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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当然是和学校食堂一样阿，学校领导自掏腰包给祖国花朵加菜，配送企业宁愿赔本也要做，全国百姓喜迎大吃饱

你没吃过学校食堂？？？？？什么外宾
二十字二十字二十字

如果社区食堂普及开来，可以预见，
“我家孙子考上那个小区食堂了”
“你们买那个小区，我孩子在那舀菜”
“那个小区房子不能买，食堂都是狠活”
这些将成为人们的家长里短用语。
届时中国人的行贿方式可能从送上级领导钱和礼以求升职，拓展到给食堂职工送礼以求多来一勺。

北京上海可能还行
但是即便在北京上海实行公共食堂 很明显农民工是没资格吃的
身份证号是310开头的才有资格进去

计划经济的产物，无视人的选择权和资源配置的机制，当然是不可行的。

人民公社在几十年前就宣告破产了，难道改头换面 粉墨登场的会是什么好东西？

其实很早在杭州等地方就有这种社区食堂，主要服务于老年人。如果类似于美国的食品劵，照顾低端和失业人口，可以理解为一种计划性质的基本福利。

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未来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形态。在中高端产业和服务，维持市场经济，以保持竞争力，在中低端的民生商品和服务上走计划经济。

我们这的初中，从我上初中以来就听说吃的饭带钢丝球蛆虫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午强制不让你回去必须恰一顿，到我现在进社会了还是这个屌样，现在国家提倡的东西全都是他妈有人有利可图的，全都是该反对的，现在也不是上个世纪了，像这种带油水的差事交给国家的酒囊饭袋分分钟给你烂钱恰饱

這種東西在台灣叫做自助餐店，絕大部份都是私人經營，價錢算親民，菜色很多任選。當然也有公家經營的，多為提供員工用餐使用，有的也開放給民眾使用（例如台北市政府）

大量的公權力介入設這種社區食堂很沒有必要，也是與民爭利。需要照顧有困難的老人或是需照護群體，可以利用社福團體、或是撥款給這些私營的自助餐店準備待用餐額度

如果大量建立這種公營的社區食堂，就頗有人民公社的味道了，到時不聽話就不給飯吃，或是只剩下大鍋飯可吃了

这取决于你是开食堂还是吃食堂

杨继绳讲过一个关于食堂的故事: (妇女来找村干部要吃的) 把你衣服脱了让我们弄一下  怎么乳没有了(长期营养不良) 你以前挺漂亮的么 把你女儿带来 (女儿带来后 妇女就自杀了)

*youtube有不妨自己观看

你自己说行不行

黄金神棍说得没错啊。

某种意义上来说，社区食堂确实是效率很高，类似于医院集采，统一采购，统一销售食材，浪费很少。未能进入采购体系的个人餐饮店，就像排除在集采名单之外的医药商一样，逐渐被价格战、房租人力成本战打得溃不成军。

小个体户又要被消灭一大批，个人选择自由逐渐消失。

原来你们学校的食堂都这么烂的吗 我大学食堂真的特别好……价格很低还很好吃 小龙虾 西餐什么的都有……而且如果吃普通的那种菜，两肉一菜米饭不限量也就八块钱……

真是狠毒
社区食堂无非是低价补贴餐抢餐饮行业的市场，尤其是经过疫情折腾之后大部分餐饮都有亏损，此时再来一个国字头企业来跟你倾销内卷，你受得了吗？受不了就要破产滚蛋
一开始共产党收编私企的时候就是这一套，我不逼你走，但是我搞各种公有经济搞倾销破坏市场秩序，你想活下来只能赔本经营，最后很多资本家都是主动上交产业
供销社也是一个套路
梁家河毁灭经济还真是有一套

二脚羊非常适合红色恐怖时期。给他们30年做人的机会 他们不珍惜，那就只有无间地狱

餐飲葉的國進民退。口碑好的誠實餐館主也要被打擊？

小区不知道 不过社区是有的，每个街道里都有一个社区食堂，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孤寡老人的
你说菜色很好很可口那肯定谈不上，不过吃是肯定能吃的，也不至于不能下咽
反正就是保你个饿不死，tg的作风不就是这样

社区食堂彻底解决中国人肥胖的问题，因为会吃不饱。

如果按照类似于新加坡的小贩中心的模式，估计是可行的

跟以前的人民公社食堂不一样。
这纯粹是抄袭新加坡的食阁的设计。新加坡是要求每个社区都要有食阁，这样可以大量节约居民做饭的家务时间。当然，按共匪官员的执行能力，恐怕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必须让大家过上有社区食堂的好日子，在家隔离，食堂送餐，可以一直下去。

