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为虎作伥的警察，他们的良心真的不受任何障碍吗？

普通的正常人，是怎样克服自己的良知，犯下如此残忍的暴行呢？
答案还要回到“道德标尺的偏差”。

这个过程被称为“认知失谐消减”，它是自欺的主要战术。
作恶者总是有一套自我开脱的说辞，他们惯于将自己的恶行解释为：受到挑衅，有理由非自愿，或者未产生严重后果。
作恶者会为自己出于自利动机犯下的恶行（背信弃义、抢劫和强奸），寻找理由。

但是，人们也会为他们在压力下，为了其他人的目的犯下的恶行进行辩解。
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先是加工自己的信仰，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

消减方法之一是“委婉陈辞”——用辞藻重新描述伤害，让人们觉得伤害行为没有那么邪恶。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散文《政治学与英语语言》中，以他特有的犀利方式，揭露了政府怎样用官样文章掩盖暴行：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讲话和文章，都是在为不可饶恕的错误进行辩护。
所以，政治语言只得大量使用委婉语、乞词和含混暧昧的字眼。
毫不设防的村庄受到空袭，居民被驱赶到野外，牛羊遭到机枪扫射，棚屋被燃烧弹击中后成为灰烬：这叫“绥靖”。
上百万农民的土地房屋被没收，屋主被赶出家园，只能拿走能够随身携带的财物：这叫“人口转移”或者“边疆整改”。
人们未经审判即被经年累月地关在监狱中，被行刑队处决，或者被送往北极的伐木场，在那里死于坏血病：这叫“消灭不可靠分子”。
之所以需要这样措辞，是因为人们既要陈述事实，但又不希望唤起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景象。

道德脱离的第二个机制是渐变主义。
人们不是一下子就成为残暴的恶魔，但是会每次一小步地逐渐泯灭人性。
这样他们不会感觉到，他们做了与现有规则不相符的事情。

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实例是，
纳粹对有残疾和智障的人实行安乐死，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羞辱他们，将他们关进贫民窟，最后驱逐他们……
不断升级的事件有一个极为委婉的名字——“最终解决方案”。

另外一个案例是战争的阶段性决定。
对盟友的物资支援，可以升级为提供军事顾问，然后是不断增加的士兵数量，在消耗战中尤其如此。
对工厂的轰炸，逐渐变为对居民区附近的工厂的轰炸，再逐渐变为对居民区的轰炸。

道德脱离的第三个机制是推卸或扩散责任。
“服从命令”已经是战争罪犯为自己辩护的陈词滥调。
那些残暴的领袖有意识地，以特殊的方式组织军队、行刑队和官僚机构，
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个人的行动，不会亦不足以完成任何杀戮。

关闭常人道德判断功能的第四个途径是疏离。
除非人们被暴乱所裹挟，或者已经陷入施虐变态不能自拔，否则不会愿意亲手伤害无辜者。
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
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的飞行员，不会同意用火焰喷射器在瞬间烧死几十万人。
人们的头脑，对数量巨大的人（有时甚至对为数不多的人）陷入困境，总是反应迟钝；
但可以随时调动起来，挽救一个知道姓名和面孔的人的性命。

抑制道德意识的第五个手段是贬低受害者。
我们都见过从妖魔化和非人化一个团体，走向伤害该团体成员的事实。
一旦人们受到操纵，开始伤害某些人，他们会相应地降低对这些人的评价。
其中包括：
尽量低估造成的伤害（“他们不会感到太痛的”）；
将伤害相对化（“每个人都会遇到些倒霉事”）；
推诿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为了完成工作；
有利对比（“其他人干了更可怕的事情”）。

最近的例子，去丰县看望铁链女的小粉红被公安抓捕后，她不可置信的对每一个看到的人说：你们是警察吗？一部分人说是，大部分人沉默。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判断中国公安人员立场的实例。

另外也有现代分工的问题。比如富士康，将手机制造分解为无数道程序，但是每一个工人，都感觉自己没有生产手机，而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要做的仅仅是拧一个螺丝而已。

无论是纳粹的集中营，还是苏联的古拉格，或是在中国：
情报人员会说自己只是负责搜集情报，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抓捕人员会说自己只是负责将人带走，并未伤害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审讯人员会说自己只是负责调查案情，并未伤害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关押人员会说自己只是负责监狱秩序，并未虐待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枪决人员会说自己只是负责行刑开枪，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虽然很同情他们但他们肯定犯下大错；

