华沙等地谈了15年，协商次数高达136次。在此过程中，双方都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中方也一再保证，中国境内已经没有滞留或关押的美国公民。但是显然，有人被遗忘了。
1948年９月，国共内战正酣。在纽约开往上海的一艘军舰上，来中国探亲的史威夫特（Sweft）夫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为身边的一个中美混血的小女孩担忧。他们接受了一个在纽约求学的中国戏剧演员赵韫如的请求，将仅有2岁的女儿Teresa带回，交给上海的外婆。史威夫特夫妇看着可爱至极的Teresa，满心忧虑，他们从赵韫如厌恶的口吻中已经猜出，她送女儿回国不过是为了甩掉一个包袱。所以甚至暗下决心，如果来接的人看上去不可靠，他们就直接带走这个女孩。所幸他的担心是多余的。Teresa的外婆衣着得体，举止优雅，看上去是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史威夫特夫妇这才安心把Teresa交给了她。
Teresa的外婆叫谢慧中，并不是一般人。她出身于江苏无锡的大户人家，曾随丈夫留学日本，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谢慧中三十多岁就开始守寡，只有赵韫如这一个独生女。后来在交通银行和民国统计部工作多年。1949年之后有人劝她继续为新政府工作，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随后她带着Teresa搬家到北京，以修补线装书维生。Teresa的父亲，是1943至1945年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的美国武官韩恩（Willie Hanen）。外婆据此给Teresa取了一个中文名：韩秀。这个中美混血儿的苦难人生，由此拉开了序幕。
韩秀和外婆住在北京米市大街口的干面胡同20号，邻居有不少文艺界名人，如老舍、齐白石、洪深、焦菊隐、马连良等。洋娃娃韩秀非常受欢迎，比如老舍就特别喜欢她，经常说故事给她听，还送了她一个替砚台添水用的小铜壶作为玩具——这个东西是韩秀保留一生的为数不多的器物。
韩秀的外婆作为一个旧式知识女性，非常重视韩秀的教育，从４岁开始就为她发蒙，教授中国传统诗书，甚至连识字教的都是繁体字。但外婆从来没有隐晦韩秀的身世，她把韩秀最重要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一直妥善保管。并告诉韩秀，她是美国人，出生在纽约。爸爸毕业于西点军校，是个来过中国、负责滇缅公路的运输联络的美国军人。
外婆不知道的是，她的独生女，韩秀的母亲赵韫如其实一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地下左翼演员。抗战期间在重庆，赵韫如先是接近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导致谢伟思被隔离审查，后来又和武官韩恩结合……1946年赴美生下韩秀后，未通知韩恩的情况下即决定甩包袱。等韩恩从驻地新西兰赶回，韩秀已经被送回中国。
给韩秀看病的一个德国医生在1949年离开中国前，曾想带韩秀离开中国，他说：“这个孩子在这块土地上恐怕是个多余的人。”这个预言不幸很快变成了事实。
1950年赵韫如回国后，在北京人艺工作。由于韩秀的血缘问题极为敏感，作为母亲的赵韫如不仅没有肩负起抚养韩秀的责任，反而竭力划清界限，甚至不惜用虐待孩子的方式。比如用烟头烫伤韩秀、高烧时不准请医生看病等。她为了自保，竟然多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揭发和诬陷女儿，称女儿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意欲致女儿于死地。
不仅如此，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赵韫如还做出了很多令人不齿的举动——比如她举报帮自己养孩子的母亲，说为民国政府工作过的老太太曾经是“中统”，导致老太太被打断三根肋骨……
有一个这样的母亲，如同孤儿的韩秀只能和疼爱自己的外婆相依为命。但是高鼻梁卷头发的“洋娃娃”特征是无法掩饰的，无论韩秀多么可爱，多么懂事，她的血缘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被那个时代所接受。每当中美关系出现一点波折，和美帝脱不了关系的小韩秀都会成为众矢之的，充当那个替罪羊。
1954年，北京学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美帝的活动，艾森豪威尔的头像被画成漫画，和美国国旗一起被焚烧，只有8岁的韩秀作为美帝的形象代表，就跟熊熊大火站在一起，无比惶恐的看着周围无边无际的谩骂和鄙视。批斗完毕韩秀被遗弃在现场，一个好心人见孩子可怜，悄悄把她送回了家。
在外婆的精心呵护下，韩秀虽然从小受累于家庭背景，饱受惊吓，但是还是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一直是个好学生。外婆告诉她：“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但显然，在家庭成分这个坎面前，好成绩并没有什么用。
1964年，17岁的韩秀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一心相当造船工程师的她填了八个专业志愿都是清华大学。
结果等到高考完毕，却迟迟没有消息，韩秀的老师跑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她的卷子被单独封着，根本没有批改。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字样。知道其中缘由的学校领导把韩秀找去，要求她写一个声明，主要内容就是和她一面都没见过的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和美帝划清界限。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只能去乡下插队。
韩秀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但是外婆曾经告诉过他，父亲韩恩当年是来中国支援抗日的，在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上洒过3年的血汗。他没有对不起中国人的地方，有恩而不是有仇。