上海早就有很多这种食堂了，基本都是老年人去吃，还不错的，价廉物美

借社区食堂，实现本地活动控制最大化，同时可以将原材料采购最大化跟供销社对接，把农民的产销衔接，实现对农村的重新控制。将民营经济排斥在外，成为彻底的依附。

这是完全走回头路，获得土匪内部全部赞成，当然肯定也会汲取俄罗斯的教训，更加注重供给安全

楼主听说过“大锅饭”这个词吗？知道大饥荒（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怎么产生的嘛? 习🐷还真抄老毛的作业，连剧本都不改一下。

不可行
原因 
1誰人付錢？
首先天下沒有免費午餐
既然是慈善性質本質就是贈送
食個飯市場價格30元現在只需要20
那麼10元由誰人付出
只有兩個可能納稅人付款
或者從其他商家手上搶
例如要求供應商免租金贈送食材等

2誰人有資格受益？
既然這麼便宜，質量又好，估計會供不應求，食堂座位就這麼多，那麼只能限制用餐人數，
那麼就會出現既得利益者，會出現尋租，有關係才能享用，甚至會出現黃牛。
如果不限制用餐人數，用餐體驗大大下降，最後大家也不一定想食了，還會把附近的便宜餐廳也受影響倒閉了，最後結果就係大家都沒有好飯食。

先不管食堂，你怎會認為在中國投訴公務員是有用的，到時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只是再次證明全體脫貧只是笑話罷了

_ _ 食堂大鍋飯首先就是不好吃, 鹹淡都得吃, 不管炸還是炒都是燉. 然後就和整潔的用餐環境與服務 Say good bye 了, 都是公家雇傭的關係戶, 食客受氣投訴也沒用. 之後因公立低效高成本所限會變成[預製菜], 海克斯科技充足享受. 然後是吃不飽還有吃出事自身承受公立食堂可告不倒, 再爛的承包也就和公立食堂能有一拼, 話説現今大陸權力尋租的承包和食堂本來也沒兩樣.

_ _ 還有就是不公平, 去打飯關係戶就滿勺瘦肉還冒尖, 一般人就大半勺湯肥瘦兼有, 萬一趕上肉菜少了就一勺湯加兩塊肉. 非飯點餓的前胸貼後背, 對不起公立食堂只管飯點, 之外的時間不伺候.

_ _ 也有好食堂, 民衆吃不上我之前業務去部委的時候, 自助食堂品質高還便宜, 但那是沾了官員的光, 部委機關食堂可不對外. 除了沒服務但五六塊錢就能吃到自費下館子二百還多的飯, 我是沒啥可抱怨的, 把我們的稅多吃回一點來是我當時所想的.

"社区食堂“，字面上只能告诉人们地域或者行政的差别，关键是这个社区食堂是办成象楼上有人说的象学校的商业食堂，还是办成58年那种”公共食堂“？如果是前者当然是好事，便利于民。如果是后者，估计又会酿造一场经济的和人文的人造灾难。

谁在裸泳，只需等潮水退下，这不，纷纷浮出了水面

再说再说只是真是

谁说食堂免费了？
在我看来就是小区里又多开了一个饭馆，吃饭时候多了一个选择而已。

这玩意最近提出来怎么看都是为了更方便更长久（永久）的封控。我看再过一段时间要恢复出门介绍信了，哦已经恢复了，健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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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毫无逻辑
转折副词全部乱用

这里发言还是稍微整理一下语序吧

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赚大了。如果全小区被封，是不是大家都得吃社区食堂提供的饭，到时候定价高了，大家还不是要出出血。

怎么可能免费，最多政府补贴部分，低价吃个饭，而且估计质量口味也一般

可行啊，以后上班不赚钱了赚工分，工分能在食堂换饭吃你说可行不？大外宣我说的对不？

不可能免费的，我感觉是想学新加披，经营主体还是个体户

不可行的，花钱的话，没人去吃了，不花钱，谁出钱？
补丁补丁补丁补丁

若非封控/戒严/配给制的情况下实在不知道如何能有强制性。就算没厨房空间极狭小的大学生宿舍，不加上技术性供电限制也多有自己搞电火锅电灶的，何况居民楼。然后社区顶天副处级公务员其实可能连一个麻将社秧歌团的老人家属都压不住，除非有清零这种政治正确，否则分分钟有人出钱出车有人给乡下亲戚/菜市场批发的关系好的打个电话，几十吨肉菜就给拉过来让你黑心食堂喝西北风。学生或者单位食堂好对付，这个社区食堂嘛除非把清零给续个十几二十年，否则不敢漏出獠牙的。当然进城打工社区睡城这种自求多福吧。