那么问题来了，每个人都承担了工作流水线的一部分，那么谁来承担责任呢😂？

巧了，这帮条子想的是：“这些违法乱纪的刁民，他们的良心真的不受任何障碍吗？”

我觉得正常人有个误解，就是认为正常是好事，起码不是坏事。不正常的人都想治疗自己的心理疾病或者心理障碍。

当然精神疾病必须治疗，但一般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啊，缺乏同理心啊之类的，反而是获得事业成功和赚钱的利器。你以为那些CEO加班狂，天天开会的官迷，内卷加班狗都是什么正常人？漠视家庭，没有同理心，缺乏性道德，这些人都更容易事业成功，身居高位，就像你说的，正常人当个警察都会良心受到谴责，所以当警察的都是吃那卡要，索贿受贿的货。

我自己就有心理障碍，所以我很清楚，我这种人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会比一般人更成功。至于副作用，要装成正常人那是很简单的，谈话中多提及家人和宠物就行了，没人会怀疑的。

说这话的人明显没有当过兵。哪怕参加过演习都不会有这种问题。

一上战场头都是木的，班长喊卧倒隐蔽，马上照做，班长指哪打哪，根本没有的想。班长喊冲就站起来冲，边冲边扫射，扫倒一切活物。

战场不跟游戏一样，问这问题的都是没有经验的。上战场的人是不会有别的想法的，除了扫倒敌人。

共产党最喜欢煽动仇恨塑造敌我意识，对敌人可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残酷的。

更有趣的是，谁来定义谁是战友谁是敌人呢？答案是强权。因此在共产党那儿，随着权力的消长与转移，今天的战友就是明天的敌人，刘少奇们还少吗？

最终结果就是共产党社会人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叛徒和走狗，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最终整个社会退回到动物世界。

当你有我也要生活，我也有家庭，这是我的工作
这些可以是借口或者不能被称之为借口的东西，
很多时候你的罪恶感会低到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地步。
如果自我洗脑这是正义的，对大多数人有好处的，
那甚至可能会有人积极的去干这些事情。

其實有個心理學的實驗，讓受試者對“犯人”按下電擊按鈕，科學家不斷對受試者說：「你們在做對的事」、「出事了由我們負責」後，大多數受試者會繼續對看起來已經快死了的犯人按下電擊按鈕直到最後。

大概那些警察就是這樣吧！他們認為自己在做對的事、在打擊罪犯，即使察覺到不對勁，也會因為覺得大家都這樣做、責任也不在自己而無視良心的質問！跟從上級指令與同儕行動，會弱化對於善惡對錯的自主判斷，所以我一直很討厭過度吹捧團隊主義與集體至上的思想，畢竟很多時候“合群”會被利用來合理化傷害人的行為！

沒有﹗他們就是賊，那裡會有良心
而且他們還會把自己殺人放火強姦販毒都正當化

如果是粉红警察那没什么好说，普通中立警察会认为他是在执行领导的命令，至于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关他的事，他也是混碗饭吃。

潜藏的反贼肯定会赶到良心受谴责，中立警察如果非常较真，职业自尊心比较强的可能也会有所触动，但是大多数都是泯然众人，不能高估他们。

艾希曼，门格勒这些人不也没有什么良心的谴责

首先中国人尤其是成年人，他们的良心底线就和身处于文明世界的人不同

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了这个现象。
Googl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殺人放火金腰帶，而且會有房貼+車貼+高溫費+維穩費+營養費+年中獎+年終獎，所有開銷大半也可以報銷解決，早期甚至到年齡、到級別就免費或者象征性收點錢（市場價1-2折，約等於白送）發房子，它們當然會心甘情願當黨國鷹犬了

良心會一直痛的，早就被淘汰了。
良心痛一下就不痛得多的是，
良心不會痛的那就更不用說了

为虎作伥的时候，只会产生胜利的愉悦感，人脑认为看到自己让别人受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这就跟其实连环杀人犯是处于愉悦感之中杀的人，监狱的警察鞭打囚犯很快乐，打架打人很愉快，是一样的，

人就是激素控制的傻瓜，愉悦犯完全来源于人类的动物性大脑之中，奴隶们也会因为被奴役而诞生快乐，那就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城管抓走了这个孩子的妈妈，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帮他。你觉得这个孩子如果以后长大了，当了警察，他会有恻隐之心吗？这个社会，是建立在仇恨、内卷、无助的基础上的，韭菜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小娃们就没有爱、没有共情心。这也是共匪愿意看到的社会。


只想问，良心几块人民币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