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战中最大规模的决战 北方135万军队为何被40万联合国军打的惨败？
在之前的十五讲中，我们讲述了韩战的起源、韩战开头十个月的进程与麦克阿瑟将军被杜鲁门总统免职的经过，也介绍了在这一时期内国际局势的演变。今天，我们将进行第十六讲《大军决战·上》，开始讲述发生在1951年4月—6月间韩战最大规模的战役。
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场景开始说起。
1951年4月24日，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临津江南岸，刚刚渡江的中共第19兵团第64军遭到了联合国军的顽强阻击。由于部队进展不利，该军的三个师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的狭长地带，兵力部署十分密集。在同一天，中共第65军的两个师也渡过了临津江。一时之间，在临津江以南20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竟拥挤着五个中共师数以万计的部队。联合国军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在联合国军航空兵、炮兵火力的猛烈打击下，挤作一团的中共军遭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对于不少亲历当时情形的中共老兵来说，那时的情景如同梦魇。
据时任中共第65军第195师师部军官的杜振英回忆，部队渡江时正遇上涨潮，“桥是没在江水下的，美国大兵从飞机上投下燃烧弹、汽油弹，有个卫生队61个人几乎全炸死在那里。江水都染红了。”（《93岁老兵杜振英的峥嵘岁月》，《保定晚报》2020年12月10日）指挥此战的中共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在其回忆录中说：“五个师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里，遭到了敌炮兵、航空兵的火力突击，伤亡很大。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十分痛心的。”（杨得志：《杨得志回忆录》，北京：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对于此次作战的伤亡，中共官方一向讳莫如深。然而，从上述描述中，不难看出中共军在此战中的惨重伤亡。
事实上，中共第64军和第65军在临津江一带的遭遇，仅是一场庞大攻势中的一小部分。这场由共产极权阵营发起的攻势，被联合国军称为“春季攻势”，共产极权阵营则称之为“第五次战役”。面对联合国军的优势火力，中共、北韩联军在这次攻势中集结了规模空前的兵力，试图以不计代价的疯狂冲击击败联合国军，从而引发了交战双方在韩战中最大规模的决战。这次决战，在韩战历史中至关重要，最终定下了此后两年战争的走向。要理解此后韩战的进程，我们就需要了解这次决战的经过。
二、空前的大军：中共北韩联军策划“第五次战役”
如上一讲所述，在1951年2月—4月间，粉碎了中共、北韩联军“二月攻势”的联合国军在李奇微的指挥下，发动了持续不断的反攻。联合国军各部由西到东，按照美国第1军、美国第9军、美国第10军、韩国第3军、韩国第1军的顺序排列成了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紧密战线，向北步步为营地推进，并收复了韩国首都首尔。到1951年3月底，中共、北韩联军被赶回了三八线以北。随后，联合国军在4月5日发起“狂暴作战”，向三八线以北约20公里处的“堪萨斯线”挺进。由于左翼的美第1、第9军进展迅速，李奇微又依次命令左翼部队向更北面的“犹他线”和“怀俄明线”进军。
4月21日，联合国军中央和右翼的部队已经身处“堪萨斯线”，而左翼部队则开始从“犹他线”向“怀俄明线”进攻。第二天白天，美第1、第9军遭遇的抵抗变得激烈起来。在交战中，联合国军抓获了数名来自中共第3兵团和第9兵团的战俘。这确凿无疑地表明，大量新加入战场的中共部队已出现在前线。事实上，这些中共军马上就要发起一场超大规模的攻势了。（比利·莫斯曼：《潮涨潮落》第二十章《向铁三角推进》）
对于此次攻势，中共、北韩方面早在1951年3月上旬就开始了策划。如前所述，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将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和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编为“第二番”部队，将华北野战军第20兵团和临时抽调的四个军、连同第13兵团的四个军编为“第三番”部队，陆续派往朝鲜半岛，从而施行“轮番作战”。到3月底，中共第二、第三番部队都进入了朝鲜半岛。
其中，第二番部队开往前线，准备接替疲惫已极的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在同一个月，彭德怀电令第19、第3、第9兵团指挥人员，表示这三个兵团应在联合国军持续北进的情况下，将其“诱至便于歼击地区”，而后发起歼灭作战。此时，战场上的中共军兵力已达到约100万，北韩军也拥有35万兵力。坐拥130余万大军的彭德怀一改此前的谨慎，也变得狂热起来，认为中共、北韩联军已足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了。
4月6日，所谓的中国“志愿军”司令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彭德怀发表讲话，表示“反攻时机，以现在为最好”，决定发动“第五次战役”，“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4月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表示他将以第3兵团为中央、第19及第9兵团为两翼，对西线联合国军发起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以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敌纵深发展”。
4月1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他的作战计划。（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七章）4月18日，彭德怀向各部下达命令，要求在21日或22日黄昏前“发起战役反击”。4月21日，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发布了正式作战命令，要求各部将攻势的开始日期定为4月22日。介时，北韩第1军团、中共第19、第3、第9兵团将由西到东依次排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向美第1、第9军进攻。北韩第3、第5军团则将在东线发起策应攻击，在以一部牵制美国第10军的同时，以主力攻击韩国第3军的战线。
此次作战，联合国军的兵力仅有45万人，为中共、北韩联军的三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此时中共军的武器装备已有很大提升，有34个在朝鲜半岛作战的中共师换装了苏式武器。其中，仅仅中共第19兵团就接收了苏式“步枪35937支、冲锋枪6588支、轻机枪1880挺、重机枪485挺”，并装备了9个苏式迫击炮营。根据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在1951年2月签署的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2.35亿卢布的军事贷款，用于购置韩战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等”。（张晖：《苏式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换装》，《党史博览》2019年第2期）
除此之外，由苏联重武器武装的中共军三个炮兵师、一个火箭炮师、两个战防炮师、四个高射炮师和两个坦克团也在1951年4月抵达朝鲜半岛，使中共军的重火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唐元鹏：《诸多兵种建立起来志愿军的苏式装备》，《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5期）而在平壤，还驻扎着别洛夫将军指挥的两个苏联航空师，为中共、北韩联军的后方补给线提供空中掩护。（《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关于苏联航空兵部署问题致史达林电（1951年4月12日）》，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册）可以说，此时中共军的装备水平与此前相比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在发起“第五次战役”前夕，中共军中普遍存在着乐观和自大的气氛，气焰非常嚣张。中共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在其回忆录中称，当他向该兵团师以上军官传达作战命令时，军官们听说第19兵团将“担任西线主力突击任务”，“纷纷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回答上级的信赖”。（杨得志：《杨得志回忆录》）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在战前动员会上，曾被美陆战1师狠狠教训的中共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夸下海口，说“我兵团入朝第一仗，要不是衣装单薄被冻得伸不开手，美军陆战1师早就见了阎王，现在天气暖和了，非得可了劲儿地替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不可。”（《志愿军第五次战役，血洒临津江，中国军史为何暗自神伤？》，腾讯网，2020年11月8日）
至于中共第3兵团副司令、人称“王疯子”的悍将王近山更是口出妄言，粗鄙地称：“他们（按：指美军）有多少兵？加上李承晚的‘伪军’（按：指韩军），还抵不上咱们的一个军区，不够一个淮海战役打的！我看把美军赶下海不成问题，朝鲜有多大个地方！在三八线上尿泡尿就能滋到釜山去！”（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第七章《谁能在战争中取胜》，中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按：此处所引用的宋时轮、王近山言论，皆来自非学术著作，其来源待查，故正文称“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