虽然只是一纸无关痛痒的声明，远在美国素昧平生的父亲也未必知道。但对韩秀而言，这无疑是最痛心的背叛。母亲的所作所为已经历历在目，自己不能跟母亲一样。所以，少年韩秀没有迟疑，即便内心知道这对自己的前途意味着什么，依然答复说：
“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
就这样，造船工程师梦碎一地的韩秀，回家默默打好包袱，成了北京第一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试点的中学生。
韩秀和北京其他43名中学生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凤城公社临城大队插队落户。
远离了政治运动中心的韩秀，很快就在新环境中忘却了不能高考的缺憾。天性善良的她为了摆脱身份的苦恼，积极肯干，和当地民众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当地农民困苦的生活和北京天差地别，也让她第一次深入的了解到中国的现状。在这段期间，她被群众推举成为大队广播员及小学教师，并在1965年农村“扫盲运动”时成为扫盲班教师。当地淳朴的村民对于这个标准外国人长相但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少女尤为喜爱，甚至教会了韩秀拆洗棉衣、缝补衣裳，纳鞋底等传统针线活。
但多舛的命运绝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这个姑娘。
1967年，韩秀的母亲虽然极力告密但依然没有逃脱揪斗的命运，她深爱的外婆则被抄家多达8次。外婆家被抄的物品中包括韩秀父亲的种种遗物以及韩秀的出生证与护照等，皆被当做革命成果公开展览。韩秀的学校也出现大字报，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
在山西的韩秀听闻后，已经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听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人，韩秀为了避祸，决定报名去新疆，再次远离是非之地。
但显然，小姑娘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新疆当时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韩秀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盖提，而她的连队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巴楚。那真的是可以称为鸟不拉屎的地方。土地盐碱化严重，平时风沙极大，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在这样的地方搞垦殖，往往就是劳改的代名词。
韩秀和一起去知青们只能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还要赶修水渠、砌石墙等繁重不堪的体力。很多知识青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无声无息的葬身于茫茫大漠，尸骨无存，再也无法回家。
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政治运动也不曾停歇。文革开始后兵团的运动接二连三，台上台下，噤若寒蝉。韩秀虽然没有被批斗，却也没有逃脱挨揍的命运。某次批斗她亲眼目睹台上的人被活活打死，不忍看下去的她悄悄开溜，结果被看守的民兵发现，不由分说砸了她脑袋一枪托。昏死过去她被扔在大漠里，整整三天才苏醒过来。在差点被塔克拉玛干的黄沙埋掉的当口她咬着牙，爬回了营地。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因此导致的脑部神经痛的后遗症影响了她一生，以至于她66岁的时候被迫还要接受开颅手术。
就这样的环境，孤苦无依的韩秀整整熬了9个年头。
在新疆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支撑着韩秀不顾一切活下去的力量，除了相依为命的外婆，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回家”的念头。
在韩秀小学的时候，她有个好伙伴的父亲是从美国归来的航空专家潘良儒。韩秀有一次去他家玩，看到在他的茶几上有一本从美国带回来的《生活》杂志，封面是纽约曼哈顿的高楼大厦。略知韩秀身世的潘良儒对她开玩笑说：
“知道吗？你就是从那里来的，那里是纽约，纽约是个伟大的城市。迟早有一天你要回到纽约去。”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小小的韩秀记住了这句话。她上中学的时候，结合外婆说的自己的身世，就有意识的翻阅各种资料去了解自己的父亲，以及那个自己出生的地方。回到美国这个敢想不敢说的念头悄悄埋下了种子。
由于在山西有播音员的经历，在兵团韩秀也兼职播音员。这为她接触电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她经常会偷听“美国之音”，了解外界的情况。1971年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的消息被韩秀得知后，她隐约的感觉到，自己有回家的希望了。
1974年开始，各地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中美关系的解冻也在加速中，双方的建交谈判正在推进。解决遗留问题的老梗又被放在了谈判桌。1976年的一天，韩秀所在的兵团突然接到北京高层传来了一纸批示：“此人不宜留在新疆”。随后已经到了30岁而立之年的韩秀被告知，其母亲已获平反，她可以立即返回北京。
虽然当时的韩秀并不知道自己被召回的真实原因，但她已经能感觉到，自己的特殊身份，正在变成有利的东西。
但是要证明自己的身份，首先就要拿回外婆被抄家抢走的出生证明和护照。
回到北京后，韩秀的处境有了明显的变化。她被安排到了一个服装厂当工人。上班的第一天，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北京也遭到部分破坏。当时的工人都忙于抢险救灾，韩秀二话不说，主动替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
