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异想天开：白纸革命是否有被共党用来对冲江死亡所带来的潜在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的成分？

无论是1976年的四五还是1989年的六四,带有政治诉求的抗议示威活动皆始于对所谓的"深得人心"的领导人的追悼，通过死者为大的概念获得道德高位，以继承遗志之名获得政治诉求的正当性。二者相辅相成使抗议活动一呼百应，并且创造出一种对于共党叙事而言很难不自相矛盾的窘境。而这种窘境也使得镇压社会运动缺乏理由和正当性，从而使共党狗急跳墙大范围使用暴力。

而这次江的死讯发布于白纸革命爆发之后，就导致了以下这种情况：本可能爆发于江的追悼会中的政治诉求集中爆发于白纸革命。并使得白纸革命和追悼江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事件，二者无法像四五与六四一样相互呼应形成前文提到的那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使得两个事件的烈度于广度都相对较低，且易于镇压。

在社会控制如此严密的新疆能发生冲击政府这种程度的示威活动，在上海能喊出共产党下台这样激烈的口号，在北京这样如同命门一样的城市能有如此多人抗争，实在有些令人意想不到。而最不寻常的是对于运动的规模和激进程度而言，力度低得有些不正常的镇压活动。

是否有一种可能：共党对白纸革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姑息，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提前引爆社会的不满，从而从江的追悼活动中分离出这些对他们而言"最危险"的部分，使二者无法相互呼应，进而无法猛烈发酵成为六四等级的事件。同时，再以白纸革命为口实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力度，试图把白纸革命与江的大规模追悼中潜在的社会政治运动扼杀在摇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