三、充分准备：联合国军成功预判敌方攻势
那么，面对着数量和装备水平都有着大幅度提升、气焰极其嚣张的共产极权军队，联合国军方面的准备情况如何呢？
如前所述，在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将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解职，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则继承了麦克阿瑟的职务。继承美第8集团军司令职务的人，是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
范佛里特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军人。在二战中，他以团长的职位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及此后解放法国和进攻德国的战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因战功而不断晋升。到二战结束时，他已经成为了美国第3军的军长。与空降兵指挥官出身的李奇微相比，范佛里特拥有更丰富的地面作战经验。
范佛里特擅长运用机械化部队进行快速穿插，更是一名著名的火力制胜论者。在他看来，联合国军应尽量利用自身的火力优势对敌人进行最大限度的杀伤。在韩战中，他指挥的战斗所使用的弹药量时常为正常弹药消耗量的四到五倍，被人称为“范佛里特弹药量”。
总而言之，范佛里特是一名绝不亚于李奇微的优秀指挥官，完全能胜任以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身份指挥朝鲜半岛上的联合国军这一重任。此后，范佛里特和李奇微这一对将帅组合，将在战争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李奇微和范佛里特的指挥下，面对中共、北韩联军即将发动的“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通过反复的空中侦察和情报分析，李奇微在4月中旬已经判明敌人正在集结庞大的兵力、准备发动一场新攻势。4月16日，李奇微向华盛顿方面报告称：“虽然敌军自2月中旬以来一直处于防御状态，但他们只动用了其富有极大潜力的60多个师中的一部分兵力，他们仍具有随时发起进攻的能力。”
4月19日，李奇微向所属参谋人员下达简令，表示中共军不久之后就将发起新的攻势，而联合国军一定能将其击败。（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章第四节；詹姆斯·F．施纳贝尔：《战争爆发前后》第二十一章《新方向，新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北韩联军发起“春季攻势”的前夕，联合国军方面已经根据情报判明了敌人进攻的方向，认为敌人的主要攻击目标将是联合国军左翼的美国第1军和第9军。联合国军各部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五十五章《春季攻势》）这样一来，联合国军便在中共军直接参战以来首次提前预知了敌人即将发动的攻势。中共军屡试不爽的奇袭战术，这时失效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第1军和第9军仍在4月22日白天持续向“怀俄明线”推进，力求在敌人发动攻势前夕尽可能地扰乱敌人的攻势准备。而就在这天白天，美第1军和第9军遭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并俘获了数名来自中共第3和第9兵团的敌兵。当天黄昏时分，圆月出现在天空上，中共、北韩联军向联合国军发起了持续四个小时的大规模炮击，其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前所未有。其后，上百万中共、北韩部队全线出击，向联合国军猛扑而去。到第二天，中共、北韩联军的攻击已经蔓延到长达240公里的战线上。在许多地点，他们都如本讲开头那一幕所说的那样，遭遇了联合国军强大火力的沉重杀伤。然而，这在短时间内还不能阻止他们的疯狂攻势。韩战中最大规模的决战，已经开始了。
在之前的十六讲中，我们讲述了韩战的起源、韩战开头十个月的进程与麦克阿瑟将军被杜鲁门总统免职的经过，也介绍了韩战中规模最大的决战爆发的背景。今天，我们将进行第十七讲《大军决战·中》，开始讲述发生在1951年4月—6月间韩战最大规模战役的进程。
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场景开始说起。
1951年5月18日清晨，在朝鲜半岛中部一座被称为800高地的山头上，驻守在此的美国第10军第2师第38团K连官兵刚刚经历了一夜的血战，顶住了中共军疯狂的攻势。在高地的山坡上和K连的阵地内，倒着70—80具中共军的尸体，以及大量被中共军遗弃的苏式枪械。根据战史记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坡上还“散乱着很多没有爆炸的手榴弹”，“一查看，原来是由于手榴弹上的安全栓没有拔掉。中国兵只是压弯了握把就投出去了。”（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卷第四章）这暗示着，随着中共军在战场上不断付出惨重的伤亡，他们的兵员消耗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只能将连基本的手榴弹投掷技能都没有掌握的新兵填入战线、变成炮灰。
800高地上的这次战斗，只是韩战中最大规模战役里的一个小片段。然而，类似的场景在这场战役中的战线各处一直在不断上演。这时候的中共军，不但已经没有了此前的嚣张气焰，而且在美军的阵地前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得狼狈不堪。那么，这次战役爆发前不可一世的中共军，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下场呢？为了抵御中共、北韩大军的狂攻，联合国军又是怎么做的呢？要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了解韩战中那场规模最大战役的过程。
如上一讲所述，在1951年3月底，联合国军经过一系列的反攻，将中共、北韩军队赶回了三八线以北。随后，联合国军在4月5日发起“狂暴作战”，其各部由西至东，以美国第1、第9、第10军和韩国第3、第1军的顺序排列成横贯朝鲜半岛的战线，向“堪萨斯线”推进。到4月21日，联合国军右翼的美第10军、韩国第3军和韩国第1军已经进抵三八线以北约20公里处的“堪萨斯线”，而左翼的美第1军和第9军则已进抵“堪萨斯线”以北的“犹他线”，并开始向更北面的“怀俄明线”进军。第二天黄昏时分，中共、北韩联军便在240公里长的战线上发起全线攻势，开始了被他们称为“第五次战役”的“春季攻势”。
此次战役，中共、北韩联军投入了规模空前的130余万大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联合国军左翼的美国第1、第9军上。在这一方向，北韩第1军团、中共第19、第3、第9兵团由西向东地排开，试图用绝对优势兵力达成突破，从而一举攻下韩国首都首尔。在联合国军的右翼，北韩第3、第5军团则对美国第10军和韩国第3军发起了攻击。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攻势，联合国军的兵力仅有45万人，为中共、北韩联军的三分之一。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苏联的全力援助下，此时的中共军已装备了大批苏式枪械，并拥有由苏联重武器武装起来的重炮、火箭炮、战防炮、高射炮及装甲部队。两个苏联航空师也驻扎在平壤，为中共、北韩联军的后方补给线提供着空中支援。自韩战爆发以来，共产极权军队的实力还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在发动这次攻势时，共产极权阵营的气焰异常嚣张，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的实力。
然而，早在中共、北韩联军发起“春季攻势”前，联合国军就已经通过细致的情报分析工作判明了敌人即将发起大规模攻势的企图。因此，在中共、北韩联军于4月22日黄昏发起攻势后，早有准备的联合国军在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及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指挥下，一面利用火力尽可能地阻滞敌人的冲击，一面步步后撤。
二、惨败：中共北韩联军的第一波“春季攻势”
在美国第9军的正面，中共第9兵团以五个军的雄厚兵力展开了攻势（该兵团下辖第20、第26、第27军及配属给该兵团的第13兵团第39、第40军）。该兵团集中重兵，向美第9军战线上最薄弱之处，即由配属给该军的韩国第6师防守的战线发起了狂攻。到4月23日白天，中共第9兵团已经突破韩军战线，并向南推进了30公里。然而，在此后的几天里，美第9军中的美军部队却仍然能够维持战线，阻止中共军扩大战果。其中，配属在韩国第6师后方的美国第92装甲野炮营在面临中共军的攻击时，甚至能在以炮火支援附近的友军步兵的同时，自行组织起一道环形防线打退敌人。
在美国第1军的右翼，拥有三个军的中共第3兵团（该兵团下辖第12、第15、第60军）不但发起了蜂拥而上的人海冲锋，还在进攻中投入了坦克。由于该兵团司令陈赓此时因患病正在中国休养，兵团的指挥由人称“王疯子”的副司令王近山负责。自负轻敌的王近山随即领教到了联合国军的真正实力，其部队在防守美第1军右翼战线的美国及土耳其部队的强力阻击下，进展缓慢。（王蕴瑞：《对五次战役认识的报告》）
在美国第1军的左翼，中共第19兵团由东向西依次展开了第63、第64、第65军。其中，中共第63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向了配属给美第1军的英国第29旅和比利时营。经过惨烈的阻击战，英军和比军最终在4月25日完全放弃了阵地，并有秩序地向后撤退了。但在这一过程中，英29旅损失了约1100人，占该旅兵力的近四分之一。其中，该旅的格洛斯特营更是几乎全军覆没。然而，他们也给中共第63军造成了相当的伤亡，并拖延了该军达三天之久。对中共军而言，最惨重的伤亡发生在第64和第65军身上。在攻势开始后，这两个军跨过了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遭到了联合国军的顽强阻击，致使中共第64、65军数以万计的兵力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的狭小区域，迟迟不能推进，并在4月24日遭到了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极其沉重的杀伤，甚至临津江水都因此化为赤色。
除此之外，北韩军的三个军团也自4月22日黄昏起发起攻势，策应中共军的作战，但无法在联合国军的顽强抵抗下取得多少战果。