服装厂的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想了想，直截了当的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也很爽快，托关系帮她找到公安局的熟人，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10年的档案。
有了这些档案，韩秀想当然的认为可以证明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了。于是亟不可待的直接跑到公安部门的外事科，要求回美国。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中美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面对美方的追问，中方曾经再三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现在韩秀突然跳出来要求回国，这怎么解释呢。弄不好又是外交事故。所以一段时间后，韩秀得到的答复是：
“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刚刚燃起回家希望的韩秀被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聪明的姑娘越想越不对劲，之前她偷听美国之音，说美国人连二战中阵亡士兵的遗骨都一定要找到带回去，她一个活着的美国人，怎么可能因为档案过期而不能回国呢？
不死心的韩秀知道中美正在准备建交，美国当时已经在北京设立了联络办事处。韩秀准备勇闯一次。但她也知道，以当时的社会氛围，这种事情不成功则成仁。
1977年2月21日，精心准备的韩秀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方人。在路过建国门使馆区的时候，佯装在某非洲国家使馆的警卫面前问路，然后突然冲进对面的美国联络代办处。结果还是给看守人员给拦下，因为当天正好是美国假期，代办处不办公。韩秀正在沮丧间，美国代办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路过，问清缘由后，看出了韩秀的美国护照是40年代的古董，觉得事情蹊跷，立即上报了当时的代办处领事滕祖龙（Jerome C.Ogden）。
领事当即和中方进行了交涉，韩秀才被放入美国代办处。美方人员通过电话，仅仅用了5分钟就确认了韩秀的出生证明和护照的真实性。但由于护照过期，而联络代办处无法办理新护照，他们只能告诉韩秀一个月后再来领取新护照，同时让她牢牢记住代办处的电话。
韩秀从美国代办处一出来，就成了重点关照的人物。几名民警来到了厂里，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警告她：“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为了盯紧韩秀。每天都有一位民警专门负责盯梢，从上班到回家全程照顾。连韩秀的工友都不敢随意跟韩秀说话，有时候竟然要用写纸条来代替。
在这种关照下，韩秀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再去美国代办处。而且当时北京的普通电话和使馆区的电话是两个隔离的线路，如果要拨通，必须去使馆区附近的公用电话打才行。韩秀冥思苦想，某天借去西单买烤鸭的机会，摆脱盯梢，通过烤鸭店里的电话拨到了美国代办处。约定好时间后，第二天又绕山绕水，再闯龙潭，在美国领事滕祖龙的帮助下，终于拿到了有效的美国护照。
但显然，铁拳之所以是铁拳，就是因为它不按套路和常理出牌。恼羞成怒的相关部门干脆直接玩硬的，等韩秀一到家就直接抓了，再次把她的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抢走。随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韩秀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漫长的审讯和恐吓，“抛弃社会主义，投奔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一顶接着一顶，但她回家的意志却一次比一次更为坚定。
无法接触到韩秀的美方多次向中方提出交涉，坚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特别是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万斯（Cyrus Vance）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日程，韩秀回国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迫于压力，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美关系，中方终于同意韩秀“返国探亲”，但依然坚持韩秀必须拿着中国护照离开。
1978年1月，身无分文的韩秀在流落中国三十年后，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当时中美没有直航，只能转道香港。中方虽然同意放她走，但是只答应负责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广州到香港再转美国的费用都由美方来付。相关部门给了韩秀130元作为车费，以外婆还在中国为由，旁敲侧击要求她牢记国家的好处，不要乱说话。再也无法忍受的韩秀第一次咆哮：
“我插队做了13年的苦力，这130块不是太少了吗！我的外婆不怕死，她不怕你们威胁！”
美方为她安排了到香港转机，全程都有专人负责。考虑到韩秀不懂英文，美国驻香港领事葛睿毅专门给了韩秀５个专门说明情况的信封，告诉她只需要到哪里交给什么人就可以了。就这样，韩秀畅通无阻的直达华盛顿。美帝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同时给她3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专门教授中文，有了正式的工作。
