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四大发明”的发源地吗？如何评价古代东亚技术先进的说法？

中国是“四大发明”的发源地吗？如何评价古代东亚技术先进的说法？

只有造纸术是真的，其他都是编出来的。而且造纸术的时间也比编出来的故事要晚得多，至于蔡伦之类的传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五代以后的吴越、赣南一带用竹子批量造纸的方法，这个东西是确实存在的。其他三个都是编出来的。

从根本上来说，“四大发明”就是一种历史神话。东亚的技术一直没有先进过，基本上在所有时代都是输入的多，输出的少。

当然这也看相对而言：尽管相对于西亚来说，东亚是输入区；但是相对于它周边的一些小地方，可能对于越南、朝鲜还有日本的话，它也承担着输出的作用。从印度或者中亚的角度看，发明是从它那儿输入东亚大陆的；但是东亚大陆确实也向朝鲜、日本和越南输出了一些东西。四大发明严格说来就没有哪一个算得上真的。

比如说指南车就只是一个史书上记录的传说，从来没有人真正找到实物。真的按照史书描绘的那种方式来制造的话，你造不出任何东西。因为，指南车并非只要有磁石，就能自动找方向的；即使是一个最基本的罗盘，也需要高精度的机械工艺，才能够保证它的磁鍼不会因为各种振荡而指向错误的方向。指南车是纯属想像的东西，没有办法操作。

我们现在使用的、真正能够在风浪中仍然能够照样指南的罗盘，还是来自于欧洲。在那以前，其实发现磁石作用的文明是非常之多，但是大多数的工艺技术，都没有进化到能够制造出一个稳定的罗盘，在碰上大风大浪或者是沙漠那种情况下仍然能保持稳定的指向。

而如果你只能在非常平静、无风无浪的情况下，在室内让指南针指出正确的方向，那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你在室内根本就用不着给任何人指方向，需要指方向的时候，你的指南针就不灵了，这样的东西能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这个发明实际上是根本不管用的。

火药则有好几种不同的起源，谁更早谁更晚一些意义不大。现代人认为真正有价值那种火药，也是欧洲近代才产生出来的。古代东亚产生的那种火药，除了做鞭炮以外没有别的什么用处。在军事上讲，还不如拜占庭人曾经使用过的希腊火。那种希腊火能够把硫磺和油以适当比例配比，在海上燃烧，摧毁阿拉伯人和其他敌人的战舰。东亚古代的火药还发挥不了这种作用。

近代的化学火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德国的化学家配出来的，实际能够用的时间比我们想像的要短得多。近代以前各种配方不同的火药，它的军事用途是非常有限的。

雕版印刷术被现代的汉文化民族主义者说成是独创的技术，但是实际上早在雕版印刷术在巴蜀盛行以前的几百年，就在伊朗和外伊朗已经盛行了木刻画艺术。木刻画艺术最初不是用来印书的，首先是用来给上层的商人、内亚撒马尔罕的那些富有的达官贵人印遣兴的艺术作品，在基层就是给拜火教、佛教和各种宗教印宗教传单和小册子，也就是看图说话故事。

比如说，伊朗印度文化区有很多基层的民众，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了解佛经就是通过两种管道：一是和尚讲道，像基督教的牧师讲道那样，用口传；一种就是用传单画的方式。木刻画印出各式各样的宗教传单，有的是伟大的泰什特里亚（Tishtrya）[1] 斗恶魔的故事，有的则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还有各种佛陀本身的故事。

这样的传单从数量上看是占所有印刷品的十分之九。它们基本就是图画，但是有的时候图画上也像小孩子看图说话一样配几个字。这就是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它在伊朗印度文化区已经用得很多了。首先把它带到巴蜀利亚的是拜火教的商团和教团，然后是佛教的商团和教团。然后巴蜀利亚作为伊朗文化区的代表，在六朝后期开始大量地印这样的宗教传单。

在唐代中期，他们开始觉得，巴蜀是个出竹子的地方，印纸很便宜。这是巴蜀比印度和伊朗占便宜的地方。印度人经常用树叶子，伊朗人要进口埃及纸草；但是巴蜀是竹海之地，竹子像海一样多，生产出来的纸张极其廉价。纸很便宜，于是过去的伊朗印度版画就印在纸上，极其便宜。因为纸不值钱，那么除了印画以外多印几个字好不好？当然很好。最好是把佛陀所有的讲道集都印进去。于是，佛陀本身故事的小说和大量的佛经在巴蜀印刷。

巴蜀和敦煌是鲜卑帝国主义者的两个印刷中心。我顺便说一句，所谓的蔡侯纸首先也是在今天的新疆和甘肃出土的，并不是在洛阳，所以它其实也是内亚产生出来再传入东亚的。只不过东亚的人工和原材料比较低廉，所以后来才大规模生产起来。