面对中共、北韩联军的大举进攻，范佛里特在4月23日向联合国军各部下达命令，要求各部“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伤，按预定计划逐次撤退”。在这样的作战指导下，“联合国军在前线反复采取停止而撤退，撤退而射击的战术行动”，并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到4月25日，尽管三个中共兵团在这一天全部越过了三八线，但美第1、第9军的主力几乎未受损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军仍未放弃侵占首尔的狂想。4月26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表示他“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即以一个中共兵团和两个北韩军团的兵力“相机追击至卅七线为止”。（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章）然而，范佛里特不会给彭德怀再一次侵占首尔的机会了。早在此战开始之前，范佛里特已经下定决心，决定联合国军不能像此前面对敌人的“新年攻势”时那样放弃首尔、撤往三七线。此后几天里，尽管中共军继续向南狂攻，但联合国军仅仅后退了很短的距离。到4月29日，范佛里特设置了一条被称为“无名线”的新防线。这道防线最西面的一段紧临首尔，向东北方向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的东海岸。“无名线”上离首尔最近的一段阵地，仅仅位于首尔以北6公里多的地方。而这里，也就是中共军推进的极限了。在同一天，由于部队伤亡惨重、补给不足，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下达命令，决定各部“停止进攻，于现地迅速整补待机”。（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章）这样，中共军就只能占据着首尔北郊的一些高地，望城兴叹。在这次作战中，中共、北韩军队尽管“在山连山的战场上推进50公里”，逼近首尔市区，却仅仅有效杀伤了少部分英国、韩国部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战果，更没有像他们在攻势前预期的那样消灭联合国军的几个师。可以说，中共、北韩联军的这次攻势，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被共产极权阵营称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役，也就此告一段落。中国当局在其编纂的自吹自擂的官方战史中，也不得不承认“此阶段的作战未能实现预定的歼敌计划”。（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卷第四章；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章）
在此次攻势临近尾声的之时，彭德怀终于认清了现实。然而，他依然不想就此罢手，而是仍想挽回中共军因进攻失败而丢失的颜面。而挽回颜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放弃歼灭几个美军师的幻想，将攻击的重点放在战斗力较弱的韩军身上。因此，彭德怀在4月28日决定将中共军主力转向东面，以东线的韩国军队为主要目标发起“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5月8日，彭德怀、邓华及北韩要员朴一禹发布了“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要求中共第3、第9兵团转向东线作战，与北韩第3、第5、第2军团联手，对美第10军的右翼及韩国第3、第1军发起新的攻势，力求消灭四个韩国师。（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二天，中共第3、第9兵团开始向东转移。随着两个中共兵团向东移动，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也作出了在5月16日黄昏发起攻势的决定。
三、再次惨败：中共北韩联军的第二波“春季攻势”
在5月上旬，刚刚击退了敌人第一波“春季攻势”的联合国军，也在范佛里特的命令下立刻恢复了进攻，各部的侦察部队推进了12—14公里。然而，在5月11日—12日，联合国军通过综合情报分析，得出了敌人“可能于５月中旬将主攻方向指向东部山岳地带，开始发动攻势”的准确结论，再次成功预判了敌人大军即将发动的进攻。在此情况下，信奉火力制胜的范佛里特决定改变此前李奇微制定的战术，以硬碰硬的阵地防御战打垮中共、北韩联军的第二波“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各部随即开始巩固“无名线”上的阵地。然而，普遍战斗力不足的韩军，此时却没有做好准备。5月16日黄昏，中共第3、第9兵团及北韩第3、第5、第2军团由西向东一字排开，按照计划在东线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仅仅经过一夜的战斗，韩国第3军和镇守美第10军右翼的韩国部队就崩溃了，有四个韩国师陷入溃散状态，一共损失了上万兵员。此后不久，韩国第3军的番号被李奇微撤销。
这样一来，美第10军战线中部的美第2师和联合国军战线最东面的韩国第1军的侧翼就遭到了中共、北韩军队的严重威胁，美2师和韩1军随即分别与蜂拥而至的中共军与北韩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这两支部队都进行了相当英勇的战斗，给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杀伤。在美2师进行防御战时，还如本讲开头所说的那一幕一样，发现中共军甚至将训练不足的新兵都派上了前线。然而，如果四个韩国师崩溃造成的战线缺口不被堵住的话，联合国军在东线的防御体系将彻底崩溃。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联合国军出色的机动能力锁定了战局。在东线的四个韩国师崩溃后，范佛里特立即下令驻扎在首尔、担任集团军预备队的美国第3师向东驰援。5月19日，也就是东线缺口出现后的第三天，美3师经过200余公里的急行军抵达了指定位置，从而填补了战线上的缺口。面对这一变局，中共、北韩军队陷入了彻底的绝望。5月20日，中共第9、第3兵团指挥官宋时轮、王近山致电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表示“美军已东调”，“我部队粮食将尽，个别单位已开始饿饭”。因此，他们请求“不如就此收兵”，全然没有了发起攻势前的嚣张气焰。5月21日，彭德怀无奈地致电毛泽东，表示部队已无力再战，“不如后撤”，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同一天，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下达了停止“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命令。（以上整个作战过程，参看比利·莫斯曼《潮涨潮落》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五章；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至第十九章）
到此为止，中共、北韩军队的“春季攻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此时，损失惨重的他们已经处在濒临崩溃的境地。只需要联合国军轻轻一推，他们的百万大军就将全线崩溃。那么，李奇微和范佛里特能够抓住这个绝佳的战机吗？
在之前的十七讲中，我们讲述了韩战的起源、韩战开头近一年的战况以及同一时期的国际政局演变。今天，我们将进行第十八讲《大军决战·下》，讲述1951年4月—6月间韩战最大规模战役的结局。
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场景开始说起吧。
1951年5月24日，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山岳地带，一支隶属于美国第10军的小部队正在作为全军的尖兵急速前进。这支由一个坦克排、一个情报侦察分队和一个工兵排组成的小部队名叫“牛曼尖兵”，由担任坦克营副营长的查尔斯·牛曼少校指挥，兵力不足40人，搭乘着四辆坦克、三辆吉普车和两辆载重机车。他们的任务，则是尽可能地向前穿插、扰乱正在溃退的中共军队，并快速抢占前方河流昭阳江的渡江点。这天下午1时20分，牛曼少校在准备指挥这支尖兵推进时，首先下令工兵在前方探查地雷，其余人员则暂时原地待命。就在这时，一架直升机降落下来，从飞机上走出来的竟然是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
面对军长亲临前线，牛曼少校还来不及惊愕，就遭到了一顿训斥。阿尔蒙德首先质问牛曼少校：“为什么停下来？”。当牛曼少校回答说他正在命令工兵排雷时，阿尔蒙德却不耐烦地打断了牛曼的话，大喊道：“我不在乎那种事情。在碰到地雷之前，你们要立即前进。要以32公里的时速突进。”
阿尔蒙德之所以会下达这种命令，是因为他已经了解到中共、北韩军队全线崩溃的事实，并希望趁此机会进行大胆穿插。牛曼尖兵随即启程，全速行进，很快就遇到了成群的中共溃兵。这些中共溃兵或数百人、或数十人、或十数人为一群，有的会进行微弱的抵抗，但只要一经过短暂交火就会四散逃去。很快，牛曼尖兵已经捉了80多名俘虏，小部队所有的车上都挤满了人。迫于无奈，牛曼少校只得命令4名工兵留下来看守这些战俘，其余人则继续向北推进。而那些战俘也都出奇地配合，在两小时后被从后面赶上的美军大部队轻而易举地收容了。
牛曼尖兵的推进仍在继续。下午4时左右，在接近昭阳江渡江点时，他们遭遇到了一支正在向南行进，有4000多人的中共军纵队。这支中共部队，是为掩护他们的主力溃逃而留下来的阻击部队。由于兵力对比过于悬殊，牛曼少校命令尖兵停了下来，等待空中支援。当这批敌人行进到离尖兵还有400—500米时，尖兵们开始射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支美军喷气式飞机编队飞来，向中共部队投掷了凝固汽油弹，使他们陷入一片混乱，立刻就溃散了。牛曼少校随即命令尖兵一边猛烈射击一边冲向敌人，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只看到了到处乱跑的中共溃兵和被丢弃得到处都是的中共军物资和装备。下午4时30分，牛曼尖兵挺进到了昭阳江边，等待主力从后方赶来。两小时后，主力部队到达江边，开始渡江。（参见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卷第四章；比利·莫斯曼：《潮涨潮落》第二十六章《反攻》）