关愚谦，“文革”中的著名“叛国者”。他195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苏联专家工作室，曾为中央领导人陈云、邓小平、薄一波做过翻译。1957年被定性“中右”分子，1958年“充军”青海改造。1962年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对外联络工作。1968年，仅仅是忐忑于第二天“红卫兵”针对自己的批判会，他竟失心疯地从单位偷了日本友人的护照，冒充外宾偷逃出国。后来，他在联邦德国获德博士学位，登上汉堡大学的讲台，并与一位德国姑娘海佩春结婚。1981年，有关部门摘去他头上的“叛国”罪名，此后，他开展了大量的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从1985年起，他先后被四川外语学院、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院校聘为兼职教授。
冒充西园寺公一之子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中午，两个造反派的小将特地跑来气势汹汹地通知我：“今天下午召开全体大会，你不要参加，你的问题严重，在办公室里好好地写交代。”
办公大楼里只剩我一个人。我知道，这次是彻底完蛋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成百上千次的批斗？再次发配青海？甚至被关进监狱？一想到青海，我的心立刻揪起来。不！那是对人的最大侮辱，我宁死也不愿再去青海。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翻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放有一包剃须刀片，用那薄薄的刀片割断血管结果自己，够刺激，够壮烈吧！我拉开抽屉，首先进入视线的，不是刀片，而是护照，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那是准备去公安局外国人员管理处办理登记手续用的。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恰好是一本蓝皮的日本护照。护照的主人叫西园寺一晃，是日本常住北京的著名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我打开一看，突然感觉里面的照片竟有些像我。再往后一翻，竟发现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我好像听见有人走过来对我说话：“愚谦！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这里不适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
冒用护照出逃的念头一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怎么也挥之不去了。决心一下，大脑反而异常清醒了起来。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先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但是一听是被周恩来称做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毛主席的座上客，西园寺公一的公子要的，就想方设法在六点下班前弄到了一张票。“冒下圣旨”订了票，迈出了第一步，此时即使想收也收不回来了。
我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却忘在办公室，明儿个一早就补过来，软磨硬泡地求着工作上素有往来的熟人老王盖了出境章。马不停蹄地回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正到处抓我把柄准备斗我的科长一见我进门，就像见了鬼似地扭头走了出去。我内心一阵狂喜：“老天实在太眷顾我了。”因为，只要科长公事公办，稍微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了。而科长的躲避正好给了我机会，抓着不明就里的出纳开出了支票。取机票也出乎意料地顺利。
在诸多谎言和巧合的催化下，我用了三个小时，办完了平时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办完的事。
当晚回到家，见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我再一次撒了谎，哄母亲去了姐姐家，又打发妻子美珍带着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安顿好一切，憋到夜深人静、独处一室的时候，我拿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细细审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我完全不像。我决定把原来的照片揭下来，换成自己的照片，还用手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上去。
逃离，一个纯粹的奇迹
第二天，我外面套了件蓝制服，里面穿着全套西装，到了机场。候机大厅冷冷清清。我刚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就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我“随意”地将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镇静自若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小金一听，二话没说，“砰”地一下就把“免检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碰巧那天当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我打过照面，我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起身到了地下室的厕所，脱下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从隔间里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一直等到起飞前十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察还没把护照还回来，我快崩溃了。
