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这位清华“卷王”：“从签订录取协议的那一刻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软院”？

（注：本人与博主完全不认识）

在我的世界观中，所谓软件学院，就是培养码农的。我好歹是个前集训队选手，怎么能当个区区码农！从签订录取协议的那一刻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软院。

原文（最下方有作者靓照）：

https://stormraiser.me/2020/04/01/%e5%b1%b1%e7%a9%b7%e6%b0%b4%e5%b0%bd/

（4月2日注：经提醒，我对10年和11年NOIP满分统计的回忆并不准确。不过我想，就我要表达的意思而言，这个区别没有本质上的重要性。我并没有查证并改正。不想再回忆那时的事了。）

（4月1日注：经吴争锴本人提醒我把他的名字打错了，已改正。另，依当事人的要求，删去了批评一个同年的phd数学能力差的部分）

16年我刚刚读phd的时候，有段时间经常会写写自己的生活。因为初到美国很多事情都很新鲜，而且读phd也是个特别的人生阶段，想记录下来为今后的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但只有半年就停了。因为17年初我找到了想做的问题，打算集中精力先把我的第一个项目做好，等到发了第一篇paper再写也不迟。

希望能早一点完成。因为人生短暂，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不幸的是，我让自己失望了。一转眼，三年过去了，我独立写过4篇paper，外加作为一作参与了一个项目，一共投稿10次，然而就是一篇也没能发表。一无所成，获得的只有无尽的痛苦。何以走到这一步呢？答案大概是有的。然而我一贯不擅长给事情下结论，因此还是讲讲故事吧。

尽管许多年已经过去了，从某种意义上，从我高三的后一半开始，跨越本科四年，直到读博三年半至今，都是我作为OIer的最后的日子的延续。

假如以升学目标来划分，国内的中学生，无论是靠高考还是竞赛还是什么别的途径，大概是可以分为几档的。很大的一部分，清华北大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往上，有一些人，清华北大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再往上，有少数的人，清华北大是他们的最低标准。参加学科竞赛的人中，大概也是前两种占多数。然而学科竞赛究竟是一种奢侈，是第三种人的事业。他们参加竞赛是为了竞赛自身而不是为了升学，只要能发挥自身实力，获得保送是可期望的结果，只有竞赛自身的荣誉是需要争夺的。对于前两种人来说，处于一个不出意外就能保送的位置上，大概可以说是天堂了吧。然而对于第三种人中的某一些，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炼狱。我便是把自己归于这一类的。

我曾经是个很有前途的竞赛生。六年级开始参加NOIP，后来各种数学竞赛也有涉猎，从初二开始差不多每过几个月就要在校报头版出现一回。初三，我第一次获得NOIP提高组一等奖。高中联赛一等奖也就意味着保送考试资格。很多竞赛生便是到了高三也没有拿到过。然而我列举这些，却没有吹嘘的意思，因为以取得保送考试资格为目标的人才把高中联赛一等奖当作一项成绩，对于要到国赛一争高下的人，无非是玩一玩罢了。

09年，初中毕业的暑假，我第一次参加NOI。当时我刚刚在毕业考试中取得全班第一，正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那一年我的成绩并不好，连个铜牌的渣也没得到。不过这并不要紧，毕竟我只是个夏令营选手，主要目的是参观学习，当时连最大流的增广路算法都没有写过——否则不至于连植物大战僵尸（第二天第一题）都苦手。然而令人不安的迹象已经显现了。那一年，与我同一届的张放获得了金牌。

张放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说他好玩大概不过分——是聪明但有点天然的那种，不是愚蠢的那种。他上去讲描边（第二天第三题）的时候，有个测试点画出来是个“80中”（那年的比赛在北京80中），结果他说是个“日口中”。他常常把自己的解法形容为“瞎搞”。然而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我隐隐感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我中学常读数学科普书，见识过不少天才，也很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天才——大概与普通人相比还是很聪明的，但在聪明人里就很普通了。然而对此没什么实感，毕竟假如把自己与伽罗瓦那样的上古神兽相比的话，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实力相差都极大，实在是什么也比不出来的。然而此时此刻，面对一个将来要同场竞技的人，实力的差距就突然变得无比真实了。此前通向未知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学科竞赛的道路，此刻似乎显出了尽头。