在约三小时的进军中，牛曼尖兵行进了20公里，如入无人之境。而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则是中共第9兵团的部队。如前所述，指挥中共第9兵团的兵团司令宋时轮据说在战役前骄横得不可一世，还曾口出狂言，表示他在长津湖的失败只是由于天气不好罢了，而这次他一定能打赢。但是现在，他的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变成了只知道逃命的溃兵。事实上，牛曼尖兵在当时遭遇的情况绝不仅仅是个例。在超过200公里长的战线上，两个月前还曾自信满满的上百万中共、北韩军队正在全线溃退，宣告了中共、北韩联军精心策划的“第五次战役”的正式失败。那么，这场溃退的详情是怎样的呢？联合国军又由此获得了怎样的战果呢？要明白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再简单回顾一下此前两个月战局的演变。
二、百万中共北韩大军的崩溃
如此前两讲所述，1951年4月22日，中共、北韩联军集结了超过130万人的庞大兵力，发起了他们精心策划的“第五次战役”，向联合国军展开全面进攻。对于这次进攻，联合国军称之为“春季攻势”。当时，联合国军各部已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从西到东布置着美国第1、第9、第10军和韩国第3、第1军。中共、北韩联军则集中了三个中共兵团（第19、第3、第9兵团）和一个北韩军团（第1军团），重点攻击西线的美第1、第9军，准备在这一方向达成突破、并攻下韩国首都首尔。尽管中共、北韩军队在一周内向南推进了约50公里，却止步于首尔北郊。在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和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指挥下，联合国军一面节节撤退、一面以最大限度的火力杀伤敌人，给中共、北韩联军造成了沉重的伤亡和补给困难，迫使担任中共所谓“志愿军”司令的彭德怀在4月29日下令各部停止进攻。随后，中共军的两个兵团（第3、第9兵团）向东移动，联同三个北韩军团（第3、第5、第2军团）在5月16日对东线的韩国第3军发起了第二轮攻势。尽管战斗力薄弱的韩国第3军在敌人的进攻下陷入溃灭状态，但由于联合国军其余部队在范佛里特的命令下坚守阵地，驻扎在首尔的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美国第3师也迅速向东机动并封堵了防线漏洞，中共、北韩联军只得在5月21日停止了第二次“春季攻势”。
至此，中共、北韩联军精心准备的两次攻势都遭到了无情的粉碎，伤亡惨重的他们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只需要联合国军轻轻一推，中共、北韩联军就将全线崩溃。
李奇微和范佛里特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5月19日，也就是联合国军东线的防线漏洞被堵住的同一天，李奇微飞往前线，在美10军指挥部召集范佛里特及多位军长开会，下令各部在第二天发动反攻。（李奇微：《朝鲜战争》第六章）5月20日，西线的美第1军首先向当面的中共第19兵团发动了反击，迅速击溃了敌人的抵抗。到5月22日，中共第19兵团已经狼狈撤退，从而使该兵团东面的中共第3兵团陷入了侧翼暴露的窘境。5月23日，美第9、第10军也向当面的中共第3、第9兵团开始了反攻，并快速穿插到了中共第3兵团已经暴露的西侧翼。到5月26日，东海岸的韩国第1军亦转入反攻，向当面的北韩军攻去。至此，联合国军各部由西到东已全部转入反攻状态，伤亡惨重的中共、北韩军无心恋战，纷纷向北溃退而去。本讲开头所说的美第10军“牛曼尖兵”在5月24日的战斗经历，就以一个个例反映了在中共、北韩联军全线崩溃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各部勇猛穿插、取得重大战果的情形。对于这次溃退，中共方面美其名曰“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却不能掩盖他们全线崩溃的事实。其中，拥有万余人兵力的中共第3兵团第60军第180师更是在溃逃途中被围，于月底被联合国军歼灭大半，仅有4000余残兵分散突围逃走。该师代理政委吴成德也被联合国军俘获，成为中共军在韩战中被俘的最高级军官。（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二十章）
到6月1日，联合国军各部已基本推回到了三八线以北的“堪萨斯线”，只有最西线的美1军左翼部队停在临津江南岸未越过三八线，而是与这一天险对岸的中共军队隔江对峙。至此，战线又基本回到了这次战役开始前的样子。同一天，范佛里特发动了代号为“打桩机”的作战行动，命令美1军右翼部队和美9军向更北面的“怀俄明线”继续推进。到6月11日，美第1军右翼部队攻克了重镇铁原和金化，随后在第二天派出装甲部队向北侦察，发现北面的城镇平康也没有敌人。然而，他们却在平康北侧的山地上发现了中共军构筑的一连串坚固阵地。在此前后，联合国军其他部队也发现了中共、北韩联军已在他们面前的山地上构筑着新的坚固阵地。事实上，此时中共军的“第三番”作战部队已经抵达前线，开始作为生力军接替在“第五次战役”中被打得丢盔卸甲的“第二番”部队。有鉴于此，联合国军各部的推进停了下来。（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五十五章《春季攻势》）韩战中最大规模的战役，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共、北韩军队精心准备的“第五次战役”彻底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值得一提的是，在攻占重镇铁原的过程中，联合国军一方的战史记载并没有记录到值得一提的激烈战斗。根据联合国军的统计，在攻占铁原的战斗中，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不足1000人。（长岛风：《铁原阻击战：铁与血的背后》）然而，这并不妨碍中共方面将铁原之战吹嘘成一场所谓的“铁原阻击战”，从而给他们这次惨重的失败编造一个说得过去的结尾，并在他们自吹自擂的官方战史中极其夸张地声称在所谓的“铁原阻击战”中，防守该地的中共第19兵团第63军“共歼敌1.5万余人”。（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二十章）近年来，中共官方更推出了一部名为《铁在烧》的纪录片，极尽吹嘘之能事地宣传这次被编造出来的“胜利”，可谓是贻笑大方。
三、共产极权阵营开始考虑停战谈判
尽管直到今天，中共仍在他们的官方战史中颠倒事实地自称在“第五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然而，根据中共官方战史公布的数字，在“第五次战役”中中共、北韩联军和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分别为8.5万余人和8.2万余人。可见，就算共产极权阵营一方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战役中共、北韩联军的伤亡人数要多于联合国军。（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二十章）而根据联合国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在此次战役期间作战行动最为密集的1951年5月，联合国军的损失为35570人，其中美军损失12293人（阵亡745人、附上4218人、失踪572人、因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6758人）、韩军损失23500人，而中共、北韩联军在同一时期的损失则约为9.3万人。（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卷第四章）由联合国军公布的伤亡数字，及中共方面在记载铁原之战时对联合国军的伤亡极尽夸大之能事的情况来看，此次战役中联合国军的伤亡绝对没有达到8.2万余人之多。而根据此前对长津湖之战中共军伤亡数字的分析来看，中共、北韩军队很可能也对自身的伤亡数进行了瞒报，其真实伤亡数字应至少有十余万人。之所以联合国军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则是因为当时战场上连降大雨，泥泞的道路影响了联合国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速度。（李奇微：《朝鲜战争》第六章）
经过此次战役的惨败，毛泽东完全丧失了信心，从此不再提及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的狂想。他的这种沮丧情绪，通过他在1951年5月27日致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反映得淋漓尽致。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称“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任务”。因此，他希望此后“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二个整营，也就够了。”而进行这种小歼灭战的方法，则是将联合国军部队引诱到更北面的地域。（《毛泽东关于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问题致史达林电》1951年5月27日，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册）然而，对于毛泽东的设想，斯大林却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5月29日回复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责备毛泽东说“英美军很容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并提醒毛泽东称美英军队的战斗力比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强得多，“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史达林关于打英美军战术问题致毛泽东电》1951年5月29日，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册）
由这两封电报来看，此时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已非常明白地认识到了联合国军的实力。在惨重的损失下，他们不得不向联合国军一方低下头去，认真地考虑进行停战谈判的问题了。以停战谈判和长期对峙为主的韩战后半阶段，就此拉开了序幕。
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场景开始说起。