就在这时，一位边防警察向我走来。我看清楚来人的长相后，心里叫苦不迭，因为来人居然是和我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
老刘用英文问我这是不是我的护照时，我竭尽全力克制住声音的颤抖，镇定自若地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再一次化险为夷。
现在就剩登机这临门一脚了。三个登机口的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这些女孩子，我几乎都认识。只要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认出我来，这场戏就算演砸了。我正踌躇不前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女服务员们一撤，我瞅准这个机会，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
最终落脚西德
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我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选择了飞埃及，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在埃及被以“非法入境”的名目关押一年多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意我暂时滞留。 悬在半空的我终于时来运转，够着地了。
韩秀（Teresa Buczacki）
1949年之后，中美关系陡然转向，从并肩战斗的盟友演变为刺刀见红的敌人。由于中国国门的关闭，美方面临着滞留中国人员的回国问题。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中美开始秘密接触，谈判解决美国在华被关押人员问题。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双方在日内瓦、华沙等地谈了15年，协商次数高达136次。在此过程中，双方都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中方也一再保证，中国境内已经没有滞留或关押的美国公民。但是显然，有人被遗忘了。
1948年９月，国共内战正酣。在纽约开往上海的一艘军舰上，来中国探亲的史威夫特（Sweft）夫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为身边的一个中美混血的小女孩担忧。他们接受了一个在纽约求学的中国戏剧演员赵韫如的请求，将仅有2岁的女儿Teresa带回，交给上海的外婆。史威夫特夫妇看着可爱至极的Teresa，满心忧虑，他们从赵韫如厌恶的口吻中已经猜出，她送女儿回国不过是为了甩掉一个包袱。所以甚至暗下决心，如果来接的人看上去不可靠，他们就直接带走这个女孩。所幸他的担心是多余的。Teresa的外婆衣着得体，举止优雅，看上去是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史威夫特夫妇这才安心把Teresa交给了她。
Teresa的外婆叫谢慧中，并不是一般人。她出身于江苏无锡的大户人家，曾随丈夫留学日本，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谢慧中三十多岁就开始守寡，只有赵韫如这一个独生女。后来在交通银行和民国统计部工作多年。1949年之后有人劝她继续为新政府工作，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随后她带着Teresa搬家到北京，以修补线装书维生。Teresa的父亲，是1943至1945年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的美国武官韩恩（Willie Hanen）。外婆据此给Teresa取了一个中文名：韩秀。这个中美混血儿的苦难人生，由此拉开了序幕。
韩秀和外婆住在北京米市大街口的干面胡同20号，邻居有不少文艺界名人，如老舍、齐白石、洪深、焦菊隐、马连良等。洋娃娃韩秀非常受欢迎，比如老舍就特别喜欢她，经常说故事给她听，还送了她一个替砚台添水用的小铜壶作为玩具——这个东西是韩秀保留一生的为数不多的器物。
韩秀的外婆作为一个旧式知识女性，非常重视韩秀的教育，从４岁开始就为她发蒙，教授中国传统诗书，甚至连识字教的都是繁体字。但外婆从来没有隐晦韩秀的身世，她把韩秀最重要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一直妥善保管。并告诉韩秀，她是美国人，出生在纽约。爸爸毕业于西点军校，是个来过中国、负责滇缅公路的运输联络的美国军人。
外婆不知道的是，她的独生女，韩秀的母亲赵韫如其实一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地下左翼演员。抗战期间在重庆，赵韫如先是接近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导致谢伟思被隔离审查，后来又和武官韩恩结合……1946年赴美生下韩秀后，未通知韩恩的情况下即决定甩包袱。等韩恩从驻地新西兰赶回，韩秀已经被送回中国。
给韩秀看病的一个德国医生在1949年离开中国前，曾想带韩秀离开中国，他说：“这个孩子在这块土地上恐怕是个多余的人。”这个预言不幸很快变成了事实。
1950年赵韫如回国后，在北京人艺工作。由于韩秀的血缘问题极为敏感，作为母亲的赵韫如不仅没有肩负起抚养韩秀的责任，反而竭力划清界限，甚至不惜用虐待孩子的方式。比如用烟头烫伤韩秀、高烧时不准请医生看病等。她为了自保，竟然多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揭发和诬陷女儿，称女儿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意欲致女儿于死地。
不仅如此，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赵韫如还做出了很多令人不齿的举动——比如她举报帮自己养孩子的母亲，说为民国政府工作过的老太太曾经是“中统”，导致老太太被打断三根肋骨……
有一个这样的母亲，如同孤儿的韩秀只能和疼爱自己的外婆相依为命。但是高鼻梁卷头发的“洋娃娃”特征是无法掩饰的，无论韩秀多么可爱，多么懂事，她的血缘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被那个时代所接受。每当中美关系出现一点波折，和美帝脱不了关系的小韩秀都会成为众矢之的，充当那个替罪羊。