之后高中生活开始了。NOIP2009，我取得全省第二，而第一的是个高三党。10年初，顺利通过省选。之后的一年大概是我的OI生涯的高峰了。NOI2010，成绩比预想的好，排在第30多名，甚至AC了一道全场只有10人做出的题（海拔，第一天第三题）。中科大在现场负责招生的老师找到我，说少院有个项目，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当年就可以入学。但我是一心想去清华的，便谢绝了。

然而此后我却没能在国赛上再前进一步。至于原因，我在高三的时候反思过很久，但终于没有给出答案。是我不够努力吗？扪心自问的话，我确实是没有把所有时间有效利用的。刷题不够。有用的知识点没有掌握。但我看不出怎样的努力能让我在初三甚至初二就获得NOI金牌。

我是个不太相信奋斗的人。本科之前我是个唯天赋论者。即使现在，对于奋斗能对我所在乎的事情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仍然是十分怀疑的。我中学的时候逍遥自在，不愿意在课业上多花精力，连作业都懒得写。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当时是哪来的自信。我初一的时候成绩并不好，大概是因为别的同学为了考进东北育才常年补课而我小学一直在放羊，六年级以参加竞赛为借口甚至很少在班里上课。由于不好好努力，初一的时候我也没少被批评，甚至被我妈揍了一顿——我从小几乎是没挨过打的。

然而我厚着脸皮死也不改。到了初二下学期，我的成绩已经稳定在班级前10了，数学更是几乎无争议的第一。作业自然仍是不写，老师们终究拿我没有办法。到了初三，就在NOIP2008获得省一之后的一个月，在升高中的分流考试上，我第一次考了全班第一。同学们——他们的家长们更甚——视我为天才。我却心情复杂。

我的同学们也绝非等闲之辈。东北育才是辽宁数一数二的中学，我的同学们是全市成绩最优秀的同龄人。我竟如此轻易的在这里鹤立鸡群了。一方面，这使我十分愧疚。这样的只靠很少的努力获得的成功，似乎是某种不正当的偏得。另一方面，这使我相信，天赋的差距是极难在后天弥补的。

然而，奋斗却似乎又的确是有用的，毕竟在像雅礼或者人大附那样的学校，金牌选手可以被成批地培养出来。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的。

不过，金牌与金牌也是有分别的吧！正如有些人把清华北大当作最高目标而有的人把清华北大当作最低标准一样。靠多年的练习与积累，可能又恰好遇到自己擅长的题目，惊险地越过分数线的金牌，与随手秒杀全场的金牌，终究是不同的。前者对于个人或许更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因而值得喜悦的成就，却永远没有后者那般耀眼。

越靠近才能分布的顶端，人与人的差距就越是大到令人绝望。不必到OI的历史书里去找楼教主——就在此时此刻，NOI2010的赛场上，在我摸爬滚打不得要领的时候，像比我还小一届的范浩强已经十分受人瞩目了。

再往上，还有连与之同场竞技的机会都没有的传说中的选手，比如tourist

再往上，还有学科竞赛选手出身的神一样的人，比如陶哲轩

……

我或许有可能通过努力获得金牌，但即便如此，也永远只是作为天才们的陪衬吧。

到了高二。NOIP2010，我获得了满分。这一年全国也只有16个满分而已。高兴是自然的，但日子仍是在自我怀疑之中一天天变得沉闷起来。初中时那种毫无顾虑的冲劲再也找不到了。能力的增长也遇到了现实的困难：没有人教我。OI涉及的知识极繁杂，更新又很快。很多没有系统的学习资料的内容，就要靠口耳相传。如果没有个实力强的教练的话，就要靠师兄带师弟了。我们这里却没这个条件。邱老师是个名教练，但她带出IOI选手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NOI的难度早已今非昔比。至于师兄，我们的上一块NOI金牌也起码有四五年了。如今我连个水平相当可以共同进步的同学也没有。而我，既不是一点就通的天才，作为一个长期自由散漫的中学生，也与理想中的可以自己发现问题自己研究自己寻找学习资料自己练习的竞赛选手还是有差距的。