1951年4月24日，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临津江南岸，刚刚渡江的中共第19兵团第64军遭到了联合国军的顽强阻击。由于部队进展不利，该军的三个师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的狭长地带，兵力部署十分密集。在同一天，中共第65军的两个师也渡过了临津江。一时之间，在临津江以南20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竟拥挤着五个中共师数以万计的部队。联合国军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在联合国军航空兵、炮兵火力的猛烈打击下，挤作一团的中共军遭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对于不少亲历当时情形的中共老兵来说，那时的情景如同梦魇。
据时任中共第65军第195师师部军官的杜振英回忆，部队渡江时正遇上涨潮，“桥是没在江水下的，美国大兵从飞机上投下燃烧弹、汽油弹，有个卫生队61个人几乎全炸死在那里。江水都染红了。”（《93岁老兵杜振英的峥嵘岁月》，《保定晚报》2020年12月10日）指挥此战的中共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在其回忆录中说：“五个师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里，遭到了敌炮兵、航空兵的火力突击，伤亡很大。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十分痛心的。”（杨得志：《杨得志回忆录》，北京：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对于此次作战的伤亡，中共官方一向讳莫如深。然而，从上述描述中，不难看出中共军在此战中的惨重伤亡。
事实上，中共第64军和第65军在临津江一带的遭遇，仅是一场庞大攻势中的一小部分。这场由共产极权阵营发起的攻势，被联合国军称为“春季攻势”，共产极权阵营则称之为“第五次战役”。面对联合国军的优势火力，中共、北韩联军在这次攻势中集结了规模空前的兵力，试图以不计代价的疯狂冲击击败联合国军，从而引发了交战双方在韩战中最大规模的决战。这次决战，在韩战历史中至关重要，最终定下了此后两年战争的走向。要理解此后韩战的进程，我们就需要了解这次决战的经过。
二、空前的大军：中共北韩联军策划“第五次战役”
如上一讲所述，在1951年2月—4月间，粉碎了中共、北韩联军“二月攻势”的联合国军在李奇微的指挥下，发动了持续不断的反攻。联合国军各部由西到东，按照美国第1军、美国第9军、美国第10军、韩国第3军、韩国第1军的顺序排列成了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紧密战线，向北步步为营地推进，并收复了韩国首都首尔。到1951年3月底，中共、北韩联军被赶回了三八线以北。随后，联合国军在4月5日发起“狂暴作战”，向三八线以北约20公里处的“堪萨斯线”挺进。由于左翼的美第1、第9军进展迅速，李奇微又依次命令左翼部队向更北面的“犹他线”和“怀俄明线”进军。
4月21日，联合国军中央和右翼的部队已经身处“堪萨斯线”，而左翼部队则开始从“犹他线”向“怀俄明线”进攻。第二天白天，美第1、第9军遭遇的抵抗变得激烈起来。在交战中，联合国军抓获了数名来自中共第3兵团和第9兵团的战俘。这确凿无疑地表明，大量新加入战场的中共部队已出现在前线。事实上，这些中共军马上就要发起一场超大规模的攻势了。（比利·莫斯曼：《潮涨潮落》第二十章《向铁三角推进》）
对于此次攻势，中共、北韩方面早在1951年3月上旬就开始了策划。如前所述，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将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和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编为“第二番”部队，将华北野战军第20兵团和临时抽调的四个军、连同第13兵团的四个军编为“第三番”部队，陆续派往朝鲜半岛，从而施行“轮番作战”。到3月底，中共第二、第三番部队都进入了朝鲜半岛。
其中，第二番部队开往前线，准备接替疲惫已极的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在同一个月，彭德怀电令第19、第3、第9兵团指挥人员，表示这三个兵团应在联合国军持续北进的情况下，将其“诱至便于歼击地区”，而后发起歼灭作战。此时，战场上的中共军兵力已达到约100万，北韩军也拥有35万兵力。坐拥130余万大军的彭德怀一改此前的谨慎，也变得狂热起来，认为中共、北韩联军已足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了。
4月6日，所谓的中国“志愿军”司令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彭德怀发表讲话，表示“反攻时机，以现在为最好”，决定发动“第五次战役”，“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4月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表示他将以第3兵团为中央、第19及第9兵团为两翼，对西线联合国军发起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以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敌纵深发展”。
4月1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他的作战计划。（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七章）4月18日，彭德怀向各部下达命令，要求在21日或22日黄昏前“发起战役反击”。4月21日，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发布了正式作战命令，要求各部将攻势的开始日期定为4月22日。介时，北韩第1军团、中共第19、第3、第9兵团将由西到东依次排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向美第1、第9军进攻。北韩第3、第5军团则将在东线发起策应攻击，在以一部牵制美国第10军的同时，以主力攻击韩国第3军的战线。
此次作战，联合国军的兵力仅有45万人，为中共、北韩联军的三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此时中共军的武器装备已有很大提升，有34个在朝鲜半岛作战的中共师换装了苏式武器。其中，仅仅中共第19兵团就接收了苏式“步枪35937支、冲锋枪6588支、轻机枪1880挺、重机枪485挺”，并装备了9个苏式迫击炮营。根据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在1951年2月签署的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2.35亿卢布的军事贷款，用于购置韩战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等”。（张晖：《苏式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换装》，《党史博览》2019年第2期）
除此之外，由苏联重武器武装的中共军三个炮兵师、一个火箭炮师、两个战防炮师、四个高射炮师和两个坦克团也在1951年4月抵达朝鲜半岛，使中共军的重火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唐元鹏：《诸多兵种建立起来志愿军的苏式装备》，《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5期）而在平壤，还驻扎着别洛夫将军指挥的两个苏联航空师，为中共、北韩联军的后方补给线提供空中掩护。（《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关于苏联航空兵部署问题致史达林电（1951年4月12日）》，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册）可以说，此时中共军的装备水平与此前相比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在发起“第五次战役”前夕，中共军中普遍存在着乐观和自大的气氛，气焰非常嚣张。中共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在其回忆录中称，当他向该兵团师以上军官传达作战命令时，军官们听说第19兵团将“担任西线主力突击任务”，“纷纷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回答上级的信赖”。（杨得志：《杨得志回忆录》）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在战前动员会上，曾被美陆战1师狠狠教训的中共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夸下海口，说“我兵团入朝第一仗，要不是衣装单薄被冻得伸不开手，美军陆战1师早就见了阎王，现在天气暖和了，非得可了劲儿地替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不可。”（《志愿军第五次战役，血洒临津江，中国军史为何暗自神伤？》，腾讯网，2020年11月8日）
至于中共第3兵团副司令、人称“王疯子”的悍将王近山更是口出妄言，粗鄙地称：“他们（按：指美军）有多少兵？加上李承晚的‘伪军’（按：指韩军），还抵不上咱们的一个军区，不够一个淮海战役打的！我看把美军赶下海不成问题，朝鲜有多大个地方！在三八线上尿泡尿就能滋到釜山去！”（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第七章《谁能在战争中取胜》，中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按：此处所引用的宋时轮、王近山言论，皆来自非学术著作，其来源待查，故正文称“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
三、充分准备：联合国军成功预判敌方攻势
那么，面对着数量和装备水平都有着大幅度提升、气焰极其嚣张的共产极权军队，联合国军方面的准备情况如何呢？
如前所述，在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将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解职，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则继承了麦克阿瑟的职务。继承美第8集团军司令职务的人，是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
