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

刘仲敬：國民政府在無力統一中國的情況下清黨，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惡劣的外交絕境。她不能完全放棄革命外交和民族主義原則，因為這意味著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內地收回關稅自主權和教育權，至多獲得西方勉強的容忍；在內亞邊區強化中央權力，立刻激起了蘇聯和日本的軍事反擊。這時，她再依靠國聯和國際協調外交，處境遠不如北洋政府在凡爾賽-華盛頓時代。在俾斯麥式現實主義的眼光審視下，革命外交的自殺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國的條約利益，列強就不再有動機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中國沒有能力單獨應對蘇聯和日本的野心，這種野心會直接導致中國的肢解。廢除條約體系意味著取消列強的集體干預，然而只有列強的相互牽制才能防止個別強國的冒險行動。

只有在中國迅速實現軍事和軍事工業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在當時的歷史約束條件下，只有一種路徑可以在一代人之內將農業國改造為軍事工業強國 — — 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價是對農村施行超經濟剝奪。其他任何發展模式都需要更長的時間積累基礎。國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內廢除不平等條約，一面無法在短期內實現軍事工業化。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毀滅。她在短暫和平時期取得的建設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強大武力的保護，實際上已經破壞殆盡。如果沒有在統計數據中加入日本建立的東北重工業，中國1945年的各項經濟指標還會更加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