其實現在的社區食堂的定位就是你說的那樣針對老年人（特別是沒錢的孤寡老人）的一個有福利性質的地方，也不會拒絕其他人來用餐，但是一般人也不會去社區食堂吃東西。
建立社區食堂其實除了吃飯，還給老年人提供了一個社交的平台，構築社會關係。
不把社區食堂搞成人民公社大鍋飯，那就是項基本的民生工程。但是借社區食堂推行計劃經濟大鍋飯，那應該錯也怪不到社區食堂頭上了。

"公立食堂起碼會愛護自己的羽毛吧，投訴可以讓他丟了公務員飯碗。"

投訴???????????????????????????????

你會變成一道佳餚，開社會的倒車，就是搞集體共產公有，最後變成人人受苦當韭菜。
大凡大鍋飯，都是越吃越貧窮的，自由市場自由經濟，讓中國從改開之後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你們過去的成功不就證明了資本主義是人類最合理的經濟發展方式嗎?而資本主義社會最需要的就是民主改革，只有政治回歸人民所有，改革開放才能完成。

現在總倒退加速師，就是為了自己稱帝，就是為了迴避民主改革政治改革的急迫性，硬生生連經濟都走回頭路，然後封控搞集中營化管理，將人類的人性整個泯除。

樓主你稱讚大鍋飯也不錯，那苦日子立馬就要來了!! 這時候應該全民反抗不合作 不消費 抵制這種違反正常世界人類的中國社會主義集中制。

还是可行的，起码是被封到小区也有饭吃了。
紫薯紫薯紫薯紫薯

一起腹泻一起中毒一起见马克思，完美。

不给领导尻一下连大锅饭都没得吃

公立食堂起码会爱护自己的羽毛吧，投诉可以让他丢了公务员饭碗。

反正沒人理你投訴，出大事也是丟底下替罪羊的飯碗，這套路還不熟悉嗎？
話說最近是因為連任嗎？品蔥網軍特別多

为了封小区而做配套的新产业，新商机，感觉以后会越封越频繁了，三天两头就封

再饿死几千万一定行！人民公社化、供销社统购统销，财富再分配，没有不举双手赞成！习近平同志万岁，万岁，万万岁！

社区食堂第一条：不得无端随意殴打顾客
字数字数字数

如果是政府只提供场所，商家承包经营，那就是新加坡模式的食堂。为了提供多样性和避免恶性竞争，每个摊位的菜色和食品种类都不一样。新加坡很多家庭不开伙，生意还是不错的。
         不过这就是小本经营，经营者赚不了大钱的。要是像中国那样当官的扒一层皮，那就没有办法做了。
         中国学校的食堂不是这个样子的，说白了是卖饭菜的衙门罢了，安排有权人士远房亲戚的地方。
       新加坡的食堂政府这监管不经营（场所是政府的，新加坡地太贵），马马虎虎说得过去。中国那就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或者另有所图。脱钩开始了，高附加值的行业全面溃败是确定无疑的事情了。无他，美国要是和G7脱钩，美国也得完蛋。

应该说说为什么不可行，伸指头算算没有一个符合不可行。中国人民完了

我的粉红老爸可是把这当大好消息告诉我的，亏他还是经历过人民公社集体食堂的那代人，不对毛的罪行进行彻底批判中国没有未来只有一轮一轮的过去。

好不好还需要观察，对此政策还要报谨慎的态度

这是要开社会的倒车，又开始大锅饭一起了，真是越来越悲剧

只要考虑一下，在竞争环境下大饭堂有没有优势。如果大饭堂具有竞争优势，当然没有问题。以前的供销社大饭堂为什么办不下去，因为官办企业没有积极性，没有动力，没有竞争力，如果政府不补贴，就没办法生存。即使现在学校里的大饭堂，如果不是占了天时地利，有大量的消费人群，有学校强制的行政命令，外面的企业无法进入校圆竞争，甚至有补贴，同样办不起来。这样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就只能靠政府的行政命令维持。但政府补贴不具有持续能力，最后就只能靠政府行政命令维持，例如规定农民粮食只能卖给供销社，农民食粮，话费等农资只能向供销社购买。农民必须到大饭堂吃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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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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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又辟谣说没有建食堂的打算了，不知道是误读还是吹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