范佛里特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军人。在二战中，他以团长的职位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及此后解放法国和进攻德国的战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因战功而不断晋升。到二战结束时，他已经成为了美国第3军的军长。与空降兵指挥官出身的李奇微相比，范佛里特拥有更丰富的地面作战经验。
范佛里特擅长运用机械化部队进行快速穿插，更是一名著名的火力制胜论者。在他看来，联合国军应尽量利用自身的火力优势对敌人进行最大限度的杀伤。在韩战中，他指挥的战斗所使用的弹药量时常为正常弹药消耗量的四到五倍，被人称为“范佛里特弹药量”。
总而言之，范佛里特是一名绝不亚于李奇微的优秀指挥官，完全能胜任以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身份指挥朝鲜半岛上的联合国军这一重任。此后，范佛里特和李奇微这一对将帅组合，将在战争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李奇微和范佛里特的指挥下，面对中共、北韩联军即将发动的“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通过反复的空中侦察和情报分析，李奇微在4月中旬已经判明敌人正在集结庞大的兵力、准备发动一场新攻势。4月16日，李奇微向华盛顿方面报告称：“虽然敌军自2月中旬以来一直处于防御状态，但他们只动用了其富有极大潜力的60多个师中的一部分兵力，他们仍具有随时发起进攻的能力。”
4月19日，李奇微向所属参谋人员下达简令，表示中共军不久之后就将发起新的攻势，而联合国军一定能将其击败。（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章第四节；詹姆斯·F．施纳贝尔：《战争爆发前后》第二十一章《新方向，新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北韩联军发起“春季攻势”的前夕，联合国军方面已经根据情报判明了敌人进攻的方向，认为敌人的主要攻击目标将是联合国军左翼的美国第1军和第9军。联合国军各部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五十五章《春季攻势》）这样一来，联合国军便在中共军直接参战以来首次提前预知了敌人即将发动的攻势。中共军屡试不爽的奇袭战术，这时失效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第1军和第9军仍在4月22日白天持续向“怀俄明线”推进，力求在敌人发动攻势前夕尽可能地扰乱敌人的攻势准备。而就在这天白天，美第1军和第9军遭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并俘获了数名来自中共第3和第9兵团的敌兵。当天黄昏时分，圆月出现在天空上，中共、北韩联军向联合国军发起了持续四个小时的大规模炮击，其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前所未有。其后，上百万中共、北韩部队全线出击，向联合国军猛扑而去。到第二天，中共、北韩联军的攻击已经蔓延到长达240公里的战线上。在许多地点，他们都如本讲开头那一幕所说的那样，遭遇了联合国军强大火力的沉重杀伤。然而，这在短时间内还不能阻止他们的疯狂攻势。韩战中最大规模的决战，已经开始了。
在之前的十六讲中，我们讲述了韩战的起源、韩战开头十个月的进程与麦克阿瑟将军被杜鲁门总统免职的经过，也介绍了韩战中规模最大的决战爆发的背景。今天，我们将进行第十七讲《大军决战·中》，开始讲述发生在1951年4月—6月间韩战最大规模战役的进程。
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场景开始说起。
1951年5月18日清晨，在朝鲜半岛中部一座被称为800高地的山头上，驻守在此的美国第10军第2师第38团K连官兵刚刚经历了一夜的血战，顶住了中共军疯狂的攻势。在高地的山坡上和K连的阵地内，倒着70—80具中共军的尸体，以及大量被中共军遗弃的苏式枪械。根据战史记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坡上还“散乱着很多没有爆炸的手榴弹”，“一查看，原来是由于手榴弹上的安全栓没有拔掉。中国兵只是压弯了握把就投出去了。”（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卷第四章）这暗示着，随着中共军在战场上不断付出惨重的伤亡，他们的兵员消耗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只能将连基本的手榴弹投掷技能都没有掌握的新兵填入战线、变成炮灰。
800高地上的这次战斗，只是韩战中最大规模战役里的一个小片段。然而，类似的场景在这场战役中的战线各处一直在不断上演。这时候的中共军，不但已经没有了此前的嚣张气焰，而且在美军的阵地前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得狼狈不堪。那么，这次战役爆发前不可一世的中共军，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下场呢？为了抵御中共、北韩大军的狂攻，联合国军又是怎么做的呢？要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了解韩战中那场规模最大战役的过程。
如上一讲所述，在1951年3月底，联合国军经过一系列的反攻，将中共、北韩军队赶回了三八线以北。随后，联合国军在4月5日发起“狂暴作战”，其各部由西至东，以美国第1、第9、第10军和韩国第3、第1军的顺序排列成横贯朝鲜半岛的战线，向“堪萨斯线”推进。到4月21日，联合国军右翼的美第10军、韩国第3军和韩国第1军已经进抵三八线以北约20公里处的“堪萨斯线”，而左翼的美第1军和第9军则已进抵“堪萨斯线”以北的“犹他线”，并开始向更北面的“怀俄明线”进军。第二天黄昏时分，中共、北韩联军便在240公里长的战线上发起全线攻势，开始了被他们称为“第五次战役”的“春季攻势”。
此次战役，中共、北韩联军投入了规模空前的130余万大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联合国军左翼的美国第1、第9军上。在这一方向，北韩第1军团、中共第19、第3、第9兵团由西向东地排开，试图用绝对优势兵力达成突破，从而一举攻下韩国首都首尔。在联合国军的右翼，北韩第3、第5军团则对美国第10军和韩国第3军发起了攻击。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攻势，联合国军的兵力仅有45万人，为中共、北韩联军的三分之一。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苏联的全力援助下，此时的中共军已装备了大批苏式枪械，并拥有由苏联重武器武装起来的重炮、火箭炮、战防炮、高射炮及装甲部队。两个苏联航空师也驻扎在平壤，为中共、北韩联军的后方补给线提供着空中支援。自韩战爆发以来，共产极权军队的实力还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在发动这次攻势时，共产极权阵营的气焰异常嚣张，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的实力。
然而，早在中共、北韩联军发起“春季攻势”前，联合国军就已经通过细致的情报分析工作判明了敌人即将发起大规模攻势的企图。因此，在中共、北韩联军于4月22日黄昏发起攻势后，早有准备的联合国军在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及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指挥下，一面利用火力尽可能地阻滞敌人的冲击，一面步步后撤。
二、惨败：中共北韩联军的第一波“春季攻势”
在美国第9军的正面，中共第9兵团以五个军的雄厚兵力展开了攻势（该兵团下辖第20、第26、第27军及配属给该兵团的第13兵团第39、第40军）。该兵团集中重兵，向美第9军战线上最薄弱之处，即由配属给该军的韩国第6师防守的战线发起了狂攻。到4月23日白天，中共第9兵团已经突破韩军战线，并向南推进了30公里。然而，在此后的几天里，美第9军中的美军部队却仍然能够维持战线，阻止中共军扩大战果。其中，配属在韩国第6师后方的美国第92装甲野炮营在面临中共军的攻击时，甚至能在以炮火支援附近的友军步兵的同时，自行组织起一道环形防线打退敌人。
在美国第1军的右翼，拥有三个军的中共第3兵团（该兵团下辖第12、第15、第60军）不但发起了蜂拥而上的人海冲锋，还在进攻中投入了坦克。由于该兵团司令陈赓此时因患病正在中国休养，兵团的指挥由人称“王疯子”的副司令王近山负责。自负轻敌的王近山随即领教到了联合国军的真正实力，其部队在防守美第1军右翼战线的美国及土耳其部队的强力阻击下，进展缓慢。（王蕴瑞：《对五次战役认识的报告》）
在美国第1军的左翼，中共第19兵团由东向西依次展开了第63、第64、第65军。其中，中共第63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向了配属给美第1军的英国第29旅和比利时营。经过惨烈的阻击战，英军和比军最终在4月25日完全放弃了阵地，并有秩序地向后撤退了。但在这一过程中，英29旅损失了约1100人，占该旅兵力的近四分之一。其中，该旅的格洛斯特营更是几乎全军覆没。然而，他们也给中共第63军造成了相当的伤亡，并拖延了该军达三天之久。对中共军而言，最惨重的伤亡发生在第64和第65军身上。在攻势开始后，这两个军跨过了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遭到了联合国军的顽强阻击，致使中共第64、65军数以万计的兵力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的狭小区域，迟迟不能推进，并在4月24日遭到了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极其沉重的杀伤，甚至临津江水都因此化为赤色。
除此之外，北韩军的三个军团也自4月22日黄昏起发起攻势，策应中共军的作战，但无法在联合国军的顽强抵抗下取得多少战果。