雕版印刷术在巴蜀盛行了一百多年以后，直到唐代末年和五代时期才传入长安和洛阳。我们要注意，唐代中期，你要看印刷品，主要是佛教印刷品，要去敦煌或者巴蜀。而巴蜀的走私商人尤其是无法无天。朝廷颁印历法是关系到朝廷合法性的事情，他们竟敢私印历法，而且印得比朝廷更精更好。

道理很简单，历法，包括属相、十二生肖这些，都是伊朗文化区发明出来的东西，东亚只不过是瓦房店。他们的历法也比朝廷的历法更精更先进，所以他们印出的历书在民间销量甚广，朝廷是屡禁不止。

佛经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佛经首先是在巴蜀印刷的，然后传到吴越。等到唐朝末年和五代初期，巴蜀、江淮和吴越生产的佛经大量流入中国。这时，中国朝廷坐不住了，才有冯瀛王印九经 [2] 的事情，才通过官方引进巴蜀和吴越的印刷术。

从传播顺序上来讲，巴蜀是伊朗文化区的一部分，是它首先引进了伊朗的雕版术，变成了雕版印刷术。在巴蜀的雕版印刷术已经成型以后，才在唐朝末年传到吴越，然后在五代时期传入中国。

以上顺序清楚地记载在日本和尚的游记当中。日本和尚到唐代来参加遣唐使的队伍，寻找文化，主要就是寻找伊朗文化。所谓的日本引进中华文化，其实不过是引进了鲜卑“帝国主义者”二手传承的伊朗文化而已。因此可知，他们寻找佛经都是去巴蜀利亚的，而不是去长安或者洛阳。

东亚一直要到五代以后，主要还是到宋代的印刷术才繁荣起来。而且就是这个印刷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要依靠内亚商人。

例如传说中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被近代的中国主义民族发明家说成是中国技术的先进体现，其实从他们家族的墓葬看来，毕升大概也是伊朗人，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拜火教的信徒。他在开封或者其他地方的经历，基本上跟何细胡一家 [3] 在六朝和隋唐的经历相同，也是跟赫德爵士在大清帝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经历差不多，都是作为先进国家和先进文化的侨民起作用的。

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医？作为传统医学，中医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

“中医”这个词是在清末民初才产生的，就是因为有了西医，然后大家才把不是西医那些东西划在一起算成是中医。“中医”这个词产生的道理跟“国学”是一样的，而且最初也不叫“中医”，叫“国医”。

从清末民初到三十年代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整顿医学执照的时候，中医一般都以“国医”自称，用这个“国”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但是效果并不大，真到登记的时候和通过考试制度整顿医学执照的时候，国医一直是处于下风的。
虽然从民间角度来讲，中医和西医好像中西平等；但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只有西医才算医学，医生就是指的是西医，国医也好，中医也好，基本上没戏。只有共产党和一些边缘人物才提出，在没有钱的边远农村之类的，也要给国医一条生路。

清末以前，西洋势力和西医进来以前，是没有“中医”这个概念的。后来被发明成“中医”的那些东西，在明代或者是唐代，有很多都被认为是婆罗门医学、回回药方或者是海上方之类的。直到后来西洋的最新技术输入时，原先前面那几波内亚的、印度的、波斯的输入一下子都被忘记了出处，被说成是自己的“国医”了。

这就像明末清初的士大夫杨光先说的，“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但是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忘了，自己祖上其实就是回回人。在耶稣会进来以前，回回人的地位也就是相当于西洋人。“中医”也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先有西医，然后才有“中医”，“中医”的发明是被动应付西医的一种手段。

宋以前中医无分科之说，有之自回回始。《元史》提到：“元大德六年丙子，升广惠司正三品，掌回回医药。”蒙古人所说的“回回”，泛指西亚内亚，包括犹太人和叙利亚基督教，这些人都比东亚人医术高明。外来的“也里可温教”[4] 等于是蒙古人的专职医学部落，相当于内亚海洋时代的协和、雅礼和华西医院，最后随着朱元璋革命而消亡，遗产则被李时珍改造为公私合营的“中医”。

后来的发展就如同东亚人学不会来自伊朗锡斯坦（Sistan）的冰糖技术，最终就像瓦房店的学徒离开日本工程师一样，干脆在甘蔗水里加面粉，偷工减料导致最后技术失传。

国医或者中医既然是多种成分混合的产物，所以谈论传统或者不传统，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唐代《新修本草》列举的外伊朗药物，在明代的《本草纲目》就变成“自古以来”了，其中包括沈香、木香、藿香、苏合、阿魏、黄丹、龙血、卤砂、安息香、底也迦（一种解毒膏药）、石蜜。