1954年，北京学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美帝的活动，艾森豪威尔的头像被画成漫画，和美国国旗一起被焚烧，只有8岁的韩秀作为美帝的形象代表，就跟熊熊大火站在一起，无比惶恐的看着周围无边无际的谩骂和鄙视。批斗完毕韩秀被遗弃在现场，一个好心人见孩子可怜，悄悄把她送回了家。
在外婆的精心呵护下，韩秀虽然从小受累于家庭背景，饱受惊吓，但是还是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一直是个好学生。外婆告诉她：“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但显然，在家庭成分这个坎面前，好成绩并没有什么用。
1964年，17岁的韩秀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一心相当造船工程师的她填了八个专业志愿都是清华大学。
结果等到高考完毕，却迟迟没有消息，韩秀的老师跑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她的卷子被单独封着，根本没有批改。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字样。知道其中缘由的学校领导把韩秀找去，要求她写一个声明，主要内容就是和她一面都没见过的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和美帝划清界限。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只能去乡下插队。
韩秀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但是外婆曾经告诉过他，父亲韩恩当年是来中国支援抗日的，在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上洒过3年的血汗。他没有对不起中国人的地方，有恩而不是有仇。
虽然只是一纸无关痛痒的声明，远在美国素昧平生的父亲也未必知道。但对韩秀而言，这无疑是最痛心的背叛。母亲的所作所为已经历历在目，自己不能跟母亲一样。所以，少年韩秀没有迟疑，即便内心知道这对自己的前途意味着什么，依然答复说：
“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
就这样，造船工程师梦碎一地的韩秀，回家默默打好包袱，成了北京第一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试点的中学生。
韩秀和北京其他43名中学生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凤城公社临城大队插队落户。
远离了政治运动中心的韩秀，很快就在新环境中忘却了不能高考的缺憾。天性善良的她为了摆脱身份的苦恼，积极肯干，和当地民众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当地农民困苦的生活和北京天差地别，也让她第一次深入的了解到中国的现状。在这段期间，她被群众推举成为大队广播员及小学教师，并在1965年农村“扫盲运动”时成为扫盲班教师。当地淳朴的村民对于这个标准外国人长相但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少女尤为喜爱，甚至教会了韩秀拆洗棉衣、缝补衣裳，纳鞋底等传统针线活。
但多舛的命运绝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这个姑娘。
1967年，韩秀的母亲虽然极力告密但依然没有逃脱揪斗的命运，她深爱的外婆则被抄家多达8次。外婆家被抄的物品中包括韩秀父亲的种种遗物以及韩秀的出生证与护照等，皆被当做革命成果公开展览。韩秀的学校也出现大字报，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
在山西的韩秀听闻后，已经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听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人，韩秀为了避祸，决定报名去新疆，再次远离是非之地。
但显然，小姑娘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新疆当时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韩秀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盖提，而她的连队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巴楚。那真的是可以称为鸟不拉屎的地方。土地盐碱化严重，平时风沙极大，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在这样的地方搞垦殖，往往就是劳改的代名词。
韩秀和一起去知青们只能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还要赶修水渠、砌石墙等繁重不堪的体力。很多知识青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无声无息的葬身于茫茫大漠，尸骨无存，再也无法回家。
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政治运动也不曾停歇。文革开始后兵团的运动接二连三，台上台下，噤若寒蝉。韩秀虽然没有被批斗，却也没有逃脱挨揍的命运。某次批斗她亲眼目睹台上的人被活活打死，不忍看下去的她悄悄开溜，结果被看守的民兵发现，不由分说砸了她脑袋一枪托。昏死过去她被扔在大漠里，整整三天才苏醒过来。在差点被塔克拉玛干的黄沙埋掉的当口她咬着牙，爬回了营地。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因此导致的脑部神经痛的后遗症影响了她一生，以至于她66岁的时候被迫还要接受开颅手术。
就这样的环境，孤苦无依的韩秀整整熬了9个年头。
在新疆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支撑着韩秀不顾一切活下去的力量，除了相依为命的外婆，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回家”的念头。