2011年的冬令营，排名第19。此后便是下坡路了。

7月初，清华举办了一个信息学竞赛夏令营。这种事往年是没有的，然而那年正是各大高校抢生源抢红了眼的时候。到达报道现场，众大牛已经聚集在此互相orz了。见面互相做膜拜状大概是学科竞赛界上流圈子里基本的礼节。陈立杰见到我的胸牌，上来便拜。我是从来没有受过这么高的礼遇的。他当时已经是OI界的大红人了——起码在NOIP贴吧上是如此。想必他是见过NOIP2010满分选手的名单了。自然，他也是满分。

我心里苦笑。这实在不是一件可以当作荣誉的事。在我的世界观中，总是存在着成功者和觊觎者的，而互相膜拜、互相吹捧、在对方面前装弱，无非是成功者之间的俗套的社交礼节，并不是真心实意的表达对对方的敬服的方式。一个成功者在其他成功者面前对一个一时取得好成绩的觊觎者如此做，便有着揶揄的意味了，而一个觊觎者对一个成功者如此做，便是在套近乎，甚至有些可鄙了。于是我没有任何反应。他也并不在意，又回去和其他大牛谈笑风生了。

夏令营的内容包括参观CERNET2的中心机房，还有姚期智先生的讲座。不过大家自然不是为了来这见识清华有多牛逼的。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获得录取的优势是唯一的目的。我考得大概不差，但也只有获得预录取资格而已。至于陈立杰直接获得录取，我只有眼红的份了。

预录取协议的录取条件是在NOI2011取得前60名。继续备战。然而我的状态并不稳定，把往年NOI的题目拿来做，也只是勉强达到金牌分数线而已，实在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NOI2011。第一天，发挥不太好。这样下去要跪了。第二天，我压力很大。第一题（道路修建）是个水题，dfs就好了，我迅速搞定去抠后面的题。然而坑就出在这——数据范围很大，直接用递归做dfs的话会爆栈。我因此丢了30分。最后的成绩，我全国排名勉强进入了前60，与金牌失之交臂，离分数线只差了20多分。

残念的结果。然而能在第二天挽回第一天的败局获得清华的录取，大概也算惨胜吧。第二天公布名次之前，邱老师问我如果没有获得清华的录取我打算怎样，是接受次一档的学校（对不起了上海交大）还是回去准备保送生考试。当时我已感到力不从心，只想赶快结束一切，不想再做纠缠。我想，都是天意吧，假如没有过线，大概以我的实力确实是不该上清华的，为何还要费力挣扎呢？然而我也知道，如果没去清华，我大概会自责一辈子。

幸而那样的情况没有发生。晚上，清华招生组前排起了长队。达到录取条件的中学生们和他们的家长老师拿着预录取协议等待发落——虽然按照预录取协议，过线即可保证录取，但招生组有决定去哪个系的权力。气氛有点沉闷。同是录取到清华，但果然还是几家欢乐几家忧。我搭了末班车，自然是没有谈判的筹码，服从分配被录取到了软件学院。

不爽。听着像技校。能去贵系就好了。然而又没有不爽的资本。压线获得录取，感觉就像是得了清华的施舍。往年，清华是非金牌不录的，今年如果不是和北大抢得厉害，断不会有此等便宜事。