面对中共、北韩联军的大举进攻，范佛里特在4月23日向联合国军各部下达命令，要求各部“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伤，按预定计划逐次撤退”。在这样的作战指导下，“联合国军在前线反复采取停止而撤退，撤退而射击的战术行动”，并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到4月25日，尽管三个中共兵团在这一天全部越过了三八线，但美第1、第9军的主力几乎未受损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军仍未放弃侵占首尔的狂想。4月26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表示他“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即以一个中共兵团和两个北韩军团的兵力“相机追击至卅七线为止”。（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章）然而，范佛里特不会给彭德怀再一次侵占首尔的机会了。早在此战开始之前，范佛里特已经下定决心，决定联合国军不能像此前面对敌人的“新年攻势”时那样放弃首尔、撤往三七线。此后几天里，尽管中共军继续向南狂攻，但联合国军仅仅后退了很短的距离。到4月29日，范佛里特设置了一条被称为“无名线”的新防线。这道防线最西面的一段紧临首尔，向东北方向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的东海岸。“无名线”上离首尔最近的一段阵地，仅仅位于首尔以北6公里多的地方。而这里，也就是中共军推进的极限了。在同一天，由于部队伤亡惨重、补给不足，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下达命令，决定各部“停止进攻，于现地迅速整补待机”。（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章）这样，中共军就只能占据着首尔北郊的一些高地，望城兴叹。在这次作战中，中共、北韩军队尽管“在山连山的战场上推进50公里”，逼近首尔市区，却仅仅有效杀伤了少部分英国、韩国部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战果，更没有像他们在攻势前预期的那样消灭联合国军的几个师。可以说，中共、北韩联军的这次攻势，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被共产极权阵营称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役，也就此告一段落。中国当局在其编纂的自吹自擂的官方战史中，也不得不承认“此阶段的作战未能实现预定的歼敌计划”。（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卷第四章；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章）
在此次攻势临近尾声的之时，彭德怀终于认清了现实。然而，他依然不想就此罢手，而是仍想挽回中共军因进攻失败而丢失的颜面。而挽回颜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放弃歼灭几个美军师的幻想，将攻击的重点放在战斗力较弱的韩军身上。因此，彭德怀在4月28日决定将中共军主力转向东面，以东线的韩国军队为主要目标发起“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5月8日，彭德怀、邓华及北韩要员朴一禹发布了“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要求中共第3、第9兵团转向东线作战，与北韩第3、第5、第2军团联手，对美第10军的右翼及韩国第3、第1军发起新的攻势，力求消灭四个韩国师。（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二天，中共第3、第9兵团开始向东转移。随着两个中共兵团向东移动，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也作出了在5月16日黄昏发起攻势的决定。
三、再次惨败：中共北韩联军的第二波“春季攻势”
在5月上旬，刚刚击退了敌人第一波“春季攻势”的联合国军，也在范佛里特的命令下立刻恢复了进攻，各部的侦察部队推进了12—14公里。然而，在5月11日—12日，联合国军通过综合情报分析，得出了敌人“可能于５月中旬将主攻方向指向东部山岳地带，开始发动攻势”的准确结论，再次成功预判了敌人大军即将发动的进攻。在此情况下，信奉火力制胜的范佛里特决定改变此前李奇微制定的战术，以硬碰硬的阵地防御战打垮中共、北韩联军的第二波“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各部随即开始巩固“无名线”上的阵地。然而，普遍战斗力不足的韩军，此时却没有做好准备。5月16日黄昏，中共第3、第9兵团及北韩第3、第5、第2军团由西向东一字排开，按照计划在东线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仅仅经过一夜的战斗，韩国第3军和镇守美第10军右翼的韩国部队就崩溃了，有四个韩国师陷入溃散状态，一共损失了上万兵员。此后不久，韩国第3军的番号被李奇微撤销。
这样一来，美第10军战线中部的美第2师和联合国军战线最东面的韩国第1军的侧翼就遭到了中共、北韩军队的严重威胁，美2师和韩1军随即分别与蜂拥而至的中共军与北韩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这两支部队都进行了相当英勇的战斗，给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杀伤。在美2师进行防御战时，还如本讲开头所说的那一幕一样，发现中共军甚至将训练不足的新兵都派上了前线。然而，如果四个韩国师崩溃造成的战线缺口不被堵住的话，联合国军在东线的防御体系将彻底崩溃。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联合国军出色的机动能力锁定了战局。在东线的四个韩国师崩溃后，范佛里特立即下令驻扎在首尔、担任集团军预备队的美国第3师向东驰援。5月19日，也就是东线缺口出现后的第三天，美3师经过200余公里的急行军抵达了指定位置，从而填补了战线上的缺口。面对这一变局，中共、北韩军队陷入了彻底的绝望。5月20日，中共第9、第3兵团指挥官宋时轮、王近山致电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表示“美军已东调”，“我部队粮食将尽，个别单位已开始饿饭”。因此，他们请求“不如就此收兵”，全然没有了发起攻势前的嚣张气焰。5月21日，彭德怀无奈地致电毛泽东，表示部队已无力再战，“不如后撤”，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同一天，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下达了停止“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命令。（以上整个作战过程，参看比利·莫斯曼《潮涨潮落》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五章；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十八至第十九章）
到此为止，中共、北韩军队的“春季攻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此时，损失惨重的他们已经处在濒临崩溃的境地。只需要联合国军轻轻一推，他们的百万大军就将全线崩溃。那么，李奇微和范佛里特能够抓住这个绝佳的战机吗？
在之前的十七讲中，我们讲述了韩战的起源、韩战开头近一年的战况以及同一时期的国际政局演变。今天，我们将进行第十八讲《大军决战·下》，讲述1951年4月—6月间韩战最大规模战役的结局。
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场景开始说起吧。
1951年5月24日，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山岳地带，一支隶属于美国第10军的小部队正在作为全军的尖兵急速前进。这支由一个坦克排、一个情报侦察分队和一个工兵排组成的小部队名叫“牛曼尖兵”，由担任坦克营副营长的查尔斯·牛曼少校指挥，兵力不足40人，搭乘着四辆坦克、三辆吉普车和两辆载重机车。他们的任务，则是尽可能地向前穿插、扰乱正在溃退的中共军队，并快速抢占前方河流昭阳江的渡江点。这天下午1时20分，牛曼少校在准备指挥这支尖兵推进时，首先下令工兵在前方探查地雷，其余人员则暂时原地待命。就在这时，一架直升机降落下来，从飞机上走出来的竟然是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
面对军长亲临前线，牛曼少校还来不及惊愕，就遭到了一顿训斥。阿尔蒙德首先质问牛曼少校：“为什么停下来？”。当牛曼少校回答说他正在命令工兵排雷时，阿尔蒙德却不耐烦地打断了牛曼的话，大喊道：“我不在乎那种事情。在碰到地雷之前，你们要立即前进。要以32公里的时速突进。”
阿尔蒙德之所以会下达这种命令，是因为他已经了解到中共、北韩军队全线崩溃的事实，并希望趁此机会进行大胆穿插。牛曼尖兵随即启程，全速行进，很快就遇到了成群的中共溃兵。这些中共溃兵或数百人、或数十人、或十数人为一群，有的会进行微弱的抵抗，但只要一经过短暂交火就会四散逃去。很快，牛曼尖兵已经捉了80多名俘虏，小部队所有的车上都挤满了人。迫于无奈，牛曼少校只得命令4名工兵留下来看守这些战俘，其余人则继续向北推进。而那些战俘也都出奇地配合，在两小时后被从后面赶上的美军大部队轻而易举地收容了。
牛曼尖兵的推进仍在继续。下午4时左右，在接近昭阳江渡江点时，他们遭遇到了一支正在向南行进，有4000多人的中共军纵队。这支中共部队，是为掩护他们的主力溃逃而留下来的阻击部队。由于兵力对比过于悬殊，牛曼少校命令尖兵停了下来，等待空中支援。当这批敌人行进到离尖兵还有400—500米时，尖兵们开始射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支美军喷气式飞机编队飞来，向中共部队投掷了凝固汽油弹，使他们陷入一片混乱，立刻就溃散了。牛曼少校随即命令尖兵一边猛烈射击一边冲向敌人，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只看到了到处乱跑的中共溃兵和被丢弃得到处都是的中共军物资和装备。下午4时30分，牛曼尖兵挺进到了昭阳江边，等待主力从后方赶来。两小时后，主力部队到达江边，开始渡江。（参见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卷第四章；比利·莫斯曼：《潮涨潮落》第二十六章《反攻》）
在约三小时的进军中，牛曼尖兵行进了20公里，如入无人之境。而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则是中共第9兵团的部队。如前所述，指挥中共第9兵团的兵团司令宋时轮据说在战役前骄横得不可一世，还曾口出狂言，表示他在长津湖的失败只是由于天气不好罢了，而这次他一定能打赢。但是现在，他的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变成了只知道逃命的溃兵。事实上，牛曼尖兵在当时遭遇的情况绝不仅仅是个例。在超过200公里长的战线上，两个月前还曾自信满满的上百万中共、北韩军队正在全线溃退，宣告了中共、北韩联军精心策划的“第五次战役”的正式失败。那么，这场溃退的详情是怎样的呢？联合国军又由此获得了怎样的战果呢？要明白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再简单回顾一下此前两个月战局的演变。