因此，所谓“传统”到底指的是中亚的、印度的、伊斯兰的还是什么其他地区的传统呢？或者仅仅是指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然而非西方的医药本身也包括大多数传统的东西，像柳树皮中的阿司匹林这样的东西，或者奎宁（又称金鸡纳霜）也是从树皮提取出的东西，它到底跟中医中原先包括的同样是植物性来源的药品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说一个是传统，另一个就不是传统呢？

如果说是用现在的科学方法来衡量的话，那么西医当中也只有一部分，恐怕也只有是十九世纪末叶那一部分才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化的东西。

中国的气功是否起源于内亚？此外，所谓“传统武术”，是否也像中医是从国外或是非汉地区传入中国的呢？

中古以后——也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武术，都是内亚和印度的产品，最终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完全失传。现在所谓的武术，追溯起来，没有能够超过清朝中期的。然而从它的内功心法和拳脚路数来看的话，内功基本上是外伊朗地区的产物，这时候已经染上了一定的穆斯林色彩。拳脚的套路，一部分是印度的，一部分是蒙古的。

至于气功，则是大伊朗文化区冥想技术的碎片，来自于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教派。苏菲主义者总结了一系列辅助元神的身体技术，这些技术的目的是在元神与本体结合时，针对性地排除各个层次的扰动，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心灵体操”。

东亚是一个技术退化区，或者说唯物主义区。外伊朗和外印度的心灵体操，到了这里就变成气功，也就是一种健身术。这就好像利玛窦最后变成钟表匠供奉的祖师爷，跟关二爷平起平坐，构成了对一神教的绝大讽刺。

清代中叶的武侠小说家把气功描写成保存植物性生命的技术（龟息法），作为最后关头的锦囊妙计，可以在本来必死无疑的情况下护住一线生机，通常只有少数高手才能掌握。

而现在的气功则是匪军将领和香港导演再发明的产物，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文革时期“鸡血针”的变形，并进一步简易化大众化，符合下等人不用很累很麻烦就能长生不老的期望。原有的波斯名词零零星星地保存下来，但仅仅作为装饰，层次和步骤都打乱了，同时还被发明为“自古以来”。

我不知道波斯人的法门灵不灵，如果真灵的话，那就幸亏广大的气功大师们都没有学会，否则岂不全都落到欧阳锋的下场了。不懂装懂地摆姿势，反倒没有危险。“气功论”还有一种实际用处，那就是可以教育广大民族发明家，千万不要胆子太小脸皮太薄，无论你怎么大胆发明，都永远摸不到人家早已突破无数次的知识天花板。

如何看待《易经》、中医、八字算命和占卜？

《易经》的卦辞可能是不重要的东西。我想，古代的占卜术当中，记录下来的东西大概不是这么重要。就好像化石一样，可以说是化石表现的是生物学中不太重要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群体的组织和行为模式，但这个在化石上是表现不出来的。

我想在汉代的时候，《易经》的传递当中仍然有大量的口传材料，以前肯定是更多的。这些口传的、相当于是实验操作规范的东西，才是古代巫术最重要的东西。这在汉代称为方术，但是汉代的方术已经是一个杂合体了。周代的《易经》是什么样的东西，真实面貌是不可见的。

我想汉人看到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卜辞，经过重新解释出来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已经不能算是巫术了。真正的巫术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已经在战国后期的社会变动中失传了。原先巫术的有效性跟后来的解释应该是不相干的。

后来的解释是非常重视文本分析，把《易经》当作一种儒家的经典，这个那个来分析。真正的巫术应该不是这样的。那些卜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可以随心解释的东西。巫术的核心部分，可能就是在比如说烧龟甲或者是扔蓍草的过程中那些艺术性的动作。

所以说到头，只有真正的秘传才是巫术，秘传之外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后来哲学家做出的解释，基本上肯定都是错误的。
附注
[1] 泰什特里亚为波斯祆教的神祉。在祆教经典《阿维陀经》中记载，泰什特里亚化身为白马，击败化身为黑马的恶神阿帕奥沙（Apaosha），进而降下雨水，为干旱的大地重新带来生机。因此，泰什特里亚又被视为“雨神”及“生育之神”，而其祭祀仪式被称为Samache，是一种跳舞求雨的仪式。此仪式传入东亚后则被译为“苏幕遮”。
[2] 冯瀛王即唐末五代时期的冯道（882-954），“瀛王”为后周世宗柴荣在冯道过世后，为其追封的封号。相传冯道曾倡议国子监校定儒家经典，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九种，合称为《监本九经》，并组织工匠雕版印刷。是东亚古代最早以国家力量印刷儒家经典的纪录。
[3] 《隋书》记载，何细胡是西域人（据考证为粟特人），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其子何妥为梁朝知名官员。
[4] 《元史》记载，“也里可温”是元代蒙古人对于基督教各教派信徒及传教士的总称。

本文摘录自《洼地与韭菜：阿姨论中国（人）的心理、现实与结局》，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刘仲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