我父母很高兴。邱老师……大概不会很满意。但又送了一个学生进清华，算是了却一桩事吧。只有我像遭受了什么巨大的失败一样。学OI六年，在离胜利近在咫尺的时候，终于功亏一篑。那个常出现在校报上的学生，终于没能被写进校史。

金牌有那么重要吗？有。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学科竞赛就是我的少年时代。少年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即便在中国的基础教育的重压之下，每个人也总还是有一些他所珍视的升学之外的东西。对我来说，那就是学科竞赛了。由于竞赛的成功，我可以跳出应试和升学的圈子，以此为目的而定下的一切规则，我可以不必遵守。在同学们与课本苦斗、重复无用的劳动的时候，我可以四处游历。参加竞赛的这些年，我去过北京、天津、南京、长春、大连、青岛、烟台、常州和三亚，见到了无数的人和事。我在学校可以有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可以在那里远离一切纷扰做自己喜欢的事——读phd也不过如此吧。

总之是和同龄人相比很不同的人生。本来是可以写一个好故事的，但却没能迎来圆满的结局。像是人生的意义被否定了一样。

而且，像被赋予某种使命似的，我觉得争夺金牌似乎不是一个我可以拒绝的目标。假如天赋的差距确实不是可以靠后天的努力弥补的，那么人的天赋高低就是一种天生的无法改变的不平等了。没有任何理由地，我生得比我的同学们聪明，可以参加学科竞赛，可以不受应试教育的体制的束缚，可以付出——与高考相比——很少的努力就进入清华。这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了。如果不去努力取得与自己的天赋相应的成就，又怎能无愧于天、无愧于没有这种天赋的同学们呢？

我虽然不是天才，但NOI金牌是在我的天赋所能达到的范围内的。既然把学科竞赛当作自己的事业了，那么没有得到金牌，难道不是失败吗？

我的NOI2011在遗憾中结束了。然而我的OI生涯还没完。我进入国家集训队了。虽然名次上看我的成绩比NOI2010还差，但其实未必没有进步——2011年，NOI选手的名额大幅增加了。像湖南江苏浙江这样的强省是不缺少有实力的选手的，于是国赛获奖的标准也跟着提升了。相应地，国家集训队的名额从20增加到60，于是我进入了集训队。

假如能入选国家队参加IOI，那么自然不必再为没有获得NOI金牌而遗憾。可惜的是此时我对OI的热情已经用尽了。而且从2010到2011，我步履维艰，此时实在看不到有任何能打进全国前4名的希望。只是此时我也确实有不能退役的原因——我得带学弟们和高三竞赛党们备战NOIP2011。于是我的OI生涯凭着惯性又继续了。

结果NOIP2011我又得了满分。这次全国的满分只有10个，而连续两年满分的只有两个——另一个是陈立杰。我无语。为什么偏偏NOI的时候不能完美发挥呢。

之后是国家集训队第一轮集训，在清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开始的那一天下了雨，而结束的那一天，心情极度郁闷，从天安门一直游荡到积水潭。我的成绩，我记得是第17名。

邱老师觉得努力一下并非没有进国家队的希望。第二轮集训的条件是前12。她提出可以把我送去中山纪念中学的宋新波老师那里训练，甚至可以找唐文斌来给我上课——以她的人脉大概确实是请得动唐总的。但在我看来这毫无意义。当时我已经认定去参加IOI是天才们的事，我的实力差得远，而天赋的差距又不是努力可以弥补的，而如果胜利无望的话，多走一步或者少走一步也并没有什么区别。再继续的话，无非是一边在成绩难以提高的困境中挣扎一边不断提醒自己自己还不够强，实在是一件徒增痛苦的事。平时情绪很少波动的我那一次却哭了。

