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派留学：如何看待“吃人嘴短”，拿了国家的钱留学就必须得为国家服务到底的说法？

鄙人的观点如下：

      1.违反“契约精神”的问题：所谓遵从契约，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服从契约而得到双方应许的利益；二是不服从契约而自愿接受惩罚。就此而言，公民因犯罪入狱，实际仍属于遵从社会契约，而非违约，乃公民之借他人之手的自我惩罚（此说为黑格尔依从中世纪法哲学所倡，以此强调罪犯仍带有人格尊严）。
         若有人违反与CSC的约定（留学后必须回国工作两年，否则收缴罚款约30万），其人不回国，亦不缴纳罚款：在CSC追究的情况下仍不服从约定，则属于违反契约精神的自愿接受惩罚方面；若CSC不追究，其应被视为约定的解除，因合同一方放弃了追究契约责任。

      2.“吃人嘴短”问题：关于公派留学拿的到底是谁的钱，吃的是谁的饭，是纳税人（老百姓），还是党国？此问题历来多争议。我举出两个例子可立即予以澄清：
        1）土匪打劫：土匪大哥带领一帮兄弟打劫山下的村民，回寨后瓜分金银，连带着也给了未下山参与打劫的兄弟及其亲友财物，甚至用这个钱赞助山寨兄弟的儿子上学，那么这个孩子欠的是谁的情分？答案只能是土匪大哥，而不是山下的村民，因为村民并没有主动给予这个孩子钱；而无论其财物来自哪里，都是土匪大哥凭借其自由意志而对这个赠予行为负有责任；同理可知，即便是土匪大哥用脏款赞助山下村民的某个孩子上学，孩子也是欠土匪大哥的情分。
        2）集体雇佣：同样的情况，若山上的土匪反而与村民达成协议，村民自愿而非被迫向土匪交出一定财物，请求其保护村民的安全。双方合作良好，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土匪团伙成为了村民的管理者，在接受村民的赞助下，通过村民的财物对村民进行全方位服务（包括修路搭桥，养老送终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哥（这个时候当然已经不能称为土匪大哥了）通过村民为了一定目的而自愿交出的财物，为某一村民之子提供求学上的赞助，那么孩子是直接欠村民集体的情分，而间接，甚至不欠大哥的情分。因为在村民的意志中，已经包含通过这个财物为本村人谋福利的成分，只不过是经由大哥之手完成这一目的而已。村民的意志是更为根本的动力因，而大哥只是辅助的工具因。
       在公派留学的情况中，对国家之本质的不同看法也就决定了结论的根本不同。若是当作“土匪打劫”，即党国巧取豪夺公民之财富而将其自愿分发给留学生以求取某种利益，甚至只是单纯的道德行为的情况下，被赞助者当然是欠党国的情分，有必要偿还；而若是当作“集体雇佣”，则被赞助者主要欠纳税人的情分，而不对党国这一工具负责。那么纳税人聚集资财供大家的孩子出国留学是为了什么？必然不是为了被雇佣的党国的利益（党国作为工具，已经在服务的过程中抽取了薪资和相应的利益了），而是为了自己孩子的利益。当孩子认为，事实上留在国外对自己的利益最大时，作为赞助人的纳税人只能是支持，而不是反对。


      3.历史案例：清廷赞助之留美幼童，其中的唐绍仪，即成为反清先锋。“辛亥年，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被任命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
        鲁迅，1902年由清廷“江南督练公所”派遣赴日留学，在日本时既已剪辫子，成为反清斗士。
        此二人，并不因受清廷赞助而死命效忠，反而为国民之利益高倡反清，此绝非“吃里扒外”，反而是真正回馈其赞助者。——当然，其前提是将国家视为公民服务自身之工具，而非强取豪夺之匪类。工具既不能为我所用，则尽行改革乃至革除、更新，自是理所当然之事。

   结论：
       鄙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对青年的、革命的、民主的马克思仍持有尊重。马克思在《法哲学原理批判》中曾说：“只有一种政治体制，就是民主制；所谓君主制（亦包括所有集权统治）只不过是民主制的一种恶劣变种。”（此句为回忆。原文略，读者可自查）

      就算是按中世纪哲学之看法，国家也是上帝/天主为人类所设立的工具，君权之神授，不过是为了说明当君权未能满足一定要求时可以夺回罢了。上帝既为人类之利益设立国家，国民为追求切身利益而使用其资财（此资财正是父老乡亲为这一根本目的而奉献），有何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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