二、百万中共北韩大军的崩溃
如此前两讲所述，1951年4月22日，中共、北韩联军集结了超过130万人的庞大兵力，发起了他们精心策划的“第五次战役”，向联合国军展开全面进攻。对于这次进攻，联合国军称之为“春季攻势”。当时，联合国军各部已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从西到东布置着美国第1、第9、第10军和韩国第3、第1军。中共、北韩联军则集中了三个中共兵团（第19、第3、第9兵团）和一个北韩军团（第1军团），重点攻击西线的美第1、第9军，准备在这一方向达成突破、并攻下韩国首都首尔。尽管中共、北韩军队在一周内向南推进了约50公里，却止步于首尔北郊。在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和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指挥下，联合国军一面节节撤退、一面以最大限度的火力杀伤敌人，给中共、北韩联军造成了沉重的伤亡和补给困难，迫使担任中共所谓“志愿军”司令的彭德怀在4月29日下令各部停止进攻。随后，中共军的两个兵团（第3、第9兵团）向东移动，联同三个北韩军团（第3、第5、第2军团）在5月16日对东线的韩国第3军发起了第二轮攻势。尽管战斗力薄弱的韩国第3军在敌人的进攻下陷入溃灭状态，但由于联合国军其余部队在范佛里特的命令下坚守阵地，驻扎在首尔的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美国第3师也迅速向东机动并封堵了防线漏洞，中共、北韩联军只得在5月21日停止了第二次“春季攻势”。
至此，中共、北韩联军精心准备的两次攻势都遭到了无情的粉碎，伤亡惨重的他们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只需要联合国军轻轻一推，中共、北韩联军就将全线崩溃。
李奇微和范佛里特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5月19日，也就是联合国军东线的防线漏洞被堵住的同一天，李奇微飞往前线，在美10军指挥部召集范佛里特及多位军长开会，下令各部在第二天发动反攻。（李奇微：《朝鲜战争》第六章）5月20日，西线的美第1军首先向当面的中共第19兵团发动了反击，迅速击溃了敌人的抵抗。到5月22日，中共第19兵团已经狼狈撤退，从而使该兵团东面的中共第3兵团陷入了侧翼暴露的窘境。5月23日，美第9、第10军也向当面的中共第3、第9兵团开始了反攻，并快速穿插到了中共第3兵团已经暴露的西侧翼。到5月26日，东海岸的韩国第1军亦转入反攻，向当面的北韩军攻去。至此，联合国军各部由西到东已全部转入反攻状态，伤亡惨重的中共、北韩军无心恋战，纷纷向北溃退而去。本讲开头所说的美第10军“牛曼尖兵”在5月24日的战斗经历，就以一个个例反映了在中共、北韩联军全线崩溃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各部勇猛穿插、取得重大战果的情形。对于这次溃退，中共方面美其名曰“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却不能掩盖他们全线崩溃的事实。其中，拥有万余人兵力的中共第3兵团第60军第180师更是在溃逃途中被围，于月底被联合国军歼灭大半，仅有4000余残兵分散突围逃走。该师代理政委吴成德也被联合国军俘获，成为中共军在韩战中被俘的最高级军官。（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二十章）
到6月1日，联合国军各部已基本推回到了三八线以北的“堪萨斯线”，只有最西线的美1军左翼部队停在临津江南岸未越过三八线，而是与这一天险对岸的中共军队隔江对峙。至此，战线又基本回到了这次战役开始前的样子。同一天，范佛里特发动了代号为“打桩机”的作战行动，命令美1军右翼部队和美9军向更北面的“怀俄明线”继续推进。到6月11日，美第1军右翼部队攻克了重镇铁原和金化，随后在第二天派出装甲部队向北侦察，发现北面的城镇平康也没有敌人。然而，他们却在平康北侧的山地上发现了中共军构筑的一连串坚固阵地。在此前后，联合国军其他部队也发现了中共、北韩联军已在他们面前的山地上构筑着新的坚固阵地。事实上，此时中共军的“第三番”作战部队已经抵达前线，开始作为生力军接替在“第五次战役”中被打得丢盔卸甲的“第二番”部队。有鉴于此，联合国军各部的推进停了下来。（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五十五章《春季攻势》）韩战中最大规模的战役，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共、北韩军队精心准备的“第五次战役”彻底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值得一提的是，在攻占重镇铁原的过程中，联合国军一方的战史记载并没有记录到值得一提的激烈战斗。根据联合国军的统计，在攻占铁原的战斗中，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不足1000人。（长岛风：《铁原阻击战：铁与血的背后》）然而，这并不妨碍中共方面将铁原之战吹嘘成一场所谓的“铁原阻击战”，从而给他们这次惨重的失败编造一个说得过去的结尾，并在他们自吹自擂的官方战史中极其夸张地声称在所谓的“铁原阻击战”中，防守该地的中共第19兵团第63军“共歼敌1.5万余人”。（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二十章）近年来，中共官方更推出了一部名为《铁在烧》的纪录片，极尽吹嘘之能事地宣传这次被编造出来的“胜利”，可谓是贻笑大方。
三、共产极权阵营开始考虑停战谈判
尽管直到今天，中共仍在他们的官方战史中颠倒事实地自称在“第五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然而，根据中共官方战史公布的数字，在“第五次战役”中中共、北韩联军和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分别为8.5万余人和8.2万余人。可见，就算共产极权阵营一方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战役中共、北韩联军的伤亡人数要多于联合国军。（中国“军事社会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二十章）而根据联合国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在此次战役期间作战行动最为密集的1951年5月，联合国军的损失为35570人，其中美军损失12293人（阵亡745人、附上4218人、失踪572人、因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6758人）、韩军损失23500人，而中共、北韩联军在同一时期的损失则约为9.3万人。（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朝鲜战争》第八卷第四章）由联合国军公布的伤亡数字，及中共方面在记载铁原之战时对联合国军的伤亡极尽夸大之能事的情况来看，此次战役中联合国军的伤亡绝对没有达到8.2万余人之多。而根据此前对长津湖之战中共军伤亡数字的分析来看，中共、北韩军队很可能也对自身的伤亡数进行了瞒报，其真实伤亡数字应至少有十余万人。之所以联合国军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则是因为当时战场上连降大雨，泥泞的道路影响了联合国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速度。（李奇微：《朝鲜战争》第六章）
经过此次战役的惨败，毛泽东完全丧失了信心，从此不再提及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的狂想。他的这种沮丧情绪，通过他在1951年5月27日致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反映得淋漓尽致。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称“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任务”。因此，他希望此后“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二个整营，也就够了。”而进行这种小歼灭战的方法，则是将联合国军部队引诱到更北面的地域。（《毛泽东关于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问题致史达林电》1951年5月27日，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册）然而，对于毛泽东的设想，斯大林却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5月29日回复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责备毛泽东说“英美军很容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并提醒毛泽东称美英军队的战斗力比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强得多，“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史达林关于打英美军战术问题致毛泽东电》1951年5月29日，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册）
由这两封电报来看，此时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已非常明白地认识到了联合国军的实力。在惨重的损失下，他们不得不向联合国军一方低下头去，认真地考虑进行停战谈判的问题了。以停战谈判和长期对峙为主的韩战后半阶段，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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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本质上是美国的失败，就好比劫匪(朝鲜)抢了钱包(韩国)破坏了法律(国家秩序)，警察(美国)不但要夺回钱包更要把劫匪送到监狱接受法律的制裁。然而在中国的干涉下朝鲜这个劫匪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还活的好好的，这就导致后来美国在越南和对中国议题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