最后提出的办法是先去参加2012年的冬令营再说。我只当是去给学弟们做陪练了。比赛的前一天，我感冒了。比赛的那一天状态很差。早上到达机房的时候，仍是一群大牛聚集在门口，不过相互问候的礼节竟从“膜拜！膜拜！”变成“仰慕！仰慕！”了。我只记得仰慕的众人中有卓亮——大概是他的形象和声音都很特别吧。至于被仰慕的人——是王钦石？记不得了。那一瞬间我似乎突然厌恶起学科竞赛来，感觉自己奋斗多年仍然默默无闻，而一切在成功者眼中只像笑话一样。

赶快结束吧。那天的比赛之后，我自知与第二轮集训无缘，连自己的成绩也没有查。我的OI生涯，至此惨淡地结束了。

之后是无所事事的高三下学期。四月，和另外几个保送党和出国党去了云南。五月去了台湾。高考之后的七月又去了日本。几次旅行之后，我总算从失落中恢复过来，但内心永远地多了个包袱，似乎总在试图向谁证明什么。然而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不但没有实现，似乎就连究竟是向谁和证明什么，也没有想明白。

总之，即便承认了自己大概确实不具备金牌选手的实力，但并不是心悦诚服，不愿——被别人或自己——划入失败者的行列。于是便总是在寻找机会挽回败局。方法便是——去姚班。我第一次听说姚班是在2010年，虽然此后对姚班一直非常向往，但至于姚班到底好在哪里，其实我也没有详细了解过。总之很牛逼，去就对了，不用了解——因为此时能去姚班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意义。

鄙视链大概并不十分政治正确。但软院不如姚班和贵系，在我看来这是无可争议的。在我的世界观中，所谓软件学院，就是培养码农的。我好歹是个前集训队选手，怎么能当个区区码农！从签订录取协议的那一刻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软院。

而且，抛开鄙视链不谈，我内心是很想做学术的。从幼儿园的时候起，我的梦想就是做个科学家。直到高中毕业，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后去做什么别的工作。而且最好是数学，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理论——能享受纯粹的思维的快乐，在我看来是人生的理想状态。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把我的少年时代投入到学科竞赛当中吧！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学科竞赛几乎是他能做的与理论研究最相近的事了。

而这种所谓“理性的愉悦”，又是只有智力超常的人才能享受的奢侈。既然在竞赛中因为自认天赋不足而受挫，那么去做理论研究的梦想便也跟着虚无缥缈起来。假如能去姚班或者最起码是贵系的话，那么今后从事研究还有一线希望，而如果留在软院，就是甘心去工业界而向生活投降了。

于是去清华报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报名姚班二次招生。先是笔试，然后是面试。我连面试的通知都没有收到。难道我真的那么渣？直到好多天后，和同学们渐渐互相认识了，才从一个参加了面试的同学那里听说他在面试名单上明明是看见了我的名字的。至于为什么没有收到通知，那是永远的谜团了。

总之又是一次打击。然而最让人感到羞辱的还在后面。军训的时候，软院和姚班被编在一个连。姚班是个金牌选手一抓一大把的地方——也就是说OI时代我输给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此时不仅差距又拉开了一步，而且要每天被提醒自己的失败。我不敢直视他们。真想逃跑。

然而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还有一次机会——转系。

转系申请的机会在大一下学期。这次转系很意外地毫无戏剧性地顺利成功了。申请的人只有7个，4个被录取。于是从大二开始，我成为了计科20班的一员。

我终于与当年被我视为比我优秀的成功者的人成了同学。然而“去姚班”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之后，我却没能卸下包袱。因为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下，我始终无法把自己和他们归于一类。而且，就连这个我的意识中成功的“他们”到底是谁也搞不清了。

连续两年获得NOIP满分，不算成功。在国家集训队排名第17，不算成功。上了清华，不算成功。如今进了梦寐以求的姚班，似乎仍然不算成功。大概非得在自己所知的范围内成为最优秀的不可吧！但我又确凿无疑地知道这个目标是遥不可及的。