在韩秀小学的时候，她有个好伙伴的父亲是从美国归来的航空专家潘良儒。韩秀有一次去他家玩，看到在他的茶几上有一本从美国带回来的《生活》杂志，封面是纽约曼哈顿的高楼大厦。略知韩秀身世的潘良儒对她开玩笑说：
“知道吗？你就是从那里来的，那里是纽约，纽约是个伟大的城市。迟早有一天你要回到纽约去。”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小小的韩秀记住了这句话。她上中学的时候，结合外婆说的自己的身世，就有意识的翻阅各种资料去了解自己的父亲，以及那个自己出生的地方。回到美国这个敢想不敢说的念头悄悄埋下了种子。
由于在山西有播音员的经历，在兵团韩秀也兼职播音员。这为她接触电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她经常会偷听“美国之音”，了解外界的情况。1971年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的消息被韩秀得知后，她隐约的感觉到，自己有回家的希望了。
1974年开始，各地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中美关系的解冻也在加速中，双方的建交谈判正在推进。解决遗留问题的老梗又被放在了谈判桌。1976年的一天，韩秀所在的兵团突然接到北京高层传来了一纸批示：“此人不宜留在新疆”。随后已经到了30岁而立之年的韩秀被告知，其母亲已获平反，她可以立即返回北京。
虽然当时的韩秀并不知道自己被召回的真实原因，但她已经能感觉到，自己的特殊身份，正在变成有利的东西。
但是要证明自己的身份，首先就要拿回外婆被抄家抢走的出生证明和护照。
回到北京后，韩秀的处境有了明显的变化。她被安排到了一个服装厂当工人。上班的第一天，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北京也遭到部分破坏。当时的工人都忙于抢险救灾，韩秀二话不说，主动替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
服装厂的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想了想，直截了当的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也很爽快，托关系帮她找到公安局的熟人，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10年的档案。
有了这些档案，韩秀想当然的认为可以证明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了。于是亟不可待的直接跑到公安部门的外事科，要求回美国。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中美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面对美方的追问，中方曾经再三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现在韩秀突然跳出来要求回国，这怎么解释呢。弄不好又是外交事故。所以一段时间后，韩秀得到的答复是：
“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刚刚燃起回家希望的韩秀被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聪明的姑娘越想越不对劲，之前她偷听美国之音，说美国人连二战中阵亡士兵的遗骨都一定要找到带回去，她一个活着的美国人，怎么可能因为档案过期而不能回国呢？
不死心的韩秀知道中美正在准备建交，美国当时已经在北京设立了联络办事处。韩秀准备勇闯一次。但她也知道，以当时的社会氛围，这种事情不成功则成仁。
1977年2月21日，精心准备的韩秀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方人。在路过建国门使馆区的时候，佯装在某非洲国家使馆的警卫面前问路，然后突然冲进对面的美国联络代办处。结果还是给看守人员给拦下，因为当天正好是美国假期，代办处不办公。韩秀正在沮丧间，美国代办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路过，问清缘由后，看出了韩秀的美国护照是40年代的古董，觉得事情蹊跷，立即上报了当时的代办处领事滕祖龙（Jerome C.Ogden）。
领事当即和中方进行了交涉，韩秀才被放入美国代办处。美方人员通过电话，仅仅用了5分钟就确认了韩秀的出生证明和护照的真实性。但由于护照过期，而联络代办处无法办理新护照，他们只能告诉韩秀一个月后再来领取新护照，同时让她牢牢记住代办处的电话。
韩秀从美国代办处一出来，就成了重点关照的人物。几名民警来到了厂里，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警告她：“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为了盯紧韩秀。每天都有一位民警专门负责盯梢，从上班到回家全程照顾。连韩秀的工友都不敢随意跟韩秀说话，有时候竟然要用写纸条来代替。
在这种关照下，韩秀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再去美国代办处。而且当时北京的普通电话和使馆区的电话是两个隔离的线路，如果要拨通，必须去使馆区附近的公用电话打才行。韩秀冥思苦想，某天借去西单买烤鸭的机会，摆脱盯梢，通过烤鸭店里的电话拨到了美国代办处。约定好时间后，第二天又绕山绕水，再闯龙潭，在美国领事滕祖龙的帮助下，终于拿到了有效的美国护照。
但显然，铁拳之所以是铁拳，就是因为它不按套路和常理出牌。恼羞成怒的相关部门干脆直接玩硬的，等韩秀一到家就直接抓了，再次把她的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抢走。随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韩秀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漫长的审讯和恐吓，“抛弃社会主义，投奔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一顶接着一顶，但她回家的意志却一次比一次更为坚定。
