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復興被「抹紅」的真相：炎黃子孫、復興中華！ 天下第一大黨沒落真相！

黃復興確實已經是匪諜支部了，沒必要叫他們還魂，腐化完成的組織在大陸歷史上是沒有回頭路的，必須對他們的政治力量往死裡幹才能爭取臺灣共和國。

黄兴无力对孙大炮进行政治监督, 就不该参与政治.
直接杀了许多人间接害死更多人却并无根本改善, 是个热衷政治暗杀的烂仔.

若我没政治观念是个暴徒, 我也只当自己的刀, 决不充当别人手里的刀.

首先蒋经国应该说是个有改革抱负，有民主理想的人。蒋经国于1939年6月被任命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兼保安司令，到任后的第二年1月在赣南各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南”的政治口号，计划在三年内达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五有”）的目标。

试举他“赣南新政”后的为政举措：

1.在干部建设和干群关系上：

首先，动员干部革除官僚旧习，树立新的干部作风。工作作风方面，规定各机关设置考勤签到簿和签退簿，公务员须按时上下班，并要求公务员快速及时地处理公文，“急件随到随办，急要公文当天办出，重要公文三天办出，次要公文五天内办毕，普通公文一周内办完”。督促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公务员任何人不得接受年节礼物，亦禁止互相赠送”，“凡公署县府以及附属机关工作人员，非经本人或原机关主管人许可，一律禁止参加社会应酬”。各级工作人员到下级机关检查工作时，“在督导地点所用之任何费用，皆须督导人员自行付给，绝对禁止接受任何招待”……密切干群关系方面，专署鼓励公务员下乡进行访问调查和集体谈话，并订立《赣南公务员手则》和《服务公约》，劝诫公务员不许口骂人民和随便拘捕人民，应当爱护人民等。蒋授意设计了“公仆证”，所有公务员一律佩带，以此培养他们服务民众的自觉意识。

2.在个人作风上：

蒋受苏联的加里宁影响，非常注重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他不仅穿着打扮平民化，且常常不声不响下乡体察民情，走访寻常百姓家庭。1942年，赣州遭受日军“一·一五”大轰炸，赣州居民、商户损失惨重。蒋率领专署大院公务人员，分头配合防空救护团灭火和搜救死伤，并亲自掘锄执帚，推倒危墙孤柱，打扫街道。蒋带领机关干部下乡修复山塘，参加义务劳动时，自己“穿一套劳动服装，赤足蹬草鞋”，“挑起满担泥土，和大家一起劳动”。他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募捐游行的行列中。1941年扩大“全国出钱劳军运动”，蒋亲自领着干部们一起上街，义卖报纸。他一个人就募到了上万元。赣县、上犹等县的县长也都身先示范，以为表率。赣县县长吴剑真带领干部抢救“一·一五”空炸中受伤人员时，亲自抬担架。上犹县长王继春逢当圩日拿条长凳坐在街头宣传抗日和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主张，有时讲得声泪俱下。龙南县县长郭师培说：“如要人家捐款，就要先由我捐起。”他上任未及一月，即不顾宦囊羞涩，捐资300元修建学校。

3.在训政（真正意义上的训政，训练民众的民主素养）方面：

建立官民之间的协调机制是蒋经国动员民众的重要步骤。 1939年，四区专署专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民众设立人民呈诉批示问询处，简称“人民问询处”或“民众问询处”。人民问询处“一、不收任何报酬；二、不受任何束缚；三、有冤可以呈诉或面诉；四、有疑问可以函询或面询”。民众意见箱和密告箱的设置也进一步便利了老百姓检举和告发贪赃枉法的公务人员以及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1940年，蒋经国宣布每星期四为四区专署接待民众日，1944年7月又规定各乡镇长也必须在这一天接待民众。在上犹，县长出巡各乡时，“先决定好路线布告通知各地，使得沿途的民众，可以准备来向县长诉说的事情”。

（黎志辉：《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

以上种种为政举措，成效姑且不论（抗战战局紧张，加之国民政府腐败，即便有人真有心刷新政治，积重难返下成效也必然有限），但可以看出蒋经国是有改良进取之意的。他的这些措施不要说大陆今日政府之领导人，恐怕有一些哪怕今日台湾政府之领导人也未必能做到，考虑到他为政的背景是战火之中、穷困交加的上世纪40年代之中国，他的努力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为什么台湾民主化改革开启后，蒋经国能适应地如鱼得水？因为他在赣南时就““穿一套劳动服装，赤足蹬草鞋”，“挑起满担泥土，和大家一起劳动”，搞募捐搞义卖搞宣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庙堂。同样是二代，当今政府这些个二代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不过仔细想想，总书记当年也是从知青开始干的？）但不管怎么说，看到圣上出巡，清场+戒严+信号屏蔽+封窗拉帘+交通管制这一套，我想蒋经国以上的举措是会让他显得相形见绌的。

不过，不能简单地就凭此认为蒋经国是“民主先行者”，事实上，只要能维持民国法统与党统的存续，他恐怕很乐意继续独裁下去。我看到的大陆学界现在的观点是，江南命案与十信弊案发生后让蒋经国最终下定决心进行民主化改革，“为了抵消这两个事件对国民党“党国”的巨大冲击，重新收拢人心，蒋经国下了最后的决心，决定正式启动‘政治革新’，拉开台湾民主化的序幕。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后，蒋经国指定了12位中常委（严家淦、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吴伯雄、邱创焕、谢东闽、李登辉，召集人先后为严家淦和李登辉）组成了‘政治革新小组’，确定了六项议题：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

对蒋的“革新”举措，国民党内的保守派竭力反对，他们甚至一批批地到慈湖蒋介石灵寝“哭诉”，请求蒋介石“显灵”，协助蒋经国“正确判断”，停止改革；党外势力虽然对蒋主动改革表示欢迎，但是认为速度太慢、力度不够。1986年和1987年两年中，蒋经国的生命开始倒计时，他以一介病躯，既要不断安抚党内反对的声音，又要对党外力量打拉结合；既要因应“社会变迁和民心潮流”进行改革，又不能让党国的“法统”和“国策”受到损害，以“向国家负责，向历史交代”，可谓心力交瘁，力不从心。

（笑死，原来也有台湾版本“盼他归”“他公平”，领先我们这里一个版本是吧？）

对此，林震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蒋经国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拥趸，“蒋经国是一位行事独断、权力欲极强的马基雅弗利型的政治领袖。他不是民主型的政治领袖，但是，‘乾纲独断’之下，既无军人政变和‘宫廷政变’之虞，也避免了保守势力对决策的干扰，这使蒋经国成为从威权迈向民主的过渡阶段的理想领袖。”

不过这个问题也是见仁见智了。

主观上，蒋经国希望这次改革能成为国民党来台后的第二次改造运动，给国民党带来新的活力，从而延续对台湾的统治，维持偏安局面。这使他发动的“政治革新”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保留：他始终坚持“反共复国”的所谓“国策”，虽然开放老兵到大陆探亲，但却做了许多不合情理的规定；改革信念不坚定。1987年12月31日，他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认定民进党“阻碍立法、丑化司法，而有计划的打击行政的公信力与公权力”，准备动用军队来反对民进党，以维持蒋经国极为看重的“国家安全和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蒋经国可以改选“国会”，扩大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但不会同意“总统直接民选。尽管如此，蒋经国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所采取的革新举措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拉开了台湾民主化的序幕，启动了台湾民主化进程，使台湾向民主社会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林震：《试论台湾民主化的动因》，《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