这本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他所处的群体里是最优秀的之一，那么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便可以到一个水平更高的群体中去。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某一个时候，他的天赋决定了他已经不可能成为自己所在的群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了。此时他也就看到了他的成就的上限，任何更高的目标都是注定要失败而不切实际的。除了同时代中最伟大的几个人之外，所有的人无一例外的要遇到这样的时刻，区别只是早晚的问题。

然而理性上可以完全认同这个道理，却不意味着感性上可以接受。目睹他人的成绩，知道自己能力不足，又无法放弃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目标。理性和感性不能对同一事物做出一致的判断，这大概是痛苦的一大根源吧！

然而究竟是哪种能力不足呢？同样是因为能力与目标的差距而痛苦，如果说此时与中学时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是隐约知道了问题出在哪吧。姚班有很多理论课程，而我的成绩大多是低空飘过。我发现我并不善于处理没有直观意义的符号序列。我对于一个结论的理解是严重依赖于直观解释的。如果一个结论不能用直观方法快速得到而只能通过对一个符号序列依照某种规则做冗长的变换，那么我很容易失去耐性，即使可以验证每一步推导都是正确的，我仍然会觉得并没有懂，也不知道要如何使用。

不能对处理抽象的符号，我认为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这个缺陷是致命的。我不知道这项能力是否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提高，但即便能，此时我的内心已经被那个巨大的包袱占据，想找回中学时心无杂念的学习状态再也不可能了。我从事理论研究的机会大概已经永远失去了。

做了这样的结论之后，我变得越来越消极起来。姚班是有很多资源的，包括参与科研和出国交换的机会，而所有的机会我都没有争取。我总觉得那样的机会是轮不到自己的。而且我第一次感到迷茫。由于我从小想做一个科学家，以做学术为目标已经成为我的潜意识的一部分。此时，未来从事研究，起码是理论研究，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我才终于意识到其实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想做什么。

事实上，就连学计算机也并不是我有意识的选择。我小学计算机课的老师想组织学生参加NOIP。我接触计算机比较早——大概不晚于四岁——虽然没有学过编程，操作还是很熟练的。她问我有没有兴趣。小学的课程对我很简单，我又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我答应了。由于竞赛的成功，一直学下去似乎是一个很自然的不需要思考的决定。于是我就这样学计算机一直到今天。

我的焦虑和自我怀疑与日俱增。睡眠质量也开始下降，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最后变成了自闭，除了吃饭和上课之外并不离开宿舍，每天浑浑噩噩，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幸而在这消极的基调下我总算还是发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图形学。

我不擅长处理符号，但对空间的直觉还是比较敏锐的。而且，虽然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对美术还是有点兴趣的。我小学的时候学过素描，当时也是清华学生艺术团摄影队的队员。做理论在我看来是最酷的事情。如果做理论不可能了，那么剩下的事情里最酷的就是图形学了。

于是大三上图形学课的时候有了一段久违的积极奋斗的日子。最后我写了一个6000多行的渲染器，实现了光子映射，据说之前在这门课上是没有人实现过的。至于从此之后这门课的大作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那是后话了。

到了大三下学期。课程差不多上完了，也快到了决定毕业去向的时候。想都没想，我决定读博。为什么要读博呢？这个问题即使到了读博第四年的今天，也还是很难回答。不过最重要的大概是不想背叛自己的当一个科学家的梦想吧。但我还是有点沮丧的。我一直十分认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追求理性是最高尚的事。如果有适当的天赋，那么就应该这样做。但此时我意识到小时候的我还是太天真了。像探寻真理、做出伟大的发现这种事，只有天才能做到，而对于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来说，做研究无非是另一种工作，与其他的无数种工作一样只是混碗饭吃而已。以我的能力，大概是只能做那种混碗饭吃的人的。而且做非理论的计算机科学的人似乎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科学家”。