无法接触到韩秀的美方多次向中方提出交涉，坚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特别是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万斯（Cyrus Vance）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日程，韩秀回国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迫于压力，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美关系，中方终于同意韩秀“返国探亲”，但依然坚持韩秀必须拿着中国护照离开。
1978年1月，身无分文的韩秀在流落中国三十年后，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当时中美没有直航，只能转道香港。中方虽然同意放她走，但是只答应负责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广州到香港再转美国的费用都由美方来付。相关部门给了韩秀130元作为车费，以外婆还在中国为由，旁敲侧击要求她牢记国家的好处，不要乱说话。再也无法忍受的韩秀第一次咆哮：
“我插队做了13年的苦力，这130块不是太少了吗！我的外婆不怕死，她不怕你们威胁！”
美方为她安排了到香港转机，全程都有专人负责。考虑到韩秀不懂英文，美国驻香港领事葛睿毅专门给了韩秀５个专门说明情况的信封，告诉她只需要到哪里交给什么人就可以了。就这样，韩秀畅通无阻的直达华盛顿。美帝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同时给她3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专门教授中文，有了正式的工作。
这些都不算啥，国安局的常委哥俞强生逃离鳖朝，顺带着还协助CIA干烂鳖谍金无怠，也没影响家人的仕途。最可笑的是鳖根本就不承认金无怠，粉蛆倒是视自杀成仁的逗逼金无怠为英雄，刻骨仇恨俞强生🤣然后编出一堆俞强生在拉美被鳖锄奸队暗杀的段子聊以自慰🤣
徐洪慈这个真的比倪匡提鞋都不配，尤其是后来还跑回来了。混的还是体制内。
当年逃出去的很多。 打网球的胡娜。 乒乓球的何智利，不过几十年后也想回国发展，自取其辱。
还有赖昌星，王立军。 另一个不得不说的是俞强生。
最近些年的 文昭，江峰 还有郝海东，其实都是如此，而且前两人现在的贡献都很大。
倒是郭文贵这种骗子小丑就是走哪搅哪。
当年逃出去的很多。 打网球的胡娜。 乒乓球的何智利，不过几十年后也想回国发展，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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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郭文贵这种骗子小丑就是走哪搅哪。
中華民國陆军将领羅列 不过是在中国青年党的帮助下从四川逃到了HK 当时支那大陆沦陷没有多久 不过虽然羅列跑了 但是帮他逃跑的青年党跑出来到台灣的没几个 绝大部分都在支那大陆不屈牺牲
还有一个熊笑三 从徐蚌会战包围圈跑到台灣
刘玉章 率领52軍从营口跑到上海 东方诺曼底
黃傑 率领3W人从法属印度支那借道越南撤到台灣 被誉为海上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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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傑 率领3W人从法属印度支那借道越南撤到台灣 被誉为海上苏武
我家人認識一個香港人
介紹給當年的我時年輕的我的感覺，氣質很像能在蘇格蘭教黑魔法防禦術的小網紅
回想起來他其實態度也算是很友好很放得開，也完全不介意小屁孩對初次見面的人起綽號，還逗我玩。當年被惹得不開心，但回想起來，應該算是個好人
因爲不是我的朋友，是家裏某親戚的，所以我其實也不是很熟他，不清楚他現在具體怎麽樣了。只知道他和香港某名人是朋友，經常跑歐美，還有他當年是媽媽在晚上抱著他過海偷渡到香港這件事。據説當年他還是小貝比，所以基本是在港英長大。我不知道他們後來是如何在那邊定居的，其實應該還算蠻傳奇的
介紹給當年的我時年輕的我的感覺，氣質很像能在蘇格蘭教黑魔法防禦術的小網紅
回想起來他其實態度也算是很友好很放得開，也完全不介意小屁孩對初次見面的人起綽號，還逗我玩。當年被惹得不開心，但回想起來，應該算是個好人
因爲不是我的朋友，是家裏某親戚的，所以我其實也不是很熟他，不清楚他現在具體怎麽樣了。只知道他和香港某名人是朋友，經常跑歐美，還有他當年是媽媽在晚上抱著他過海偷渡到香港這件事。據説當年他還是小貝比，所以基本是在港英長大。我不知道他們後來是如何在那邊定居的，其實應該還算蠻傳奇的
也可以是不知名但真实的精彩偷渡故事
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好多回答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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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的「传奇人生」还没结束。
明明早就移了民到美国，结果要在「送中」之前移回香港……
明明早就移了民到美国，结果要在「送中」之前移回香港……
当代鲁滨逊 -- 张伯笠, 从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到神的仆人。
" 1989年圣诞夜逃亡苏联，向苏联政府请求过境到欧美，被苏联政府拒绝并秘密遣返中国。后在黑龙江的荒原躲藏（有人称其为现代鲁宾孙），期间妻离子散。他是当时唯一没有被警方逮捕也没能逃到海外的通缉犯. "
他的见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JUuGBZFMXQ
" 1989年圣诞夜逃亡苏联，向苏联政府请求过境到欧美，被苏联政府拒绝并秘密遣返中国。后在黑龙江的荒原躲藏（有人称其为现代鲁宾孙），期间妻离子散。他是当时唯一没有被警方逮捕也没能逃到海外的通缉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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