但不管怎样，追求理性这个目标，起码名义上是不能放弃的吧。

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甚至没有什么可以写在简历上的东西。于是匆忙去找实习。给我们讲网络科学课的 Thomas Moscibroda 是 MSRA 的研究员，在叉院做兼职教授。于是我试着发邮件问能不能得到推荐。其实我在这门课上的成绩并不太好。然而 Thomas 是个好人，据说在 MSRA 也是很受欢迎的。他给相关的组发了邮件。后来我从 HCI 组得到了 offer，就这样在 MSRA 实习了半年。

然后到了申请的时候。四大是不必想了。当年清华是我的最低标准。后来姚班是我的最高目标。现在四大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了。既然申请第一流的高校无望，做第一流的研究也无望，那么似乎去哪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我便找留学机构咨询了一下，草草发了申请。

直到16年初，终于觉得仔细挑选学校和套磁大概还是必要的，于是漫无目的地浏览教授们的主页。翻到南加大的黎颢教授的时候，我眼前一亮。没想到学术圈有如此不符合我对学术圈的印象的人。再仔细一回忆，我大二的时候在人人网上有一条很火的状态，说有人发现南加大一个杀马特计算机图形学教授，不就是他吗！当时我还没有决定去做图形学，便一笑了之了。翻一翻 publications，很高产。再看带过的学生，有个姚班学长。我几乎立即认定他就是我的老板了。

于是我发了邮件。对付非常之人大概是不能用正常的套路的。于是我讲了一下我如何想做一个酷炫的 phd。很快收到回复。之后聊了几次，事情就这样定了。

南加州大学。其实我之前对这个学校都没什么印象。对于姚班毕业生来说不算最理想的去处吧。不过大概也不差？虽然学校不是最强的学校，但老板是个年轻有为的网红老板。而且我的同学之中没有出国又或者去读硕士的人也并不少。还有没能毕业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曾经出现在计科20班的有38个人，有的自愿转走了，也有的由于挂科而被转走了，最后从姚班毕业的是34个。

而且如今不再和那些无法企及的人朝夕相处了，希望能少一点压力，安心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吧。

16年8月，我的phd生活开始了。先过了几个月的无所事事的日子。到了年末，只是在本组一个要投 SIGGRAPH 的项目上打了打杂。到了17年，有活干了。有个师兄在做人脸建模的项目，让我帮忙看看 GAN 能不能派上什么用场。我一试发现 GAN 很 tricky，于是最后变成独立研究如何训练 GAN 了。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深度学习，在此之前虽然也知道深度学习是大热门，但唯一的经验也只有听过一次吴恩达在清华的讲座而已。本科讲机器学习课的王立威老师是北大教授，理论派，大半个学期都在证明不等式，唯一讲过的具体的学习算法是 SVM，讲到深度学习的那节课主要内容是批判深度学习。然而这门课的大作业却是参加 kaggle 上的一个比赛。由于什么算法都没学到，我自然是摸不着头脑，导致我对机器学习的印象很差。

不过即便如此，总还是不能否认深度学习是大势所趋的，而且 GAN 确实也很有意思。于是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段真正努力奋斗的日子。

之前的我是很懒的。中学时连作业都不写自然不用说。本科的时候，一半因为精神状态很差一半因为太懒，我是几乎不出去自习的。大四做毕设的时候，虽然理论上在实验室有个工位，但其实也极少在那里出现，也并没有认真去做，最后是两三天之内赶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惭愧。胡事民老师脾气很暴但还是很关心学生的，他答应向我的老板推荐我，我却没有好好干活，加之我至今连一篇论文都没发表，真的是无颜面对他。一半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都不敢回清华去看看。

我开始时常工作到半夜两三点——然而其实以phd的标准也不算太刻苦，因为我中午起床下午才开始工作。要学的东西很多，因为我几乎是零基础：本科基本没有做过科研，深度学习完全不懂，要用的语言也不会——我自称只会半门C++（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 torch 要用 lua 语言）。幸而上手很容易。大概是因为做深度学习的门槛太低了吧。

当时每晚睡觉的时候都在思考有什么训练的技巧可用。我就连当年学竞赛的时候也是没有这样想过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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